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中的共和国文学：1949-2009”：“当代性与文学史”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
　　张旭东
　　本文节选作为 “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记录（参与者包括张旭东、蔡翔、罗岗、陈晓明、刘复生、季红真、王鸿生、千野拓政、林春城）之一部分发表于《学术月刊》2009年10月号，5-16页）

　　这个会议虽然是纽约大学与上海大学合作主办，但纽约大学在会议安排上仅有的贡献，只是提供了这个圆桌讨论会的构想。讨论的题目是我建议的——“当代性与文学史”。这个题目涵盖很广，但是它背后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不是一个泛泛的、国内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而是借用了保罗·德曼的一篇著名文章《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史》（Literary Modernity and Literary History）。这里我不打算详细介绍这篇文章，而是想在“重新考虑当代性和文学史这两者的关系”的理论层面上，借助德曼的思路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如何把握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性和文学性，进而把握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内部矛盾和理论挑战。 (全文…)

百年来中国的思想者往往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受制于一个特定的视界去思考各种问题，这个视界(horizon)就是中国的命运，显然，这个中国视界比世界视界要小一些。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而并不经常想到“世界应该如何如何”。尽管我们现在也必需用全球化眼光看问题，但这只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考虑全球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各种一体化的倾向，可是思维的全球尺度并不意味着世界立法的感觉，因此，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随便想什么事情都自我感觉跟世界经理似的。中国眼光虽然不一定完全是政治性的，但总有一点泛政治性——同样，世界眼光也是泛政治性的——这种有局限性的眼光并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它构成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世界视界的批评。也许有一天各种文化下的人们能够摆脱被歪曲和压迫的状况，从而都能在实践上形成真正公正的无局限性的纯粹人类眼光，即能够这样思考“人类需要如何如何”——尽管一个思想者在纯粹理性上从来都有可能以人类眼光去思考，但只有当超越了文化霸权，人类眼光才会在实践上成立，而不仅仅存在于我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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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讨论 《读书》 2010年第1期
　　二○○九年八月,本刊编辑部和清华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刘禾新著《帝国的话语政治》的座谈会。会后,编辑部对部分与会者的发言稍加整理,形成文字,编成以下一组笔谈。因篇幅有限,难以登载全部发言,特向诸位学者表示谢意和歉意。
　　——编者
　　
　　“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
　　 刘 禾
　　
　　有关本书的中译本形成的前后过程,我曾在书中写过一篇后记,读者可能已经看到了。本书的英文版最早在二○○四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The Clash of Empires,直译即《帝国的碰撞》。我把中文版的书名改为《帝国的话语政治》,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名更能抓住本书的实质。也许有些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要选择从“话语政治”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外国际关系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简要说明。
　　首先,自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现以后,思想史的写作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知识考古学对传统思想史的否定是很彻底的,也是很致命的。福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从思想传统本身的脉络出发,而是着眼于历史中的话语实践。他关注的问题是,思想如何以话语的形式——即历史情景中的言说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的发生——参与和创造了历史?这一独特的思路,给国外的历史学科和其他各个学科,都带来了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当今的西方学术,也包括欧美以外其他地方的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历史,如何进行历史写作等问题,都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方法。也就是说,大家开始关注话语实践的历史,而不是一个思想派生思想的历史。 (全文…)

【影片在线观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yMDgzMjQ=.html】

    这是一部意大利影片，是一部好影片。以前我没有看过意大利的片子，这是第一次，这第一次却给了我很大的喜悦和很深的印象。我连看了两次，两次的印象都是一样的。那里面每个镜头我都能记得，极小极小的动作也不会忘记，我总还想看，而且常常要把里面的一些镜头拿来回忆。我不能不替那个主人公里西设想，替许许多多意大利的劳动者设想；我特别想那个孩子，那个早熟的、很小的年龄就为自己的生活去劳动的里西的儿子。整个意大利社会，就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当中把我们吸引住了，我们不得不钻到那个社会里面去，而且深深感到在那样的社会里生活是多么艰难，多么使人喘不过气来，多么可怕。影片象一块沉重的巨石，投入你的平静的心中，激起你感情的波涛，汹涌奔腾，使你也经历着那生活中的险阻，比当事人只有看得更清楚，体味得更深刻的，使你的感情长久也不能平伏。

    《偷自行车的人》是一个极平凡极简单的故事，事情发生的时间很短，三天；人物很少，主要人物可以说只有父子两个人。这里没有惊人的事，也没有富丽堂皇的布景，一切都非常自然。我们会觉得这些事对我们并不陌生，当我们处在解放前的上海时，好象这些事都遇到过一样。这里有的是真实，生活就是那样的。这里一点也看不出人为的东西，一点也看不出作者为了要说明一个道理而拼命硬凑上一些所谓“政治性”的东西。 (全文…)

1936年4月12日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医学经济学专题讨论会

       今天晚上提出一件对这个学会来说是历来最有意义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我们虽是被告，又是法官。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是社会经济学领域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而不单纯是医学经济学问题，应当看作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而不能从中分离的东西。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任何社会结构的基础都是经济。加拿大的经济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来讲都是资本主义的。它建立在个人主义、互相竞争和私人盈利的基础之上。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着危机——通常叫做经济萧条，这不是政治机体的一种暂时的毛病而是一种需要作系统治疗的足以致命的顽症。那些懦夫却把系统治疗称为激进派的药方。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治标的措施，就等于是用阿司匹林来治疗梅毒性头痛，可以解除一些痛苦，却永远不能根治。
    医疗事业是一个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本的典型行业。在“能捞就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以私人盈利为基础的一种垄断经营。现在，医疗事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资本主义世界其他部分所经历的几乎同样的危机，也会出现几乎同样有意思并令人不安的现象。这可以概括为“对疾病的科学知识有余而健康不足”。正如某个国家生产的食物超过人民的消费量，但同时却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烧掉咖啡，杀掉肉猪，付钱给农民要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而同时却有千千万万人衣衫褴褛；因此，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几十万人在忍受着痛苦，好几万人因缺乏适当的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疗本来是现成的，只是他们付不起钱。缺乏购买力是和分配不当有联系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问题的一部分，两者不可分割。我们现有的医疗事业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卖的是面包，却要人付珠宝的价钱，这种价钱，占我国人口50%的穷人付不起，于是只好挨饿；而我们因为卖不出去，也要受罪。人民没有健康保护，而我们没有经济保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全文…)

    作者：李燕 （人大哲学院）
    女权主义(feminism)，或被译作女性主义，然而，作者经考察发现，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不是一种译法的差别，也不是译者的偏向和喜好，而是从理论发展的表征。在这些不同的称谓里包含有女权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递进的过程。女权主义从出现起就强调男女平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首先追求的争取选举权、工作权、生存权以及其他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在社会解放的进程中，逐步获得了成功。女权主义的目标确立为争取真正的人权，以及由此产生的真实存在权和发展权。虽然20世纪的女权主义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与19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不同，表现在语境不同,理论任务和目标不同,达成的社会效应也不同，可是女性的权力仍然是得不到真正的保证的。尤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建设中,女权主义的任务和目标仍然是艰巨和持久的。
　

　　女权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到哲学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理论和实践斗争发展的多个阶段的。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看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把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背景下考虑女性问题；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 (全文…)

    作者： 那坦·罗森伯格（美）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2期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技术；机器；资本主义生产

[摘 要]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罗森伯格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美国左翼刊物《每月评论》。文章主旨在于讨论马克思的社会变革理论中技术和科学的地位与作用。文中强调了技术与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关系，同时驳斥了将马克思当作技术决定论者的粗浅观点。马克思把技术看作人类和外部物质世界之间的媒介。通过对科学与技术的区分，指出机器生产的出现和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大意义。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品部门的特殊作用和资本主义趋向大规模生产的必然性，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创新的各种形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

    这篇文章试图阐述，马克思之所以对社会变迁分析框架的研究硕果累累，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认真的技术研究者。很明显，他不仅完全意识到而且坚持技术的历史重要性和社会影响，还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来描述技术的独特特征，他试图揭示并详察各种技术之间的内在逻辑。他坚持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研究主题，不仅对技术专家如此，对于社会研究者、社会病理学家也是如此，另外，他还在他的论证中引入了对技术变量的详细介绍。

    我要强调的是，排除了对马克思关于技术变迁未来路径及其社会、经济衍生影响的特征观点正确与否的讨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构想仍然是对技术和它的衍生影响做任何严肃研究的起点。马克思下面的陈述在一个世纪后看来依旧令人耳目一新，如同一部有待创作的技术史的序言。 (全文…)

熊向晖同志
9月9日，也是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父亲走在2005年9月9日23时25分，真是遂了他老人家的愿。
1991年，父亲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15周年撰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发表后，一位老同志问他：为什么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下，父亲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保持着“白皮红心”，而现在许多人却一到深圳、香港那样的环境就变了质？
　　父亲当时好像没有正面回答。一方面，因为还在和另一位老同志说别的事情，另一方面，父亲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喜欢讲大话的人。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那答案也很简单。
　　那就是，父亲的信仰和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