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娜伊达
我在中学时代就十分喜爱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尤其是他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如《列宁》、《好》和《向左进行曲》等都曾给我心灵带来颤栗的震撼。当我开始学习写作时，我就曾用《好》的格调和那种诗行排列的方法写下了一首歌颂我所在的城市的长诗。除了这个城市的地名、人名和风景名胜之外，诗中几乎都是“好”这样的口号式的句子。我很得意，竟然将这首诗寄给了报社编辑部，更想不到的是编辑部的同志居然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表扬了我的热情，但却委婉地批评说，每个学习写作的人都应该有表达自己情感的方法。
这事已经过去好些年了，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要为自己的幼稚脸红。而现在，偏偏我每一次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时，总要想起这件事。但人长大了，读的书多了，也就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由于好、好、好和向左、向左、向左这样的诗句，在我的脑海和思绪里就矗立着一个整天挥臂高呼革命口号的诗人的形象，似乎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总是双眉紧锁，呼号声如洪钟，狂歌革命和胜利。我想象中的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柔情，没有爱情，一副严峻的面孔，有双愤怒的、仇视一切的眼睛。 (全文…)
刘东
一位还未来得及谋面的“打工诗人”，急等着推出一部有关“打工诗歌”的论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柳冬妩著），来信要我为他赶一篇文字。我虽然向来害怕应酬文字，这一次却觉得很难回绝，毕竟自己早年也曾在泥窝里滚打过，深知那种在底层打拼的味道。
跟这班苦命的年轻人本能相通的是，自己当年那种学徒生涯，如果不比今日的打工仔更苦更累，至少也不会更轻松。那个世道，不光是完全攒不到什么工钱，每月区区十几元学徒津贴，全都要用来贴补肚子，劳动条件也是没法更恶劣了。只要催命的鼓风机轰鸣起来，那灭顶的声浪就能把人吃了，连面对面说话也只能靠手势比划。再轮上三十八九度的三伏天，更是连想像一下都会冒汗：别人躲在树荫下摇扇还直喊受不了，我们却被发配到冲天炉前，去鼓捣整炉膛红通通的铁水 ——别说还要出笨力干重活了，哪怕只在炉前多呆一会儿，那灼热的温度就能把脸颊给生生地烤糊了！ (全文…)
卷首语
1931年，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鲁迅写道：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今天，“革命文学”还谈不上，但无产阶级文学或工人文学无疑已经存在。主体也不再是“智识的青年”，而是工人自己。作为1949年革命的遗产之一，工农子弟的文化水平比起老民国时代有了很大提高，这给工人文艺提供了发展的可能。“工人诗歌”的出路何在？我们认为，就在于立足工人阶级的现在，并探索未来——紧扣工人阶级的所见所历，所感所思，所愿所欲，伴随工人阶级的成长，哺育和深化阶级意识，唤起工人阶级的共鸣，激发和配合工人阶级的斗争。否则，即便是工人作者，也往往只能为主流文化添砖加瓦，甚至沦于奴才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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