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刚

    文人命运多舛，自古已然，并不是到了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才更加丰富。所以当我回想起改革开放二十年里我和朋辈走过的所谓道路，对于我们的遭遇倒没有太多的抑郁或者多心，反而是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了更上一层楼的荒唐感。

    妻子说，中国人就是慢，热衷于敬而远之那一套，着不起那个急。她是对的，我还不到三十岁，觉得自己已熬得什么都不剩了。这些年，看看书，练练笔，跟合得来的朋友玩玩音乐，在思想方面争论争论，也就是这样。出CD不容易，用摄像机纪录生活也不容易，在媒体舆论界妄图声张声张性情，就更不容易。左右都不是，生活要来源，积攒点钱自谋生路吧，经济又说不景气了，妈妈讲话：“生意都做穿了。”听说又闹什么签世贸，民族情绪高涨，还没看到哪个做买卖的出国去跟谁大战一场，国内已是一片不堪其辱之声，看来又是一次沉闷不堪的自卫反击战，打给谁看都没弄明白，呼啦啦又是一片“血染的风采”了。

    就这样看着海盗的逻辑要在中国大难临头，故乡的民工依然背井离乡去参与重复建设，田园依然荒芜，海关更要大开，毒不过海洛因，挺不过爱之病，人欲横流，方显博爱本色；民不畏死，奈何以利驱之？我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有一种更隐秘的报复心盘旋在祖国的上空，对于不愿向满清皇室请安的洋人如此，对于从孙中山以来，诸多行武出身的中国元首，也莫不如此。

    一日上网，见旧友广天的论述：“工业化时代的游吟诗人”，感慨颇多。故国自古重农轻商，以安民生，以存国体——此民，即“民为贵，君为轻”之民；此国，即“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之国。这本是故国积数千年沧桑，阅万万千生灵而安排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全部，却是底蕴和根本。故此，国人对于工业、对于工业化难以建立诚挚的感情，也是上个世纪以来生活在中国的人心照不宣的事。工业化、现代化、商品化、信息化云云，不过是现代欧化汉语对西方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演变的书面吹捧，同时也是以中文文化为人处世的我们逐渐一天天与之生死与共的恶俗现实——故此，游吟诗人之于这个时代，是否能够摆脱自古已然的宿命，似乎就在广天的这个命题中，引起我想当然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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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黑夜里的牛

    不懂理论的人往往会流于浅薄的狂热，成为不可一世的行动主义者，而过于理论自负的人又常常感到思想本身的乏力，不得不抱怨坐而论道的虚妄；理论就是这样一个宏观上被人膜拜而在微观上被人忽视的神像。同样地，实践处境的尴尬依旧，而且随着群体的理论水平日益下滑，甚至它的存在本身也逐渐成为一个疑问。相对于理论，大家自然更关心实践。有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实践，公开的和私人的，经济的或文化的，但时代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实践，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实践，即谋求夺取国家的实践。这种实践与生产实践或科学实验的最大的差别在于实践者力求用自己“理想的意图”来改变的客体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改变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具体说来就是压迫关系以及剥削关系，而后者是为了改变人和自然界（包括人本身）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区别，后一种实践在近现代都已经基本不会遭遇自觉的强有力阻碍，并发展出一套可行的相对完整的实践原理和方法体系（现代科学技术），而前一种实践则由于实践客体的变动，合格实践主体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不稳定性，就没能够发展出符合自身规律的方法体系。但人类在此领域内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实际上，随着解放哲学的产生，以原理为基础的实践过程就自发或者自觉的产生了大量精神产品，这些产品中有意识形态的半废物（之所以称之为半废物，是因为他们只是具有干预作用的实践活动遗迹，不能直接成为实践的方法，除非它们面对另外一种人，但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只具有考古的价值，而不具有指导意义了），但也有客观原理和方法的粗糙或者精致的形式。在解放进程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今天，无论意识形态产品还是科技产品，从历史中都能挖出一大堆。正是因为厚重的历史，面对着财富的穷人自然首先想到的是消费祖先的创造物，延续流传至今的生活和斗争方法，只在必要时做一些语词之争。
    后来的渺小征人们是否非这么做不可呢？人们在毁灭文明的大战中讲过的话是否还需要再说一次？在这种重述的过程中，被继承下来的是形式，还是内容？但有人会说，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不可能只继承其中一个而不继承另一个。说得很对，在有些时候，的确是要把古老的形式和内容一起抛掉的，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抛，不能丢掉了婴儿，却把脏水留下了。无论用何种语言述说，可以确知的是，在革命哲学预言的政治幽灵难以降临尘世的此刻，开启的必然是各种幽灵般的政治实践。本文就旨在探讨这种幽灵政治实施的环境及其策略，顺带触及必要的理论命题。 (全文…)

【编者按】对革命的解构是当下的流行话语，然而，其本身是一种个人审美的想象。个人从来不是抽象的——近代哲学原子式的个人，而是现实的——社会的历史的统一。自从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之后，原来那种基于小生产者的梦呓就可以终止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只能是宏大叙事。资产阶级这种反动的非理性的个人主义，是因为只要谈宏大叙事，取代现存秩序的革命就是正常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也符合资本主义时代的糟糕现实，所以他们会搬出一切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不过，这终归是徒劳。

告别革命，就走向了永恒吗？

–读《另一种叙事：告别革命之后的”瓦解”与”构建”》

老  邪

    今天本来是要把忧国忧民的心放下，突出自私自利的个人–看看电影、打打游戏、看看足球的，结果，看到一篇文章《另一种叙事：告别革命之后的”瓦解”与”构建”–读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于是，又不甘于自私自利，要继续忧国忧民。昆德拉的书，老邪我读的不多，仅仅读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本不该对这篇看似《笑忘书》书评的文章说些什么，然而，萧伯纳说：一切文学都是宣传。老邪我以为，一切对文学的解释与阐发，也是宣传。所以，就把这篇文章当某种思潮的宣传材料来看了，现在又要当宣传材料来品评，因此，看没看过《笑忘书》其实不很重要。另外，在这个网络谩骂流行的时代，还得申明一下，老邪我只针对《另》一文透出的思想问题，而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真是无奈的申明。 文章的标题很长，文章也很长，其基本意思就是四个字–”告别革命”。 其实，”告别革命”的论调并不新鲜，任何一种声音的发出，都不是从天而降或横空出世的，都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中国在80年代就有过”告别革命”的声音，今天又有，同为”告别革命”，其真实内容却是不同的：80年代的”告别革命论”是为肃清毛时代的革命理念对改革的干扰而发，目的是为改革扫清障碍；今天的”告别革命论”的现实基础，是有人要革命，所以，就必然有人要反革命，而”反革命”这个词，太过刺激，因此换了一种说法，叫做：告别革命。 (全文…)

    黑夜里的牛 译 泥石流 校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工人阶级和贫苦普通阶层的妇女，年轻妇女和移民们表示了赞扬。
    大多数人民无论男女都在遭受正在加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沉重后果，还要承担政府实施的反人民反劳工措施的打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迎来了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很早以前，政府就和欧盟以及资本利益集团一起制定了这些非临时性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包含在泛希腊社会主义和ND的程序中，还包含在欧盟协议和“欧盟2020”的策略中。
    妇女和年轻人是欧盟、资本家和他们的政府精心安排的这场袭击的最大受害者。
    妇女的失业率每天都在增加，已经达到了16.1%。在年轻妇女中，已经达到了30.6%! (全文…)

作者：安那琪

马来西亚前身是英国在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北部的殖民地。马来半岛（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马来西亚则于1963年成立。

我们大可将马来西亚左翼政治的发展分为以下时期：

独立前
1930-1941 早期政党
1942-1945 日据时期
1945-1948 和平时期/公开活动时期
1948-1957 紧急状态

独立后
1957-1969 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劳工党时期
1974-1989 人民社会主义党（人社党）
1989-1998 后冷战时期
1998- 后改革运动时期

马来亚共产党（马共），成立于1930年，是马来亚第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其成立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跟越南共产党关系密切。马共是最早提出马来亚脱离英殖民的政治组织，争取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苏维埃共和国。马共党员主要以华裔为主。马共组织性强，并在新兴的工会里头具有影响力。1937年煤炭山矿工大罢工，甚至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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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赵丁琪

    整个英国的主要城市发生了几个晚上的暴力事件，这至少是这一代人中最严重的市民骚乱，英国正步履蹒跚，面临重重困难。

    开始于上周末的一系列反抗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运动已经升级为一次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严重危机，警察明显失去了对部分主要城市的控制。

    第一次骚乱的发生起因于警察枪杀 了Duggan——一个29岁的黑人，他是一个四岁孩子的父亲，住在伦敦的托特纳姆。在8月4日，当他正准备坐上一辆出租车的时候，正在黑人社区阻止枪支犯罪的警察叫住了他。在接下来的事件中，警察朝他开了两次枪，一些目击者说当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被警察限制在地上。

    刚开始的时候，伦敦城市警察局试着声称Duggan身上有武装，并且朝逮捕他的警察开枪。然而随后的证据表明，现场的子弹都是警察射出的。

    饱受警察骚扰的托特纳姆居民，在第二天晚上在当地警察局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然而，当抗议者遭遇到了防暴警察的时候，抗议升级为当地年轻人和警察之间的战斗。 (全文…)

    作者：老 邪

    鲁迅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演，叫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学术界对魏晋风度之研究至今亦不能超出先生的判断，只是在内容上做了拓展，不过是为先生作注脚而已。为明大道，我也不妨做个文抄公，先生说：

    ……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先生所见之深，除拜服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全文…)

    编者按：不知不觉间，“正义”成了一个时髦词汇。在我国，这一概念以往只是在自由主义思想者们那弥散着痛苦和救赎之情的讨论会上闪现，但现如今，老百姓街头巷尾的闲谈也往往能从“程序”扯到“程序正义”。从网络上的言论可以看出，大部分自由主义者仍想将这一美好的词汇据有已有，用以证明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其狭隘和虚荣已无需我们做更多评价。我们关心的是左派的观点。总体说来，大部分左派对于正义问题有态度有两种，他们或者将其视作自由主义者的虚伪扯淡而加以拒绝，或者通过把社会主义构想为一个至善的共同体，来收编自由主义那不全面的“小正义”。这两种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不仅仅存在于理论场域中，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其相应的对应物，那就是教条主义及其庸俗修正主义的当代变种和托洛茨基派。坦率地说，二者的确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因此才能够在反自由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达成一致甚至形成客观上的合作；但又因为他们仅仅只是抓住了一部分而没有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所以又会在许多问题上相互攻击，最后往往是把对方斥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觉或不自觉的俘虏了事。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是拒绝使用“正义”这一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概念，还是本身就拥有某种激进版本的正义理论？我想这是大多数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了解马克思本人关于正义问题的理论探讨，就显得十分关键。这远比QQ群和微薄上无穷无尽的胡乱讨论有意义得多。所以，我们特地发表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这篇论文，供同志们参考。虽是学院文章，但内容充实，可以作为大家进一步讨论的起点。在此基础之上，继续阅读伟大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科恩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许多讨论，都是在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评中进行的，而且，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相互对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19世纪下半期之后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发展的方向。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阐释，原本是可以直接通过解读他批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文本完成的。但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和社群主义开辟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的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路径，就使得人们对自由主义批评的方向发生了转移，即从批评其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向了批判其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就使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和复杂起来。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就不能不在呈现马克思文本的同时，考虑当代正义问题讨论中马克思正义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