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2005年7月14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8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来的壮丁仅有一千来人。
大量史料证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断言，严重违背史实！ (全文…)
1984 年，中国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但紧着中国农业便进入徘徊状态，自1986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到90年代初，甚至出现有的年份收入负增长。出现粮食增产，粮价提高，而家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种粮赔本亏损的情况。邓小平1986年6月10日说：”现在粮食增长缓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值得注意。”（《邓选三卷》159页）
为什么出现种粮收益不降甚至亏损呢？
一．首先，韩德强所说的改革前三十年积累的高势能态已近于释放殆尽，良种、化肥等优势的增产效应已近于极限；
二．分田到户单于的积极性显露出其资本主义自发性质，农民由种粮为食转向种粮食为钱；
但是-
三．以价值规律为调节器的自由市场经济对违背价值规律的实惠政策开始了惩罚。 (全文…)
（俄）鲁斯捷姆•瓦希托夫 李瑞琴/译
2009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39周年，就在这之前（4月1日）列宁纪念碑被移走，这一现象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列宁的极端性评价。然而，妖魔化列宁给当代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危险，列宁是俄罗斯共和国当之无愧的缔造者，理应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崇敬，这对于当代俄罗斯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俄罗斯社会应该理性、客观地看待苏联历史及其创始人。 (全文…)
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建言 —告全港市民书
发起团体：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香港是一个可悲的城市。我们物质富庶，在世上数一数二，但只有很少人可以快乐自在地过活。我们大多数人，日夜处于激烈竞争中，超时工作，用健康换取微薄酬 劳，弄得筋疲力竭，连身边人也关爱不足，别说关心其他事，其他人。我们的感觉开始麻木，见到长者拾荒、流浪汉露宿街头和失业男女一双双彷徨的眼睛，都无动 于衷；察觉到发展商霸占公地、建屏风楼、滥伐树木及胡乱倾倒废料，都坐视不理；就算知道有基层市民要出动子女帮手做清洁工才仅堪糊口，亦不会觉得是雇主无 良而是这些家长残忍。
在主流经济学掌管舆论的影响下，我们都以为，以上种种问题都是自由市场的事，不关乎社会公义，乃社会不断发展下的正常现象。要发展，要进步，要丰 衣足食，便要竞争；讲竞争，自然讲求效率，自然有所牺牲。优胜者，有丰厚的物质回报；失败者，只有遭市场淘汰一途。个人如是，草木如是，整个城市亦如是。 只要让市场自行调节，问题便终必解决，便合乎公义，政府及其他人无须操心，更不宜插手。我们都认定这套自由市场理念是香港和香港人的成功之道。我们都被教 导：我们要相信市场，别质疑它，彷佛一切为市场所作的牺牲，姑勿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万分值得。
可是，一场金融海啸，却把这个神话拆穿了！我们社会的繁荣富裕，不过是一部分建筑在对落后国家及地区的剥削和压榨之上(注一)，一部分则依靠经济 泡沫的财富效应来催谷和支撑。地产及金融界的金钱游戏便最明显。它鼓吹无节制的借贷，制造资产会不断增值的假象，诱使普罗市民押 (全文…)
听说在金融风暴发生之后的一个月，《资本论》在德国的销量就上升了三百倍！不过十几年前，我们听说历史已经终结了，人人都将在美好的自由市场经济里幸福地生活下去。怎么才一转眼，马克思又回来了呢？当然，德国那惊人的数字做不得准，因为我们不晓得原来的基数是多少。假如《资本论》之前一个月只能卖出一本，那么现在就算多了几百人读它也算不了什么。
日本的情况就不同了。据闻自从去年开始，日本共产党每个月都以过千人的速度不断膨胀成长；这可不是读书那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地加入共党。更奇怪的，是新入党者多为年轻男女。就日共总书记的说法，造就这场奇迹的是一本七十多年前的老书，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
熟读近代中国左翼文学史的人都该听过小林多喜二。他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日本头号革命作家，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当他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被日本「特高」警察捉捕入狱，凌虐至死时，鲁迅等著名中国作家都曾为他鸣不平。如今看他的作品，也有一种很奇特的感受，仿佛回到从前，资本家都在无情压榨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全部处在水深火热的苦境之中；而共产党员和左翼知识份子则展现出了刻苦卓绝的革命意志……。这一切对上年纪的中国读者来讲一定不陌生，问题是为什么今 (全文…)
概括地说，不赞成批判“普世价值观”的朋友无非出于以下顾虑：理论上，认为批判“普世价值观”就是违背了事物总是个性、共性相统一的原理，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实践上，认为否定“普世价值观”就失去了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依托，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陷于被动。他们的结论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必须和西方对打“普世”牌。因此，我们的讨论将围绕着上述顾虑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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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是大卫•诺思1998年在悉尼的夏季学院所作的题为“20世纪的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 讲演的一部分。大卫•诺思（David North）是美国社会主义公平党的总书记，著作颇丰，在欧洲、亚洲、美国和前苏联就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历史和第四国际的前景规划等主题作过讲演。他认为，20世纪末西方对再版伯恩斯坦著作表现出的兴趣，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左翼的政治诉求。但与19世纪末不同，当时伯恩斯坦主义的出现有改良主义的实践作为基础，但20世纪末的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前景并不乐观，改良主义的诉求只是希望金融精英们尽量少些摧毁现有的国家福利而已。因此，伯恩斯坦主义不可能复活，伯恩斯坦著作本身也没有增加他的学者形象。 (全文…)
□曹征路
2009-8-23 【左岸特稿】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90年代以来由美国推行的后冷战秩序，既是指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也是指发展中国家必须走美国式道路的这样一种观念。
今年4月2号的G20会议上，东道国首相布朗一上来就宣布“华盛顿共识过时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很夺人眼球。从电视上看，布朗似乎并非故意哗众取宠，而是神态悲怆语气绝决。
然而这个观念真的过时了吗？起码在中国还没有。证据之一就是最近克鲁格曼来华演讲，国内媒体报道说，克鲁格曼“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北京、上海、广州，与一批“中国顶级经济学领袖风云论剑”。他的追随者们，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以及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势，非常想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对中国经济改革模式讲一些有利的话。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