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问世一年了。一年间，这本书被炒得沸沸扬扬。我出于猎奇，买了一本，边看边检阅史料，越看破绽越多，读罢忍不住提笔写这篇文 章。篇幅所限，只能择其若干，略加考辨，读者可以窥见一斑。
“鞭炮事件”
《晚年周恩来》在引子里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据说鞭炮屑就拉了整整一卡车。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的传闻不胫而走。书中称这个故事为“鞭炮事件”，并以此作为剖析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切入点。
书中把“鞭炮事件”称作“传闻”，但从上下文看，它对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作为毛周关系的典型案例。毛泽东放鞭炮时有谁在场呢？书中没有交代。书中曾经多处引用过张玉凤的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该书第602及603页）。张玉凤是当事人，她的回忆当是可靠的。于是，笔者在大陆出版的《炎黄春秋》1989年第一期上，翻检到了张玉凤的这篇回忆。她果然在现场，还详细忆述了全过程。摘录如下： (全文…)
（上）
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们，并非都是由于科学上的疑虑（且不说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有的是出于其信仰，认为人类不应该种植“不自然”的作物。但是人类今天种植的作物，没有一种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过的。这个改造过程发生于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种植粮食的时候。在种植过程中，发现有的植株有人们想要的性状（比如产量比较高、味道比较好），于是其种子被保留下来，继续种下去。在下一代中，又选择“品质”最好的往下种，这样一代代地选择下去，就能得到“优良”品种。达尔文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
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一种野生植物要花上千年的时间。1719年，英国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发明了一种创造作物新品种的方法——杂交育种，把作物的不同品种进行杂交，在其后代中选育具有优良品性的品种。到了20世纪初，遗传学的创立为作物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植物学家用杂交育种方法创造出了许多在农业生产上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都是自然界原先没有的。
但是不同物种之间的杂交很难成功。在1930年代，植物学家发现使用秋水仙碱能够有效地克服远缘杂种不育的难题。之后又发明了细胞质融合技术，把来自两个物种的细胞融合在一起，从中培育出杂交后代。有了这些技术，杂交打破了物种障碍，杂交育种不再限于物种内部。两个不同的物种之间，甚至不同的属之间的杂交成为了可能。比如，通过把属于不同属的小麦和黑麦杂交，创造出既有小麦的高产又有黑麦的抗锈病能力的新物种小黑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育种技术——诱变育种获得了广泛应用。它通过使用化学诱变剂或辐射来诱发种子产生基因突变，从中筛选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比起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更加“不自然”，因为它直接改变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创造出了新的基因。 (全文…)
蒋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盖棺定论，多半确认他是一个失败者，最后将中国大陆的大片江山都丢掉了，于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传遐迩。《纽约时报》在蒋死后的1975年4月27日的报道里说：当年美国职棒联盟有一位常胜教练龙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蒋之吃败仗足可与龙教练之赢球等量齐观，以资嘲弄。而所谓自由派论者大都深信蒋政权之垮台，要因其本身之无能与残暴;蒋氏退守台湾之后，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又建立了一个令自由世界难堪的右派独裁政权。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他的称号“大元帅”(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戏谑。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认为过去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p. 10)，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 (全文…)
巴黎市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巴黎郊区的加朗内——科隆贝小镇、布伦森林、雷诺汽车厂、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等处，是有文字记载的周恩来在早期旅法勤工俭学期间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戈德弗鲁瓦街17号，这座周恩来当年居住的小旅馆，1979年在时任巴黎市长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主持下,举行了周恩来雕像的揭幕仪式。在一块墨绿色大理石的周恩来雕像下面，刻着邓小平亲笔书写的“周恩来”三个大字和“1922—1924周恩来在此居住”的文字介绍。这是目前国内已知的唯一一处被当地政府立牌纪念的周恩来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纪念地。
2008年，笔者赴法公务活动之余，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意外地发现了一处被巴黎市政府立牌纪念的周恩来旅法革命活动旧址——花神咖啡馆。 (全文…)
1936年4月12日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医学经济学专题讨论会
今天晚上提出一件对这个学会来说是历来最有意义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我们虽是被告，又是法官。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是社会经济学领域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而不单纯是医学经济学问题，应当看作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而不能从中分离的东西。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任何社会结构的基础都是经济。加拿大的经济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来讲都是资本主义的。它建立在个人主义、互相竞争和私人盈利的基础之上。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着危机——通常叫做经济萧条，这不是政治机体的一种暂时的毛病而是一种需要作系统治疗的足以致命的顽症。那些懦夫却把系统治疗称为激进派的药方。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治标的措施，就等于是用阿司匹林来治疗梅毒性头痛，可以解除一些痛苦，却永远不能根治。
医疗事业是一个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本的典型行业。在“能捞就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以私人盈利为基础的一种垄断经营。现在，医疗事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资本主义世界其他部分所经历的几乎同样的危机，也会出现几乎同样有意思并令人不安的现象。这可以概括为“对疾病的科学知识有余而健康不足”。正如某个国家生产的食物超过人民的消费量，但同时却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烧掉咖啡，杀掉肉猪，付钱给农民要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而同时却有千千万万人衣衫褴褛；因此，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几十万人在忍受着痛苦，好几万人因缺乏适当的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疗本来是现成的，只是他们付不起钱。缺乏购买力是和分配不当有联系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问题的一部分，两者不可分割。我们现有的医疗事业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卖的是面包，却要人付珠宝的价钱，这种价钱，占我国人口50%的穷人付不起，于是只好挨饿；而我们因为卖不出去，也要受罪。人民没有健康保护，而我们没有经济保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全文…)
熊向晖同志
9月9日，也是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父亲走在2005年9月9日23时25分，真是遂了他老人家的愿。
1991年，父亲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15周年撰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发表后，一位老同志问他：为什么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下，父亲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保持着“白皮红心”，而现在许多人却一到深圳、香港那样的环境就变了质？
父亲当时好像没有正面回答。一方面，因为还在和另一位老同志说别的事情，另一方面，父亲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喜欢讲大话的人。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那答案也很简单。
那就是，父亲的信仰和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全文…)
作者：张大中
自1946年夏季国民党政府发动大规模内战以来，美国给予国民党政府种种军事援助，驻华美军像过去的日本占领军一样，趾高气扬地在街上横冲直撞。美军的吉普车，载着吉普女郎在人群中穿行，吓得老人小孩纷纷避让唯恐不及，这种场面已然是那个年代的典型画面。我几次站在燕京大学校门前，眼瞅着美军的坦克隆隆开过，履带发出刺耳的噪音，轧碾得路面地震般地颤抖。这一切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扉。我想，这里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怎么能够容忍外国军队这样恣意横行？我们燕京大学党支部意识到，应该把揭露国民党政府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和美国的侵略暴行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在地下党的引导下，燕京大学各个社团通过壁报，不断报道各地美军强奸妇女、射杀学生、欺辱中国百姓的种种暴行，激发着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在这一年年底，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斗争。 (全文…)
核心提示：日前，凤凰网历史频道刊登谢泳先生所作的题为“解密沈崇案证据:一场毫无暴力痕迹的“强奸”的文章，文中以1946年“沈崇案”为中心做了一番叙述。文章刊出后，北京大学党委党史校史研究室明确表示谢泳先生此文歪曲事实，同时附上两篇驳斥文章，本文即为其中之一。据了解，沈崇女士如今仍然健在，重提这一事件对老人本就是一种伤害，但若扭曲的事实流毒不净无疑是更大伤害。而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某些人妄图用拙劣的手法歪曲革命史。
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和由此引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过去整整六十年了。被污辱被损害的沈崇女士一生命运如何？现在何处？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这一事件，这一运动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永久的回忆和思念。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竟然在文化古都的北平街头，遭到美军士兵的强奸。她是代替全中国同胞姐妹而受难的；她是为整个中华民族而受难的。这一事件激起北平广大青年学生的义愤。从北平到全国，数十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发出:“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怒吼。抗暴运动高举起维护民族独立的大旗；抗暴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