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的学生
《集草为巢——印度农民工的新型反抗和阶级形成》（Many Staws Make a Nest - Proletarian Unrest in Delhi’s Industrial Rust Belt ）是一部述说印度古尔冈劳工状况的纪录片。该片于2010年发布，由几个德国人在《古尔冈工人新闻》的帮助下深入当地，与劳工们进行了大量访谈的基础上制作完成的。全片以异常平实的方式展示了印度工人阶级的状况：贫困、劳累、毫无尊严的生活以及在对现状忍无可忍之后的艰难抗争。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莫名感伤，只有那些从遥远农村走向城市的打工青年们的诉说，还有无法掩盖的印度统治阶级的罪恶。 (全文…)
昆华说成都的聚会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生美好的回忆，我回复说明年就不能更美好吗？是啊是啊成都的回忆是如此美好，我都感觉对不住你们呢，每天吃那么多好吃的，太浪费了…哈，昆华说我们是史上最贪吃的革命队伍。这次压马路的时候又听昆华和然东唱歌了，你们的歌声啊太有力量了，是不是可以肉麻一下呢这样子说，我们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人民，无数的人民呵。 (全文…)
我把张绍民书写留守孩子的诗歌称为“后乡土诗歌”, 这个概念虽然由传统的“乡土诗歌”沿袭而来,但最重要的参照物却是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诗歌。作为优秀的“打工诗人”,张绍民不是城市诗人,也不是乡土诗人,他的诗歌属于命运交叉的城乡。在张绍民的诗歌里,乡村和都市的生活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构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乡村和城市的冲突,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文学现代性的重要主题。传统的乡土是中国主体的社会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无视城市而自足地存在; 对乡土的想象和表达也如此,有鲜明和强大的自足性。但在今天,社会转型造成的城乡差别日益显著,尽管乡土依然辽阔,在量上占主体,但从功能和影响来看,它是生活在城市的阴影里的。城市远远地跑在前头,代表着整个中国的方向,此时的乡土是“向城市而生”,它的路标指向繁华、富足、现代的城市。在此情况下,当下的乡土是无法自足的,它面前矗立的是一尊巨大的城市雕像。它需要这个“他者”才能真实地言说出自己。这就是说,“后乡土诗歌”的河对岸站着的是城市的想象和表达。“后乡土诗歌”在当下,需要想象和表达的也是以城市为“他者”的一个乡土。它要表达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城市化为发展方向、被城市所诱惑和挤压的乡土现状。正因为当下的乡土书写与城市有着如此复杂暧昧的关系,因此,要想真实、客观地表述乡土,我以为,在扎根乡土事实和细节的前提下,需要有一定的城市眼光来介入,这样才可能有效地反思和表达,说出乡土的焦虑、困惑和前途,找出它的可能 (全文…)
校清洁女工，估计这是对大学生来说最为亲近最为熟悉的一个无产阶级群体了，这些阿姨大妈们每天辛勤的劳动在校园的教学楼，宿舍，食堂中，她们用双手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洁净的环境，换来的却只是微薄的报酬，甚至还有学生的责骂与白眼。然而这在我们眼里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我们面对这些劳累的身影时有过感激和惭愧？希望你读完这篇文章有所思考。感谢苏联主义论坛李捷同志的工作，特此转载。
5月15日上午，我参与了有马研社所组织的针对我校清洁工工作及生活基本状况的小规模调研活动。一共有六人参与，以老带新的形式分成了三组，分别对主干道和教学楼中的清洁工进行了调研，方式主要为访谈。我与另一位同志负责主干道的清洁工，一共调研了两组共六名清洁工。后又在机电楼对两名清洁工进行了简短的访谈。在调研工作中，我们主要从工人家庭、工作、思想和所在村庄村况这四个方面初步摸清了工人们的情况，也为以后可能的进一步调研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作者：熊易寒
[内容摘要] 对于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学校意味着什么?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还是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是否会带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一、引言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流动儿童接近1982 万人，其中属于农业户口的(即所谓“农民工子女”)占74%，约1500 万人;属于6~14 岁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占44%。[1]尽管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这1500万人被归入流动人口，但实际上，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再流动，而是随父母定居在城市。他们有的很小就随父母进城，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与户口本上的“农村”二字毫无瓜葛。与父辈不同，他们没有任何的务农经历，也不可能将农村的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或“社会保障”。他们作为“城市化的孩子” (全文…)
作者：杨荣
当《那儿》温热的气息尚在人们心中弥漫流转之时，曹征路又用他细腻、敏感的笔触为我们奉上了一部沉甸甸的长篇新作——《问苍茫》（刊发于《当代》2008年6期）。或许，这部小说已很难再拥有像《那儿》般的好运，但它作为曹征路对“底层”关注的一种延续，仍鲜明地表征了作者对于这个时代的热情和执著，忧虑与惶惑。
将曹征路的写作指认为现实主义，应是毋须争议的事实。无论是对下岗工人的书写，还是对打工民众的关注，字里行间都显露着作者对于现实的峻切思考和沉重担忧。然而，曾几何时，这一产生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之类伟大作家的创作方法却一度被中国文人所鄙弃和漠视。从“先锋文学”极端的语言实验到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窃窃私语以及“80”后作家所谓的“玄幻小说”，中国的文学曾经一度失去了对现实发言的能力。当然，我并无意于否定这类写作对中国文学的丰富和提升，只是，在一个多元共存的文化环境中，文学除了可以回归语言本身的狂欢，叙写个人的心灵私语抑或高蹈于天马行空的悠远想象之外，也不应失去指证现实的最基本的能力。文学无疑是可以游戏的，但文学同样也关乎道义。在大多数作家沉湎于心灵的独舞、欲望的宣泄或语言的自慰中时，曹征路沉痛地指出，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还有眼泪、甚至还有更为令人惊心的社会危机。他的写作也正因为具有了时代的脉动和介入现实的力量，才使我们在这个轻飘的年代里感受到了文学未曾完全失重的一面。 (全文…)
出处：科学社会主义
一、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的过渡形式
农民身份向工人身份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人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从历史上看，工人阶级是产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和追求利润，通过圈地运动的方式使农民与土地相分离，农民被迫地实现了向工人阶级的转化，正如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