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当前公共话语中最讲“政治正确”的两大意识形态，也是近代以来腐蚀人民群众革命意识最甚的两剂毒药。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论战，本站已经发布过相当数量的文章，而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却一直缺乏相对集中有力的批判。自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存在过三次人道主义思潮：第一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第二次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人道主义思潮；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的人道主义思潮。在告别革命的年代里，“人性”自然也被包装成精美的商品供“大众”消费。为了满足恻隐之心，一切剥削压迫都被还乡团掩盖，一切斗争反抗都被复辟者抹黑，以至于有人认为：纵使当权者再腐败，也比极左革命党好。好在历史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鼓吹超阶级的“人性”者，总有一天也会面临这样的抉择：不是站到奴隶的阵营中来，就是站到奴隶主的阵营中去。

    诚然，马克思主义脱胎于人道主义，但正是导师们从人道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主义才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空想的“人性”代替不了现实的阶级性，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共产主义学说是关于人的学说，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但是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又何尝会温柔？欲要实现兼爱天下的人道主义理想，我们得先握紧手头阶级斗争的宝剑。

    作者：张晴滟

    内容摘要：话剧《九三年》作为文化产品，其价值观烙上了消费主义的印记；而作为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大戏，其主题暗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场面的选择和叙事安排上，编导对西方经典作品做了一次有意的误读，“人道主义”被架空，雨果的历史观被屏蔽。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去政治”已成为主流话语，当代舞台艺术为了“告别革命”扯起“人道主义”的大旗，努力网罗消费社会催产的所谓“大众”。而“大众”曾经指代“人民”，如今指代“有消费能力的阶层”。戏剧询唤了作为消费主体的新生的有产阶级，并日益成为这个阶级“去历史化”的工具。然而，《九三年》所遭受的冷落说明，在中国去除人类戏剧史上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烙印只能是徒劳的。

    关键词：《九三年》　消费主义　去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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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罗马拾荒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三本对“西方理性”进行反思的伟大著作：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1939年于日本写就，1941年于美国出版），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写于二战期间，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首版）以及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1952年写就，1954年出版）。
       粗暴地说，这三本著作都是对纳粹主义崛起、理性走向反面所进行的反思，只是，《理性的毁灭》因其彻底性和斗争性而显得党派色彩浓重，尤其是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卢卡奇的党派话语与当下的话语体系显得格格不入，不像另外两本那么哲学，且远不如《启蒙辩证法》那么畅销。
       但卢卡奇要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哲学或者思想不能从哲学或思想本身去理解，而是要放在广阔的社会发展与阶级斗争状况中，内在地得到理解。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卢卡奇写作的时代状况。在其天才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之后，卢卡奇受到了党的严厉批判，为了留在党内，只好承诺不再出版此书。之后卢卡奇出版了关于列宁思想的研究著作，1933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卢卡奇只能移居莫斯科，在随后的12年内，卢卡奇远离哲学与政治，撰写了大量研究欧洲文学的作品，直到《理性的毁灭》的出版。
       如果说这本书是在冷战氛围下写就的，我们并没有说出什么内容。但是，卢卡奇的确有着自己的考量，那就是冷战的激烈化以及非理性主义的死灰复燃。但什么是非理性主义？非理性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在第三部分会进行分辨。
       虽说是冷战，但也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两个集团，两种主义，是敌和友之间的生死之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意图孤立苏联，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将苏联描绘为自由的敌人，继而名正言顺的一举歼灭。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世界，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这种现实考量不可能不反映在卢卡奇的写作中。
       但卢卡奇毕竟不是政治家或军事家，他的考量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说，他参与的是“文化冷战“。而1945年到1960年，正是美苏“文化冷战”最激烈的时期。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卢卡奇所要面对的不只有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有来自左边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如萨特。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卢卡奇如此好战，要在两条线上作战？ (全文…)

    作者：邵钟萍

    历史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人总是躲躲藏藏，虽然前者只不过意味着后者的全部活动。最剧烈的变化往往在无声无息中到来，难以捉摸，即便是那些自称掌握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人，也不免对着新时代发出陈腐不堪的疑问。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时代。尽管善良的人们在巨变发生若干年之后，猛然发现或者不得不承认社会已经复辟的现实。但他们对于这个复辟社会的理解，却与文革期间情绪激昂的大字报作者并无二致。他们的恍然大悟并不能帮助中南海那位拥有悲剧晚年的老人缓解内心的孤独。经济危机以来的各种古怪的喧哗告诉人们，先进知识分子还未真正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深入分析这个崭新的时代，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斗争道路；无论是对中国崛起的千般激动，还是对转基因的万分恐惧，都只不过是马克思透过鲜活的历史提醒人们，共产主义的道路还十分地漫长。

    之所以漫长，不仅源于共产主义者力量的薄弱，更重要的是上升期的或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主观愿望上，远不如边缘国家那些工资微薄的无产者和破产农民。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格尔顿说道：“最容易孕育革命的地方恰恰是革命最难以维继的地方，这也许是社会革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会对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冷漠冷嘲热讽。常人也许觉得日常的国家事务事不关己。只要社会还能给公民一点点可怜的盼头，他们为什么要放下自己所拥有的，危险跳入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呢？这是一种情有可原的保守主义”（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192、192页）。左派们（实际上也包括自由派）愤恨不已的不就是中国人的所谓奴性吗？其实这种奴性是普遍的历史现象，它的存在恰好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当然，中国的左派目前还没有资格说自己已经检验了这一结论，或者有机会修正这一结论，毕竟在中国绝大部分工厂里，还看不到共产主义者的身影。于是，玄谈之风在网络和现实中都十分盛行，因为据说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而未来的社会不会再有饥荒；但如果人们没受到饥饿的威胁，又怎么会爆发革命呢？于是乎，许多人在QQ群里斗嘴图强，在BBS上灌水泄愤。

    但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恰恰因为它不是诉诸于人们的良知，而是冷静分析客观的物质运动。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以往时代不同，问题不在于生产力暂时倒退，而在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于流通反对生产。网站以往的文章中也谈到过这个观点，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着重向大家介绍赵忆宁关于日本共产党的调研报告。因为我们的确需要知道，应如何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展工作，而日共的经验正好可以帮助找到行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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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当历史走到转角，总会有一批最先进的青年先于时代的变换，捡起前人遗落的矛枪，以新的方式奏响曾经的号角，向腐朽的桎梏发起冲锋。他们首先便将自己同那些茶余饭后的谈客对立起来，用自己的人生铺就前进的道路，用最美丽的时光完成新时代的每一处细节。

    本篇为苏联1983年的《劳动集体法》。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劳动法是70年代苏联《劳动法典》的弱化版本，相比苏联法典有了诸多变化：工会大幅削弱，福利待遇的双轨改制 及现金运作（使人无法抵御通胀）等。对照研究苏联与俄罗斯的劳动相关法律有助于我们对相关历史细节的把握，并为对过渡时期的法制研究提供助益。鉴于此前未有人做过该法典的编译，KGB1986同志历时数月仔细翻译校对了这一重要历史文献，其中艰辛无需多言。本人在此谨以编辑身份向KGB1986同志致敬！

(文章系少年中国同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译者声明：本文系KGB1986原创翻译，部分条目参考了唐元昌老师的译文。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通知我本人。对于转载者断章取义夹带私货，涉及国内话题引起的后果，本人概不负责。本文仅用于友人之间研究学习之用，本人初次翻译法律，大家看个大意，发现错误还请帮助改进。

先简略的说下翻译本法的意义：

1 若要研究俄罗斯近20年来的福利体系演变，就必须参看苏联1970年版《劳动法》和1983年版《劳动集体法》（前者还在编译）。网上常有人吹嘘俄罗斯式的市场化私有化带来的高福利，完善劳动保障，并以此作为依据造谣。然而事实却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苏维埃《劳动法》和劳动集体概念10年。可以说，这两部法律在当年的灾难浪潮中成为了俄罗斯人民的最后保护伞。当然了，沿用苏维埃法律，并不等于说俄罗斯寡头及其代理人就有良心，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惧怕革命，才不敢去动这个心思，待到形势一稳定（2000年），他们就立即修改弱化劳动法，淡化劳动集体概念。但无论如何不容否定的是，寡头及其代理人再怎么激进，也无法使俄罗斯回到“三色旗的过去”，70年社会主义的遗产仍在俄罗斯各个领域，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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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安得猛士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昨天又再度上演了，有见义勇为者、有为国尽忠者，亦有忠于职守者，无不令我深感敬佩。但唯有从事慈善者，尤其是那些衣着光鲜的带着一股子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文明气息的为慈善者令我反感。虽然在各类媒体的拼命鼓吹下，慈善事业的水平似乎已经越来越成为考验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我依旧固执地牢记迅哥儿的箴言——人们啊，要警惕慈善家。

    之所以反感慈善，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各种道德行为，慈善带有鲜明的阶级社会烙印。或许借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改写说，慈善不过是阶级社会的另一剂鸦片。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无论是形式民主还是实质民主都极度匮乏的国家来说，慈善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今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我看到那个叫张平宜的台湾记者，在她的帮助下，麻风病人的孩子第一次小学毕业。这表面上似乎令人鼓舞，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然后呢？或许在更多人的帮助下，这些孩子能够中学毕业，能够大学毕业呢。那么再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步入社会，成为无数被剥削的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说实话，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把一个个生活在所谓“文明社会”边缘的人们贩卖进文明社会，使他们从欲为奴隶而不得的状态进入到做稳了奴隶的状态。如果这种行径可以称之为道德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当年欧洲人的贩卖黑奴也可以称之为道德的。

    当然，我承认对于一些个体而言，慈善能帮到他们，甚至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譬如当年希望工程宣传册上那个著名的大眼睛姑娘，现在不就成为时尚光鲜的城市白领中的一员么?但对于一个结构上越来越固化的阶级社会而言，慈善在整体上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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