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得猛士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流行歌曲是一个反复使用的道具。小武里的《心雨》、《天空》，三峡好人里的《老鼠爱大米》、《酒干倘卖无》，还有这部《任逍遥》和《站台》干脆就用流行歌曲来命名。
在我看来，这些流行歌曲似乎标识了某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残余。
贾樟柯的一系列电影拍的都是晃荡于社会边缘的孤独个体，但这些主人公不能简单地贴上底层群众的标签。经典意义上的工人或农民，哪怕流氓无产者都是组织化的，他们不是以个体的姿态来面对社会，他们无不拥有某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能提供的文化慰藉，同时他们也能以某种社会化组织化的姿态来表达自我的社会身份。在反映大致同一时期历史的电影《钢的琴》中，我们能看到在那些工人（尽管已经是经历过下岗被社会再次个体化后的工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种种阶级化的特质，对金钱的嘲讽、手工的技巧、固执的骄傲和粗犷的美学，这些无不体现为某种阶级自觉性。而对于小武乃至逍遥游里的彬彬和小济，他们则只能以个体的身份被动地去面对一切。 (全文…)
编者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当前公共话语中最讲“政治正确”的两大意识形态，也是近代以来腐蚀人民群众革命意识最甚的两剂毒药。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论战，本站已经发布过相当数量的文章，而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却一直缺乏相对集中有力的批判。自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存在过三次人道主义思潮：第一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第二次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人道主义思潮；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的人道主义思潮。在告别革命的年代里，“人性”自然也被包装成精美的商品供“大众”消费。为了满足恻隐之心，一切剥削压迫都被还乡团掩盖，一切斗争反抗都被复辟者抹黑，以至于有人认为：纵使当权者再腐败，也比极左革命党好。好在历史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鼓吹超阶级的“人性”者，总有一天也会面临这样的抉择：不是站到奴隶的阵营中来，就是站到奴隶主的阵营中去。
诚然，马克思主义脱胎于人道主义，但正是导师们从人道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主义才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空想的“人性”代替不了现实的阶级性，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共产主义学说是关于人的学说，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但是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又何尝会温柔？欲要实现兼爱天下的人道主义理想，我们得先握紧手头阶级斗争的宝剑。
作者：张晴滟
内容摘要：话剧《九三年》作为文化产品，其价值观烙上了消费主义的印记；而作为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大戏，其主题暗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场面的选择和叙事安排上，编导对西方经典作品做了一次有意的误读，“人道主义”被架空，雨果的历史观被屏蔽。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去政治”已成为主流话语，当代舞台艺术为了“告别革命”扯起“人道主义”的大旗，努力网罗消费社会催产的所谓“大众”。而“大众”曾经指代“人民”，如今指代“有消费能力的阶层”。戏剧询唤了作为消费主体的新生的有产阶级，并日益成为这个阶级“去历史化”的工具。然而，《九三年》所遭受的冷落说明，在中国去除人类戏剧史上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烙印只能是徒劳的。
关键词：《九三年》 消费主义 去政治化
黄金刚
文人命运多舛，自古已然，并不是到了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才更加丰富。所以当我回想起改革开放二十年里我和朋辈走过的所谓道路，对于我们的遭遇倒没有太多的抑郁或者多心，反而是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了更上一层楼的荒唐感。
妻子说，中国人就是慢，热衷于敬而远之那一套，着不起那个急。她是对的，我还不到三十岁，觉得自己已熬得什么都不剩了。这些年，看看书，练练笔，跟合得来的朋友玩玩音乐，在思想方面争论争论，也就是这样。出CD不容易，用摄像机纪录生活也不容易，在媒体舆论界妄图声张声张性情，就更不容易。左右都不是，生活要来源，积攒点钱自谋生路吧，经济又说不景气了，妈妈讲话：“生意都做穿了。”听说又闹什么签世贸，民族情绪高涨，还没看到哪个做买卖的出国去跟谁大战一场，国内已是一片不堪其辱之声，看来又是一次沉闷不堪的自卫反击战，打给谁看都没弄明白，呼啦啦又是一片“血染的风采”了。
就这样看着海盗的逻辑要在中国大难临头，故乡的民工依然背井离乡去参与重复建设，田园依然荒芜，海关更要大开，毒不过海洛因，挺不过爱之病，人欲横流，方显博爱本色；民不畏死，奈何以利驱之？我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有一种更隐秘的报复心盘旋在祖国的上空，对于不愿向满清皇室请安的洋人如此，对于从孙中山以来，诸多行武出身的中国元首，也莫不如此。
一日上网，见旧友广天的论述：“工业化时代的游吟诗人”，感慨颇多。故国自古重农轻商，以安民生，以存国体——此民，即“民为贵，君为轻”之民；此国，即“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之国。这本是故国积数千年沧桑，阅万万千生灵而安排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全部，却是底蕴和根本。故此，国人对于工业、对于工业化难以建立诚挚的感情，也是上个世纪以来生活在中国的人心照不宣的事。工业化、现代化、商品化、信息化云云，不过是现代欧化汉语对西方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演变的书面吹捧，同时也是以中文文化为人处世的我们逐渐一天天与之生死与共的恶俗现实——故此，游吟诗人之于这个时代，是否能够摆脱自古已然的宿命，似乎就在广天的这个命题中，引起我想当然的兴
作者：闪闪红星
关鉴子 （関 鑑子 せき あきこ）、 1899年（明治32年）9月8日–1973年（昭和48年）5月2日 出生于东京本乡龙罔町，是七兄妹中的长女。其父为著名美术批评家关岩次郎。在父亲的影响教育下，关鉴子很早就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也对日本文学中反映社会现象的杂记文学产生了兴趣。在东京府立第二女子高中就读期间，关鉴子参加校外教学，参观了位于贫民窟的二叶幼儿园。看到孩子们身穿肮脏的衣服，用地瓜粉冲水来代替牛奶，一直生活无忧的关鉴子第一次被日本贫富差异巨大的社会现实所冲击，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舒适生活并不是理所应当，还有更多的人过着凄惨的生活。这一次参观让关鉴子终身难忘，对未来的她毅然投身社会主义运动是否产生了直接影响也未可知。。
从第二高女毕业后，关鉴子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声乐专业，拜立花房与汉卡·贝席欧鲁特（音译）为师，成为了女高音歌唱家，其歌喉婉转，被公认为三浦环第二（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著名日本女高音歌唱家）。然而，毕业一年半后，因咽喉疾病手术住院，其原本光辉的演艺道路被蒙上了阴影。在住院期间，母亲病逝，年轻的关鉴子体会到了人间冷暖，原本在温室中的花朵第一次经历了挫折，她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 (全文…)
作者：张广天
编者按：
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统治中？
阿尔都塞基于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阐明国家权力的实施不仅可以通过强制性、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也可以通过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媒（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文学、艺术、体育比赛等）等诸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列宁就曾指出，艺术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了解和爱好，必须能够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提高，同时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使他们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毛主席更是提倡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广天老师作为当代文艺大师，以这个时代罕有的澎湃激情与昂扬斗志，在沧桑正道上苦行，矢志不渝寻求着属于文艺的真谛，为后继的理想青年留下了卷帙浩繁、脍炙人口的名篇。正如列宁所说，艺术家只有摆脱对钱袋的依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自觉地运用文艺武器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获得真正的创作自由。广天老师就是这样一名在纷纶世相中，坚定高举自由战士的革命旗帜，为劳动者而创作的文艺界英雄。
本文是广天老师于十年前所写的文章。在本文中，广天老师从历史的数个剪影开始，为读者绘制了一副尺度浩瀚的画作；虽未使用政治的话语体系，却以更丰富的文字，更充盈的影像，与更加不容反驳的事实，印证了现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广天老师的文章中，资本主义的虚伪光辉，更是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十年之后回首望，广天老师的文字依然隽永，仿佛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睿智、尖锐的目光，以历经岁月淘洗的剑芒，引导着新一代的青年奋发前行。
向广天老师致敬！
资本暴政下的极权鬼影——漫谈《一九八四》
（兼谈我对世界现状与未来的若干看法）
“如果存在着希望的话，”温斯顿写道，“它就在无产大众身上。”
——《一九八四》第七章
黔进派
2007年2月6日
《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最后的也最为呕心沥血的一部作品，这样说并不过分。为他写传记的杰弗里•迈耶斯指出，奥威尔“近乎疯狂的强迫性工作冲突”大大加剧了其身体的衰弱，而他严重的病体又使奥威尔有可能将微妙的内心体验与独特的悲苦感赋予这部作品。1948年11月，《一九八四》终于写成，它的作者却在14个月后死于肺结核内出血；而《一九八四》（1949年6月出版）却取得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它仍是最著名的社会政治寓言小说之一。 (全文…)
路易的学生
《集草为巢——印度农民工的新型反抗和阶级形成》（Many Staws Make a Nest - Proletarian Unrest in Delhi’s Industrial Rust Belt ）是一部述说印度古尔冈劳工状况的纪录片。该片于2010年发布，由几个德国人在《古尔冈工人新闻》的帮助下深入当地，与劳工们进行了大量访谈的基础上制作完成的。全片以异常平实的方式展示了印度工人阶级的状况：贫困、劳累、毫无尊严的生活以及在对现状忍无可忍之后的艰难抗争。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莫名感伤，只有那些从遥远农村走向城市的打工青年们的诉说，还有无法掩盖的印度统治阶级的罪恶。 (全文…)
作者：张小羊
《让子弹飞》最重要的一段对话发生在影片的结尾部分，在这个图穷匕见亮出底牌的时刻，张麻子问黄四郎“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这个问题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其实是在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而两个选择代表了两种身份：第一种身份是土匪，只图钱财，不问是非，这样的人，一定会认为钱更重要；第二种身份是造反者，造反者比土匪更有野心，试图推翻当权者，取而代之，这样的人一定会认为推翻当权者比掠夺钱财更为重要。在黄四郎的眼里，张麻子并不是简单的土匪，所以，他回答说“我”。然而，张麻子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个答案击溃了黄四郎最后的一点矜持，因为这个答案的背后，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料到过的身份——革命者。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