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经历三个阶段。Ⅰ、“长久的阵痛”，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Ⅱ、“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Ⅲ、“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1]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处在过渡时期，列宁一再提醒“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2]新经济政策只是过渡时期的民族特色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飞跃”。列宁认为一国内只能达到夺取政权的胜利，但不意味着社会形态已转变，而只是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认为单个国家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而社会主义胜利希望在于东方民族的大解放。《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 (全文…)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来源
当笔者写下这个题目时，不由得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毕恭毕敬地向“老祖宗”马恩学习了快一个世纪，然而认真思考过以下三个问题的却并不多见，马恩的理论中是否流淌着中国哲人智慧的血脉？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形成起了何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渊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益处？
很多中国人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时发现，马恩的语言与典故虽然是西方的，但比起其它西方学者包括苏联学者的书，他们的运思方式更易于被中国学者、尤其是有传统修养的中国学者理解、接受。
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马克思主义的来源确实与中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中国血脉。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