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总部的命令称，八路经常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这三个人都是八路的“指导者”，以八路军的作风，他们很可能藏在哪个村子的老百姓里。所以，扫荡中攻占村镇，要立即集合当地居民，拿照片核对，看其中是否有这三名八路军的“指导者”。

    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八路也的确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但是，看完这三张照片，恐怕要承认日军总部实在太有想象力……

    看到这个标题，估计很多读者会瞠目结舌——中国出一个毛泽东已经天翻地覆了，如果多到可以满街去抓，那天晓得历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
    这种荒唐的事情，却是当年有人干过的，干这个的是当年的侵华日军。在原日军老兵斋藤邦雄所著《陆军步兵漫话物语》一书中，就记述过这样的事情。

    斋藤邦雄，一九四一年入伍，原日军第63师团（代号“阵部队”）机枪射手，曾在华北与八路军为主的中国抵抗力量作战多年，后转入东北关东军序列，战争结束时被苏军缴械。战后回到日本的斋藤写下了多部著作，描述在军队所经历的种种情形。其中，《陆军步兵漫话物语》记述了从日本老太太咬“皇军”到被捕的八路军侦察员土遁脱逃等种种事情，既描述了中国军民机智而英勇的抵抗，又辛辣地表现了日军中的残暴，愚蠢，内部欺压等现象，并配有斋藤自画的漫画插图，在日本销量达四十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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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克雷-鲍文(Craig Bowen)

    译者：詹特拉

译者的话：

    印尼共产党创立于1920年5月23日，比中共早一年又一个多月，比马共早了近十年。如本小册子的题目所示，印共在其历史上曾经历从骨灰上的三起三落，尤其是1965年9-30事件那次，惨遭以苏哈托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摧残，最为惨重，几乎到了难于复苏的地步:党的最高领袖（包括艾迪主席）被杀，数十万党员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支持者也没能躲过屠夫们的刀枪，一个号称拥有三百万党员和两千万支持者，在世界上仅次于中苏两大党的第三大党，为什么毫无抵抗就在一夜间轰然倒下？印共历史的三起三落，尤其是第三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在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和组织建设、党的斗争路线和方针方面，对前殖民地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参考和借鉴?这是国际上许多严肃的历史学者至今仍然很有兴趣思考和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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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认真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原著。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再三指出弄清楚国家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共产党人明确理解“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么”这样一些关乎革命成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他指出，共产党人“只有学会独立地”把国家问题弄清楚，“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

     列宁在强调共产党人认真弄明白国家问题必要性的时候，一再提到要刻苦钻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列宁说，他之所以“提到这部著作”，首先是因为它“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他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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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问世一年了。一年间，这本书被炒得沸沸扬扬。我出于猎奇，买了一本，边看边检阅史料，越看破绽越多，读罢忍不住提笔写这篇文 章。篇幅所限，只能择其若干，略加考辨，读者可以窥见一斑。

“鞭炮事件”

《晚年周恩来》在引子里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据说鞭炮屑就拉了整整一卡车。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的传闻不胫而走。书中称这个故事为“鞭炮事件”，并以此作为剖析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切入点。
书中把“鞭炮事件”称作“传闻”，但从上下文看，它对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作为毛周关系的典型案例。毛泽东放鞭炮时有谁在场呢？书中没有交代。书中曾经多处引用过张玉凤的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该书第602及603页）。张玉凤是当事人，她的回忆当是可靠的。于是，笔者在大陆出版的《炎黄春秋》1989年第一期上，翻检到了张玉凤的这篇回忆。她果然在现场，还详细忆述了全过程。摘录如下： (全文…)

（上）

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们，并非都是由于科学上的疑虑（且不说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有的是出于其信仰，认为人类不应该种植“不自然”的作物。但是人类今天种植的作物，没有一种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过的。这个改造过程发生于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种植粮食的时候。在种植过程中，发现有的植株有人们想要的性状（比如产量比较高、味道比较好），于是其种子被保留下来，继续种下去。在下一代中，又选择“品质”最好的往下种，这样一代代地选择下去，就能得到“优良”品种。达尔文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
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一种野生植物要花上千年的时间。1719年，英国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发明了一种创造作物新品种的方法——杂交育种，把作物的不同品种进行杂交，在其后代中选育具有优良品性的品种。到了20世纪初，遗传学的创立为作物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植物学家用杂交育种方法创造出了许多在农业生产上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都是自然界原先没有的。
但是不同物种之间的杂交很难成功。在1930年代，植物学家发现使用秋水仙碱能够有效地克服远缘杂种不育的难题。之后又发明了细胞质融合技术，把来自两个物种的细胞融合在一起，从中培育出杂交后代。有了这些技术，杂交打破了物种障碍，杂交育种不再限于物种内部。两个不同的物种之间，甚至不同的属之间的杂交成为了可能。比如，通过把属于不同属的小麦和黑麦杂交，创造出既有小麦的高产又有黑麦的抗锈病能力的新物种小黑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育种技术——诱变育种获得了广泛应用。它通过使用化学诱变剂或辐射来诱发种子产生基因突变，从中筛选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比起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更加“不自然”，因为它直接改变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创造出了新的基因。 (全文…)

蒋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盖棺定论，多半确认他是一个失败者，最后将中国大陆的大片江山都丢掉了，于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传遐迩。《纽约时报》在蒋死后的1975年4月27日的报道里说：当年美国职棒联盟有一位常胜教练龙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蒋之吃败仗足可与龙教练之赢球等量齐观，以资嘲弄。而所谓自由派论者大都深信蒋政权之垮台，要因其本身之无能与残暴;蒋氏退守台湾之后，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又建立了一个令自由世界难堪的右派独裁政权。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他的称号“大元帅”(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戏谑。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认为过去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p. 10)，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 (全文…)

巴黎市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巴黎郊区的加朗内——科隆贝小镇、布伦森林、雷诺汽车厂、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等处，是有文字记载的周恩来在早期旅法勤工俭学期间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戈德弗鲁瓦街17号，这座周恩来当年居住的小旅馆，1979年在时任巴黎市长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主持下,举行了周恩来雕像的揭幕仪式。在一块墨绿色大理石的周恩来雕像下面，刻着邓小平亲笔书写的“周恩来”三个大字和“1922—1924周恩来在此居住”的文字介绍。这是目前国内已知的唯一一处被当地政府立牌纪念的周恩来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纪念地。

　　2008年，笔者赴法公务活动之余，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意外地发现了一处被巴黎市政府立牌纪念的周恩来旅法革命活动旧址——花神咖啡馆。 (全文…)

1936年4月12日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医学经济学专题讨论会

       今天晚上提出一件对这个学会来说是历来最有意义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我们虽是被告，又是法官。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是社会经济学领域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而不单纯是医学经济学问题，应当看作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而不能从中分离的东西。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任何社会结构的基础都是经济。加拿大的经济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来讲都是资本主义的。它建立在个人主义、互相竞争和私人盈利的基础之上。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着危机——通常叫做经济萧条，这不是政治机体的一种暂时的毛病而是一种需要作系统治疗的足以致命的顽症。那些懦夫却把系统治疗称为激进派的药方。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治标的措施，就等于是用阿司匹林来治疗梅毒性头痛，可以解除一些痛苦，却永远不能根治。
    医疗事业是一个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本的典型行业。在“能捞就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以私人盈利为基础的一种垄断经营。现在，医疗事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资本主义世界其他部分所经历的几乎同样的危机，也会出现几乎同样有意思并令人不安的现象。这可以概括为“对疾病的科学知识有余而健康不足”。正如某个国家生产的食物超过人民的消费量，但同时却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烧掉咖啡，杀掉肉猪，付钱给农民要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而同时却有千千万万人衣衫褴褛；因此，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几十万人在忍受着痛苦，好几万人因缺乏适当的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疗本来是现成的，只是他们付不起钱。缺乏购买力是和分配不当有联系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问题的一部分，两者不可分割。我们现有的医疗事业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卖的是面包，却要人付珠宝的价钱，这种价钱，占我国人口50%的穷人付不起，于是只好挨饿；而我们因为卖不出去，也要受罪。人民没有健康保护，而我们没有经济保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