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文

    在深圳卫视“22度观察：转基因食品，是天使还是魔鬼？”辩论节目中，在我提到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更环保，能减少农药使用80％时，反对方熊蕾表示不同意，念了一组据她说是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数据：
    “2008年转基因和天然作物的农药用量，转基因玉米每英亩2.27磅，天然玉米每英亩2.02磅；转基因大豆每亩1.65磅，天然大豆每英亩0.49磅；转基因棉花每英亩2.72磅，天然棉花每亩2.07磅。”
    这与我读过的美国农业部有关转基因作物的报告的结论恰好相反，也不合情理（正如我在节目中说的，如果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反而增加农药使用，农民热衷于种它干什么？）。我怀疑熊蕾是从网上某篇妖魔化转基因作物的造谣文章中看来的，就当成可靠数据引用，正如她在节目中还把蒋高明造的“美国刚刚召回转基因食品”的谣言当成事实讲出来（这一段没有播出）。 (全文…)

（上）

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们，并非都是由于科学上的疑虑（且不说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有的是出于其信仰，认为人类不应该种植“不自然”的作物。但是人类今天种植的作物，没有一种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过的。这个改造过程发生于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种植粮食的时候。在种植过程中，发现有的植株有人们想要的性状（比如产量比较高、味道比较好），于是其种子被保留下来，继续种下去。在下一代中，又选择“品质”最好的往下种，这样一代代地选择下去，就能得到“优良”品种。达尔文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
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一种野生植物要花上千年的时间。1719年，英国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发明了一种创造作物新品种的方法——杂交育种，把作物的不同品种进行杂交，在其后代中选育具有优良品性的品种。到了20世纪初，遗传学的创立为作物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植物学家用杂交育种方法创造出了许多在农业生产上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都是自然界原先没有的。
但是不同物种之间的杂交很难成功。在1930年代，植物学家发现使用秋水仙碱能够有效地克服远缘杂种不育的难题。之后又发明了细胞质融合技术，把来自两个物种的细胞融合在一起，从中培育出杂交后代。有了这些技术，杂交打破了物种障碍，杂交育种不再限于物种内部。两个不同的物种之间，甚至不同的属之间的杂交成为了可能。比如，通过把属于不同属的小麦和黑麦杂交，创造出既有小麦的高产又有黑麦的抗锈病能力的新物种小黑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育种技术——诱变育种获得了广泛应用。它通过使用化学诱变剂或辐射来诱发种子产生基因突变，从中筛选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比起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更加“不自然”，因为它直接改变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创造出了新的基因。 (全文…)

这一段时间转基因食品的话题又变得异常火爆。在各种场合，我经常被问到转基因的问题，大家最关心的是它是不是安全。在我费尽口舌解释了为什么转基因食品并不可怕之后，听者往往将信将疑，然后盯着我问：“你自己吃转基因食品吗？”
我当然吃，而且已不知不觉吃了十几年。美国转基因食品开始大规模地上市是在1996年，最早推广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美国人的主粮之一——玉米。现在美国市场上的玉米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主要是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虫子不吃的，人能吃吗？”这种中国式的疑问在美国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过。 (全文…)

    1955年成立的中医研究院在去年11月改名为中医科学研究院，特地加了“科学”两个字，据称这表明结束了多年来中医是否是科学的争论。如果靠这种文字游戏就能结束争论那就太省事了。美国的神创论者成立了“神创科学研究所”，但是生物学界仍然不认神创论是科学。同样，美国生物医学界虽然对中医的某些疗法（例如针灸）是否有效有争论，但是对中医是否是科学却是没有争论的：不是科学。例如，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都把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一起归为“另类医学”，不属于医学科学。著名的反伪科学组织“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则干脆认为中医是玄学、巫术、伪科学。

    中医支持者在面对批评时常见的一个反弹是批评者不懂中医，似乎只有中医从业者才有批评中医的资格。按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只有算命先生、风水“大师”、星相师才有批评算命、风水、星相的资格了。要批评某一种学说是否科学，无需演一出“敌营18年”再反戈一击，甚至无需了解它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对其思想和方法加以衡量即可。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做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