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日新
列宁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写过一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文章。本文借用列宁的题意,根据近30多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况,写就这篇《改革开放的“右派幼稚病”》。
可能有人刚一听不同意这种说法。是的,本人自己曾经也存在过思想转变过程。回顾在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第一线工作四十年,在前三十年,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以周恩来为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是正确的。因为我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经济建设的成就,教育我相信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因此,每当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都认真记在保密本中,以便在工作中贯彻执行。
1976年以后,开始,自己仍同过去一样,习惯于以前的作法,认真作笔记,遵照执行。但以后,慢慢发觉现在的领导的有关指示、讲话,有的不大对头,或者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如什么“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十三大报告),学习时向领导层层反映,没人能解答这个问题;或者不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又如批判所谓“原有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计委的干部都是过来人,知道哪一个时期也没有高度集中过。这些指示如果照着执行,会行不通,或者会对国计民生造成危害。于是自我检讨,作为国家机关干部,工作简单按照上级的指示做,头脑里没有问一个为什么,这实际上是盲从,是奴隶主义的表现。以后,觉悟逐步提高,发现上面推行的路线不对头,从苏东国家吹过来的改革开放之风,实际上是鼓吹和推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过学习,知道了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搞垮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器,是要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质言之,这是一股严重的修正主义的妖风,是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下去,将会对我们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于是慢慢认识到毛主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提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8页)这是非常正确的,完全适合于今天的情况。 (全文…)
谢韬、辛子陵在《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一文中,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作者的这个主张是以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为旗帜的.准确地说,是用马克思的有关思想进行包装的,但是。我们从作者的论述中发现。他们似乎没有搞懂马克思,甚至误读了马克思。此外,作者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主张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也有待进一步明确和辨析。下面的文字不是对谢、辛的文章和主张的全面评论.或者说,不是对其实际主张本身对错与否的评论,而是仅就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提供讨论意见。 (全文…)
茅于轼堪称“孤篇压倒全唐”的改革纪念文章
——点评《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1969年5月9日 至10日,十万示威学生占领美国白宫广场,遭到开枪镇压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素称“孤篇压倒全唐”,令人叫绝。无独有偶,似乎伟大的人物和事件都好出现两次,21世纪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唐代诗人才遇到自己的知音:茅于轼先生的一篇宏文堪与比肩,在《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面前,那铺天盖地汗牛充栋的纪念文章,相形之下顿失光彩。 (全文…)
时光飞逝,共和国转眼到了50大寿的日子。这50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欢欢喜喜,悲悲切切,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也有说下尽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摆起一个龙门阵,让平头百姓和学界泰斗把盏对饮,让工人农民和商界巨头同桌共话,让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枪舌剑,我想那场面一定会是热闹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话题,就有可能是讨论50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30年与后20年的关系:究竟是前30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30年为后20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30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地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20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伐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邓丽君,日子过得自在又闲适。这样,在部分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50年至少有30年打了折扣,剩下20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个50周年的庆祝就暗淡无光了。的确,人们不难注意到,与1998年庆祝改革开放20年相比,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的声势小多了。许多媒体对于宣传20年十分热心,而且技巧娴熟,对于宣传50年却感到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举些数字、炒些冷饭,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华社举办的网站上,至今(1999年8月24日)仍然只有讲20年巨变的专栏,而没有50年的专栏。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的媒体对50周年大庆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