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葛兰西的定位似乎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然而根本的分歧始终存在。时至今日，葛兰西仍然不时被冠以“西马”的帽子，遭到并不了解的人的冷眼——而实际上这顶“高帽”却多出自反马人士之手，正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等于独裁；至于所谓“西马”，概念上也错漏百出。作为与列宁同时期的革命者，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直接影响了葛兰西对革命的理解，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哲学上一脉相承。当列宁在东方战场纵横捭阖掀起壮烈的浪潮，努力实践并探索出路的葛兰西在西方遥遥相应；其行动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如政党路线、工运形式，对当代氛围的运动更具指导意义。

人的活动限制因素与能动性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在相关的理论探索的诸多方面，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葛兰西提出的一系列独到见解无疑都极具创见性和科学性。本文对葛兰西的革命实践、理论实践做了综合的论述，读者可用作对葛兰西相关著作的导读。

    另见本站相关文章：陈越《葛兰西和孤独》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352
    （原文载于《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编辑资料来自中国知网。http://epub.cnki.net/grid2008/detail.aspx?QueryID=82&CurRec=1）

    作者：田时纲（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意大利和西方主流学界从不承认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高度评价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又是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葛兰西同所谓“西马”创始人柯尔施、卢卡奇在政治立场（如对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和理论倾向（如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态度）上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葛兰西的实践和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安德森和科莱蒂把葛兰西说成“西马”出于其政治需要：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西马”非“马”是个筐，萝卜、白菜一块儿装；“思潮”凝聚左、中、右，真、非、反“马”大合唱——“西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国内个别学者认为葛兰西是“西马”，除受安德森、科莱蒂影响外，主要是研究对象的复杂、研究材料的匮乏和研究方法论的缺陷所致。

(全文…)

    作者：黑夜里的牛

    不懂理论的人往往会流于浅薄的狂热，成为不可一世的行动主义者，而过于理论自负的人又常常感到思想本身的乏力，不得不抱怨坐而论道的虚妄；理论就是这样一个宏观上被人膜拜而在微观上被人忽视的神像。同样地，实践处境的尴尬依旧，而且随着群体的理论水平日益下滑，甚至它的存在本身也逐渐成为一个疑问。相对于理论，大家自然更关心实践。有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实践，公开的和私人的，经济的或文化的，但时代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实践，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实践，即谋求夺取国家的实践。这种实践与生产实践或科学实验的最大的差别在于实践者力求用自己“理想的意图”来改变的客体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改变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具体说来就是压迫关系以及剥削关系，而后者是为了改变人和自然界（包括人本身）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区别，后一种实践在近现代都已经基本不会遭遇自觉的强有力阻碍，并发展出一套可行的相对完整的实践原理和方法体系（现代科学技术），而前一种实践则由于实践客体的变动，合格实践主体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不稳定性，就没能够发展出符合自身规律的方法体系。但人类在此领域内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实际上，随着解放哲学的产生，以原理为基础的实践过程就自发或者自觉的产生了大量精神产品，这些产品中有意识形态的半废物（之所以称之为半废物，是因为他们只是具有干预作用的实践活动遗迹，不能直接成为实践的方法，除非它们面对另外一种人，但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只具有考古的价值，而不具有指导意义了），但也有客观原理和方法的粗糙或者精致的形式。在解放进程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今天，无论意识形态产品还是科技产品，从历史中都能挖出一大堆。正是因为厚重的历史，面对着财富的穷人自然首先想到的是消费祖先的创造物，延续流传至今的生活和斗争方法，只在必要时做一些语词之争。
    后来的渺小征人们是否非这么做不可呢？人们在毁灭文明的大战中讲过的话是否还需要再说一次？在这种重述的过程中，被继承下来的是形式，还是内容？但有人会说，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不可能只继承其中一个而不继承另一个。说得很对，在有些时候，的确是要把古老的形式和内容一起抛掉的，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抛，不能丢掉了婴儿，却把脏水留下了。无论用何种语言述说，可以确知的是，在革命哲学预言的政治幽灵难以降临尘世的此刻，开启的必然是各种幽灵般的政治实践。本文就旨在探讨这种幽灵政治实施的环境及其策略，顺带触及必要的理论命题。 (全文…)

    作者：老 邪

    鲁迅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演，叫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学术界对魏晋风度之研究至今亦不能超出先生的判断，只是在内容上做了拓展，不过是为先生作注脚而已。为明大道，我也不妨做个文抄公，先生说：

    ……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先生所见之深，除拜服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全文…)

    编者按：不知不觉间，“正义”成了一个时髦词汇。在我国，这一概念以往只是在自由主义思想者们那弥散着痛苦和救赎之情的讨论会上闪现，但现如今，老百姓街头巷尾的闲谈也往往能从“程序”扯到“程序正义”。从网络上的言论可以看出，大部分自由主义者仍想将这一美好的词汇据有已有，用以证明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其狭隘和虚荣已无需我们做更多评价。我们关心的是左派的观点。总体说来，大部分左派对于正义问题有态度有两种，他们或者将其视作自由主义者的虚伪扯淡而加以拒绝，或者通过把社会主义构想为一个至善的共同体，来收编自由主义那不全面的“小正义”。这两种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不仅仅存在于理论场域中，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其相应的对应物，那就是教条主义及其庸俗修正主义的当代变种和托洛茨基派。坦率地说，二者的确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因此才能够在反自由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达成一致甚至形成客观上的合作；但又因为他们仅仅只是抓住了一部分而没有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所以又会在许多问题上相互攻击，最后往往是把对方斥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觉或不自觉的俘虏了事。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是拒绝使用“正义”这一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概念，还是本身就拥有某种激进版本的正义理论？我想这是大多数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了解马克思本人关于正义问题的理论探讨，就显得十分关键。这远比QQ群和微薄上无穷无尽的胡乱讨论有意义得多。所以，我们特地发表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这篇论文，供同志们参考。虽是学院文章，但内容充实，可以作为大家进一步讨论的起点。在此基础之上，继续阅读伟大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科恩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许多讨论，都是在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评中进行的，而且，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相互对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19世纪下半期之后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发展的方向。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阐释，原本是可以直接通过解读他批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文本完成的。但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和社群主义开辟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的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路径，就使得人们对自由主义批评的方向发生了转移，即从批评其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向了批判其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就使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和复杂起来。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就不能不在呈现马克思文本的同时，考虑当代正义问题讨论中马克思正义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全文…)

       亲爱的老师、朋友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第一个学期已经结束，学生都已离校，整个高师一片寂静。在这个古老学校的众多成员中，有很多您过去曾经无私地教导过的年轻人，他们对您极为感激并始终将您铭刻在心中。我也是其中之一。直到现在，我还为您的慈爱所深深感动。您知道，您获得了充分的回报：您所给我的影响不仅是心灵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对于您在里昂那么多年的半孤独状态1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我至今深怀敬意——您是多么坚决地与无数令人殚精竭虑的困难作斗争，又承担了多少强加于您的超负荷劳动，更不用说您所钟爱的孩子们的喧闹，即使在这个工作家庭很难两全的社会中，您仍没有放弃任何责任。我常常想起您，偶尔也会想起沃尔斯2先生。你们都有着肉体子孙和精神子孙的双重后裔，你们对两者同等喜爱，一样地关心他们并对他们充满信心。

       这一次轮到我代表那些所有在您的教诲下成人的学生来告诉您，我们也十分地关心您并对您充满信心。我们都知道，正如您常爱提到的口头禅所说，孩子是其父母的理念和真实。因此我们也明白，您的真实在我们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您在为似乎已经远离了我们感到焦虑，而我们也在为您的渐行渐远而心神不安的原因。正是这一真实使我在这里要提到您的那封信3。我认为您的真实一定会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它对当下提出了质疑并将目光投向了未来。您很清楚，我们不能生活在回忆当中，如果一种友谊仅仅植根于回忆，那么它也就注定只能忠于回忆。如果当下或将来不能将这种形成回忆的过去延续，那么回忆，即使是对补习班或一些人的回忆，也都是没有意义的。战前，您经常对我们重复王尔德的一句格言：“漠视过去的人决不会有未来”。在我被俘期间，我始终牢记着这句格言。在那个背叛的时期里，它是我力量的源泉。 (全文…)

    作者：沉浮

    一九零一年底到一九零二年初，列宁写作了不朽名著《怎么办》，此书着眼于《从何着手》一文当中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我们的组织任务，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等对当时的运动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怎么办？》彻底揭露了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了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伟大意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思考党建问题的最为重要的依据。
    在深入学习《怎么办？》之后，我又翻阅了列宁在一九二零年四月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该书总结了俄国三次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初期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指出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党的国际意义；对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也做了深入的分析。列宁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国际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他痛斥了第二国际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详尽的批判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 (全文…)

霍炬：华东师大博士，现任教于陕西师大文学院，长期致力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陈越等人一起翻译了许多阿尔都塞的论文和专著。

    徐志伟：在我熟识的70年出生的学者中，你或许是最精通理论的一位了，很多朋友对你的理论素养都深表赞许。请问你对理论的兴趣是怎样形成的？你如何看待“理论”？

    霍炬：徐兄谬夸奖了，实不敢当。但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这种对“理论”的“称许”。抛开朋友间的相互认可不谈，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是经常会遇到这种对理论或理论工作的称许的。这种称许既针对个人，也包括群体。实际上，这称许更多是对一个“业务领域”的肯定，称赞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能力几乎等同于夸奖一个厨师会做饭，这是在既定的职业预设中进行的评价。
    那么，这个“职业预设”是怎么形成的呢？很显然，它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中被生产出来的。稍稍进行一下历史回顾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分类是在非常晚近的社会变革中逐步形成的，最早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知识类型学的产生，在中国现代知识分类的形成则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现行的学科分类体系确定了我们无论是从专业角度还是从“世俗”角度对一种知识的认知。我们没有必要否认这种现代知识体系的客观性，因为我们早已身处其中，用古人的视角评判今人不仅迂腐而且可鄙。老实说，我的理论兴趣的形成除了偶然在大学里遇见了几位吸引我的好老师这样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因为研究生选专业时几乎是随波逐流的胡乱选取。 (全文…)

编者按 本文是徐禾教授的一篇遗稿，1980年末，为给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本科四年级学生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社会主义经济专题课，徐禾教授准备了本文的手稿即第一稿；1981年3月9日和16日，他在77级本科课堂用这一稿讲了6小时，课后由学生根据记录整理了一个记录稿，即现存手稿的第二稿。徐禾教授又在这个稿件上进行了修改，现根据这两个手稿相互对照印证，整理成本稿刊发。其中引用的经典著作已对照现在通行的版本进行了校对。在这篇稿子中，徐禾教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有关理论。发表徐禾教授的这篇遗稿为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同时也表达了我们对先辈的敬仰和怀念。稿子当年的最初记录和现在的整理工作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达伟副教授完成的，在此我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