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成瑞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
最近，西藏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在欢庆3月28日这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召开纪念会、办展览、宣传报导，这都是很好的。但在这些活动中很少谈到毛主席在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中的重要功绩，却是一个缺憾。为了弥补这个缺憾，特从《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和《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等书中，摘录了有关的资料，对毛主席在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作一概述。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十分重视和关注西藏问题，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充分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条件，并估计到各种可能性，在平叛前、平叛中、平叛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作出重大的决策，既坚持了民主改革的正确方针，又运用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写下了新中国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
作者：宋凤英
格达活佛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白利寺活佛，著名爱国人士。由于深受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红军长征时期，格达活佛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和宗旨，组织僧俗群众筹粮筹款，为党和红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新中国诞生之初，格达活佛为祖国统一，和平解放西藏，积极奔走，不幸遇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宗教界爱教爱党爱国的杰出典范。 (全文…)
1897年初春，我迁居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在彼得堡坐了十三个月牢以后，能够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几乎走遍整个俄罗斯，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而在初春季节来到南方的城市，可真叫人太高兴了。周围一切都是新的，人也好像完全不同，不是远远地留在北方首都的那些人了；从前老是看到监狱里冷酷的墙壁，使人感到头痛，现在可不再有那些墙壁了，一切都是轻松愉快的，而那儿——在另一条街的外面——就已经是辽阔无边的草原，在招呼着没有工作的人。
来到以后，我在当地警察的警惕的目光下办理了必要的手续，同时居然荣幸地听到市警察局长由于我选择了那个城市而对我表示不满，说是一定要给我吃点苦头。我开始等待彼得堡方面的文件，因为他们答应我要等文件到了以后，才 (全文…)
我写这本回忆录是这样引起的：我有过一个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说，有过一个像俄罗斯俗语所说道那样，亲密得知心知意的朋友，甚至比这还要亲，两个人简直合一颗心——至少我个人感到这个友谊是这样的。这个朋友把他回忆自己从一个最平凡的、“只能充个数的”、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青年变成一个满怀着能够破除一切旧偏见的深刻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经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他心里充满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后，就立刻感到自己有一种能够实现他的信念、影响他周围的同志、熟人和亲朋的力量。接着，他便谈到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什么地方有过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工作，他们怎样唤起沉睡未醒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的运动又是如何逐渐发展、逐渐扩大、逐渐深刻，乃至最后变成工人的日益增长的自觉心。他和我谈的时候，总是说：“我现在所得，只是我个人对我自己过去到过的那些地方的观察。这些观察不是包罗万象的，也不是完全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到过很多地方，也没有在很多地方住过。”因此，我再重复说一遍，这就是说，我是在转述我的朋友的回忆，而且像俗语所说的那样，还是从头说起的。 (全文…)
彭述之遗作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经成立，为了征集和培养共产主义的青年干部，它于１９２０年７－８月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小组织，这个组织差不多是从前上海“工读互助团”解散后留下的份子组成的＜１＞。由于这个青年团小组的成立，共产主义的小组才有可能在实际上从事工人运动，即派遣青年团团员去接近工人，调查工人的生活情况，和个别的工人谈话“作朋友”，这便为往后上海的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开辟了道路。 (全文…)
作者：瞿秋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全文…)
原题为：阶级与阶级斗争（选自《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在促使文化大革命产生的众多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性质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比较重要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表现得最为大胆但同时也最为模糊不清。 (全文…)
12月23日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