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奥古斯特·H·尼姆兹 著 ；李百玲 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摘 要] 最近有一种赞成重读列宁的倾向，却包含着将他从马克思恩格斯事业中抽离出来的危险。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问题的著作，以及列宁直到《怎么办?》之前的一系列著作中所讨论的主题，就会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与列宁之间的距离这一长期以来的假设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得出更加普遍化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准确地预言了俄国革命，青年列宁通过必需的手段使他们的计划变成现实。列宁不仅在俄国，而且也在德国，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考茨基和德国党的观点和纲领理解和回答了俄国的发展问题，这使列宁不仅能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力，也能洞悉它的弱点。
[关键词] 列宁 马克思 恩格斯 德国社会民主党
作者：罗马拾荒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三本对“西方理性”进行反思的伟大著作：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1939年于日本写就，1941年于美国出版），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写于二战期间，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首版）以及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1952年写就，1954年出版）。
粗暴地说，这三本著作都是对纳粹主义崛起、理性走向反面所进行的反思，只是，《理性的毁灭》因其彻底性和斗争性而显得党派色彩浓重，尤其是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卢卡奇的党派话语与当下的话语体系显得格格不入，不像另外两本那么哲学，且远不如《启蒙辩证法》那么畅销。
但卢卡奇要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哲学或者思想不能从哲学或思想本身去理解，而是要放在广阔的社会发展与阶级斗争状况中，内在地得到理解。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卢卡奇写作的时代状况。在其天才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之后，卢卡奇受到了党的严厉批判，为了留在党内，只好承诺不再出版此书。之后卢卡奇出版了关于列宁思想的研究著作，1933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卢卡奇只能移居莫斯科，在随后的12年内，卢卡奇远离哲学与政治，撰写了大量研究欧洲文学的作品，直到《理性的毁灭》的出版。
如果说这本书是在冷战氛围下写就的，我们并没有说出什么内容。但是，卢卡奇的确有着自己的考量，那就是冷战的激烈化以及非理性主义的死灰复燃。但什么是非理性主义？非理性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在第三部分会进行分辨。
虽说是冷战，但也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两个集团，两种主义，是敌和友之间的生死之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意图孤立苏联，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将苏联描绘为自由的敌人，继而名正言顺的一举歼灭。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世界，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这种现实考量不可能不反映在卢卡奇的写作中。
但卢卡奇毕竟不是政治家或军事家，他的考量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说，他参与的是“文化冷战“。而1945年到1960年，正是美苏“文化冷战”最激烈的时期。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卢卡奇所要面对的不只有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有来自左边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如萨特。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卢卡奇如此好战，要在两条线上作战？ (全文…)
编者按：对葛兰西的定位似乎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然而根本的分歧始终存在。时至今日，葛兰西仍然不时被冠以“西马”的帽子，遭到并不了解的人的冷眼——而实际上这顶“高帽”却多出自反马人士之手，正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等于独裁；至于所谓“西马”，概念上也错漏百出。作为与列宁同时期的革命者，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直接影响了葛兰西对革命的理解，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哲学上一脉相承。当列宁在东方战场纵横捭阖掀起壮烈的浪潮，努力实践并探索出路的葛兰西在西方遥遥相应；其行动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如政党路线、工运形式，对当代氛围的运动更具指导意义。
人的活动限制因素与能动性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在相关的理论探索的诸多方面，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葛兰西提出的一系列独到见解无疑都极具创见性和科学性。本文对葛兰西的革命实践、理论实践做了综合的论述，读者可用作对葛兰西相关著作的导读。
另见本站相关文章：陈越《葛兰西和孤独》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352
（原文载于《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编辑资料来自中国知网。http://epub.cnki.net/grid2008/detail.aspx?QueryID=82&CurRec=1）
作者：田时纲（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意大利和西方主流学界从不承认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高度评价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又是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葛兰西同所谓“西马”创始人柯尔施、卢卡奇在政治立场（如对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和理论倾向（如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态度）上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葛兰西的实践和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安德森和科莱蒂把葛兰西说成“西马”出于其政治需要：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西马”非“马”是个筐，萝卜、白菜一块儿装；“思潮”凝聚左、中、右，真、非、反“马”大合唱——“西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国内个别学者认为葛兰西是“西马”，除受安德森、科莱蒂影响外，主要是研究对象的复杂、研究材料的匮乏和研究方法论的缺陷所致。
【编者按】
我们的同志在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从整个的西方哲学史中机械的抽离出来，然后，专门加以研究,对西方哲学中一以贯之的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须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从近代西方社会、从整个西方哲学史中发展出来的，没有这样的视野，抽象的、个别的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对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脱离社会现实和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仅局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维度，而且截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方向。张汝伦先生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向同志们推荐，其意义就在于，他不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方向，同时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根本不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从而开启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中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
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他的时代。”哲学的问题，其实是时代的问题；时代的问题也必然反映到哲学之中。张先生这篇文章，以“哲学的终结”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对马克思、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罗蒂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考来做对比，凸显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与其他人的根本不同，这一点很值得注意。马克思之所以和其他人的思考有所不同，乃是因为马克思将哲学看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现存的社会意识”，而这个社会意识背后其实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批判一个时代的哲学，应该将这个时代的哲学同这个时代的现实一起批判，从理论上批判的同时，更应该通过实践，对整个时代的现实进行彻底的批判性的改造。这恰恰是马克思能够超越其他哲学家、能够超越哲学的理论形态的根本之点。反过来说，我们今天研习马克思主义，显然不能脱离时代空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更是哲学在现实中的实践，是解放哲学，“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哲学，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克服“任何学院式的玄谈或机械僵硬的比附”、克服“无视现实问题，只会凿空蹈虚”的错误倾向。
“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壮哉斯言！ 这大概是这篇文章向我们揭示的最有意义结论。 (全文…)
编者按：这是一个大众愤怒的时代，也是一个大众茫然的时代。经受了各种抗议、骚乱、示威和“占领”之后，资本家庆幸自己依然鲜活地存在着剥削着享乐着，毫不回避那些关于他们“贪婪”的指责，任由电视节目故作正经地追踪起这一场场似乎要改变世界的反抗行动。运动参与者号称代表99%的人民来颠覆1%的金融寡头统治，但这些运动真的能掀翻资本主义吗？请问试图改变世界的朋友，你能说清“占领华尔街”和“2012”哪一个更像是这个世界的终点？每一次愤怒之后都渴望狠揍敌人，然而伸出的拳头却不知道该砸向何方。从68年到现在，以至到未来的若干年里，为了最终获得真理，人民要遍尝这种“虚无”的痛苦。人民不仅需要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需要被现实说服。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做的只是提前告诉群众必然结果，并让他们在现实中获得引证。处于危机风暴中心的希腊正在进行这样一场活生生的革命教育。在形形色色的抗议抗议口号中，替代方案的重要性一直是希腊共产党所强调的，而这正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政治势力之间最为关键的差别。下面这篇通讯来自希腊共产党的官方网站，同志们从中看到希共作为一个马列主义大党的成熟与睿智。
1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Aleka Papariga在回答ANTENNA电视频道记者有关每天下午在雅典市中心无政党标语和旗帜的大规模示威的问题时说： (全文…)
编者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常被歪曲为经济决定论，而且往往是庸俗的技术决定论。客观地说，这种历史观对于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之前的历史的确具有相当的有效性。但这一原理在用来解释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却往往不太奏效，因为无论经济高涨或者经济危机都未能顺其自然地引爆革命并导向社会主义。因此，另一种颇具“唯心主义”的解读从第二国际的失败和列宁的成功之中逐渐发展起来。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到拉克劳、墨非的“霸权”，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创新，而只是对列宁和葛兰西理论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的产物。列宁和葛兰西在一个社会主义亟待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创造着“真理”，这一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思想产物被某些思想家过度阐释为一种“哲学”，卢卡奇晚年的反思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早年的理论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拉克劳寄予厚望的所谓“偶然性的领域”实际上并不比生产力那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具有更少的神秘性。历史必然性和革命主体性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古老而又时新的谜。列宁实践了理论但未能写就相应著作，葛兰西把问题在理论上提了出来并在具体的实践方法上有诸多创造，但阿尔都塞晚年仍被这个问题纠缠并为此殚精竭虑，一直到阿兰.巴迪欧那里才以“事件哲学”的形态终成正果。
为了说明问题并引起阅读兴趣，我们可以尝试用巴迪欧的术语说道：“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个事实，而一个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事件”，事实没有超出“状态”所给予的可能性，但“事件”却在创造着新的可能性，触发新“事实”。主体不是在偶然的空间之中，而是在给定的状态集合之中进行着实践，但他们拥有自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状态”所给定的可能性空间中发挥着作用，主体则在认识了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改造着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的确是可笑的，如同期待河流自动产生水电站一样，他们也在等待着无理性的市场秩序自动变成理性的自发秩序，等待着无主体的人类历史自然生成集体意志。另一方面，墨菲等人将能动性神话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轻浮，因为我们都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脱离经济的政治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臆造。而他们想基于这一点来重构历史科学则更显可笑。
思考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同时也是有意思的，但不能仅仅阅读结论，那样会觉得原来道理如此简单，古人愚笨。要知道，历史科学诞生于历史哲学，科学问题也诞生于哲学问题。这才真正迷惑人的地方。编者选取了两篇相关的文章（第二篇文章是巴迪欧的两年前的讲座，没找到中文翻译，就先把英文版贴出来），供少年中国评论的读者朋友们参阅，希望能引起更多讨论。
编者按：不知不觉间，“正义”成了一个时髦词汇。在我国，这一概念以往只是在自由主义思想者们那弥散着痛苦和救赎之情的讨论会上闪现，但现如今，老百姓街头巷尾的闲谈也往往能从“程序”扯到“程序正义”。从网络上的言论可以看出，大部分自由主义者仍想将这一美好的词汇据有已有，用以证明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其狭隘和虚荣已无需我们做更多评价。我们关心的是左派的观点。总体说来，大部分左派对于正义问题有态度有两种，他们或者将其视作自由主义者的虚伪扯淡而加以拒绝，或者通过把社会主义构想为一个至善的共同体，来收编自由主义那不全面的“小正义”。这两种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不仅仅存在于理论场域中，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其相应的对应物，那就是教条主义及其庸俗修正主义的当代变种和托洛茨基派。坦率地说，二者的确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因此才能够在反自由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达成一致甚至形成客观上的合作；但又因为他们仅仅只是抓住了一部分而没有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所以又会在许多问题上相互攻击，最后往往是把对方斥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觉或不自觉的俘虏了事。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是拒绝使用“正义”这一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概念，还是本身就拥有某种激进版本的正义理论？我想这是大多数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了解马克思本人关于正义问题的理论探讨，就显得十分关键。这远比QQ群和微薄上无穷无尽的胡乱讨论有意义得多。所以，我们特地发表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这篇论文，供同志们参考。虽是学院文章，但内容充实，可以作为大家进一步讨论的起点。在此基础之上，继续阅读伟大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科恩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许多讨论，都是在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评中进行的，而且，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相互对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19世纪下半期之后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发展的方向。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阐释，原本是可以直接通过解读他批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文本完成的。但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和社群主义开辟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的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路径，就使得人们对自由主义批评的方向发生了转移，即从批评其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向了批判其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就使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和复杂起来。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就不能不在呈现马克思文本的同时，考虑当代正义问题讨论中马克思正义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全文…)
作者：黄铭
“旧的社会主义，虽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结果，但不能说明它，因之也就不能克服它。”——恩格斯，《反杜林论》
为着说明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有必要了解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那些经济理论——主要是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经济理论。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泛左翼的同志们往往对劳动价值论了解的很充分，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却很少去研究。这样，在批判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时候，只列出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做法完全可以被反过来，结果任何一者无法否定另一者。
那么我们必须更加进一步，不应只是看到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两个平行的理论所以无法用其中之一否定另一者；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试图告诉听众，边际效用价值论所解释的那些东西，用劳动价值论同样能解释——这样边际效用价值论至少不强于劳动价值论。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