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 邪

    鲁迅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演，叫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学术界对魏晋风度之研究至今亦不能超出先生的判断，只是在内容上做了拓展，不过是为先生作注脚而已。为明大道，我也不妨做个文抄公，先生说：

    ……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先生所见之深，除拜服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全文…)

苏拉密按：
    “奴才”说的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左派，“傻子”说的是刘晓波一类，“聪明人”说的是张宏良一类。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一语道出了左派的一贯作为。

    毛泽东时代，小资就没满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让“毕业即失业”的小资们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干部”，他们没理由不“山呼万岁”，但对于后来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工农再教育”等社会主义举措，就不再那么情有独钟了。1976年春天，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写出“秦始皇时代一去不复返”“扬眉剑出鞘”等激烈诗句为即将到来的 “十月政变”和 “思想解放运动”奠定基础；这也是后来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实质是“新民主主义复辟”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才是小资们的黄金时代。新民主主义复辟后，小资们个个神采飞扬“美酒飘香歌声飞”，个个当仁不让“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个个憧憬无限“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但好景不长，没多久就开始抱怨“造核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杀猪刀”的了——小资们是最看不了和劳动人民缩小差别的，更别说被赶超了。

    90年代后，新民主主义遭遇发展瓶颈，总设计师总财会师突破了一些新民主主义的框框；于是，小资分裂了：在其中得到好处的那部分小资要求更大胆地突破——于是他们获得了一个新称谓：“右派”；另一部分则把抱怨升级为“当不上公务员、买不起车、买不起房…”要求退回到纯正的新民主主义；于是，他们成了“左派”。 (全文…)

旗帜网编者按：今年农历正月十六，是魏巍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的旗帜网友都深深怀念敬爱的魏巍同志。在魏巍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重新刊发老革命家李成瑞同志2009年9月6日在首都各界深情纪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暨魏巍同志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李老这篇发言，系统论述了魏巍晚年思想和革命精神，向我们阐明了魏巍精神与毛主席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内在传承关系，展示了魏巍同志对退伍战士、广大农民工及千百万莘莘学子的关心和挂念，明确指出魏巍是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更指出魏巍同志面对压力不低头，是鲁迅彻底革命的“硬骨头”精神的卓越后继者，可以说他就是当代鲁迅。 (全文…)

文/萧让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看起来，在近几年对鲁迅的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似乎该是时候了。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 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全文…)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回顾20世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像鲁迅这样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仍旧不能回避谈论鲁迅的意义。但是，自“文革”结束，对于鲁迅的批评和反思，波澜迭起，从来没有消停，这种种围绕鲁迅形成的争论，又是我们今天谈论鲁迅时无法绕开的话题，所以就从这些争论谈起吧。
　　汪晖(以下简称汪)：让我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谈起。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最可宝贵的品质。他认定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的著作和《红楼梦》是两个特殊的领域，不但可以阅读，而且为了配合“文革”的需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为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全国各大高校的现代文学领域最主要的老师都卷入其中，一度很多工人积极分子也参与注释工作。在20 世纪找不到任何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文 (全文…)

我身上的某种气质让我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势利的文人学士们中间去。一九八九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这座“最高学府”的时候，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解构”主义者。理解张承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多少年来，我一直抗拒着他，始终回避着他。在张承志极力要成为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弱者”。也有人读出了我的文字中间迥异于张承志的“不屈不挠的反讽”。二〇〇五年，当我突然面对可怕的处境，面对知识、道德和智慧的破产，身体和精神彻底崩溃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我一直在回避和拒绝的，实际上是与我自己相关的某些元素。在许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正视张承志开辟的文学道路。张承志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不仅在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