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环球时报》 2010-2-10第15版头条

2009年，中国城市的房价再现了2007年的疯狂涨势。与2009年年初相比，多数一线城市到年底出现了50%以上的上涨，深圳甚至超过了80%；在天量信贷资金的催动下，房价上涨迅速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三线城市及县级城镇的全国性普涨局面，年平均涨幅超过了30%。更令人惊奇的，是海南省在2010年初国务院通过国际旅游岛区域发展规划之后，一日一价，短短一个月时间房价平均上涨超过50%，创造了全世界史上最雄壮的泡沫制造奇观。面对房价的暴涨，既能听到有学者发声：房价不能再涨下去了；也能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现在的房价太低了，房价还会大涨。这些截然不同的声音令很多老百姓陷入迷惘：同样都是专家的声音，究竟哪种声音是为老百姓好的？那种声音说的是真话？在人人都能讨论房价的当下中国，房地产领域，到底有多少真话，多少假话呢？ (全文…)

以卵击墙
作者：旷新年
《读书》 2009年第11期

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不顾人们的阻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那里,他发表了令人意外的演说,坦陈前往以色列的理由:“如果人们告诉我 ——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你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我选择亲临现场,而非避而远之。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视而不见。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他宣言:“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不管高墙多么‘伟光正’,卵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与卵共存。别人将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与卵共存:村上春树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辞》,李华芳译)村上春树的耶路撒冷演讲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勇敢和机智,体现了一种真正文学者的态度。村上春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示了文学独特的本质和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卵击墙”正是文学存在的方式,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不断摧毁各种形式的遮蔽和压迫,重新恢复人们对于生活世界的感觉,这是文学生命之所在。文学的本质在于勇敢地介入和强大的想象力。文学是通往真实和理解的桥梁,是对权力和现实不懈的挑战。通过文学,我们抵达不能抵达之地。 (全文…)

　　《蜗居》成为了当下被人们讨论得最多的电视剧之一，同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海萍发现丈夫借了高利贷，精神几乎崩溃，找到妹妹海藻，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在这个瞬间，我们看到海萍一家人因为购房，不仅仅“榨干”了所有亲人的有限资源，还经历了社会上各种资本的层层挤压；为了筹措姐姐购买“坟墓”(房子)的钱，海藻走投无路，只好去找官员宋思明；没想到宋思明轻巧地说，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这个“市领导秘书”以深刻的哲理启蒙海藻说，“感情最可贵！6万块钱算什么？”

　　在这一幕里，《蜗居》显示了一种诡异的反讽：海萍之所以无力购买房子，正是因为宋思明与各路房地产商巧妙策划并使房价上涨；而海藻却为了海萍去寻求这个“资本陷阱”的制造者之帮助。 (全文…)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2010年，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这是上至官员，下到草民都很上心的“国家大事”。身处全球金融危机的包围之中，官方的展望即使不再轻言“形势大好”，至少也是“明年好于今年”；“正在率先走出低谷”的谨慎乐观，已经成为主流媒体的基调。民间学者对形势总是忧心忡忡，有人预言，“恶性通胀”即将爆发；有人预言，房地产崩盘在即；还有人预言，下一个炒作对象将是“蔬菜”和“猪肉”。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全文…)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近30年经济成长靠的是“比较优势战略”：即凭借国际范围内相对低廉的劳动力，生产价格同样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30年过去后，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这一战略可能会提升中国经济总量，但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结构性缺陷——内需不足、资源与环境代价过高、核心技术缺乏、国富民贫、收入不公等问题都与这一战略相关，甚至是因这一战略而起。因此，有必要梳理“比较优势战略”的经济理论基础。

　　比较优势战略，其理论基础是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要素禀赋定理，即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简称H-O定理）。这一定理是上世纪30年代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与其学生俄林提出并论证的。定理认为，由于国家之间的生产要素供给情况不同，某一国供给量多的生产要素，其价格必然比较便宜；供给量少的生产要素，价格必然比较昂贵。要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就要“出口那些需要多用本国丰裕的生产要素而少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用以交换其要素比例正好相反的商品。因此，间接地说，丰裕供应的要素用于出口，稀缺供给的要素则进口”。 (全文…)

左大培 （2009年9月17日）

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

建龙集团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8月17日《财经》杂志总第244期37-39页刊登的该刊记者张伯玲等人的文章“建龙扩张图”（以下简称“《财经》上的文章”），大致描述了建龙集团的发家史。该文章引用“建龙集团网站介绍，到2008年底，建龙集团成为集资源产业、钢铁产业、造船产业、机电产业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共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9.81亿元，名列中国制造业企业排名第78位，中国企业500强第158位。”2006年的胡润钢铁业富豪榜，曾把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推举为钢铁业首富，评估其身家为55亿元。
本来建龙集团是个私营企业，似乎不应当成为国有企业“改制”的案例。但是，建龙集团的发展壮大，依靠的几乎完全是“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收购”国有企业控股权。《财经》上的文章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建龙，可以说，建龙是浙江商人张志祥在北方创立、经由多宗国企公司重组收购而发展起来的民营钢铁公司。”这就使建龙集团的发展史本身就凝聚了一系列国有企业“改制”的典型案例。 (全文…)

我国低工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当前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或者说年收入应该多高？从来没有人从宏观角度来进行测算。结果就出现了去年围绕着抄表工10万元年薪的事情展开了一场社会大愤怒。这是有点非理性的行为，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劳动工资水平到底应该多高，应当进行细致的分析。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判断，年收入10万元已经不是多么高不可及的标准，这是经过精确计算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了普通企业职工低工资的状态。这种格局必须要靠政治的力量打破。但在之前，舆论界要有清醒和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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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作者简介：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作者题记：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51-73页。感谢白凯（Kathryn Bernhardt）、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彭玉生、余盛峰、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李放春、夏明方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给本文中/英文稿提的意见。

　　【摘要】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今天2.83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1.68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众多研究所指出的，规模庞大并不断扩展的”非正规经济”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而自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已进入同样的社会经济状态。但是，今日的中国国家统计机构尚未真正正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其部分原因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即主要来自196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的误导。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1950和 1960年代风行美国的”现代化”模式。本文扼要论述该模式的关键论点，进而回顾1970和1980年代发展经济学”革命”中有关学者对其所作的批评，以及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领导下进行的”反革命”辩驳，重在揭示论争双方的意识形态化偏颇，并突出各自的洞见，提倡适当结合双方正确的见解，由此建立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观点，以助于理解今天非正规经济的现实。

　　【关键词】统计数据、二元经济论、非正规经济、发展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社会公正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