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把平民百姓的家给砸了,像赶老鼠一样把人赶走,这样的事情咱们特色政权也不是没干过,但突然间搞得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而且还是发生在老大眼皮底子下,实属罕见,无怪乎舆论哗然,有识之士惊愕不已,恐怕大多数人都被官家这一棍子给打蒙了。
目前被驱赶的“低端人口”们正疲于寻找落脚处安顿下来,而热心的网友们,工友们正相互帮助渡过难关,还没时间消化这种震惊。但是,已经有评论人意识到,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将会对我们社会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有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评论说,最近咱首都发生这事,并不是某些坏官僚造成的偶然事故,而是中国模式本质的必然表现。的确,所谓的行政效率高,在这次大清退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特色国兴起的三十年,是政府不断展示高效率的三十年,当然也是群众的家庭生计不断被强力摧毁的三十年。
只不过,这次的清理对象从人口的百分之十的群体,变成了百分之九十,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九。
怎么说?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搞的大动作,除了农村的分田到户,就是把城市的国企私有化,把国企工人撸掉,换成农民工。
国企工人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家园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清洗中被毁灭,他们的身份也随着一次又一次改制,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变成了“ 低端人口”。
把几千万劳动者从他们生活工作几十年的工厂驱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过程中出现过的和平抗争和流血冲突,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这次事件。
但国企工人的斗争是孤立的,作为没有技术没有文化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低端人口”,他们不仅要与暴力机器抗争,还要承担来自于农民,小资产者,资本家等其他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攻击。作为时代的落伍者,他们似乎就注定要成为改革的牺牲品,社会发展的代价。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农民工)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谁都知道,国企私有化之后,仍然需要工人。但力图让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们,自然想尽力压低工人工资。工资就是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是由劳动力价值即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总额所决定的。而这个价值总额本身,又具有历史和道德的因素,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劳动力的价值可能相差很大。很明显,私人老板们不想雇佣“价格高昂”的国企工人,因为每使用一个国企工人都意味着一系列附带支出: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医疗等等,而雇佣农民工,则无需负担这一系列开销,自然节约了很多。
住在城中村违章建筑里的农民工,代替了住在单位正规宿舍楼里的国企工人。资本家抢到了国有资产,挣到了巨额的利润,而农民工也得到工作,领到工资,搭建违章建筑的城中村农民收到租金,小贩们也依托低端社区谋得一份生计,可谓皆大欢喜。至于,国企工人和他们的斗争,就让它祖国复兴之路上随风散去吧。
官僚资本主导的改革进程中,虽然也由于分赃不均而出现了官僚资本和部分民间资本的矛盾,由于低价征地导致一些农民的反抗,但总体上,除了国企工人之外的其他阶级对统治阶级还是比较认同的。面对改革造成的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负面现象,很多中产人士甚至公开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辩护,最出名的就是什么“你穷你有理?”之类的思想垃圾。
然而这排除了国企工人的阶级团结,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沿海工人运动的增长,农民工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逐渐增长,部分工厂甚至出现上万人的跨厂联合斗争。数以百万的工人参加了斗争,他们在斗争中见识了资本家的狡诈和暴力机器的凶残,跟他们的前辈国企工人一样,他们也不得不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而斗争总是使人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让统治阶级感到恐惧,所以千方百计压制工人阶级的斗争。
不过,工人运动毕竟还是属于雇佣关系中的冲突,对于劳动阶级中的其他阶级来说,可能无感。比如,小资产阶级属于自我雇佣,甚至可能还雇佣了一两个帮工,怎么可能热衷于提高工人权益。而一些白领伪中产也认为自己家里请的阿姨是自己的员工,如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落实各项福利,那员工的收入岂不是比自己这当老板的还要高了?那自然也是要反对的。
所以,国企工人的斗争也好,沿海农民工的运动也罢,甚至是小贩与城管的生存纠纷,都不能获得社会(当然是指白领,中产和中小资本家们)的普遍同情。总是会出现一些理中客要跳出来,为当权者辩护,打倒白左的政治正确,为强权申冤。这些个自干五小粉红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混合群体,竭尽全力把中国的文明水平拉低,非要把人性拉低到兽性才善罢甘休。
如他们所愿,统治阶级终于漏出了真面目。让一群暴徒驱赶人民,向全世界表演名为“中国模式”的街头戏剧。不少忠实小粉红自干五震惊了,急忙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划清界限。
这次驱离,其实是统治阶级主动在自己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下层白领之间筑起一堵高墙。虽然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和有权有钱者之间这堵高墙早就存在了,但那毕竟是房子和奢侈品等东西构建起来的心理的和社会关系的墙,而这一次当权者要建造的,是一堵真实的,分隔空间的墙。
这样把阶级分隔实体空间化,在国外也出现过,英语中有gentrification一词,就是指通过涨价把穷人从社区赶走,但那毕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在天朝,则是发生在一夜之间,一天之中。暴力驱离带来的阶级分隔的心理冲击和创伤,恐怕只有在《北京折叠》和《极乐空间》这样的科幻作品中才会有。
空间的驱离意味着,不管你是工人,还是小业主,或者是小资本家,只要不“高端”,就必须从空间中清理出去。在高端的空间中,只允许存在高端工人,高端店主,高端企业主。高端的空间需要高端的空气,高端的消费者,高端的语言和文化。如果读者看过电影《极乐空间》,就会联想到,他们想要的高端空间,就是那个在离地几万米之上的空间站。在那里,没有老鼠和蝼蚁,只有机器人服务员,美女帅哥,以及清新的空气和蔚蓝的天空,那是多么的高端呵。当然,脱离了“低端”的“高端”是需要代价的,自然意味着昂贵的生活成本,对于真正的富人,这当然不算啥事。但工资有限的白领则有可能负担不起了。在高端人士眼里,这只能说明自视中产的白领们其实很“低端”,同样应该被请出去。
当权者这一次蓄谋已久(因为控制人口的规划早就有了)的行动,成功地把大多数劳动者,以及相当数量中产阶级,甚至部分中小资本家联合在一起了。一直被相互缠斗的左派右派,这次也站在同一立场上,异口同声地讨伐丧尽天良的胡作非为。各被统治阶级群众的团结,是这次事件最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一个新的人民抗争时代的来临。百分之十的斗争终于变成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斗争。
有网友引用著名的反法西斯名言:
“当初他们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换到我们这里就是:
“当初他们驱离国企工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国企工人;后来他们驱离农民,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农民;再接下来他们镇压农民工,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农民工;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许多朋友被暴力机器的碾压吓呆了,感到绝望。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正是: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明天拉清单。群众的团结就意味着一小撮当权者的孤立。而当权者越是孤立,就越脆弱。这种孤立,一开始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孤立,但最终会演变为政治上的孤立。
百分之九十九的群众,通过自媒体传播的消息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教育,见识到统治阶级是如何残酷,而被统治阶级如不联合起来又是如何软弱无力。而直接被驱离的群众,据说也达到几百万。这几百万人返回家乡,又会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上千万人。
当特色国的和谐假象已然破灭,富人们公然开始打造没有穷人的“极乐空间”时,劳动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后退一定会停止,并转向进攻。为了生存,越来越多的群众会站起来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重新树立“人人平等”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理念;越来越多的群众会从痛苦的经历中强烈地感觉到,一盘散沙只能被人宰割,团结才有力量;越来越多的群众会认识到,自己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会来关心自己。
1905年,沙皇用子弹迎接请愿的工人,一手点燃革命的烈火。很多人说,沙皇太蠢。其实这不是蠢,而是傲慢。统治阶级视劳动者为蝼蚁,又有家丁百万,怎么能不傲慢呢。所以,他们今天还是同样傲慢,也同样的愚蠢。虽然被官家的棍棒打得四散奔逃,但“低端人口”不能忘记,自己的先辈是如何教训这些自视高端的傲慢之辈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谎言与真相》
第一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
第一章 直接社会生产的目标
脂肪太多运动就会不便。理论是完美的,但人并非完美。资本主义的动力是利润,它源自每个人都有的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社会主义的动力则是每个人的良心……所以只有在竞争下工作才能更有效果,这样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会才能快速进步;而强大的苏联就是一个儿童的乌托邦,就像一个纸做的大厦一样迅速崩塌……停滞、惯性和腐败,这些都是人的本质,无法改变。如此戏剧化、如此不人道,然而这就是现实。在这种现实下,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不是一种福利,而是一种诅咒。
——《ToVima》报,2011年4月20日
怎么看上面那段话呢?经济和生产的唯一动力和驱动力是追求更高的利润,他们试图把这一论点看作一个深刻的思想,尽管这是一个陈词滥调和保守主义的观点,他们把这种论点看作现实。这种论点认为人类的本质就是“不完美的”和自私的,人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工,而组织生产的唯一创造力是为了资本主义利润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个人财富。如果不这样,生产便会停滞不前、出现生产后退。这就是对剥削制度的省时省力的辩护。
这种观点没有考虑“人类本质”的一个基本特征。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在他们生活的社会中不断进步和演化。首先,他们从经验的物质存在中形成和发展自我意识。生产关系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是不同的。人们所信奉的生产关系体系以及法律和道德等等都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这些统治阶级分别是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认为自己的生产关系将会千秋万代。而前面的那个陈词滥调认为,人们永远只有一种思维模式,也就是说今天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们,尽管已经被剥削与压迫了数百年,尽管他们已经创造出了新的思想,但陈词滥调者不这样认为。如果人的思想真的不会变化,那么恐怕我们与原始人和中世纪的人一样思考问题……
然而,我们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利润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投资等等都是活跃在资本家可以更多更快地获取利益的地方。这种资本驱动力有什么后果?在21世纪,科学的飞跃、技术和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同时数百万人的基本需要无法被满足,他们缺少食物,他们死于可治愈的疾病。这就是资本驱动的后果。
在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利润起到过进步的作用,它解放了封建制度下的农奴,发展了生产力。在过去,甚至直到今天,它创造了扩大满足社会需求的先决条件。在历史上,它形成了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因其社会位置而具有历史使命,必须要为满足社会基本需要而组织生产。资本主义利润本身最终会成为这个方向的障碍,所以必须废除。
由于资本主义利润是生产的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经济危机,造成生产的大规模停滞;这是一个历史的和当代的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数百万失业者,因竞争造成的关闭的被遗弃的工厂,还有那些正在衰败的行业(建筑业、造船业、纺织业等)。事实上,如果那些工厂继续经营,可能有助于解决人民正在经历的重大问题。希腊就是这样一个大停滞的实例,尽管希腊拥有数百个岛屿和无尽的海岸线,但是它的造船业却被忽视,在2012年生活在一些岛屿上的人们仍然难以外出。
诚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多方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将新技术引入生产中、实施新方法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引入各种创新等等。然而,这些方法都是不均衡的,社会也不会因此受益,因为这些方法都是以资本主义利润为唯一标准的。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的计划和发展以社会繁荣、而不是资本家们的利润为唯一标准,这样的社会将会有巨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在生产过程中引进新技术的代价就是减少使用工人。即使可以减少工作时间,还可以保证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这不会发生。同样,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也有助于改善当前的工作条件,但工伤事故甚至是致命的事故依然是各个行业的日常现象。新的技术突破比如电信的发展本来可以用于发展远程医疗,却被首先用在能获得更大利润的行业中(比如新技术都用在了手机、数字电视上)。
此外,我们如何解释生产的驱动力是资本家的利润?我们已经意识跨国企业调整研究政策,以确保其产品的“内建陈旧”。有才华的科学家不是致力于改善产品的质量,而是在研究确保产品在一定使用期限后将会无法使用,以致消费者不得不去购买新产品。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可以观察到的,比如,很多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电脑和其他一些产品都有特定的使用期限。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是让产品快速贬值,以便把新产品推向市场。
追求利润的生产与人们日渐增长的需要之间是冲突的,这意味着资本家的个人财富是与满足社会需要之间是冲突的。
一个产品的使用期限是特定的,尽管它可以使用更长时间。资本主义公司的这个“主意”是为了尽快让人们在短时间内淘汰手中的产品,把更多新产品推向市场。这些主意的出现,正是由于对利润的追求。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汽车巨头通用公司率先推出“内建陈旧”。此后, “内建陈旧”扩展到了多个生产部门,汽车、家用电器,灯泡、计算机制造、软件、通用电子设备、服装业和其他地方。著名的苹果公司在这方面是专家级的,近年越来越多的报告与抱怨说其产品的维修变得越来昂贵和困难。而它的目的就是迫使人们购买新设备。比如,在一些产品中,更换电池的费用已经与购买一台新设备相当了。苹果公司宣称它们要为iPod(音乐播放器)创制一个1到2年的购买周期,而笔记本则为2到3年。
这些论据,与一些人声称资本主义利润动机和竞争可以导致高品质产品相反。他们不是创造耐用的产品,而是创造出容易磨损的产品,这导致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的额外浪费。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越来越高的需求去计划和规划生产发展,而是为了追求资本利润去计划和规划“破坏”。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被用来满足社会需求,确保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社会主义框架下,在长期和短期内,工人们都将会通过多种方式受惠于他们的工作。
“工作不再是一种必要的痛苦,而是变成一个令人愉快的迫切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劳动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每个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工作都是为社会服务,是对计划劳动的贡献。只要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深入发展,只要体力劳动和那些单调劳动的岗位被淘汰,那么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就会发展到更广泛的工人阶级中去,那些在人民群众意识形态中有着深刻历史基础的资本主义残余,最终都会被清除。在承认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缺陷,也就是部分社会产品按劳分配的同时,促进对直接社会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的兴起,将是共产党的任务。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私人进取心及其他绝妙的品质和魅力。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品质的意义和不顾“人的本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稍微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意味着空前残暴地压制广大的、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而且还意味着排斥竞赛,而代之以社会阶梯上层的金融诈骗、任人唯亲和阿谀逢迎。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
劳动者不得食”。当然,这种“威胁”主要是针对来自于资产阶级的那些人、习惯于寄生于各国雇佣劳动者和有大笔薪水的资产阶级权力集团以及所有寄生于别人劳动的寄生虫们。
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与资产阶级喜欢谈论的东西无关,与“惰性”、“不作为”和“懒惰”无关。相反,它要求工人阶级有更大的兴趣去改善生产技术。这是因为大规模实行的生产方法、好的产品质量,是与改善人民即生产者自身的生活水平相联系的。社会主义依靠生产力的增长和生产技术的改善,可以在增加人们福祉的方面取得更大成就。此外,个人能动性和个人奉献可以获得新的风尚,作为集体尝试提高人民生活条件的一部分。
在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出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工人们在共产党人的带动下组织起来进行义务劳动,就是这样的实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构成了建立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的具体努力,其中社会上最觉悟的部分即共产党人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一实践促成了新的劳动纪律,为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19年春天,俄国内战仍在持续。数以万计的先进工人走上了前线,为保卫初生的苏维埃政权,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
然而,革命不仅受到资产阶级抵抗的威胁。在后方,尽管条件艰苦,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军队装备的需求、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持续地增长着。面对这一形势,莫斯科—喀山的铁路部门工人决定不闲着,特别是在面对与他们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战争后果的问题、革命是否屈服的问题。
“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说帮助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中说:‘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 ”
——列宁《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
紧接着,其他地区的铁路工人效仿了喀山—莫斯科铁路分局的工人。铁路工人们真正的激情和自发的贡献,明显不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仅有的主要例子。他们的榜样照亮了这样的道路: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内部,劳动开始以社会的方式组织了起来。劳动的这种社会组织新形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工人和人民是直接有益的。
此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发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是社会主义生产中创新型工人的群众运动,以新技术应用为基础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生产力。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以矿工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斯达汉诺夫的名字命名的。在从1935年8月30日到31日的那个夜晚,斯达汉诺夫在一个班次(5小时45分钟)内打破了多项纪录,开采了102吨煤,而当时的定额是7吨!通过自己的技术专业化(1935年他完成了在矿物装载机学校的学习)和在工作中的应用,他实现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935年9月19日,他取得了新的纪录,在他的班次内开采了227吨煤。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社会主义生产中创新型工人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是以新技术的应用为基础的。它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生产成为一个整体。它实现的生产力比以前高十倍。这是一个深刻的革命运动,因为它是从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生产中工人总结经验而得来的。它的目的是满足苏联人民的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斯达汉诺夫解释说:“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工作并不需要很大的体力。它只需要对工作的每个部分进行整体了解,对每台机器及其技术进行精心研究。斯达汉诺夫体制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它为人的创意的展开提供了舞台。”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每件事都不简单。在理解劳动的直接社会性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造成了2200万人死亡的重大损失,大量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创新型工人牺牲了。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和路线改变之后,认为可以将市场元素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场盛行,使得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更加削弱。在工厂苏维埃和斯达汉诺夫运动中取得的经验都在消逝,这些经验包括质量控制、更有效的组织管理、节约原材料和工作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集团的(商业)利润作为生产动力(柯西金改革)成为现实。总体而言,随着改革在这个方向的推进,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中央计划、工人参与对劳动的组织以及自下而上的工人管理都被削弱了。经济中的错误选择,导致了人们意识的退化,换句话说,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超出了社会总体的利益。同一公司中工人的收入差距增大,工人与管理人员的收入差距增大,不同公司工人的收入差距也明显增大了。
苏联的经验表明,当社会主义建设放松、不遵守社会主义生产的科学规律和商品经济泛滥的时候,生产力和生产就不会发展,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就会倒退。这也表明,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保证,并不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共产党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是要通过革命的政治行动、对革命理论的理解和发展来确认的。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弱点,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历,证明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及其对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巨大优势。
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废除,为生产和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它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每个人都有工作保障、免费的公共医疗和教育,国家提供廉价的服务和住房以及更方便地获取文化知识。在成立之初,苏联有着巨大的文盲人口,它着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成功地消灭了文盲。苏联还消灭了失业。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全体工人每周都有休息日并且有带薪休假。非工作时间增多了,其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非工作时间里,更多的时间被用来提高工人的文化和教育水平,加强他们在工人政权中的参与。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起点相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生活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具有快速持续增长、保持社会繁荣和人类完全发展的固有潜力。
“激励措施将被制定,为的是劳动专门形式的不同结合,提高生产单位或社会服务中的总体效率,并促进对组织和进行劳动的共产主义先锋态度的发展。激励措施旨在减少纯体力劳动的数量并缩短劳动时间,同时提供享受教育项目、休闲和文化服务以及参与工人管理的机会。我们拒绝货币形式的激励。
要以上述原则为基础来制定劳动者货币收入的政策,其趋势是缩小并最终消除货币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将暂时存在,为的是使特定经济部门的专家得到补充。通过优先提高工人中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收入差距将以计划的方式得到解决。
在中长期,中央计划的目标是在总体上发展进行特殊劳动的能力,同时转变劳动的技术划分,以达到劳动生产率的全面发展和劳动时间的缩短,消除操作劳动和管理劳动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希腊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估及结论,主要以苏联为例,希腊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无论是自由派还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派别,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最常见的批评,就是说它们不民主、独裁。
这个批评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到垮台,一直没有中断过。比如,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中派领袖考茨基,在1918年就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批判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实践,认为苏联不民主,社会主义搞不成。他还写了一本《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在该书中把苏联说成是独裁政权,认为“不可能从专制制度一步跳进社会主义的社会”。
对于批判苏联独裁的言论,列宁坦率承认了独裁的存在,并认为这是革命运动史上非常常见的现象:
“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暴力行动。革命必然意味着内战,而交战中的军队如果不想输,通常是不能按照民主方法组织起来的。十月革命后,新生的政权很快就遭遇外国干涉和国内的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个人独裁。考茨基说社会主义劳动组织不应该是一个兵营组织,但阶级斗争的发展恰恰要求苏维埃将全国组织成一个兵营。
“国家通过一种官僚制度或者通过人民中的某一个阶层的专政来组织生产,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组织上的训练,社会主义要以无数个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自由组织为其前提,并且需要最充分的自由。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应该是一种兵营组织。”(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29页)
因此,列宁的回答是明确的。过渡时期的强制是通过充分的民主选举出来的苏维埃实施,还是由某一个党来实施,甚至是由某个革命家个人来实施,这一切都阶级斗争的形势为转移。
“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也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而且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种组织)来实现的。”
不过,列宁也承认了,当时的苏联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而只是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列宁看来,过渡时期的政治制度,首先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确保本阶级的政权能够存活,而不是符合于某个抽象的标准,未必要跟巴黎公社完全一样。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考茨基要求战火中的苏维埃俄国实施多党制和普选,确保人人自由,这无疑是在帮助国际资产阶级尽快扑灭革命。
考茨基所谓的民主,其实就是代议制民主,说白了就是选举。所以,在他看来,苏联没有公正的选举,所以不民主。这种不公正体现在把许多公民排除在选民之外,而且谁被排除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说了算。
“比起普选制来,苏维埃组织具有这种优越性:较大的专横。它可以把凡是被它认为是敌对组织的一切组织排除在外。它‘给予一切公民以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不言而喻’,他们只是根据苏维埃政府的旨意来行使这种权利。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却又发现,这样行不通。七月十二日闭幕的最近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拟订了一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这部宪法规定,有权选举苏维埃代表者,不是俄罗斯国家的全体公民,而只是某些特定类别的人。
“只有‘靠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才有选举权。但是什么是“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呢?这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同样富于弹性的概念是关于被排除在选举权以外的人的规定。这种人里面包括“以获利为目的而雇佣工资劳动者的”人。有一名帮工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手工艺者,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和无产者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最近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举行了罢工,托洛茨基在一九零九年还把这个工厂称为‘革命的堡垒’。我问过一位布尔什维克同志,他如何解释这次反对苏维埃的抗议行动。他认为,‘这很简单;那里的工人都是资本家,他们人人都有一所小房子。’由此可见,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制度被冠以资本家的称号并且丧失选举权,是何等轻易的事情。”(《无产阶级专政》第45页)
如果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斯大林恰好在新的宪法中将其解决了:
“这个意见主张剥夺僧侣、过去的白卫分子、所有从前的显赫人物和不参加公益劳动的人的选举权,或者,无论如何应当限制这种人的选举权,只给他们选举权而不给他们被选举权。我认为这种意见也应当否定。苏维埃政权从前剥夺不劳动者和剥削者的选举权,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有一定期限的。有一个时候,这些人进行反对人民的公开战争,反抗苏维埃法律。关于剥夺他们选举权的苏维埃法律,是苏维埃政权对他们这种反抗的回答。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不少时间了……列宁在1919年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认为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遍选举权是有益的。请你们注意:没有任何限制。他说这话的时候,外国武装干涉还没有消灭,我国工业和农业还处在极坏的状态。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十七年了。同志们,难道还没有到实行列宁这一指示的时候吗?我认为已经到了。”(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斯大林宪法落实了普遍、平等、直接与秘密选举的普选原则,不仅如此,还明确规定了选民有权撤换被选举者。
“第一百四十二条 每一个代表必须向选民报告本人的和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并且根据选民的多数决定,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可以随时撤换代表。”(苏联1936年宪法)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认为苏联不民主,甚至怀疑苏联没有举行过选举,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苏联的选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不同,很少出现不同候选人竞争的情况,基本就是苏共提出的候选人当选。那苏联的选举是真的还只是假的呢?其实,苏联的选举的确是真的。问题不在于选举人能不能参与选举,而在于被选举人如何产生。斯大林宪法规定,苏维埃代表的候选人必须由党和各种群众组织提出:
“第一百四十一条 候选人按选区提出。提出候选人的权利属于下列各劳动者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共产党组织、工会、合作社、青年组织、文化团体。”(苏联1936年宪法)
在苏联,几乎所有群众组织都是党的外围机构,负责人都是党员或者党的积极分子。因此,很少会出现共产党组织和工会在同一选区提出不同候选人相互竞争的情况。
那为什么群众不组成独立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与执政党对抗呢?这就是苏联政治制度设计的巧妙之处了。
斯大林宪法在公民政治自由权利方面,一般性地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和游行示威自由,但是在结社权方面是有很大保留的。一方面说公民有权组成社会团体,但是又说这些社会团体都要由共产党领导。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为了适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下列各种自由:(1)言论自由;(2)出版自由;(3)集会自由;(4)游行和示威自由。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为了适合劳动者的利益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组织上的自动性和政治上的积极性起见,保证苏联公民有权结成各种社会团体,即工会,合作社,青年组织,体育和国防的组织,文化、技术和科学等团体;而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最积极最觉悟的公民,则自愿结成的先锋队,劳动者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苏联1936年宪法)
在这种制度之下,除非是共产党的群众组织违背上级党组织的意愿独立提出候选人,或者党有意让多个候选人竞争,否则不可能出现多个候选人竞争的情况。(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允许建立独立社会组织且提名候选人。)只有一个候选人的选举,在中国也是长期以来的实践。对于执政党来说,最严重的不过是党支持的候选人得票率未过半,但这并不会对执政党造成太大威胁,因为没有对手。
苏联是不是民主国家呢?这要看按照什么标准。如果认为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考茨基批评的正是列宁时期的苏联没有落实普选),那么1936年后的苏联完全算是民主国家。如果按照西方的多党制标准,苏联的一党制显然不是民主制度。那么应该按照哪个标准评判呢?
巴黎公社原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原则。可以先看看苏联的政治制度是否符合巴黎公社所设定的民主原则呢?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总结起来有四条,我们逐条看一看。
第一,立法施行政。议会和政府合一,选民选出的代表直接负责国家机关。这一点,苏联不满足。我们知道,苏维埃本身并不是行政机构,具体负责行政的是人民政府即苏联部长会议。政府原则上是由苏维埃任命的,但本身并不是由选民直接产生。因此,跟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一样,选民能影响的只是代表组成的议会,对于政府的影响是间接的。这一点跟巴黎公社原则是不相符合的。不仅苏联,全部社会主义国家都不符合。
第二,普选。从形式上看,苏联一切公民都有选举权,完全符合。虽然苏联具体的选举实践中,提名权控制在苏共手里,但巴黎公社原则没有对被选举人的提名权作明确规定,所以不能直接说苏联的做法违反巴黎公社原则。但是,就当时巴黎公社的委员选举而言,的确有不同组织一起参加选举,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都参加了选举。
第三,任意撤换代表。这一条苏联满足。
第四,公职人员领工人的薪资。历史证明,苏联并不满足。
实事求是地看,相比巴黎公社,苏联的政治权力更加集中于共产党一党的手里,民主程度要低一些。有人会说,巴黎公社输就输在权力不够集中。这也时事实。但马克思恩格斯把这几条说成是巴黎公社的伟大创造,不是因为靠这几条就能打败梯也尔打败德国人,而是因为这几条能确保无产阶级砸碎旧的国家机器,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历史也证明,苏联没有落实巴黎公社原则,也没有能够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
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反斯大林派别通常会认为只要落实了巴黎公社原则,就能让苏联彻底民主化。中国的造反派也大都坚信,巴黎公社原则可以防止走资派上台。
但是,即便苏联落实了巴黎公社原则,就一定能确保政权一直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吗?历史本身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问题,仍然有待于人们的讨论和探索。
]]>最近的朋友圈经常能看到有人转发人工智能代替人的消息。什么财务机器人、人力资源机器人之类的,营造出一种机器人即将代替人,奇点将近的恐慌氛围。这到底是媒体为了赚取点击率夸大其词,还是说把人类从劳动领域赶出去的大变革已经开始了呢?
许多白领雇员为主的行业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自动化,这的确是事实。以华尔街的股票交易员为例,自动化的交易程序代替了99%以上的交易员岗位,同时又增加了一部分IT工程师的岗位,但相关人力总数,已经减少到三分之一左右。
“2000年,高盛在纽约总部的美国股票交易柜台雇佣了600名交易员,根据投资银行大客户的订单买卖股票。如今,他们只剩下了两个股票交易员。高盛即将上任的首席财务官马蒂·查韦斯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剩余的工作被自动交易程序接管了,程序则由200名计算机工程师支持。
“据查韦斯介绍,高盛已经用自动化软件进行货币交易,发现可以用一个计算机工程师代替四个交易员。现在,三分之一的高盛员工是计算机工程师,约有9000人。接下去,高盛会让投资银行的任务自动化。”[1]
在美国的白领阶层中,以华尔街交易员为代表的金融从业人员是收入最高的一群人,所以许多名校毕业的大学生都争着去金融领域工作。据媒体报道,在美国10大商学院的毕业生中,1/3都进入金融领域,只有约5%进入医疗保健市场,而进入能源或制造业的就更少了。至于每年进入非盈利组织的人数,用两只手就可以数完(不到10人)。[2] 但金融领域的自动化,正在大量消灭优质工作,而代之以收入更低一些的程序员。
金融数据服务商Kensho创始人预计,到2026年,有33%-50%的金融业工作人员会失去工作,他们的工作将被电脑所取代。Kensho开发的程序,做分析工作只需一分钟,而拿着高达35万美元年薪的分析师们,需要40小时才能做完同样的工作。[3]
去年,花旗银行发布了一个报告,名为《数字颠覆:金融科技如何将银行业推向临界点》。这篇报告谈到了数字技术对金融业的颠覆性变革影响,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自动化程序不可避免地替代金融业雇员。报告预测,到2025年,银行业的雇员人数相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会减少40%-45%。[4]
节约劳动力投入的技术对于企业是决定性的,自然会在全行业扩散。美国如此,中国亦然。自动化变革必将影响中国600多万金融从业人员。[5]这几乎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发展趋势。所以,相关领域的每一个自动化技术的应用,都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恐慌。比如,会计机器人的出现,就让许多财会人员感受到了阵阵凉意。
但是,也有媒体出来打气,销售心灵鸡汤。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跟读者们一起赏析一下。
文章一方面承认了,重复的动作可以被自动化程序完成,而廉价的程序自然会代替昂贵的人工劳动者:
“毕竟,财务人需要明确一点:同一个经验用十年的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面临被淘汰的结局。
“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推广,从事着相对基础、低端的财务工作还不思进取安于本分的人极有可能成为第一批被淘汰的人。既然你的工作机器就能做到,企业为什么不选择更节约成本却高效的方式呢?”
另一方面呢,文章又安慰读者,失业并不是不可避免,通过加强自身能力,变身高端人才,就不会被淘汰了。因此,说机器人会让财务人失业是“危言耸听”。
“因此,为了不被机器替代,不被时代淘汰,我们能做的,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具竞争力。
“在你有任何实际举动之前,首先应该意识到自己将来或许要面临的局面,时刻告诉自己不能安于现状,在财务转型的大局面前,树立成为高端财务人才的目标。
“不轻视也不抵制财务机器人,认清这是大势所趋的现实,不要乐于安逸平淡,走在前面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如果同一个经验用十年就要被淘汰是常态的话,那我相信全世界大部分劳动者都很快就会被淘汰掉了。但这并不是事实。比如,医生、教师、还有各种行业的劳动者都是靠着几十年的经验在工作,但他们并不会比财务人员更快地淘汰。而另一方面,任何人都知道,一个时期某个行业的工作岗位总数是相对恒定的,不会突然翻倍增加,如果大量工作被自动化程序代替,那必然意味着这一行业大规模地减员。文章里提的这些主意,无非是让自己不变成被踢下船的那批人的一员。但是,总就业人数的减少,不是必然意味着自己失业的概率提高了吗?你努力变身高级人才,别人也努力变身。就像考公务员一样,想变身公务员的人多如牛毛,能当上公务员的人有多少呢?九牛一毛。
这篇文章反映了相当多白领考虑问题的方式。这一思考方式的特点就是:缺乏集体视野,迷信个人奋斗。大潮流挡不住,也不能挡,但是咱们还有希望,那就是让自己成为强者。所以文章劝告诸位即将失业的会计们:
“不轻视也不抵制财务机器人,认清这是大势所趋的现实,不要乐于安逸平淡,走在前面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6]
去当赢家吧!这就是解决办法!社会你是改变不了的,你也不要去想着改变,只能适应啊,适应不了就淘汰。这尼玛简直是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丝毫没有要有所掩饰的意思。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里,裁员潮完全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种激励啊。真是让人不得不服。
不过,信奉优胜劣汰的作者最后还是不忘提到,技术本身可以不带来痛苦,而是造福劳动者:
“毕竟,如果财务机器人真的这么好用,让员工少加点班不是正好。”
好一句让员工少加点班,但说来说去还是让老板发善心。在用程序代替人这个事情上争分夺秒的老板们,会仁慈到主动让员工少加班吗?话说回来,按照作者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强者的老板根本就没有必要考虑食物链下方弱势的员工们的感受。这种在老板面前完全缴械的废柴,根本不可能想象出真正能让技术造福劳动者的道路。
白领们现在所面临的绝望状况,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各种蒸汽纺纱机、织布机的出现,使得一个又一个行业中的工人阶级面临大规模失业的威胁。原本干着有一定技术性、收入也不错的手工劳动工人,眼看着自己被机器代替。而新的机器大工业中的工作,由于不需要多少技艺,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都差了很多。当时的工人们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是像现在的某些笨蛋劝说就要丢掉饭碗的会计们去变身管理会计那样,劝说自己变身管理人员避免失业,而是整个行业的工人团结起来,阻止机器的应用,甚至暴力砸毁机器。这就是著名的卢德运动。
工业革命对手工劳动者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以剪绒工为例,“1806年-1817年的约克郡的剪绒工厂据说从5家增加到72家,机器剪子从100把增加到1462把,3378个平绒工中至少1170人没有工作,而1445人只是半工作……1814年利兹有1733名剪绒工,全都实现充分就业,而现在,自机器引进以来,呢料全都……由相对少的人来整饰,主要是男孩,工资每星期5先令至8先令……少数成人10先令至14先令。以前的剪绒工现在是能找到什么就干什么,有的给人看田地,有的挑水度日,有的当清道夫、卖桔子、卖糕点、卖丝带花边、生姜饼、皮鞋油、等等等等。”[7]
工人们组织起来,通过法律途径,打官司让政府禁止该行业进入机器,站在资方一遍的政府当然不会同意。为了生存而斗争的工人们就诉诸暴力。
虽然卢德运动有砸机器的恶名,但工人们并不乱砸机器,“他们只砸那些降低了工人工资的人的织袜机,不削减工资的人的织袜机他们就不触动,一座房子里有6台机器的4台被砸,另两台属没有削减工人工资的雇主所有,他们就没有去动一下。”[8]
卢德运动期间,工人一方面是砸机器,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各种适应新环境的诉求。工人的要求包括实行法定最低工资,控制女工童工的“血汗劳动”,仲裁调停,雇主负责为受机器排斥的技术工人寻找工作,禁止偷工减料,给予公开组织工会的权利等等。卢德运动在资本家眼里当然是罪大恶极,但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看法并不是这样。在整个卢德派“暴乱”期间,中部地区和约克郡地区的公众舆论一直支持砸机器的人。
工人的暴力反抗四处蔓延,造成了当局的极大恐慌。为了维持所谓的秩序,政府派兵镇压。仅约克郡西区,就部署了4000名士兵,还派出了大量的密探。1812年夏,在骚乱的各郡至少有12000名军人,比威灵顿只会下曾在伊比利亚半岛作战的军队还要多。[9]当时的英国,显然已经出现了革命的形势。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工人们的零散战斗和起义没有汇流成全面的阶级战争。卢德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场运动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为后续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阶段。
看看吧!英国工人阶级前辈就是这样对付让自己失业的老板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鼓吹应该变身黑客去删除财务机器人,而是指明,工人搞个人奋斗相互竞争没有出路,必须反抗老板们对工人敲骨吸髓的盘剥,力争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减少单个员工的每日工作时间,增加雇员数量,减少自动化带来的冲击。而这样的行动,又只有超出自身狭隘利益,与更广泛的工人们争取各项劳动权益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不过,以当前中国白领群体的思想水平而言,要认识到这一点都十分困难,更别提行动了。几年前,当他们看到富士康工人被机器人代替的新闻时,就笑人家是卖力气的,没什么知识水平,被机器替代正常不过。现在,富士康工人没被代替多少,却发现自己身边的银行柜员、HR和会计在大量被自动机器代替,然而笑不出来了。原来自己手里的知识并没有什么卵用,技术的发展会让它变得一文不值。但是,白领的精英主义又是很强大的,幻想能力绝对一流。在他们的奋斗面前,什么机器人都是浮云,能干的自己不会跟身边的同事一样被淘汰,而是闯出一条生路,走上人生巅峰。不得不说,这种自我欺骗式的励志,真的很符合老板的利益。残酷的现实是否能让他们觉醒呢?我们拭目以待。
注:
[1]华尔街找来机器人帮手 股票交易员要失业了
http://stock.hexun.com/2017-02-09/188059587.html
[2]人工智能正在颠覆华尔街高盛交易员已深受其害
http://stock.qq.com/a/20170228/069094.htm
[3]华尔街分析师最大的敌人:人工智能
http://tech.hexun.com/2016-03-19/182850506.html
[4]DIGITAL DISRUPTION:How FinTech is Forcing Banking to a Tipping Poin
https://ir.citi.com/SEBhgbdvxes95HWZMmFbjGiU%2FydQ9kbvEbHIruHR%2Fle%2F2Wza4cRvOQUNX8GBWVsV
[5]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来自于统计局: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6]又来普华永道财务机器人:谁说会计要失业,你才失业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362641.html
[7]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文版第643页
[8]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文版第647页
[9]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文版第565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需要着手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压迫阶级的国家。那么,这种根本性差别如何反映到国家机关的具体组成和运作上呢?
就一般人的印象而言,苏联的国家机关与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相去甚远。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有的那些坏毛病,比如官僚主义、漠视群众利益、警察统治、贪污腐败等,在苏联的国家机关中都普遍存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严重。不少人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因为其国家机关太糟糕所致。
那么,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应该是怎样的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当然讲到过,但是那仍然只是基于巴黎公社的经验所做的一些设想,在俄国革命的具体进程中,在建立和改造国家机关的具体实践中,列宁有没有对这些设想做出重大的修改呢?
有人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放弃了《国家与革命》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则性规定。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仍然将苏维埃共和国视为“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的新型国家”,并且提出了落实无产阶级国家本质的关键性措施,除了普遍的和经常的选举等等,最重要是基于现实情况提出了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和让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
“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然就不可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在君主国或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而目前在俄国却已完全摧毁了官僚主义这座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官僚们一方面利用居民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另一方面利用城市工人中最觉悟的阶层忙于几乎超过人力所及的极度紧张的军事工作,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这一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不断变换这些工作,以便能接触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全部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俄共(布)纲领草案》)
为什么列宁不是把关注点放在经常性选举的落实,而是放在反官僚主义和群众参加管理这两方面呢?因为无产阶级的权利如果仅仅在于选举代表,那么这一权利与实际的国家管理之间还隔着一层。也就是说,无论群众有着怎样充分的选举权和召回权,实施管理的人毕竟不是群众自己,还是要通过代表来进行。被群众选举出来的代表,陷入到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就有可能出现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因此,一方面是反对官僚主义,而另一方面则是,让群众“独立”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独立”二字尤为关键,提现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建设思想的精髓。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在1922年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列宁回应批评者说,“就算我们的国家机关糟透了,但它毕竟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但他也坦承,政治上先进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官僚机构面前败下阵来。列宁甚至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党征服官僚机构,还是官僚机构征服党。很明显,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像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听到的情况。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我们知道,列宁晚年疾病缠身,但一直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忧心忡忡,在去世前先后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文章,这些文章关注的问题包括如何实现从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如何改造国家机关等社会主义建设所必然面对的大问题。由于新经济政策已经逐渐走向正轨,但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却没有得到遏制,所以列宁对如何改造国家机关做了大量的思考。
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谈到了国家机关的状况。在列宁看来,苏联“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而且“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列宁认为,改造国家机关的关键,在于人。没有人,一切都是空谈。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有哪些人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呢?只有两种人。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这种人少得可笑。
“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列宁从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光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却没有人有能力落实这些制度,对抗不过管理着国家日常工作的官僚机构,对官僚机构的抵制如怠工等毫无办法,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也迟早蜕变为专政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所以,改造国家机关,关键是要有追求社会主义、同时又有足够高的文化、通晓管理国家的知识的优秀人才。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如此看重文化的原因。列宁晚年多次提到文化革命,这不仅仅是发展大工业的需要,更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文化革命不仅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更是意味着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列宁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详细阐述,但是他在讨论消灭旧文化残余时,提到了“深入日常生活”,“习惯”等等,说明他认识到文化不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而且是一整套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指导下的生活。
“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可以想象,如果苏联劳动群众已经完全摆脱了陈旧的官僚文化,把参与国家事务当成一种习惯,当成他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基本的东西,后来的历史是否会有所不同呢?其实,中国文革中大提“两个决裂”,批判孔孟之道等等,其目的也是为了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但问题在于,这种新文化的建立是否深入到了日常生活,成为群众的习惯?如果社会主义文化已经像空气一样,每天都被人呼吸着而不自知,那如果有人要夺走空气,就一定会有人感到窒息。
除了文化革命,列宁还认为,应该通过让基层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方式,来改造国家机关。
列宁提出,让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党的监督机构,帮助党改造机关。
“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但实际情况让列宁认识到,设置一些监督机构虽有意义,但不能从根本上保证,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工人参加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决策机构。所以,列宁非常明确地提出,应该让普通工人出任党的中央委员。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的情况下,让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说,列宁希望普通工人成为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部分。
“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给代表大会的信》)
让大量普通工人参加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对抗官僚主义,中国在文革时期也实施过。文革期间的九大和十大上,都有大量基层工人和农民当选中央委员。
作为实现“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的一个中间步骤,基层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是合适的,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基层工人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哪些工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又都是党来确定的。如果党的高层有意对抗官僚主义,那自然可以提高中央委员会的普通工农比例;如果党的高层已经被官僚主义者占据,那么普通工人完全可能被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或者说让一些官僚冒充“普通工人”进入中央委员会。
所以,列宁,包括中国文革时期毛主席的一些做法,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作为一种制度起作用,而只是让一部分人平衡另一部分人的措施,只有当这种措施固定化成制度,而且能确保这种制度能够实实在在的施行,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怎样的制度保证普通劳动者独立参加管理工作,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应该如何运转。下一篇继续讨论。
]]>希腊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目前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为了有助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科学规律和历史贡献的问题上、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
对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进行了解、研究和吸收(希腊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对其进行了概述),是加强反对人剥削人的斗争的基本前提。
《关于社会主义的真相与谎言》这套小册子分为三册。你们现在正在读的是第一册。在这一册中,我们处理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另外两册将分别讨论20世纪工人政权的问题和歪曲社会主义建设史的问题。
第一册分为5章,分别讨论5个主题。在每一章开始时,我们将引用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著作的片段,以便更生动地解释这些问题。第一部分的各章如下:
1、直接社会生产的目的。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回应这一论断:没有资本主义利润作为生产动力,生产就会陷入停滞。
2、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在这一章我们分析了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素,其实现的条件和实现的过程。我们回应了关于“国家主义”的资产阶级讨论。
3、中央计划。在这一章,我们将中央计划作为基本的共产主义关系(生产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宣传的中央计划阻碍经济发展的言论进行了反驳。
4、社会主义、市场和商品关系。在这里我们回应了这一问题:“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够存在吗?它能够作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补充起作用吗?”
5、社会主义是否意味着“孤立”?在这一章,我们处理的问题是“一国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可以的话,在希腊是否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1917年10月,发生在冬宫的风暴
组织在苏维埃中的俄国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十月革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
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就是80年代后出生的人,成长在一个苏联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失的时期。反革命的后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给这个时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对人类贡献的诽谤甚嚣尘上。
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工人、工薪阶层、劳动阶级创建的新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次尝试。这是人类迈向社会进步的一大进展,它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巨大的贡献。
反革命的颠覆不会改变这个时代的性质, 21世纪将是新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纪。
与反革命颠覆相伴的,是资产家们弹冠相庆,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科学规律的攻击。他们宣传资本主义复辟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永恒”的最终的胜利。资产阶级理论家谈到阶级斗争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这些话语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资本主义被四处推广,它被说成是适应于“人性”的制度。市场的运作被看作是“自然的”和“永恒的”。资本主义利润是生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
他们用这些“动听的话”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他们隐瞒利润的来源是直接生产者的无偿劳动,这些生产者由股东——集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雇佣。他们隐瞒了人类的整个历史的特征是社会经济制度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制,再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演替。如今,资本主义拥有以前奴隶制和封建制所拥有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已充分显现。面对资本主义会与奴隶制和封建制度有着同样被取代的命运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将会成为过去,资产阶级用尽全部力量去反驳。
由于上述原因,反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论不仅仅是为了否认历史,还在于反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像资产阶级所说的一样,是在实施一个最终失败了的“理论”。人类自身发展中产生的迫切需要,作为漫长人类历史的结果,社会经济制度的演替,以及历史从较低层次向历史更高层次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向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
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无用的股东——即资产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微乎其微。他们的作用是寄生性的。他们完全脱离了产生财富和利润的整个过程,因此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如何又多又快地得到利润,得到多少利润,而并不关心生产的社会效用。
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
”,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艘船是他的财产。广告的口号是:“你不知道你拥有什么!”这是垄断企业股东的现实。
这是因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越来越社会化。这就是说,生产资料的发展和演变使人们只能共同使用它们。这意味着商品生产过程是由数百万人的合作和共同劳动完成的。这些人可能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见面。
大型资本主义公司和垄断集团是由于社会化的劳动加强而形成的,并没有废除生产资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私有制。大公司为了赚取利润,控制了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的销售整个生产过程。这样的公司汇集了不同的经济部门和成千上万不同国家的员工。
资本主义危机从资本主义诞生的第一刻起就存在于资本主义的DNA中,而它演进的方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劳动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本身就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连续性”需要破坏生产力;这意味着大规模的裁员,关闭公司,对未售出的货物进行销毁,未使用的货币贬值等。
下列是选择所谓“垂直统一管理”策略的典型公司,他们会控制从原材料开始直至回收利用的整个生产流程(例如英特尔、摩托罗拉、富士通、西门子、飞利浦等)。以及广泛利用承包系统的公司的例子,也就是将生产过程划分为几个部分,并将每个部分的生产分配给全球其他合作公司(如戴尔、盖璞、耐克、思科等)。总而言之结论就是:商品是集体的产物,是成千上万的工人的社会劳动的成果。因此,戴尔、英特尔和飞利浦在全球每个公司的“垂直统一管理”生产都需要100,000多名员工的合作,而西门子的生产过程使全球350多万员工一起工作。同样,戴尔公司自己的员工有11万名,广达有大约6万名员工,富士康约有120万名员工,美国旭电约有5万名员工,其他公司数以万计的工作人员与戴尔共同生产产品。
大型垄断集团覆盖了全球。他们在全球都拥有的产品研发,生产和营销网络,通常跨越多个领域经营。为了生产公司的产品,在各个生产部门雇佣了数十万工人。
例如,在著名的跨国公司飞利浦的网站上述的地图中,我们可以特别来观察公司在全球的活动。飞利浦集团经营电气和电子设备、照明工业和医疗系统行业业务,员工约12.5万人。在100多个国家拥有销售和服务点,124个生产基地遍布全球,在欧洲、北美和亚洲拥有9个研发中心。
沃达丰:85000人
TNT快递:82000人
微软:92000人
壳牌:101000人
宜家:127000人
福特:165000人
通用汽车:210000人
东芝:210000人
社会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为基础来组织生产和整个社会的。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并且按照上述的所有关系决定了总的社会关系、法律和道德规范。即使在衰落的情况下,这一阶级仍然有手段将其意志和利益强加于整个社会。这一阶级不是以进化方式逐渐被推翻,而是以暴力的和革命的方式打倒的。甚至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而不消除人对人剥削的情况下,情况仍然如此。比如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产阶级所有权关系在旧社会的范围内出现了,但是政治革命仍然是需要的,仍然需要群众(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推翻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政权的政治行动。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更需要工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社会的第一个不成熟的阶段,社会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但还不是一个无阶级(共产主义)的社会。然而,它从一开始就为新的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集中化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包括工厂、运输和通讯工具、能源、原材料、土地、集中化的零售业等;生产的中央计划,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以及工人在直接管理中的控制。
新的生产关系——共产主义——是非剥削性的关系,换句话说,它不是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寄生现象消失了。没有人生活艰难,没有人的生活需要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
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中出现,因为它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尽管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条件可以在资本主义中发展,但是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就无法实现。然而,资本主义关系不能自行废除,必须有人去废除这些关系。工人阶级是唯一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也就是没有生产资料的工薪阶层,无论他们是工业行业中的体力劳动者,还是在传统或新的生产部门工作的专业人士,为了生活都必须出售他们的劳动力。但是,工人阶级要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进行统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掌握政权。工人阶级要有自己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政权。这一政权以工人以及其他与工人联盟的贫苦大众阶层为基础,废除旧的社会关系,组织新的社会关系。
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引用自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的引言
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掌握权力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它存在于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共有70天。最终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联合军队屠杀了革命工人。公社短暂的生命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积累了许多正面和负面的经验。这段历史供后人研究,并成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珍贵的总结的事实依据。
这些关系也与以前历史上的那些关系如资本主义和封建制的关系等等一样,它们不会立即形成,而是由初级到高级一步步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以前的革命相比的基本区别在于,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是通过社会中的革命力量即工人阶级的自觉行动创立的。
所以,当谈论社会主义时,我们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不完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进行着新的“种子”与旧的“残余”之间的斗争。推动所有经济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部社会关系向共产主义激进转变的斗争也在进行着。
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实际上有什么区别?首先,它们在生产财富的分配上有所不同。在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不成熟阶段——社会主义阶段,一部分关系到公民的教育和发展,健康保护,对文化、体育和其他服务的使用的社会需要是免费的。但是,在“各尽所能”的同时,个人消费的产品,大部分是以“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的,而不是实行“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满足每个人需求的水平,而另一方面,还因为就每个人在直接社会劳动的态度而言,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识,还没有达到认为劳动产品属于全社会的水平。共产主义的态度并不立即占主导地位。首先,这是由于个人利益方面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便这是以牺牲同事的利益为代价。换句话说,这是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另外,由于工人阶级还没有联合成为一个阶级,不能全面了解生产过程的各个部门,没能在组织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仍然有可能出现的是,发挥管理职能或从事专业高科技的工人会把他们的个人利益或者团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从全部社会产品中索取更大的份额。
不平等和差异依然存在,比如脑体差别、高低技术工种的差别、城乡差别等。这些差别必须通过计划逐步消灭。
1898年(希腊)拉夫里奥Kamariza,煤矿入口的矿工
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历史经验也表明,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生产关系之外,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依然存在。这些旧的生产关系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渐被消灭。苏联的农业生产中就有过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在基本生产资料和集中化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之外,一些不能立即实现社会化的经济部门中,仍然保留着个人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因此,在这些生产部门中,为了创造消除非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而组建了合作社。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阶级矛盾,因此阶级斗争以其他的形式和手段继续存在。工人阶级是这一斗争的领导者,而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这些矛盾本身。随着工人阶级发挥了其应有的历史作用,这个阶级也同样改变了自己的角色。它不仅成为社会产品的生产者,而且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组织者。
苏联、中欧、东欧等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建设这一新社会的首次尝试。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对于受到剥削桎梏,为了解放而斗争中的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实。共产党人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前所未有的极端条件下进行了这次尝试。所有共产党一开始都低估了路线反转、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可能性。然而,资本主义复辟是暂时的,这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社会将朝着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不平等的方向前进。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倒退并不是前所有未的现象。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经济制度是一下就建立起来的,而资本主义获得主导地位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资本主义已经被历史淘汰了。我们预计到了社会主义的必要以及它符合当今的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和符合时代的特征,再次证明其科学理论是不过时的,它作为社会分析、社会知识和社会革命的理论手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革命的颠覆不能改变这个时代的特征。如今国际革命运动的衰退是暂时的。新阶段的高潮已经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在国际工人阶级的抵抗中,在人民觉醒和战斗的新现象中成熟了。21世纪将是革命力量集结的世纪,能够抵挡国际资本的反击的世纪。它将是世界革命运动和新一轮社会革命的新高潮。
——希腊共产党纲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前)
1991年12月28日,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国旗后的第二天,希腊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激进报》(Rizospastis)头版上写道:
克里姆林宫降了锤子和镰刀的红旗。我们把它高高举起。世界上数百万共产党人把它高高举起。明天它会在更多的地方升起。同志们,要高举红旗!
在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中,苏联代表着一种陈旧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中,大部分经济力量都用于生产武器装备,老百姓吃不上饭,穿不上衣,就跟现在的朝鲜一样。
教科书上的论调也几乎都是这样:苏联的重工业是成功的,但轻工业,尤其是农业,则完全失败。最典型的说法是,实行集体农庄制度的苏联,其粮食产量还不如沙俄时期。
比如,著名苏联研究专家郑异凡就在腾讯的题为《苏联一直没能解决农业问题》的访谈中如此批判苏联的农业:
“你讲集体农庄的优越性,这是优越性吗?还不如以前呢。到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1913年的产量,而在这段期间人口增加了好多了。”①
同样,炎黄春秋核心作者李靖炎在一篇文章也以类似的口吻描绘苏联农业:
“苏联的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在二战之后造成了第三次饥荒。1953年全国人均粮食和人均肉食量都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然而全国的工业用粮却已经比1913年提高了许多倍。1952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只有官方公布的数字的69%。苏联曾宣布1952年的谷物产量达到13000万吨,但是实际上这一年只生产了9000多万吨粮食。1953年又降为8250万吨。在三农问题严重的这一年,马林科夫却在苏共十九大上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苏联已经永远地解决了农业问题’!”②
但苏联的农业真的不如沙俄吗?
根据《苏联经济手册》中的数据,苏联1950年的谷物产量为8120万吨,其中小麦产量为3110万吨。马铃薯产量为8860万吨。
那么,1913年沙俄的粮食产量是多少呢?
根据郑异凡主编的苏联史丛书中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中的统计数字,沙俄1913年的谷物产量为47亿普特(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即7698.6万吨,其中小麦产量为15亿普特即2457万吨;马铃薯14亿普特,即2293.2万吨。
如果郑异凡主编的这套书的数据来源可信,那么苏联在1950年时的谷物产量并不比沙俄时期少,而是稍微多一些,而且谷物中小麦比重大幅提升,说明谷物的组成也得到了较大的优化。不知道主编郑异凡一边说“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1913年的产量”,一边又在自己主编的丛书中告诉读者1913年时沙俄的粮食产量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低于50年代初的苏联。是这个主编只是挂名而已,还是黑苏联已经成了政治正确,张口就来?
当然,在网上搜到的各种评论中,许多人都提到苏联人自己的统计数据表明,战前的1913年的产量达到8600万吨。不同的统计数据可能会有差异,但是就8600万吨这个较高的数字而言,许多网友也指出了这种比较的荒谬性。
网友们指出,1913年是一个丰收年,产量的确高达8600万吨,但从1909到1913年的五年平均粮食产量却只有7250万吨。同时,1953年是50年代初的一个歉收年,产量仅8250万吨,不过1951年到1955年的五年平均粮食产量却达到了8850万吨。可见,专门挑出1913年和1953年的粮食产量来进行对比,以此说明苏联的农业不如沙俄,并进一步说明集体农业赶不上私有农业,可谓是用心良苦。
不过,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谷物产量和土豆产量加在一起,可以发现,1953年的产量并不输于1913年。1913年的谷物产量比1953年多350万吨,但1953年的土豆产量比1913年多了7260-3190=4070万吨。俄国和西方国家都是把土豆作为主食,可见1953年广义的粮食产量其实是大大地超过了1913年的。而这一点,也是习惯于黑苏联历史的人所不愿意提及的。
数据来源:《1922年——197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216页以及《苏联国民经济60年统计年鉴》第194页③
1985年苏联谷物产量为1.803亿吨。1986年超过2亿吨,在1978年时曾达到2.38亿吨,产量不太稳定,但相比1950年的产量8120万吨,仍达到其2倍以上。④
中国现在的粮食产量大约是6亿吨左右,是苏联的三倍,但中国现在的人口总量有13.8亿,而苏联1985年人口仅2.8亿,中国的人口是苏联的近五倍。因此,苏联的1980左右的人均粮食产量,是中国当前人均粮食产量的1.6倍。
二战后,苏联各种农副产品的产量也有较大提升。1985年,苏联肉类总产量1710万吨,是1950年产量的3.5倍;奶类产量为9860万吨,是1950年产量的2.8倍;蔬菜产量2810万吨,是1950年产量的3倍;鸡蛋产量773亿个,是1950年产量的6.6倍。⑤
苏联的农业虽然没有美国发达,但绝对不至于造成吃不上饭乃至营养不良的情况。以肉和奶为例,1985年苏联的人均奶产量为352公斤,而中国2015的奶类总产量仅3870万吨⑤,人均才28公斤,不及苏联零头;1985年苏联的人均肉产量为61公斤,而中国2015年肉类总产量为8625万吨,换算为人均为62.5公斤,与苏联相当。既然中国人感觉到有肉吃了,日子好过了,为什么多数主要农产品的人均产量都大于等于中国的苏联人,会陷入饭都吃不饱的境地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苏联1950年代之后农业较快的发展是有原因的。苏联工业化完成之后,农业的相对落后就成为国家经济管理中最核心的问题。因此,国家在农业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比如,苏联的拖拉机在1950年为11.67万台,1985年就增加到了58.5万台,数量翻了五倍。1950年到1981年的32年中,农业实用的动力增长了近10倍,从6330万马力增长到6.328亿马力。化肥方面,1960年苏联产量为328万吨,到1985年增长到3319万吨,从1973年起到解体之前,苏联的化肥产量一直是世界第一。⑥
当然,有人肯定会对这些数据表示质疑,不相信苏联的农业会这么发达,也不相信苏联人民可以吃得这么好。在黑苏联成为流行的时代,自然是再正常不过了。
其实,黑苏联也只是在苏联解体后才成为流行,成为学术研究的政治正确。在8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苏联的评价则客观地多。1982年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的《1982年苏联经济》一书中,是这样谈苏联农业的:
“近十几年来苏联农业总产值增长较快,1965年-1980年增长50%,年平均增长2.7%。近4年农业连续歉收,农业总产值下降……1981年和1982年谷物生产由于严重歉收,苏联当局破例没有公布产量,据西方估计,1981年谷物产量为1.68亿吨,1982年为1.76亿吨……1976年,苏联畜牧业总产值比1961年到1965年增长了63%。同期,肉、奶、蛋类的产量分别增长了59%、43%和1.2倍。
“1981年按全体居民平均计算的年消费量:肉和肉制品为57公斤,奶和奶制品305公斤,蛋247个,水果40公斤...目前,苏联居民平均每天只吃7.5两面包和5.7两土豆,说明苏联居民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⑦
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对苏联的情况还是有清楚认识的,在他们眼里,苏联是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并没有老百姓成天挨饿的情况。苏联已经消失二十多年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比80年代的中国人更了解苏联的情况。如果苏联人饭都吃不上,当时跟苏联关系并不友好而且开始包产到户的中国,有必要协助苏联掩盖真相吗?恐怕是要大肆宣传才对。
因此,与反苏分子把苏联农业说成一团漆黑相反,我们认为,苏联的农业发展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在苏联完成工业化之前,苏联农业的确一直是在支持工业的发展,发展速度并不是很快,但即便如此,苏联在完成所有制改造的同时,产量上仍然超过了沙俄时期。而在苏联完成工业化之后,通过工业向农业反哺,大力提升农业的机械化和化学化,使得粮食产量在30年的时间内实现翻番。苏联的农业生产当然存在问题,但平心而论,难道能说苏联农业不如沙俄,败得一塌糊涂吗?像李靖炎这类人,只看到苏联快速工业化时期,农业发展的相对缓慢,却看不到苏联工业化之后,农业的大发展,这绝对是戴有色眼镜造成的。
注释:
① 郑异凡:苏联一直没能解决农业问题
http://cul.qq.com/a/20161105/007613.htm
② 李靖炎:苏联为什么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Agriculture/Experience/201107/t20110718_116572.htm
③ 贴吧“苏军吧”中网友贴出来的统计数字,书名不清楚,但数据原始来源已经在最后一张截图中注明。
https://tieba.baidu.com/p/5346148097?red_tag=3271508693
④ 《苏联经济手册》
⑤ 2015年我国奶类总产量达到3870万吨,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美国
http://money.163.com/16/0816/17/BUK0OQJS002526O3.html
⑥ 2015年全年肉类总产量8625万吨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11/472304.html
⑦ 《1982年苏联经济》第54-56页、第41-42页
]]>今年7月,《贵阳晚报》报道了贵州湄潭县农民申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案例。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情早已不是新闻,但这一条新闻的内容却一些特别之处,表明土地政策正在突破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也就是说,我国法律上并没有允许农民退出自己的承包地,退地的前提是农民取得市民权。因此,推动农民退地和将农民转化为市民这两件事情是绑定在一起的。所有,我们之前看到的新闻均是农民整户退出土地:
而这一次贵州湄潭县的退地则有所不同,退地农民张国晓并没有退出全部土地,退地本身跟农民的市民化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湄潭县的具体政策而言,退地的要求仅仅是:1、农村承包地具有合法承包手续;2、经农民自愿申请;3、退出承包地后农民要有固定收入;4、退出承包地后农民有安全住房。并没有要求农民在城市居住,也没有要求农民取得城市户口。退地之后的农民,在农民种地就还是农民,到城市去打工也仍然是农民工。
http://gz.sina.com.cn/news/sh/2017-07-29/detail-ifyinvyk1988585.shtml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居民以定居农业为主。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左右。虽然建国后中国的工业发展非常迅猛,工业人口增长也很快,但由于农村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提高,农业人口在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不同之处在于,城市改革让工人们失去了他们与生产资料的稳定关系,变成了哪儿有活干就去哪儿的打工者,而农村改革则是让农民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让他们跟土地紧紧地绑定在一起。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经济的增长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投入生产,而更多的资本就意味着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城市自身的人口增长显然无法支撑如此规模的生产扩张,所以,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成为农民工。到2016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了2.8亿,超过了农业的就业总人数(2.2亿,2015年数据),也就是说,大多数农民已经不是靠种地为生了。
农民不种地了,土地给谁用呢?有些土地交给了同村的村民耕种,但有些村子的中青年劳动力基本全部都外出务工了,土地被抛荒的情况十分普遍。
另一方面,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又吸引了大量资本前去投资。早在国家允许土地流转之前,就有大胆的资本家与农民签订合同,承包农民的土地。随着国家出台的新的农村改革政策,大力鼓励农村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大量土地已经流转到各种租地农场主手里。目前,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超过4.7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5.1%。
为了推动土地流转,国家目前在搞“三权分置”,即“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如果按照这个政策实施改革,那么流转的只是经营权,农民仍有土地的承包权。在大多数农民已经不种地的情况下,国家仍然认为农民应该和土地保持稳定关系,这显然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考虑的。
如果改革严格按照中央的部署进行,那么中国几亿农民大部分都会成为小地主。他们不种地,少数(城中村或城边村的农民)能靠出租房屋或土地为生,多数(能获得租金较少的多数农民)得靠打工为生。土地大多数由规模不一的农场经营。有些不种地的农民就是在这些农场里打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即使在城里居住打工,也还是农民。城市中存在大量二等公民的问题,在法律上甚至都不存在(因为这些城市中的二等公民是农民,只是到城市里来工作而已),至于问题的解决,当然更是遥遥无期。
不过,只要允许农民退出承包地的口子一开,就无法阻住土地逐步转移回“集体”手中的大趋势。道理很简单,现在教育医疗结婚都需要花不少的钱,遇到手头紧张的时候,卖地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农民解决资金困难的办法。尤其那些土地已经流转出去的农民工,一旦遭遇失业潮,在城市无工可打,回农村已经无地可种,一次性退出承包地获得补偿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无奈之举。而对于在农村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的个体户,如果是借债经营,也存在着经营失败被迫卖地的风险。城里人做生意失败被迫卖房的新闻时常可见,以后农村人卖地还债的情况也势必大量存在。
也就是说,或早或迟,多数农民都会成为无地农民,只能靠打工为生。而大量的土地,将会聚集在谁的手里呢?从形式上看,土地聚集在农村集体手里,但问题在于,村集体有这么多钱来进行退地补偿吗?显然不行。
以重庆梁平为例,15户农民退出的土地就需要上百万补偿金。村里显然拿不出这笔钱。其实,在一些较为贫困的地区,别说百万,可能一二十万都拿不出来。那这笔钱从哪里来呢?目前看,还是从国家的财政出钱。
退出资金保障关系农民的生计。“每亩1.4万元的退地补偿金,若按现在每年700多元的租金收入,需近20年才能收回。加上退地农民普遍要求一次性支付补偿金,在集体经济薄弱的现实下,退地周转金面临着较大的筹措压力。”川西村党支部书记何继龙说,“我们村9组退地的15户农民共需要周转资金110多万元,由于前期只筹集到40万元,只好分成两批来退。”
针对资金难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按规定用于村集体对进城落户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补偿。现阶段多数试点地区都建立了政府财政支持下的收储机制。平罗设立了农民土地和宅基地退出收储基金。梁平县财政已向退地补偿周转资金池注入资金180万元。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6-13/doc-ifyfzhpq6778296.shtml)
如果农民大量退地,国家财政可能都不够。国家还可以把国有银行的大量资本投入进去。最终,国家将成为所有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当然,国家也可能会成立专门的公司来统一运营,而这一公司允许私人资本入股,即所谓混合所有制。
至于私人资本直接进入退地的资金池并在其中占大股的情况,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报道。当前媒体报告比较多的,是各地正在推行的土地合作社,即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和私人资本结成合作社。但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承包权仍然属于农民。
国家当前的改革思路,是既要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便于发展大农业,又要确保粮食安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土地用途的最终决定权控制在国家手里就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任由私人资本拿地,而中国粮食价格明显又高于国际市场,显然大量土地将会转移到其他用途。。因此,最可能的模式就是前面说的,国家成为土地的所有者,而私人资本所有的资本应该会受到限制。社会主义者主张土地国有,但单纯土地国有并不就是社会主义政策。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就主张土地国有。马克思对此评论道:
“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个人或工人合作社,这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促使‘地租’上涨,反而使那些靠生产者为生的土地占有者更有利可图。”(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载于1872年6月15日《国际先驱报》第11号)
如果国家把土地租给租地农场主经营,那么这个土地国有就不能改变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只是让土地的所有者——各级地方政府——收益。我们在当前城市的土地开发过程中看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政府托高房价,房地产商相互竞争从而抬高地价,让地方政府获得大量土地出让金(本质上是70年的土地租金)。只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执政立场和执政逻辑还没有改变,将来的农村在这方面也不会有实质性区别。
不过,大地主谁来当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由官僚集团和民间资本集团之前矛盾的发展来决定。如果中国发生Color Revolution,那很显然,无论是小农手里的土地,还是国家控制的土地,都很快会流入众多资本家手里。而众多私人大地主瓜分土地的情况,对老百姓来说,恐怕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国目前有2.8亿农民工,其中有近1.7亿外出农民工,他们的家庭中有6000万留守儿童、4300万留守妇女、4000万留守老人,共3亿多人口处于全家分离状态。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可能靠土地的租金维持家庭的生计,也不能靠租金来养老。
那么农民把土地退了,一次性获得较多补偿是不是更好呢?农民工自己给出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前几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多数农民还是希望保留土地,其中近半数农民希望将来仍可回到农村耕种自己的承包地。
调查显示,84%的农民工希望进城后能定居并保留承包地,各年龄组农民工保留承包地意愿都很强烈。参加本次调查的农民工,有46%的人希望能“保留承包地,自家耕种”;27.2%的人希望能“保留承包地,有偿流转”;10.4%的人希望能“入股分红”的方式处置;2.6%的人表示可以“给城镇户口,无偿放弃”;6.6%人表示可以“给城镇户口,有偿放弃”;另外7.3%的人希望有其他方式处置。调查显示,无论哪个年龄组的农民工,如进城定居,多数还是希望保留承包地,极少愿意放弃承包地。16~25岁希望保留承包地的比重达到89.6%,26~30岁希望保留承包地的比重达到90.3%。(国务院报告:多数农民工进城定居盼留承包地http://news.qq.com/a/20110613/000368.htm)
这说明在城市的农民工意识到,当前的收入来源是不稳定的,如果经济形势不好,很可能陷入失业状态,这时候农村的一块土地就成了自己维持生计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即使是没怎么种过地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仍然希望保留承包地。所以报告认为,“当农民工在城市没有扎下根以前,不能轻易拔去农村承包地这个根”。
但是,广大农民工应该认识到,农村土地这个保障不一定保险,真到需要的时候很可能用不上。前面就谈到过,中国现在农村的承包地三分之一以上都已经流转了。随着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这一比例只会逐年升高。可以想见,大多数农民工的土地可能都会流转给某个租地农场主使用。土地流转合同的年限一般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当经济衰退,农民工没有工作可做被迫返乡时,可能在家乡找不到地种。原因很简单,租地农场主在承包里的地里有大量投资,出租年限不到之前不可能随随便便还给农民耕种。因此,能够为农民提供最后一道防线的土地,只能是没有流转出去的土地,而不流转土地则意味着,土地不能为农民工提供租金。有几个农民愿意为了将来可能的危机,而拒绝当前的收入呢?
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农村那点小土地的所有权既不能让他们致富,脱离雇佣劳动的地位,也很难成为他们失业后的生存屏障。农民工的真正出路,还是在城市。只有国家和社会在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为他们提供工作生活和养育后代的条件,农民工作为一个阶级或者说阶层,才能真正走出当前的尴尬矛盾状态。
]]>今年是十月革命的一百周年。十月革命的意义不用多说,这场革命让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祖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整个二十世纪都被打上了十月革命的印记。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来说,与其说是生活在十月革命开创的世界中,不如说是,生活在革命世界的失落中,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阴影里。
革命失败了,认同革命的人相比无产阶级凯歌前进时期自然少了很多。但只要革命要消灭的对象还存在,向往革命的人总会涌现出来。对于这些人来说,如何对待十月革命开启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革命是壮丽恢弘的,令人神往。当资本主义重新占据全球之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也都显得异常美好。但无论我们多么认同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史,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已经失败了。历史不能倒带。历史对我们的价值,只能是提供经验,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发,创造新的革命和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在革命失败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不得到彻底的清理解决,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就难以往前进步。
所以我就准备借着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的机会,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些问题,写一些反思性的文章。观点不一定对,主要为了抛砖引玉,引发一点讨论和思考。
这篇文章准备谈谈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基础问题。
我们知道,对于上一次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种种解释里,有一种说法比较“唯物主义”。这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生产力条件尚不具备。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么它所依据的生产力,至少是高于等于机器大工业。对于一些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相应的生产力基础,必然失败,还得退回到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爆发在俄国,另一个跟随俄国人的步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是中国。在革命前,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个国家的工业产值都低于农业产值,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小农,大多数劳动者都是文盲。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人几乎都会认为,在这样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所以,在十月革命爆发后,普列汉诺夫就明确反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尚未带来,不同意无产阶级独立掌握政权。
“我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自己的专政?凡是稍微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在我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然而只有当它占多数时,它才能成功地实行专政。这是任何一个郑重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反驳的。”(普列汉诺夫《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1917年10月28日《统一报》第173号)
当然,普列汉诺夫也不是按照公式机械套用。他反对俄国无产阶级夺权,同时也认为当时的德国人,或者法国人和英国人同样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所谓“发达国家缺乏主观条件,落后国家缺乏客观条件”,这是后世评价家的老生常谈。
列宁是如何回答这种质疑的呢?在著名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批判了苏汉诺夫等人所说的“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观点: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论我国革命》 (1923年1月16日和17日)
列宁的论述有几个层次,第一,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物质文化水平,大家都同意。但是,第二,达到这个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式未必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在革命工农政权的领导下,也可以努力将物质文化水平发展到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程度;第三,革命政权在落后物质文化水平上建立起来的,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过渡阶段。
在列宁看来,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已经掌权,实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条件已经具备;但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即文化水平还不够,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行文化革命,即发展生产力,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党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论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
列宁是在领导全党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之后,才说下这些话的。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攻势败下来之后,列宁决心后退,先把建设共产主义的基础打好。这个共产主义的基础包含物质生产力和劳动者文化素质两个方面。
物质生产力方面,列宁认为必须实现全国的电气化,以电气化为基础,让全国的工农业和运输业达到现代化水平。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作过对比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12月)》)
那么现实中的苏联是否达到这个水平了呢?就工业而言,苏联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确打下了建立电气化的基础,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问题在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情况。农业人口在苏联总人口占比很高,直到十月革命60年后的1977年,仍然有近40%的人口从事农业。农村地区长期未能普及电气化,1953年时只有15%的集体农庄用上了电(《苏联兴亡史纲》第299页)。苏共中央1966年通过《关于1966年—1979年苏联农业的电气化》决定,计划“到1970年年底之间,应保证基本上实现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家庭电气化”。但一直到1970年代后期,农村用电才实现普及,不再用传统的油灯和松明子照明。(《苏联史第八卷:勃涅日列夫的十八年》第50页)
苏联种植业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化学化水平不高,到“1978年,全苏46%的谷物播种面积施不上化肥,有些谷物产区施肥也很少。”(《1979-1982年的苏联农业》,刊于《1982年苏联经济》)
苏联构建了连接大城市和工业能源中心的铁路公路网,但是在农村地区交通方面,发展水平并不高。“到1977年,全国农村仍然只有17%的农庄和农场有硬路面的公路;每个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平均拥有硬路面不足10公里,全国还有近4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硬路面相通。”(《苏联史第八卷:勃涅日列夫的十八年》第49页)
因此,即便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建成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时,也还没有完全发展出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生产力基础。
中国的情况则更差一些。在广大农村地区,一直到人民公社解散后的八十年代才通电。硬化路面的公路更是到21世纪之后才逐渐覆盖大多数乡村。
如果农村没有实现电气化机械化,小农经济还没转变为现代化的大农业,按照列宁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没有资本主义稳固。所以,中国的改革直接从拆散农村集体经济开始,而且阻力相对城市的改革而言,小很多。
苏联解体时,全国的电气化水平是相对比较高的,农业也实现了比较高水平的机械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并不像在中国那么明显,甚至还不如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这也直接体现在两国的改革结果中。中国转轨相对顺利,关键是因为农村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廉价的无产阶级后备军。虽然苏联的计划经济问题重重(我们后面还会讨论),但相比转轨后非常混乱低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显示出了自身的优越性。
实行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怎样,列宁没有给出详细的论述。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提到要把农民提高到“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水平,具体说来就是能够识字,知道读书看报,有足够的见识。除了“有足够的见识”比较模糊以外,其他两点是比较明确的。
“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论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
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是很低的,只有21%的人识字,百分之八十的学龄儿童没有机会上学。正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列宁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工作: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列宁《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
到1939年,苏联识字人数在9-49岁的居民中占87.4%,其中在男子中占93.5%,在女子中占81.6%。1940年,苏联在普及教育学校中受过教育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苏联人口七十年》第217-220页)也就是说,在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年之后,苏联仍然未能实现列宁所说的人人识字,而从受普及教育的比例看,估计也没有实现人人会读书看报。二十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列宁提出的文化水平的目标尚未达成,在这种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出现某些缺陷也就难免了。
中国的情况比苏联更差。1964第二次人口普查公报中说:
“1964年6月30日,28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2,875,401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有9,116,831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有32,346,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95,824,459人,13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口有233,267,947人。”
也就是说,在宣布建成社会主义(1956年)的八年之后,中国仍然有许多人都不识字,读过初中的人不多,识字的人中会读书看报的仍然较少。
因此,苏联和中国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时,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新社会劳动者所需要的文化水平。
但是,中国和苏联的教育发展还是很快的。比如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国,到了2010年,只有少于5%的人是文盲了,大多数人都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那这时候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条件是不是就具备了呢?
这方面的条件是具备了,但更重要的条件——苏维埃——没有了。失去了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哪怕人人都有大学文凭,也无济于事。
列宁提出的文明条件的标准是不是完备呢?我觉得从历史的轨迹来看,可能还需要补充。以物质生产力为例,单纯的电气化是否能为共产主义打下物质基础呢?
我认为还不够。在经济方面,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相对于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经济计划。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企业各自为政,通过市场形成价格,而这个价格成为各个企业进行经济计算的基础。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中央计划机构需要获取全部生产单元和消费者的信息,通过计算得到合理的生产计划,再下发给生产单元。生产单元也需要不间断地与中央计划机构交互信息,以调整计划的基础(生产技术矩阵)和应对突发事件(突然的断电、灾难)等。可以说,现代化的通信系统和计算系统是电气化这套硬件之上所必须的软件,没有这套软件,仅仅靠办公人员通过电话电报联系,是无法发挥出计划经济的优点的。
因此,在物质生产力方面,除了电气化,还需要信息化。当然,列宁没有见到信息时代,他又不是神仙,肯定提不出来。而经历了信息革命的我们,则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而就文化方面而言,很明显,关键在于列宁说的“足够的见识”意味着什么。
这个见识,是否包括懂得如何做一名合格的选民,如何看待公有制这些政治方面的见识?这个见识,是否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生活状态的了解,并且能够与社会主义劳动者做相对细致的对比呢?更进一步说,这个见识是否包括懂得如何参与工厂的管理,甚至于参与国家的管理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在讨论改造国家机关的问题时,会进一步探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1922年,苏联成立。在1934年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
要谈苏联文学,必须要先谈俄罗斯文学,也就是俄语文学。在苏联时期的文学主要是用俄语进行创作的文学——当然,其他民族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也很多,尤其是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文学,在苏联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但是它们的影响力远远不如前者。
俄罗斯文学比较晚熟,在十九世纪之前成就寥寥,罗蒙诺索夫等学者根据西欧的文学范式创作了一些“古典主义”的戏剧、小说,还有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但总体数量少、影响力不大,当时的西欧普遍把俄罗斯当做蛮荒之地。之后,在十九世纪的“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一种火山喷发的态势,出现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代表人物,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正值“白银时代”,在俄罗斯文坛上存在着许多文学流派,如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主义等,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居上,摘得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桂冠,并且将其理念传播到苏联的边陲之地,传播到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什么;第二,它是如何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 9 3 2年 , 它是针对“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把哲学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机械地照搬到文学创作中的方式而提出来的。
1 9 3 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做出了明确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按照高尔基以及卢纳察尔斯基、法捷耶夫等人的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对现实主义艺术进行改造的结果,是现实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合。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是现实主义,苏联文学主张写作求实,这不仅意味着作家要忠于现实,客观地描绘现实世界的事物,而且也意味着作家要积极地思考,通过文学作品积极地参与改造社会的进程。列宁曾经提出,苏联文学要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他是这样评价高尔基的《母亲》的:“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也就是一本能够积极促进革命发展的作品。苏联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一种公开地、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性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描写的是崭新的苏联社会,与以往的旧文学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创作者本身而言,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所占比例很高,他们当中很大一批是从工矿、军队岗位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如著名的奥斯托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
就描写对象而言,虽然类型多种多样,但是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更关注基层人民群众,描写其生产生活状况,热情地赞颂具有进步意义的“新人”,为人们树立理想的榜样。
伟大的十月革命是一次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私有制度的改天换地的大变革,它一下子触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神经。在思想、意识形态战线上,这场斗争也同样尖锐和复杂。它不能不触及、震撼全社会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灵魂。他们的政治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在文艺界,除了革命前就站在革命一边的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别德内等作家外,当时率先站出来拥护、支持十月革命的是勃留索夫、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
这些人的文学流派各不相同,其中不乏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除了早逝的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外,日后大多数人在保留自己的风格的前提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基调。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后至三十年代初同苏联国内的各种流派,特别是现代主义诸流派的竞赛与斗争中形成和壮大的。它强调党性、人道主义、人民性等思想原则,逐步把各种流派的优秀作家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其中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创作者脱离实际生产活动、脱离全面的社会关系(人际圈子非常狭窄),无法对社会形成一个完整理性的认识;第二,他们往往沉迷于扭曲的情感、复杂炫技的创作方法,甚至追求精神上的病态刺激,来刺激创作灵感的产生(如叶赛宁),其内容往往经不起推敲。
1 9 6 5年肖洛霍夫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过:“现在人们常常谈论所谓先锋文学,他们指的是在形式上最现代的经验。在我来看,真正的先锋是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出确定我们人民生活中的特征的新内容的艺术家。”
意识是物质世界经过人脑加工后的产物。即使是扭曲的意识,也是对现实的折射。现代派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机械性的生活、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使人的心理产生扭曲,产生癫狂、绝望以及自闭等症状,反映到文学上,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而苏联的时代特征与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截然不同,在广阔的天地里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使现代派的诸多表现形式都失去了现实的土壤。
任何学科都要服务于人民大众,文学也不例外,即使是“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作品,也不乏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其买单。在之前的沙皇俄国,知识和艺术被贵族精英垄断。根据1913年俄罗斯帝国的人口统计,农民占人口的82%,几乎都是文盲,虽然有乡村戏班子,但是一年到头也演不了几次。由于列宁领导下在苏联开展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运动,识字率上升,电影院出现在大小城市,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在苏联时期,文学的受众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像这样过。由苏联小说改编的《夏伯阳》、《母亲》等电影,不仅在苏联走进千家万户,而且走向第三世界,深受欢迎。在1991年之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已经被翻译成61种文字,在全球发行3000多万册。
近些年来,某些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广受欢迎,他们热衷于描写革命的阴暗面,描写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境遇。某些读者却认为这“更能反映时代的真实”,是“俄罗斯的良心”,甚至发表这样的言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政治操纵,它是假的,而俄罗斯的智慧和白银时代的光辉由苏联的地下文学和境外侨民文学继承,他们才代表苏联文学。
事实上在俄罗斯近年来所编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里,占绝大多数的杰出作家还是苏联秉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创作的作家,如高尔基和西蒙诺夫,尤其对高尔基的评价最高,因为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另外被认为有价值的是象征派诗人叶赛宁、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地下文学中只有获得诺奖的索尔仁尼琴和布洛茨基占有一席之地。而境外侨民文学,除了创作时期有一半在国内的蒲宁外,如纳博科夫等人是不算在内的,因为他们的创作已经脱离了俄罗斯的土壤,属于域外文学的范畴。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广大工农群众通过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的共同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接着苏联人民又以忘我的精神和顽强的劳动,真心实意地建设社会主义。尽管付出了牺牲,经受了挫折和痛苦,却无疑地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胜强敌,剿灭纳粹势力,拯救整个欧洲。《母亲》、《恰巴耶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青年近卫军》、《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俄罗斯人民、乌克兰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精神丰碑。
参考文献:
[1] 关于苏联文学的思考一一十月革命至八十年代初苏联文学的回顾》,叶水夫 ,《外国文艺研究》1988年3月18日。
[2]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如何确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的》,张捷,《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 3 期。
[3] 《十月革命与苏联文学》,李辉凡,《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1期。
[4] 《伟大的旗帜,光辉的文学──纪念十月革命反思苏联文学》 ,李辉凡,《俄罗斯文艺》1997年第10期。
]]>上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从直接的原因来看,是由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主动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而在这些国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都是带领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模式是否有助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从这种疑问出发,就产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想法。有些人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实行多党制。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行大民主才能保证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当然,更多的人只是感到迷茫。不少同志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从理论上走出失败的阴影,建立起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这一事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途的问题,也往往成为左翼各派争论的中心。所以,有必要做一番讨论。
本文准备就这一问题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反对先锋党的左翼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比较旗帜鲜明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新鲜事物,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搞革命那会儿,就异常活跃。随着国际共运的全面失败,无政府主义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中更是大大地发展了起来。无政府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政府,但也反对无产阶级建立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推崇绝对自由。马克思的主要论敌之一,法国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普鲁东就号称,要“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1]在第一国际时期,另一位无政府主义大师巴枯宁,与马克思派展开了激烈斗争。两派的关键分歧之一就是,工人阶级是否应该组织独立的政党,工人阶级是否应该参加一般性的政治活动。
1871年第一国家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恩格斯发言反对巴枯宁分子宣扬的“放弃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尽管一百多年过去了,革命导师的思想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无论工人愿意与否,都迫使他们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大家都承认这一点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诩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2]
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政党?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完善的政党和国家机器来对付他们。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没有本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职业革命家集团,就无法与资产阶级对抗。其次,由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多数工人头脑里并不具有社会主义观点,而是充满了资产阶级观念。因此,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必须组织起来,掌握本阶级运动的主导权,不断教育帮助落后分子。否则,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将会主导运动。最后,即便是无产阶级的某种非政党的联合形式能够开展选举和罢工等斗争,但谁都知道,仅凭这些斗争推翻不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切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史也已经反复表明,剥削阶级不会和平移交政权,只有通过暴力斗争才能夺取。如果无产阶级不建设自己的独立政党,而且是由先进思想武装的、与工人阶级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政党,就无力发动与资产阶级政权的战略决战。正如列宁所说:
“工人阶级只靠总罢工和采取‘观望’策略是不能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举行武装起义。谁懂得这一点,谁也就应当懂得,为达到这个目的,光有不定型的工人协会是不够的,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必须建立。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常常说,坚决革命的少数能够起巨大的作用。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中坚决革命的少数,即立志采取行动,具有纲领,决心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的少数,只能是共产党。”[3]
当然,有些人这样反驳:我们不是一上来就反对政党的,但是请睁眼看看吧,现在的工人政党又哪一个不是在为资本家服务呢?有哪一个政党还认真想要实施任何革命呢?如果我们听从你的劝告,再一次相信政党,万一这个党又一次蜕变了怎么办?如果蜕变是必然的话,是不是应该在政党政治之外探索更好的道路?
尽管我们十分理解无政府主义者和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群众对国家、对政党(包括所谓的工人政党)的失望,却坚决不能同意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超越政党政治”。因为这种做法降低了自己力量的组织性,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只会有利于剥削阶级击溃劳动阶级的反抗。仅仅由于革命政党会变质就不要政党是荒谬的,这就像恩格斯打的那个比方一样:正如因为出纳员可能逃跑而不缴纳会费,正如因为编辑可能像议员一样被人收买而不出版报纸。
的确,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起过较大作用的工人政党,领导层中往往只有少部分人是真正的革命者,而多数都是自觉不自觉的叛徒。在多数情况下,忠诚的革命者往往抵不过叛徒。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各个大党似乎都没有例外。但是,任何敢于抛弃幻想面对现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要变政治上的被统治者为统治者,除了把自己最先进分子组织为政党并把整个阶级置于这一政党的领导之下,没有别的路可走。革命导师反复教导我们,处于被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就是团结,不仅需要思想上的团结,更需要通过组织和纪律性把人们绑在一起的那种团结。这种团结的最高形式就是革命工人政党。这样党应该时刻保持与本阶级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吐故纳新,防止自身变质。
当然,任何党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确保自身一定不变质。在党不幸变质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健康力量重新集结,建立新的革命政党,揭露变质的老党,把群众争取过来。而共运史本身也已经表明,这种革命工人政党反对改良工人政党的斗争,工人政党内部革命派反对改良派修正派的斗争,往往比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要重要得多,意义深远得多。
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先进的革命工人政党即无产阶级先锋队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须的。
如果说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先锋队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那么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是不是就可以取消工人政党了呢?
在共运史上,搞垮无产阶级专政的,几乎都是共产党自己,而不是普通群众。所以一些同志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经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该实施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
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也自称是列宁主义者,但这种观点恰恰是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批判过的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早就提出这样的疑问:“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4]
对于这种提法,列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些“左派”分子标新立异,“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列宁指出: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5]
说阶级需要政党来领导是常识,也就意味着非政党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不成熟的形式。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才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当然,列宁也强调,如果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6]
在夺取政权之后,由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尤其是是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小生产者,阶级斗争有时甚至会很尖锐,如果放松先锋队对群众的领导,以普通的(或者说平均水平的)无产阶级的觉悟,难以完成消灭阶级的任务:
“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也许,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7]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消灭国家。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国家最终会消亡,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需要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国家的存在就意味着一个阶级在专政另一个阶级,意味着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存在就意味着政党的存在。谁如果提出“党专政”,把它与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要无产阶级在二者中间取一个,这实际上就是在否认政党,就会使整个阶级动摇涣散,不能团结一致,必然断送革命运动。
列宁认为,群众分为阶级,每个阶级的群众又由各自的政党所领导。但工人阶级的政党往往不止一个。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存在着多个工人阶级政党或者说工人阶级政治团体。《共产党宣言》还专门解释了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的区别。[8]
在资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不掌握国家机器,因此没有办法确保工人阶级中仅有一个政党。事实也是如此,在大多数国家里,都存在着两个甚至更多的工人政党。而到了共产党掌握政权后,通过取缔其他政党(其中当然包括非共产党的工人政党),就事实上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往往被写入了宪法,如苏联1977年宪法中就明确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中国1975年宪法也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决定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斗争往往是在党内进行。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往往都不是民主的。如果中央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基层党员的反对,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一场高层政变,就把整个党的政治路线改变了。而执政党的政治路线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所以,一些同志提出,如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多党制而不是一党制,情况会大不一样。反对修正主义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可以组织成新党,广泛地揭露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启发群众思考,让人民自己通过选票阻止走资派。
这样做可行吗?
我曾经拿这个问题问过一个老同志。这位同志是解放前出生的,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积极参加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他对毛泽东时代是相当怀念的。他也支持大民主,认为只有实行巴黎公社原则,落实普选撤换制才能够解决党的干部蜕变为官僚主义分子的问题。他这样的人,应该是对人民群众的觉悟很有信心了。但是,当我问他,在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对抗的时候,如果刘和邓带着党的一大批干部党员建立新党,鼓吹“分田到户”,反对人民公社,老百姓会选毛主席的党,还是选刘少奇的党?他沉默了一会,告诉我说,恐怕多数人都会支持刘少奇。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了积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剥夺”农民。自然,不少农民在加入集体经济后,生活水平不见得比以前高,甚至会变得更差。苏联农业集体化完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都没能够恢复到集体化以前的水平,而国家所征收的粮食却很多。虽然农民最终也会变成工人,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农民在这整个历史时期里一直为工人阶级出力,某种必要的强制是必须的。这种强制就包括不允许非工人阶级组成自己的政党。
如果实行多党制,如果农民有机会组成政党,或者更可能地,走资派可以组成一个表面为农民说话其实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政党,那么工人阶级政党将会输给具有数量优势的农民。而且,工人中的许多人也是刚刚由农民转变过来不久,仍然带有浓重的小生产意识,当无产阶级国家出现政策失误时,也容易受到修正主义分子蛊惑。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列宁和毛泽东都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一党独大。这是俄国和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甚至到了大多数农民都转变为工人的时期,实行多党制也会是危险的。资产阶级多党制对劳动群众来说,无非是隔几年在两个坏蛋之间选一个。如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多党制,会不会演变成隔几年在两个官僚主义集团之间选一个呢?资产阶级懂得制造虚假的两党之争来愚弄群众,官僚主义者们不懂吗?从文革时官僚特权阶层的表现来看,他们从统治阶级那里学到了很多“驭民术”。分化瓦解,制造对立,转移视线,把实质问题掩盖起来。只要群众是以被统治的身份在统治者之间做选择题,这个问题就始终会存在的。只要社会主义经济还没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没能展现出自己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优越性,走资派都可能利用群众的不满,通过选举斗争夺取政权,然后通过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进一步壮大走资派的势力。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多党制不可行,还有什么办法保证群众可以确保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呢?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列宁晚年作了思考却没来得及实践,毛主席发动文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却最终失败了。但是他们所指出的方向都是,让更多的群众来监督检查党和政府的工作,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生产和社会管理中来。毛主席对于民主的理解,非常符合参与性民主的政治理念。
所谓参与性民主,就是群众不是简单地选择谁来统治自己,而是直接参与到政治中,参与到党和国家机关的重大决策乃至日常事务中。具体的形式可以很多样。比如,可以要求原来中央委员会自己就决定的事情,经过“工人委员会”通过才可生效。或者规定中央委员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是基层的工人党员。如果劳动者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完全可以在政府和生产单位的各级职能部门设置专门的委员会,一切事务需要经过委员会通过方可生效,而委员会成员有权检查职能部门的一切工作,也就是说,把普通工人嵌入到官僚体系之中,往官僚的各级衙门里掺沙子,监视和限制官僚,使得以权谋私的特权者难以产生。
在上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有过许许多多参与性民主的初步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多数仍然是处于萌芽阶段,但由于它们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生长出来的,其可行性和优越性往往表现得更充分。如果我们想尽量避免党的官僚化和特权化造成的资本主义复辟,就应该深入地挖掘这些宝贵经验,为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做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我们在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也赞成消灭国家。消灭国家的条件是消灭阶级。而阶级一旦消灭,阶级斗争一熄灭,政党就不需要存在了。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才能消灭?如果回答说,等到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都消灭了,而且全部的生产资料多转变为社会所有时,阶级斗争就彻底停止了,国家开始消亡,政党也消失了,这一定是不会有争议的。问题在于,如果在一国之中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实现了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我们能宣布阶级斗争消灭了吗?
历史证明还不能。因为还有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种斗争使得国家的存在成为必须。但这种必须是多大程度上的必须?如果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所有的小农也都转变为跟工人一样的劳动者了,在这个时候,难道国家组织形式不会发生变化吗?
这一问题超出了历史本身所提供的经验。我们所经历过的社会主义,其生产力都没能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在这些国家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实行计划经济时间最长的苏联就可看出来,虽然计划经济能够快速实现工业化,但是在劳动纪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积极性不仅通过正向激励,而且往往还通过反向激励即失业来确保这种纪律)、生产对需求的反馈、价格制定等方面,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足。[9]在工业化初期,尤其是充满了革命精神的时期,这些问题影响还不大,但是到了工业化已经完成,生产的规模扩大很多倍,而革命精神又渐渐消退之后,这些问题不仅会表现到经济增长率上,而且会反映到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共产党的态度上。
任何新制度的建立总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制度还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前,传统势力总是很强大。因此,无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总是会有一个带有“专制”色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革命阶级中最先进的少数比阶级的其他成员在国家事务中有更大的话语权。这样的过渡时期只有在新制度完全建立起来后才能结束。
当未来的无产阶级在一个大国甚至是大洲规模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他们将会有更好的条件——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群众的觉悟水平)——去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建立起民主的计划经济,重大经济决策由全体人民进行(即使是资产阶级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重大议题的直接民主变得可行),落实按劳分配,并且用公社取代传统家庭以彻底消灭私有制观念的最后藏身之地,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将表现出经济上和道德上的全面优越性,新制度的基本原则也全部落实下来了。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从无产阶级专政初期就一直发展着的参与式民主将会往前演进成为“无政府的民主”即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成熟形态。“无政府的民主”制度下,重大决策如税率等采取全民公投的形式,而各种群众机构如随机选取形成的委员会(具体的形式当然是由当时的人自己来创造,但我们已经知道,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随机选取变得更公正更科学也更可行。)将会直接取代各级政府部门。党可以继续存在,但其作用不是作为法律规定的执政党,而是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教育本阶级成员的组织,作为最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公民教育全体人民的组织。党只能在思想上影响人民,让更多公民在重大议题公决上按照党的号召作出选择,让随机选取产生的各个职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多一些党员和党的支持者。但是任何决定,都必须通过全体公民,或者通过全体公民中随机选取的代表承担管理职能的部分公民作出,任何政党和组织都没有权力包办替代。
这里要谈到一点。直接民主并不意味着全部事务都由全国人民一起决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比如,齐泽克在前段时间的演讲中为“官僚社会主义”辩护,似乎认为这是人类最好的可能。这自然也是由于没有真正理解直接民主造成的。)。最重要的一些事情由全民直接民主决定,而其他的事务,当然可以由代表来确定,但代表的产生必须是随机的,而不是能选举或者科举取士的老办法。为什么要强调代表是随机选取的呢?因为无论资本主义多党制,社会主义多党制,或者其他的选举改革,都无法系统性地确保被选举人一定能代表选举人,无法从根本上保证被选举出来的人不会背叛选民。只有直接民主才能保证这一点。但从效率出发,却必须实施代表制度。如何调和这二者呢?统计学告诉我们,样本是可以代表总体的,但一个样本要能搞代表总体,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样本必须是随机抽取的。这也是民意调查所遵循的原则。随机选取的人民群众的代表的决定,实际上相当于全体群众直接参与决策。一旦建立起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制度,就能避免一切代议制所具有的那种把大众的权力托付给少数精英的缺点,因为人民群众会犯错误,也会被骗,但绝不会主动背叛自己的利益。
不过,在帝国主义国家环伺四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卫,还必须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谁都知道,打仗是不可能通过抽签决定的委员会来指挥的,那么军队是不是会成为官僚制最后的藏身之所呢?我们认为,如果无产阶级国家的科技实力未能取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倒性优势,那么军队仍然必须是讲究效率的职业军队。不过,可以通过削弱军队作为潜在政变工具的威胁。比如,服兵役时间缩短,仅2-3年,当兵和做工轮替,削弱军人的职业性。另外,可以发展强大的民兵,使其在数量上十数倍于正规军,对正规军形成制约。等等。如果无产阶级国家的科技实力已经具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倒性优势,那么即使仍有外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仍要维持庞大的官僚制国家。常备军也将全部(或者说大部分)被武装的民兵所代替——发达的科技将会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在技术上远超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使得民兵足以对抗技术上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正规军。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幻想家,当然知道国家的消亡不可能在一天之中完成,这需要一个过程。但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国家消亡的经济条件一旦具备,未来的人们一定会想到各种办法来尽量消灭国家这个“古董”。到这时,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长久以来的理想就彻底实现了。
[1] 普鲁东:《革命家的自白》,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4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9—450页。
[3] 《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选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M]. 1988年11月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698—708页。
[4]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196页。
[5]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197页。
[6]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206页。
[7]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20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972年版第264页。
[9]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提到过价格失真的现象,他举了一吨面包价格等于一吨谷物的例子。80年代西方广为流传的所谓苏联经济秘密报告中指出:“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严重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报告中指出:“一些专家在分析经济下降趋势时,指出了形成这一趋势的各式各样的原因,强调这是由于矿物资源采掘条件的恶化;频繁出现的干旱年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例如,投资结构和运输体系的落后);人们对劳动成果漠不关心;劳动纪律的松弛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在形成上述趋势中的确起了一定作用,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关系体制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国家管理经济的机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苏联领导人以及一些经济学家都公开地用不同表达形式宣传过这一论点。(可参考《1984年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第141-142页)我们知道,苏联特权阶层把这一个改革引向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向。
]]>仿佛听到歌声,
仿佛听到呼喊,
仿佛满目的红色飘扬。
仿佛是握惯了锤子的手
触碰着冰冷的胸膛。
久已迷醉的耳朵里
仿佛有一个声音炸响:
“同志,向前
我们去把刑场炸毁
我们去把新的道路
照亮!”
仿佛……仿佛……
仿佛见到你们回来,
眼中已满是泪光
记得那一年,
你们和阿芙乐尔
冲进了冬宫的高墙
领袖挥一挥手:
“现在
我们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秩序”
响起的是对英雄的挽歌
因为我们都从未如此的接近理想
记得那一年,
你们带着干劲和希望
走进了从前被遗弃的荒原
铁镐敲在冻土,音律铿锵
白匪要饿死咱们
咱们用双手让他们绝望
斯达汉诺夫的名字,就这么
传遍四方
记得那一年,
罗莎卢森堡的身体还没凉
就有你们的火种
点燃了一台台轮机
革命的巨轮
出发,启航!
从嘉兴的南湖
从贝尔格莱德的山岗
从比利牛斯山脉的草棚
从加勒比的海港!
…………
你们的名声举世
你们的旗帜飞扬!
可是
从什么时候,你们
亲爱的达瓦里西
变得与他们一样?!
倨傲的神气,
不配是喀秋莎的情郎!
你们,不再是你们
人民进了坟场
光荣的红旗被埋藏
一切
又和原来一样
匆匆百年已过
冰冷的夜里
火热的心
无处安放
流星的光辉
更让人期盼日出的光亮
一双双有力能干的手里
没有枪
仿佛是幻觉,
又看见了你们的旗
听到你们激昂的呐喊
欢快的歌唱
挽起一双双健壮的臂膀
仿佛又回到那个攻打冬宫的晚上
我们相信未来
我们不会颓唐
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
我们要灭尽豺狼!
同志们,
我们一起来首国际歌吧
哪怕黎明再黑暗
尽头也就在不远的地方
在这最后的斗争
火红的十月给我们力量!
彼得堡的纺织女工在1917年国际妇女节(俄历2月23日)开始了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罢工。这绝不是巧合。每天工作长达十三小时,而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们还在前线打仗。这些妇女独自负担着养家的责任,还要在零度以下的寒冷中排队几小时,希望能获得面包。正如津吉·长谷川在他关于二月革命的权威著作中所说:“这些妇女不需要政治宣传煽动,就会展开行动”。
沙皇政府没有能够实施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富人和俄国社会其他所有人之间存在着的经济鸿沟,导致了俄国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独裁者,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着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经常解散杜马。杜马是一个无权的选举机构,而且根据法律是由有产者所主导的。
在战争前夜,罢工活动与1905年革命时期相当,工人们还在首都的街头筑起了街垒。战争给了沙皇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不断加剧的军事失败和七百万伤亡,使得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指责政权的腐败。这种腐败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未来的总理李沃夫公爵领导了一场密谋(虽然没有采取行动),企图驱逐沙皇,把皇后监禁在修道院里。对沙皇宫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骗子修道士拉斯普廷,在1916年被君主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杀。
在左派这边,布尔什维克是更广泛的革命家圈子中的主导性力量。这个圈子领导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支持战争的温和社会主义者经常避免采取罢工行动。
许多年来,革命者们一直在与沙皇斗争。1912年,莱娜金矿270个工人遭到谋杀。自那以后的五年来,一共举行了30场政治罢工。而且他们还勇敢地面对了沙皇秘密警察(奥克瑞那)一轮又一轮的逮捕。1915年和1916年被逮捕的革命者的细分情况显示出彼得堡左派的相对力量:布尔什维克743人,无党派人士553人,社会革命党98人,孟什维克79人,区联派51人,无政府主义者 39人。在维堡区的金属、机械和纺织工厂中,有大约600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因此维堡区是战争期间最为激进的地区。
1917年1月9日是点燃1905年革命的流血星期日的12周年纪念日。十四万两千工人举行了罢工。当杜马在2月14日重开时,又有八万四千名工人走上街头,这一行动是由支持战争的孟什维克领导的。
日益严重的食物短缺使得政府在乡村实施粮食征用。当彼得堡的面包房关门,而供应也减少到只能满足几周需要时,沙皇当局却宣称不存在任何短缺。这一做法无疑加重了危机。奥克瑞那报告说,在彼得堡购买面包的队列上,发生了许多警察和工人之间的冲突。母亲们“看着他们生病的孩子处于半饥饿状态”。“相比各位先生们、米留可夫和罗季切夫,布尔什维克与她们也许更近一些。当然,他们也危险得多。”
在2月22日,布尔什维克卡尤罗夫(Kaiurov)在维堡区妇女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力劝妇女们不要在国际妇女节罢工,叫她们听“党的指示”。让卡尤罗夫十分懊恼(他后来写道,他对布什尔维克妇女无视党的指示感到“愤慨”)的是,5个纺织厂的女工们第二天早上就举行了罢工。
妇女鼓动者在涅瓦纺线厂大声呼喊:“上街去!停止工作!我们受够了!”她们推开门,把几百名妇女领向附近的金属和机械工厂。许多妇女滚雪球般地涌向诺贝尔机械厂,挥舞着手臂喊道:“出来啊!停工!”。妇女群众说服了工厂的工人加入她们。妇女们还向埃里克森工厂进发。在那里,卡尤罗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与工厂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短暂会面,大家一致决定说服其他工人参加罢工。
警察报告说,成群的妇女和年轻工人要求“面包”,还高唱革命歌曲。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妇女们从男人手里抢过红色横幅。她们说,“这是我们的节日。我们来举横幅”。在Liteinyi大桥,虽然受到示威者反复冲击,警察们还是把他们挡住了,使得他们不能向市中心前进。到了下午晚些时候,数百名工人跨过冰层,遭到警察的攻击。在市中心,“一千人,主要是妇女和年轻人”到达了涅瓦大街,但是被驱散了。奥克瑞那报告说,示威者是如此具有煽动性,以至于“有必要在各处加强警力”。
七万八千名罢工者中有六万名来自于维堡区。尽管提出了反战和反沙皇的口号,但最主要的要求是面包。的确,沙皇当局认为这只是另一场面包骚乱,虽然他们信任的哥萨克军队犹疑不决,不愿意攻击罢工者,这让当局感到惊恐。当天晚上,维堡区的布尔什维克会面,投票决定组织三天的总罢工,并且向涅夫斯基(Nevsky)进发。第二天,罢工运动的参与者增加至十五万八千人,使其成为战争期间最大的政治性罢工。七万五千名维堡区工人罢工,彼得格勒、Vassilevski和莫斯科区各有两万人参加,另外还有九千人来自Narva区。工人阶级青年街头斗士一马当先,在街垒与警察和军队对抗,试图控制市中心的涅夫斯基。
在Aviaz工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演讲者们号召政府免职,呼吁工人不要有不负责任的举动,力劝他们向塔夫里达宫进发。而在塔夫里达宫,杜马成员正拼命劝说沙皇政府做出让步。在埃里克森的布尔什维克们则要求工人们向Kazan广场进发,并且用刀子、武器和冰块武装自己,准备即将到来的与警察的战斗。四万名示威群众在Liteinyi大桥与警察和士兵战斗,但又一次被驱散了。两千五百名埃里克森工人在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街与哥萨克交锋。军官们冲过人群,但哥萨克们小心地按照军官们打开的通道前进。“他们中一些人还笑了”,卡尤罗夫回忆道,“还有些人给工人们善意地使眼色”。在许多地方,妇女们主动对哥萨克们说:“我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们在前线……你们也有母亲、妻子、姐妹和孩子们。我们在要求面包和结束战争”。
示威者们并不试图对讨厌的警察表示友善。年轻人们拦住街道上的汽车,高唱革命歌曲,向警察扔冰块和螺栓。在数千名工人跨过冰层之后,为控制涅夫斯基,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同时,在喀山的传统革命地点,以及在起义广场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河马”雕像前,工人们设法举行了集会。由于演讲者不仅要求面包,而且谴责战争和独裁,群众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在25日,罢工变成了总罢工,超过二十四万工厂工人参与罢工。白领工人、教师、服务员和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加入到罢工队伍中来了。出租车司机宣布他们只搭载造反的“领袖”们。
工人们又一次开始在他们的工厂集会。在维堡区帕尔维艾宁工厂里一个喧闹的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演讲者力劝工人们向涅夫斯基进发。一个演讲者以这样的革命诗句结束自己的讲演:“快闪开,从上到下腐烂了的旧世界。年轻的俄国正在前进!”
示威者与警察和士兵发生了17次激烈交战。工人们设法释放了被警察抓捕的同志。造反者占得上风,在许多桥上和跨过冰层前往市中心的路上,他们压倒了沙皇武装。控制涅夫斯基之后,示威者又一次在起义广场集会。警察和哥萨克鞭打人群,但是当警察局长冲过来时,他被一个哥萨克给砍倒了。女工们又一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她们敦促道,“放下当你的刺刀,加入我们”。
到了晚上,维堡区这边已经被造反者控制了。示威者洗劫了警察局,从沙皇政府的岗哨手里抢过来左轮手枪和军刀,并且迫使警察和宪兵逃跑了。
造反者把沙皇尼古拉二世推向崩溃的边缘。“我命令,首都的骚乱在明天结束”,他正式宣布道。他还给彼得堡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哈巴罗夫下令,让他用火力驱散人群。哈巴罗夫表示怀疑(“明天怎么能够阻止他们呢?”),但是接受了这一指令。在市政厅,内政部长普罗托波波夫要求独裁政府的捍卫者们镇压骚乱:“祈祷和希望胜利吧”,他说道。第二天一大早,禁止示威并且警告武力执行法令的公告张贴出来了。
星期日26日早上,警察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核心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工厂被关了,桥也被升起来,而市中心则变成了军营。哈巴罗夫向总部发电报说,“自早上以来,城市一直很安静”。就在这个报告发出来后不久,几千名工人跨过冰层,出现在了涅夫斯基。他们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口号,但士兵们有组织地朝他们开火。
来自沃伦斯基团的分队负责防止起义广场的集会。骑警鞭打人群,但是没能够驱散他们。指挥官随后命令部队开火。虽然有一些士兵朝天上开枪,但是在起义广场里面和周边,有50名示威者被杀死了。被驱散的工人们躲在屋子里,或者冲进咖啡馆。多数屠杀都是由训练有素的效忠沙皇的分队实施的。这些分队过去时常培训士官生。
然而,杀戮并没有平息叛乱。
一份警方的报告叙述了造反者们令人震惊的韧劲和牺牲:
在整个骚乱期间,人们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骚乱的暴徒对武装人员表现出了极端的蔑视。当武装人员要驱散他们的时候,他们把从街上挖出来的石头和冰块扔向士兵们。在军队向天上开火预备射击时,人民不仅没有散开,反而报以笑声。只有当子弹射向人群中间时,才有可能驱散这些暴徒。骚乱参与者们会躲到附近房子的院子里,而一旦射击停止,他们又回到街上来了。
工人们呼吁士兵放下他们的武器,试图交谈争取每个士兵的心。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在冰枪和机枪嗒嗒作响之下,男女工人和士兵之间的这些接触,决定了政府、战争、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在26日傍晚,维堡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们在城郊的一个菜园子举行了会议。许多人建议,现在是时候停止造反了,只是需要投票通过。最支持继续战斗是的人后来被发现是奥克瑞那的特务。从军事的观点来看,革命应该在26日就停止了。但是没有数千名士兵的支持,警察是无法镇压叛乱的。前一天下午,工人到帕夫洛夫斯基兵营说,“告诉你们的同志,帕夫洛夫斯基也朝我们开枪——我们在涅夫斯基看到穿你们军服的士兵”。士兵们“看起来全都很苦恼和无力”。其他团的军营也回荡着类似的请求。当天晚上,帕夫洛夫斯基的士兵第一个加入了造反者(尽管在意识到处于孤立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军营。39个领袖立刻被逮捕了)。
27日早些时候,反叛者接触到了沃伦斯基团,该团的教导队曾在起义广场向示威者开枪。400名叛乱的士兵告诉他们的中尉,“我们不会再开枪。我们也不希望在让我们的兄弟白白流血”。当他以宣读沙皇镇压反叛的命令的方式来进行回应时,立刻被士兵们开枪打死了。其他沃伦斯基团的士兵们参加了造反者的队伍,然后向附近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立陶宛团的军营进发。这两个团已经发生了兵变。
其他参与者后来这样描述这一场面:“一辆满载着手持步枪的士兵的卡车,在驶过桑普索尼耶夫斯基(sampsonievsky)时把人群一分为二……卡车带来的军队已经兵变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了”。当Kutepov率领的惩戒队经过几小时不受约束地向示威者和载满工人的卡车开枪之后,到了傍晚,Kutepov写道,“我们的部队里很大一部分已经与人群混在一起了”。
当天上午,哈巴罗夫将军阔步走在城里的军营里,威胁士兵们,如果他们叛乱就用死刑予以惩罚。当天晚上,伊万诺夫将军发报与哈巴罗夫评估形势。此时伊万诺夫的部队正在前往支持沙皇支持者的途中。
伊万诺夫:城市的哪一部分仍然有秩序?
哈巴罗夫:全市都掌握在革命者手里了。
伊万诺夫:所有的部都正常运转吗?
哈巴罗夫:各部都已经被革命者逮捕了。
伊万诺夫:当前有哪一支警察力量受你支配。
哈巴罗夫:一个都没有。
伊万诺夫:现在,陆军部里哪些技术和后勤机构受你控制?
哈巴罗夫:没有。
知道情况之后,伊万诺夫决定后退。革命的军事阶段就结束了。
二月革命的悖论在于,当它搞垮沙皇政府之后,却用一个未经选举的自由派组成的政府来代替它。而这些自由派们却被让他们掌权的这场革命吓坏了。在27日,“屡发叹息……直白地表达了对生命安全的担心”,一位杜马代表这样写道。“骚乱很快会被镇压下去了”,这一让人高兴但不太准确的消息短暂地打断了这种情绪。另外一位观察者写道,“他们恐惧,他们瑟瑟发抖,他们感到自己是敌对分子的俘虏,在未知的道路上穿行”。
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一方面想要与革命保持距离,向沙皇出卖革命,而另一方面,又为着自己的目的利用革命。”这是苏汉诺夫的评估。苏汉诺夫是彼得堡苏维埃的领袖,对孟什维克持同情态度,在将权力移交给自由派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他从更加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孟什维克领导人斯科别列夫(Skobelev)找到第四届杜马主席罗将科(Rodzianko),想要在塔夫利达宫中得到一个位置。他的目的是要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以维持秩序。罗将科担心苏维埃可能会比较危险,克伦斯基为了减轻他的担忧,告诉他说,“得有人把工人看管起来”。
1905年的苏维埃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的,而2月27日建立的苏维埃则有所不同,它是在起义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其执行委员会中的领导成员几乎都是没有积极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
二月革命后的苏维埃还有其他的缺点:彼得堡15万士兵在工兵苏维埃中的代表过多。代表们多数是男性,女性代表少得可怜。在1200名代表(最终达到3000名)中只有极少数女性代表。苏维埃甚至没有讨论3月19日妇女关于普选权的示威。一共有两万五千人参加了这场示威,其中有几千名工人阶级妇女。彼得堡苏维埃的确批准了著名的一号命令,这一命令赋予士兵选举自己的委员会的权力,士兵委员会管理作战单位,而军官和临时政府的命令只有在与苏维埃的命令不冲突的情况下,士兵才予以遵守。但是,一号命令之所以通过,是由于激进士兵们自己的自发创造。
不管怎样,苏维埃的建立迫使自由派和他们的社会革命党盟友克伦斯基采取行动。罗将科认为,“如果我们不掌权,其他人就会”,因为已经有人“在工厂里把一些恶棍选出来了。”克伦斯基写道,“除非我们立即建立临时政府,否则苏维埃就会宣布自己是革命的最高权威。”按照这一计划,一群自我任命的人称自己为临时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作为苏维埃的对立面起作用。但是,密谋者对于自己的计划并不是很有信心;他们让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去干那些下流的勾当。
孟什维克的革命代数学强制规定,“取代沙皇的政府必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苏汉诺夫如此写道,“整个国家机器只能听命于米留可夫”。
苏维埃执委会和未经选举的自由派领袖们在3月1日进行了谈判。“米留可夫充分理解了,执行委员会可以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府,也完全可以不交”,但是苏汉诺夫补充道,“注定要代替沙皇的政权必须是资产阶级政权……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这条原则行事。否则起义就不会成功,革命就会瓦解。”
为了让自由派掌权,苏维埃领导人们甚至愿意放弃最起码的“三驾马车”纲领。“三驾马车”是指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大地产和民主共和国,而这三项诉求是所有革命组织都认同的。因为害怕掌权,米留可夫固执地坚持为保留君主制做最后一搏。
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者们退让了,允许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决定是否继位。由于没有得到个人安全的担保,这位大公委婉地拒绝了。而所有这些幕后谈判当然都是背着工人和士兵进行的。
从这些讨论中出现的“双重政权”的制度——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临时政府——将会持续八个月之久。
Ziva Galili将这些谈判描述为“孟什维克的辉煌时刻”。托洛茨基将其比喻为一分为二的杂耍剧,“一边是革命者请求自由派拯救革命,而另一边是自由派请求皇室拯救自由主义。”
那么,为什么英勇战斗推翻沙皇的工人和士兵们,会允许苏维埃将权力交给一个代表有产者的新政府呢?首先,多数工人尚不能分辨各种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
另外,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应该争取什么也没有清晰的认识,部分是因为他们仍旧把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看法很快就过时了),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临时革命政府会进行统治。在实践上,尤其是在临时政府建立起来之后,这就意味着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虽然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们这么做经常是违背领导意愿的。纺织女工党员在二月罢工时就受到党的领导的反对。领导们认为,激进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局的领导们(什利亚普尼科夫、莫洛托夫和扎卢茨基)都没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在2月23日的罢工之后,什利亚普尼科夫还说,呼吁总罢工的时机尚不成熟。布尔什维克领导甚至没能向军队散发传单,也拒绝下命令让士兵们武装起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斗。
多数的措施来自于维堡区委员会和基层党员们。维堡区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了彼得堡市党组织的领导。尤其是在第一天,妇女们不顾党的领导们的意见,在点燃罢工运动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整个3月,混乱和分化让布尔什维克动荡不安。当彼得堡苏维埃在3月1日将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时候,执行委员会中的11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当苏维埃中左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苏维埃组建政府的动议时,只有十九人投票支持,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投票反对。在3月5日,彼得堡委员会支持了苏维埃让工人回去工作的号召,即使八小时工作者这一革命的主要诉求,都还没有实行。
什利亚普尼科夫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局向维堡区的激进分子接近,而这些激进分子号召苏维埃掌权。但是当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穆拉诺夫等人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彼得格勒并于2月12日执掌俄罗斯局之后,党的政策迅速右转。这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感到高兴,却令工厂中许多党的激进分子感到愤怒。这些激进分子中的一些人强烈要求驱逐新的三人领导小组。
列宁也是愤怒者之一。在3月7日,列宁从瑞士写道,“新政府被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掠夺束缚住了手脚。”加米涅夫则恰恰相反,他在3月15日的《真理报》上写道,“自由人民”会“坚守岗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在3月下旬,斯大林在谈话时倾向于与孟什维克联盟。他说,临时政府“已经担当革命保卫者的角色”。
列宁很担心领导层的右倾,以至于在3月30日,他写道,他倾向于“立即与我们党内任何准备向克伦斯基及其同伙的社会爱国主义妥协的人分裂。”列宁的话的含义和他所指何人不需要任何律师来进行澄清。“加米涅夫必须意识到他肩负着世界历史的责任”,列宁写道。
自1905年以来,列宁主义的精髓强调,不能信任自由派,要将其看作是一个反革命力量,同时尖锐的批判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对自由派死心塌地的让步。然而,列宁自己在1905年的构想是号召建立临时政府,实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与托洛茨基的构想不同。列宁把托洛茨基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说成是“荒唐和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自己现在转向了这一荒唐的设想,而保守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却理所当然地指责他为“托洛茨基主义”。
在很多方面,3月早期的政变是上个世纪政变的典型——一小群未经选举的人,为了本阶级的目的,以牺牲将其推上台的运动为代价,篡夺了政权。不过,主要的区别有二。第一,有一个为了本阶级利益不屈不挠斗争的工人阶级群众的党;第二,有苏维埃。
俄国革命才刚刚开始。
(作者凯文·墨菲在麻塞诸塞波士顿教授俄国史。他的《革命与反革命:莫斯科五金工厂中的阶级斗争》获得了2005年的多伊彻纪念奖。)
布尔什维克希望避免巴黎公社的命运。这是他们在1917年7月没有执政的原因。
1917年6月18号在彼得格勒进行的政治示威。左边的横幅写着:“将和平交给全世界,权力全部交给人民,土地全部交给人民。”而右边的横幅则写道:“打倒资本家部长”。这些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标语。
1917年,俄罗斯拥有超过1.65亿公民,而只有270万人住在彼得格勒。这个首都拥有39万工厂工人——三分之一是女工,驻扎着21万5千到30万名士兵,其中约3万名水兵和士兵驻扎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港海军基地。
随着二月革命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Tsar Nicholas 「」)的退位,由孟什维克(Mensheviks)和社会革命党人(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领导的苏维埃(Soviets)将权力让渡给非民选的临时政府,其决意让俄国继续参与一战,并将土地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选举之后,而后者很快就被无限期推迟了。
同样是这些苏维埃,它们也要求建立士兵委员会,并指使他们不遵守任何官方的指示,如果它们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和法令相违背。
这些相互矛盾的决策产生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带有二元性的权力结构,而这可以由日常的政府危机显示出来。
彼得格勒苏维埃一号指示。发布于1917年的3月14日。这份文件号召各小组选举士兵委员会,以将代表们送往苏维埃。并只有在他们的长官和临时政府的命令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命令与法令不相矛盾时才可遵守。所有武器将上交给这些委员会,“而且即使有要求,任何情况下(武器)都不能拨给长官们。”
第一个这类危机爆发在战火中的1917年4月,而直到主要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人——来自加德(立宪民主)党(Kadet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Party)的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yukov)和十月党人(Octobrist Party)的亚历山大·古契科夫(Alexander Guchkov)——被罢免为止才结束。此外,这还使得政府在彼得格勒的驻防上的无力暴露出来:军队更多地响应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而不是当时的指挥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General Lavr Kornilov)。
联合政府从这些危机中诞生,其中包括来自资产阶级政党的九位部长和六位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人。李沃夫公爵(Prince Georgy Lvov )依旧担任首相与内务部长,但陆军和海军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社会革命党的一员,迅速成为政府内冉冉升起的新星。这届内阁还包括了邮电部长伊拉克利·策烈铁里(Irakli Tsereteli)和劳动部长马特维·斯科别列夫(Matvey Skobelev)。社会革命党人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和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Pavel Pereverzev)也分别作为农业部长和司法部长加入了内阁。
布尔什维克党人挣扎着度过了1917年的上半年。他们一开始反对国际妇女节的示威,而这导致二月革命爆发。然后布尔什维克党在3月中旬经历了一次急剧的右倾,列甫·加米涅夫、约瑟夫·斯大林和M.K.穆拉诺夫(M. K. Murano)从西伯利亚归来并接管了党报《真理报》(Pravda)。在他们的控制下,报纸提倡对临时政府批判性地支持,拒绝“打倒战争”的口号,并呼吁停止在前线进行的破坏活动。
这些态度与列宁在《远方来信》中表示的观点大相径庭,所以《真理报》毫不意外地只发布了《远方来信》其中的第一部分,而且还缺了很多内容。根据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yapnikov)的证词:
“3月15号,‘真理报改版’第一批亮相的那一天,也是护国主义者们(defencist)胜利的那一天。整个塔夫利达宫(Tauride Palace),来自杜马(Duma)的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革命民主的心脏地区,充斥着新闻的一部分——温和而又通情达理的布尔什维克胜过了极端分子。在执行委员会内部,我们面对着恶毒的微笑。”
在4月3号,当列宁到达芬兰车站时,这些观点流行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列宁)将自己著名的《四月提纲》展示给由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相反的是,列宁重申了他对“革命护国主义”(revolutionary defensism)的全面批判,并提倡深入前线。他也接受了列夫·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第一阶段向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权力会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列宁反对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对临时政府的“有限度的支持”,要求转而完全地拒绝并消除布尔什维克和不那么激进的孟什维克可能重新联合起来的信念。从那时起,布尔什维克号召将全部政权收归苏维埃,这样以后才能武装人民,消灭警察、军队和国家官僚系统,没收地主的所有财产,并将生产和分配的权力让渡给工人们。
从4月24号到4月29号,在彼得格勒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对战争和临时政府的观点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列宁的《四月提纲》的第一页完整地发表在《真理报》上。
在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还比较小,在彼得格勒只拥有约两千名成员,仅占该市工业劳动阶层的0.5%。通过四月会议的召开,仅仅单算首都,党员数量就足足增加到了1万6千名。在六月底,这个数量又翻了一番。两千名示威的士兵加入到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中,超过四千人加入了真理俱乐部(Club Pravda),一个为军事人力部门服务的无党派组织为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组织所用。
成员数量的剧增改变了组织。它的队伍中扩充了冲动的新兵,他们只了解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但渴望进行革命行动。
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开始合并现存的组织。在5月4号,联合政府成立的前一天,托洛茨基从流放中归来。既然他和列宁找到了共同点,托洛茨基开始将他的组织加入到列宁的党中,包括米兹雷恩希(Mezhraiontsy)即彼得格勒的区联派(Inter-District Organization)。
即使经过指数级增长,布尔什维克依旧属于少数。在6月3号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中,他们的代表仅占10%不到。这个国家会议包括了1090名代表——只有822人可以投票——其中占了300名和53名地方上各区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以105名代表之数握有第三大代表权,在社会革命党(285名代表)和孟什维克(248名代表)之后。
此时,彼得格勒拥有三个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九人中央委员会(the nine-man Central Committee)、全俄军事组织(the All-Russ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和彼得堡委员会(Petersburg Committee)。每个组织都拥有自己的责任,迫使他们遭受不同的甚至有时相冲突的压力。作为不得不考虑全国情况的中央委员会,经常发现自己控制着更加激进的组织。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计划在6月10日举行一场武装示威,以表达群众对临时政府准备进行军事进攻的反对,克伦斯基在兵营中重建军纪的尝试以及日益增长的把军队转移到前线的风险。迫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反对,这一行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
布尔什维克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在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中的,将这次流产的示威当作潜在的起义。实际上,列宁自己不得不出席一次紧急会议以保护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取消计划中的鼓动的决定。他解释道: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遵守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正式决定,而且反革命打算使这次示威为己所用。列宁补充道:
“即使在通常的战争中,由于战略上的原因有时也会不得不取消预定的进攻;在阶级斗争中,由于中间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动摇,就更有可能如此。必须善于估计形势,当机立断。”(译按:此处译文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讲话》(1917年6月11日),收入《列宁全集》中文二版,30卷,第300页。)
苏维埃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在一周后的7月18日举行自己的游行,并命令所有驻扎的军队在解除武装的条件下联合起来参与。布尔什维克将其转变为一次大规模的,有超过40万人抗议者的反政府示威。
在他的《讲述俄国革命的目击者》一书(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Eyewitness Account。译按:又译作《俄国革命札记》)中,尼古拉•苏汉诺夫(Nikolai Sukhanov)回忆道:
“彼得堡的所有工人和士兵都参加了(这次示威)。但这次示威的政治角色是什么呢?‘又是布尔什维克,’我注意到,盯着标语,‘在这之后是其他几行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给棚屋以和平,给王宫以战争!’在这条结实沉重的道路上,彼得堡的工农、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表达了自己的意志。”
布尔什维克原本计划着与彼得格勒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盟(Petrograd Federation of Anarchist-Communists)——当时运作中的两大无政府主义组织之一——举行联合示威。无政府主义者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超过它的盟友,并将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前线报纸的编辑豪斯托夫(F. P. Khaustov)从维堡监狱(Vyborg prison)中解救出来。
作为回应,政府突袭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总部并杀死了他们的一名领袖。伴随着克伦斯基的七月进击和对武器与人员的新命令,安思林(Asnin)的屠杀加剧了军队的动荡,尤其在第一机关枪军团之中。在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鼓动下,这些士兵计划最早在7月1号举行一次即刻的起义。
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全俄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被警告不要因为举办一次无组织的不成熟的起义而给政府以可乘之机。列宁在6月20号的讲话听起来像一个预言式的警告:
“我们必须特别专注与谨慎,这样才能避免被激怒……即使是我们只是在局部范围犯了一次小错,也足以毁灭一切……即使我们现在有能力夺取政权,能够将政权维持下去的想法也是幼稚的。
我们已经说了不止一次: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只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我们在苏维埃里面所占的比例按精确的算有多少?现在不说其它的城市,即使是在两个首府里的苏维埃,我们也是一个不重要的少数派。而这个事实又表明了什么?这绝对不能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大多数群众正在动摇,但依旧相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译按:这段引文原链接是Tony Cliff 的文章,Tony Cliff文中则是引述Alexander Rabinowitch一书Prelude to Revolution ,翻查了该书,作者表示列宁这个讲词没有被收入《列宁全集》。翻查英文版和中文版都没有,唯一在时间和观点较为接近的文章,似乎是《政治形势》(1917年7月10日),见《列宁全集》中文二版,32卷,第1至5页。)
列宁在一次《真理报》的社论中重拾这一观点:
“军队肯去牺牲,是因为相信自己作出牺牲是为了自由,为了革命,为了尽快取得和平。
但是军队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它不过是在革命现阶段跟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走的人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相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即依附于资本家的政策。这个总的和基本的事实决定了我们党的立场和行动。”(译按:此处译文按《革命、进攻和我们的党》(1917年6月21日),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339页。)
但在托洛茨基的陈述中,工人与士兵:
“还记得,二月间,恰当胜利关头,他们的领袖正要下令退守;又记得,三月间,八小时工作制是由下层的发动而争来的;又记得,四月间,米留可夫是由那些自动走出街上来的兵队所推翻的。回忆了这些事实,群众的情绪就更加紧张而不耐烦起来。”(译按:此处译文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第2卷,第1章。)
彼得格勒军事组织的单位级别的领袖们大力支持反对临时政府的突然而又直接的行动,而且许多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普通士兵已经觉得一次提前的起义不可避免,甚至是对此向往的。
就在这次进攻将要崩溃之时,政府却陷入了另一场危机:四位加德(立宪民主)党的部长离开联合政府,反对克伦斯基政府对乌克兰中央会议的妥协。这次突然的变节使得政府(现在由六位社会主义者和仅有的五位资产阶级部长组成)陷入混乱与脆弱的状态中。就在七月事件开始之初,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人部分夺得了多数票,证明了他们在群众中增长的影响力。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
被称为“七月事件”的一系列事件始于7月3号,这一天第一机关枪军团在众多其他军事单位的支持下发动了一次起义。起义的爆发与布尔什维克第二次彼得格勒城市会议的召开时间7月1日正好相近。
直到几个得到工人群众支持的军团已经占领了街道,并且普通士兵中的布尔什维克也参与其中,中央委员会才决定参与这次运动,并提议示威要在布尔什维克的保护下在第二天继续进行。虽然中央会议明白抗议者会携带武器,这份提议却对一次武装起义或者对政府机关的占领只字未提。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决议重申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政权移交给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因此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承担了一场街头运动的领导权,而这场运动从开始起就超出了它的控制。始料不及的爆发使整个党陷入混乱当中。那些遵守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赞成推迟革命的人发现自己与很多人立场并不一致,特别是那些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支持立即行动。
当然,在革命时期,一个革命党会经历爆发式的增长:我们已经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支部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以1600%的速度增长。这使得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其显而易见地在不同党报上不同程度的紧张和分裂党组织的威胁中呈现出来。
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安排能阻止这一切发生;一系列环境因素影响了革命的开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赢得了群众信任。这正如后来的德国革命所演示的那样,在热烈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及时建立一个胜任领导革命的党。
7月3日,武装示威者逮捕克伦斯基的尝试没有成功,这是在克伦斯基前往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之前。他们打算强迫这个组织从临时政府手中夺权。
约六、七万群众瓦解了宫殿的防御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执行委员会拒绝了。托洛茨基捕捉到了这可笑的一刻:当成百上千名抗议者要求苏维埃的领袖们当权时,他们自己正在寻找用来对抗示威者的武装力量。
在二月革命的余波中,工人和士兵们已经赋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权力,但这些党试图将其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更倾向一场对抗人民的战争而非不流血地将权力移交到他们自己手上。当七月的示威者意识到苏维埃的领袖们不会背弃自己的资产阶级盟友——他们大多以自己的方式离开政府——事情陷入了僵局。
在接下来的几天,远在芬兰的列宁直接前往布尔什维克党的司令部,克舍辛斯卡娅(Kshesinskaia)公馆。很快,来自喀琅施塔得港海军基地的水兵们也到达这里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出乎那些水兵所料:它强调对一次和平示威的需求,并表达他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会胜出的信心。他最后呼吁水兵们自我约束、坚定决心并保持警惕。
七月事件使得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列宁陷入最不寻常的关注中:他们妨碍了首都发生的一次不成熟却成功了的起义。这种起义可能孤立布尔什维克并摧毁革命,正如1871年巴黎公社和1919年的(德国)斯巴达克斯同盟起义(Spartacist Uprising)中发生的那样。
一支约60多万人的队伍直指塔夫利达宫,可只是先在涅瓦斯基大街(Nevsky Street)和里特尼大街(Liteiny Street)的转角处撞上了狙击手的枪火,随后又在帕特尼莫诺夫大街(Panteleymonov Street)和里特尼大街的转角处撞上枪火。可是,最大的伤亡却来自两个哥萨克骑兵中队之间的冲突,他们甚至雇佣了火炮部队来镇压示威者。在一边倒的街头作战中,由费奥多·拉斯柯尔尼科夫(Fyodor Raskolnikov)率领的喀琅施塔得港的水兵们抵达了陶里德宫,他们在这里加入到第一机关枪军团之中。
彼得格勒,1917年7月4日。军队开进之后,示威者在涅瓦斯基大街上寻找避难所。
然后,那一天最戏剧性又哭笑不得的事件中的一个发生了:社会革命党中所谓的理论家维克多·切尔诺夫(Victor Chenov)被送出去劝抗议者冷静冷静。人们抓住了他,而一个晃着拳头的工人告诉他:“你个婊子养的,权力都给你了,夺权啊!”
他们公布了切尔诺夫被扣押的消息,并将他就近关到一辆车子里。托洛茨基及时的调解救下了这位部长。苏汉诺夫描绘了这一离奇的景象:
目力所及的人群都陷入了混乱之中,大家可能会想,所有喀琅施塔得港的水兵都认识并信任托洛茨基。他开始演讲,但人群并没有平静下来。如果在那时,附近有人用挑衅的方式开一枪,可能会发生一次大屠杀,我们所有人,还可能包括托洛茨基,都会被撕成碎片。很激动,却又在这种险恶的气氛中找不着话的托洛茨基,即使是离他最近的一排群众也几乎不听他的……当他试着让切尔诺夫移交到自己手中,车子旁边的士兵们开始发怒。“你来这里是为了宣布你的主张,并向苏维埃表明工人阶级不愿再看到资产阶级当权(据托洛茨基所说)。那你为何用这种卑劣的暴力行径来镇压随便一个人,并伤害你的事业呢?……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明他对革命的贡献;你们中的每个人都准备让他为此送命。我是知道的。把手递给我,同志!你的手呢,兄弟!”托洛茨基把手向下伸给一个用特殊的狂热抗议着的水兵。但后者坚定地拒绝回应……在我看来,这个在喀琅施塔得肯定不止一次听过托洛茨基大名的水兵,现在好像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叛徒:他记得托洛茨基之前的演讲,并且开始糊涂了……由于不知如何是好,那些喀琅施塔得港的水兵放了切尔诺夫。
切尔诺夫回到了塔夫利达宫并写了八篇社论谴责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党报《人民事业报》(Delo nadora)最终发表了其中的四篇。
临时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却以更加背信弃义的方式进行了报复:第二天,它启动了一次将列宁(由一辆密封专车途经德国到达俄罗斯)描述成德国总参谋部代理人的造谣运动。
在7月5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军区发起一场军事行动以重新夺回对首都的控制。忠于政府的军队占领了克舍辛斯卡娅公馆(Kshesinskaia mansion)并捣毁了《真理报》印刷厂。列宁死里逃生。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万一列宁被抓住,他是否会遭遇跟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斯巴达克同盟起义中遇害的同样命运。也许我们能在一份事变两天后出版的右翼报纸《彼得格勒新闻报》(Petrogradskaia gazeta)上发表的讽刺漫画上发现一些端倪:
“列宁往高处走?……好吧,有块好地方为他准备好了!!!”
忠于政府的军队也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而后者被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命令下的第一机关枪团包围着。党的中央委员会命令追随者们停止街头示威,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士兵回到兵营中。
与此同时,政府下令逮捕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包括列宁、加米涅夫、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以及托洛茨基和作为区联派首脑的安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虽然这些政治犯中的一部分人,包括托洛茨基,在科尔尼洛夫政变期间获准出狱来阻止工人的抵抗,其它人得在狱中接着吃牢饭,直到十月革命爆发才出来。
因此,用列宁的话来结束七月事件,便是:“某种比游行示威大得多而比革命小一些的事件。”。
一些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不得不潜入地下,其报刊也被封停了,但这些挫折非常“短命”。第十一军团在一次德国强力反攻下的西南前线的失败,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复兴了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正确性。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很快又用稍作修改的名字重现天日,而且党的委员们很快又找到了新的立足点。而解除叛乱军队武装的命令则说来容易做来难。很快在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政变的失败彻底改变了局面,最终为布尔什维克成功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2017年7月27日
这一两年来,左翼中关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同志越来越多,相关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去年,卢荻和潘毅等几位老师就中国是否为“世界资本的中心”的问题在破土网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最近几个月,包括卢荻在内的几位左翼同志撰文纷纷撰文,就中国是否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显然,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之所以在左翼中不断出现,绝不只是出于知识上的兴趣,而是现实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在政治上的反映。
事到如今,左派中估计没人会否认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变化,也不会有人否认这些变化的主要方面是增加了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评价这些资本主义因素。这些资本主义因素是否发展到了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程度,还是仅仅作为社会主义因素的补充?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与民粹派论战时指出,“《资本论》一出现,‘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就成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理论问题,最热烈的争论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的解决都以这个问题为转移”。同样,中国左派一开始追问改革姓资姓社的问题,就无法回避整个社会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左派中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的解决必然以这个问题为转移。如果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那就必然坚持“保”和“救”;如果承认中国已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走向帝国主义,那么从马列主义原理出发,“推墙”和“沉船”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所以,我们认为当前的争论非常重要,对运动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左派中都有哪些不同的观点。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准备点评一下左派中出现过的主要几种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希望能对读者们有所帮助。
所谓改革开放,从其实际轨迹来看,就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对象自然就是以国企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但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其特殊性。和苏东等发生了颜色革命的国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施了市场化改革,但国有经济没有一下子被私有化掉。国有经济单位的市场化私有化是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分步骤逐渐展开的。而且,对于一些基础性行业如能源、通信和金融等,国家并没有打算放弃控制。这种渐进改革的战略,同样反映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路线和理论上。
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左派,多数来自于受改革损害的群体如国企工人,以及执政党内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老同志。他们跟所谓的“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在形式上的延续,国家在经济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加上领导人在某些场合下表现出来的“不忘初心”,都不可避免地使得许多左派对体制内左转抱有强烈的愿望。而“左转论”要成立,有一个起码的前提,那就是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中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亲自操刀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执政党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党。任何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的人都不可能认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可以“左转”为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可能幻想,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不经过暴力革命,就“左转”回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左转”派眼里的中国,只能是受到资本主义因素侵蚀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反对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导向,但坚持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是中国左派中的主流观点,在左派兴起的初期更是如此。我们不妨看看老左派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那么为什么在危机中中国能有这样的业绩?这与中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关,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也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所以就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歪称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简单说来,中国容许市场化、私有化的发展,不是很彻底,还有一些保留。比如,在关键重要领域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国有实力。又比如这些年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大大增强了国家控制的财政金融资金实力,包括保持大量外汇底存等等。又比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如继续编制执行年度计划,五年十年中长期规划,保留发改委这样庞大的计划机构等等。应对这次危机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就展示了这种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调控的能力,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称道。另外,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比较谨慎,如资本帐户没有完全放开,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外国接轨等。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影响较少,处置的表现也较好。总之,中国的经济并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虽然我国经济中有资本主义成分,但实际上我们还在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我们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出色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现时的社会经济中,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都在起作用,两者一方面水乳交融在一起,一方面交织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因为执政党已经明确表示不改旗易帜,庄严宣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还有起作用的广阔余地,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发展来协助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发挥尽致,一方面更要防范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作用消极后果的泥淖。要以我为主地参加公正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自主掌握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陷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在国家宏观计划导向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两极分化,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浊流中,高举社会主义的红旗不断前进。”(刘国光《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
老同志的看法有没有道理,对照书本没有什么用,得看现实。关键是看改革开放已经改到什么程度了。如果改革改到社会主义因素已经所剩无几了,或者社会主义因素已经与大多数人绝缘了,那老同志的说法无论多好听,都是没道理的,因为脱离了现实情况。
老同志强调中国的国家调控比较厉害,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因素的体现。其实这种看法不太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消失了,劳动者是在自己联合所有的企业中上班。一个社会越接近社会主义,那么其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在全体职工里的比重就越高;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中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数量占比低于非全民所有制企业,自然就很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经济类型的就业人数来评判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数字中有城镇不同类型企业的人数,而且统计局的网站还提供图表功能,能直观地显示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职工在城镇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
改革开放之初的数据在统计局网站上查不到了,但我们知道,那时候几乎没有私人企业主,最多有少量的个体户,大多数人都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上班。到了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城镇就业人员中在国有企业上班的就只有54%了,占一半多一点。城市的劳动者多数都在国有企业上班,不管这些企业是不是已经按照资本主义精神改造过了,至少从形式上看,认为社会主义因素为主还勉强说得说得过去。这也是左派兴起之初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占主导的现实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私有经济在我国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2015年,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4亿城市就业人口中,仅6208万在国企上班,非公经济中上班的劳动者人数占绝对多数。
城镇职工中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的人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反映到左派中,就是坚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老年人由于经历的原因,难以转过来,但青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跟这种观点基本上都划清界限了。毕竟现实教育人,当大多数年轻人毕业后都只能在非公企业打工时,要人相信中国还是社会主义,自我洗脑的难度不小。
当然,思想对个人的影响仍然是强大的。只要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形式上不变,国家对经济实施强有力控制的基本状况不变,“左转派”就不会消失,而是适时改变说法,继续影响运动。
现实发展到这种程度,要证明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变得很难了。但如果退一步,不讲中国是社会主义,只论证中国尚未变成资本主义,就容易很多。毕竟中国有大量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这些遗产必然会使得中国的经济运行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定差别,而这些差别就可以用来证明一点,那就是中国还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在与潘毅等人辩论时,卢荻老师就用了这种逻辑来反驳中国是“世界资本的中心”的说法。在一系列文章里,他试图论证,中国经济有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说明了,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何谓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辨认,可以分作三个层次的标准——在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系统性的利润导向、在较特殊的历史资本主义是霸权资本的积累要求、在今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现实是‘掠夺性积累’。
“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现实,应该是判定不了它确实是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应该得出的判断是‘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主导’。根据是:直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剩余的拥有或至少是运用,是操控在国家手里、是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利润导向的强制。
“更明确而言,中国的经济剩余的运用,主要是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高水平的生产性投资率(从而带动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发展),这是全球特例,因此可以说是系统地抵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性积累’、以及历史资本主义的霸权资本的运作逻辑。而高投资率在总体利润率、生产性部门利润率持续下降时期仍在,由此可以判断,这其中是有系统性的抵抗资本主义化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们可以说:迄今,中国的社会构成仍然是混合性质,资本主义因素与反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在拉锯,仍然不能说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是不可逆转地主导了整个社会。”(卢荻《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看中国》)
实际情况是,中国政府手里控制着大多数银行资本,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虽然已经不大,但也绝非无足轻重,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在干预经济方面比西方国家的政府要强有力得多。老左派看到这一点了,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卢荻老师也看到这一点,他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混合经济,放到改革开放历史背景下来说,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渡型经济。类似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过方向倒过来了。
卢荻老师认为这一点在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上是根本性的,而其他的社会现象如工人斗争等,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具体现象不足以否定他对中国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性质)的判断:
“燧鸣及其观点相近的论者,在诉诸政治-知识立场的同时,往往还会以‘鲜活的在地经验’来肯定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这么一句:‘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数以万计的工人对抗资本的集体抗争与其他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恐怕更是不争的事实。’是事实,大都是正当的抗争,这没错;但是,要从这些抗争上升至对整体政治-经济构造的否定,显然就是理据远远不足,就是欠缺在辨明整体现实之后才作出判断、指导实践。”(卢荻《面对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左翼——回应燧鸣等的商榷》)
卢荻老师认为,国家能够直接进行大量生产性的投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中国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看法当然有其道理,说明了中国和完全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多数左派,甚至是最革命的左派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问题在于,判断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为主,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呢?以新自由主义这一种资本主义模式为判断标准,当然不妥,因为还存在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那如何超出各种资本主义的具体模式,一般性地定义资本主义呢?
至少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参考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在商品中,尤其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是否符合马克思说的这两条。中国企业和个体户生产的产品几乎都是商品,这一点恐怕中国人都没有什么疑问。而我们在前面展示的图表,很直观地说明了中国劳动者多数都沦为雇佣劳动者的现实。所以,马克思说的第一条是满足的。
至于第二条,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不同类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大致推断。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占比仅24.86%,少于私营企业。从趋势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私营企业和其他非公经济的投资占比逐年增高。谁都知道,非公经济投资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利润。如果非公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主导,说明中国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主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卢荻老师可能觉得中国的国有经济很强大,足以决定中国社会生产的性质。但实际上,国有经济虽然技术水平和集中度很高,但规模并没有想象那么大。当私有部门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就变弱了。比如,2016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较低,只有8.1%。其实国有部门已经逆流而上,做了很多投资了,但无奈私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太低,下滑的基本态势仍然无法改变。
来源: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8.1%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1/t20170120_1455946.html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已经远大于国有控股企业了,因此无论国有企业在国家的命令下多么疯狂地投资,总的投资率还是比较低。这说明,国家已经不能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大方向,它能做的,无非是在过热的时候适当降温,在经济寒冬时适当加温而已。但是,热还是热,冷还是冷,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国家已经没有能力消除了。在整个社会生产已经主要由剩余价值生产驱动的社会里,也只能是这样。
所以,马克思说的第二点也是符合的。马克思主义讲究实事求是,是从现实而不是从愿望出发。如果马克思的两条标准都符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社会,而是某种“混合经济”或者说过渡社会呢?
在点评卢荻老师的观点时,我们列举了一些经济统计数字来说明中国可能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了。这一观点在革命左翼和青年左翼中比较流行。
所以,当卢荻撰文提出“混合经济”论和“资本主义占主导证据不足论”时,立马招致了一大波批评。破土上发表的卢映西老师的文章和红色参考公众号发表的“燧鸣”的文章比较具有代表性。
“卢荻老师看来很不同意中国已经变成‘资本的中心’这个说法。他认为,中国在策略性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过程中,迄今既有屈从成分也仍在顽强抵抗。我可能比较愚钝,看不出我国的顶层精英有什么顽强抵抗的壮举,只看到中央的新精神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话估计连奥巴马都不敢说,因为在市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难道不是资本吗?奥巴马敢公然宣称自己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吗?”
“事实已经非常明显,当代资本主义是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而中国搞的则更接近于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原教旨’资本主义,是资本掌握决定性话语权的资本主义。”(卢映西 《中国不是资本的中心?》)
“根据今天众多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统计(北京大学《中国民生报告2014》与Piketty团队2016年中国报告),中国社会中前1%的人口掌握着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社会财富,前10%的人口掌握着约三分之二的社会财富;更不用说在社会服务、文化教育、住房与医疗上(在绝对发展的背景下)的相对差距的扩展。国有经济占社会整体经济比重日益下降到30%以下(进一步市场化的趋势也非常明显),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下降(大部分劳动人口参与到市场化就业中,国有企业就业人口20%以下)等现象。我们姑且不论已经市场化的国有企业是否仍然具有社会主义特征,但目前整个中国内部整体上劳动与资本间的关系、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与政权的阶级代表是否符合上述的社会主义特征呢?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与资源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今天的独有现象。早在19世纪时,德国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依靠廉价劳动力出口质次价低的产品推动经济增长,此后还有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等。而今天,“富士康模式”也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中东欧国家(如波兰与斯洛伐克等)通过建立不遵守基本劳动法律的经济特权大量引近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为富士康、三星、仁宝等跨国公司服务,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卢荻老师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但是这到底是非资本主义成分的抵抗,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同参与者的竞争呢?今天我们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竭力引导‘本土生产导向’,其中包括近期宣布的富士康将在美国建厂,那么我们是否也可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并且或者是美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屈从’,而并非是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为重新掌握产业资本与实体生产’以巩固其衰落的霸权呢?(燧鸣:《“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
很明显,这些左派同志和卢荻老师的着眼点有很大的不同。持中国资本主义论的左派同志,基本上都是根据国有经济比重,劳动者中雇佣劳动的比重来做出判断的。而卢荻老师的判断依据,则是中国经济中“超出利润逻辑”的国有经济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比欧美国家大得多这一点。我们下面就来谈谈中国的国有经济,分析其性质。
坦率地说,中国毕竟还有几百万亿的国有资产摆在那里,多数银行资产仍属国有。相比西方国家那种私人金融资本家主导一切的局面来说,中国的情况的确有所不同。否认这种不同,硬说中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一个样,那当然是不对的;但夸大这种差异,认为这种差异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却明显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与眼里只有利润的私人资本家不同,资产阶级国家是为整个阶级服务的,要考虑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一些基础性行业如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很大,资本回收周期很长,私人资本家不愿意进入,而这些行业对于经济的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所以为了确保长远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往这些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同样,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私人资本家不愿意投资,大量裁员,极易造成社会矛盾冲突,甚至危及统治秩序,为了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有序进行,国家必须利用手上的经济资源,大量投资刺激经济。
国家拥有大量基础设施,国家大力投资基础设施,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搞这些投资而中国政府搞了就说中国这是在抵抗资本主义。实际上,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如美国,长年不搞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发现本国的道路桥梁落后老化严重,也不得不开始重视此类建设。国家必须保证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能够具备,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称职的资产阶级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的确要优越一些。
小政府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大政府的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指出: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针对国有经济,恩格斯还提出了一个标准:
“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 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同上)
如果按照恩格斯的标准来看的话,国家控制铁路是进步的,左派应该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有铁路公司代表某种社会主义因素。这种因素即使存在,也是潜在的,意味着“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但其他的一些国有经济,如烟草专卖,就算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了。总的来说,恩格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国有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不是为了消灭或者抵抗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保护和巩固资本主义。
就中国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官僚控制的国有经济要与其他资本家控制的民营经济实现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逐渐向“管资本”转变,强调盈利。国企改革效果明显,利润迅速回升,是如何实现的呢?当然是跟所有亏损中的私人资本一样,搞减员增效、关闭不盈利的企业之类的动作。
我们都还记得去年的大裁员,号称要裁180万,不知道最后实际裁了多少。但是从效果看,还是不错的。
以武钢为例,搞掉几万工人之后,利润就上来了。估计其他国企也差不多是这个路数。
如果国有经济的存在只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在对待劳动者方面跟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没有本质差别,那么,这种国有经济即使有一定的进步性,也并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谈到过,无产阶级应该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同样地,今天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也应该反对将铁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私有化的反动妄想。但是,在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部反动性的同时,不应忘记,这一思潮和力主大政府的凯恩斯主义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绝不应该过分拔高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反动性的斗争,将保卫国企上升到保卫社会主义的高度。
如果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有很多同志肯定会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了。我们后面会谈到这种观点。不过,中帝论的出现其实是比较晚的,是在2008年以后。在那之前,左派中最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地。
这一观点的最重要鼓吹者是著名左派旗手张宏良。2006年的时候,张宏良曾经在一篇纪念主席诞辰的文章里大肆渲染这种中华民族马上要亡于帝国主义之手的恐怖氛围:
“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
“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目前中国人民以创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重返伊甸园的斗争,就其历史性质来讲,是中国一场新的救亡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处,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张宏良《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种说法现在听起来也许有点荒唐,但在当时,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曾经有一篇文章特别火,标题就叫“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21个被外资控制”,里面谈到了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状况: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重要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文章还详细说明了各个行业的情况:
“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
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
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
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
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
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
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
....”
这篇文章现在还有很多网站在转载,让许多人产生一种马上就要亡国的感觉。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以汽车工业为例,文章里说自主品牌的占有率不到10%,这种情况在2001年刚入世的时候也许是如此,但是到现在,情况已经变化很大了,国产品牌的占有率已经接近半壁江山了。
“2016 年国内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总计约 1050.39 万辆,增速 20.75%,远高于 2016 年乘用车市场的整体增速 14.93%和同期日系、德系、美系、韩系、法系等品牌销量增速(分别为 12.70%、12.81%、13.89%、6.74%和-11.82%)。同时,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持续回升,由 2014 年的低点 38.31%快速上升至 2016 年的43.24%。
“已披露 2016 年销量数据的上市车企中,自主品牌普遍获得了高增长,其中广汽乘用车、江铃驭胜、上汽乘用车、东风乘用车、吉利汽车 2016 年全年销量增速均超过 50%,分别达 90.66%、90.05%、89.23%、57.40%、50.21%;仅长安汽车、力帆股份、一汽夏利的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下滑。”(《2017年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及市场占有率分析》)
电梯行业也是如此,以前是外资的天下,如今国产品牌的占有率也占到40%,而且仍在增长中。
来源:《2015年中国电梯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文章里面提到的手机行业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国内手机市场中,国产手机已经占据绝对的主导,尤其是低端机,完全是国产手机的天下。
其他的方面如PC机和通信设备等,也是如此。虽然有部分行业如化妆品仍然是外资为主,但全世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国内市场的所有行业都是本土品牌主导,中国虽然是大国,但也没有理由非得成为例外。
经济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必然会反映到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上来。张宏良为代表的乌有之乡左派们持有的中国经济殖民地论,已经与现实相悖,认同的人越来越少。但这种渲染外族威胁的说法,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生物学领域,从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用转基因灭中国人的种。不过本文聚焦经济领域,就不展开多谈了。
卢荻和潘毅、卢映西等老师去年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资本的中心”。而最近卢荻老师与其他左派同志(反驳文章发表于红色参考、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和激流网等公众号)之间的论战,则聚焦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否已经迈入帝国主义阶段的问题。
中帝论由来已久,而且如卢荻所说,这一观点首先产生自青年左翼,也主要在青年左翼中流行。笔者于2006年左右接触左派,那时候左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社会主义论、殖民地论和资本主义论等等,而且多数认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前途,没人站出来说中国会成长为帝国主义国家。大约是在2008年之后,由于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而中国仍然维持高速发展态势,对外投资爆发式增长。此时国内国外就有人开始讨论中国取代美国,不少作者跟风出书。比如马丁·雅克就在2009年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探讨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而像摩罗这样知名自由派人物,居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跳槽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一边当起五毛来了。他出版《中国站起来》一书,受到自由派集体批判,多人与他绝交。
左派里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比如新左派旗手汪晖在2010年的《文化纵横》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中国崛起的世界性意义:
“伴随经济增长的重心部分向太平洋地区或者东亚的主要经济体转移,世界性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便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但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快的。这一增长速度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尽管单纯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结构调整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孤立的现象,相较于其他地区,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快速增长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的经济融合也是迅速的。中国的兴起并不等于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中国和这一区域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上升将改变传统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为世界的多极化的形成作出贡献。这次金融危机是标志性的事件,它不是一般性调整,而是大的结构性变迁的一个环节。”(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
左派整体上对中国崛起是持正面看法的,但也有一部分左派,主要是对乌有之乡持批判态度的年轻人,提出了中帝论。所谓中帝论,就是经过三十年左右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彻底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成长为帝国主义国家。不过中国尚不具备全面挑战美国的实力,是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
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曾经很活跃的“马列毛论坛”。这个论坛的管理员和主要写手对民族主义持激烈批判态度,提出“中国二流帝国主义论”,彻底挖掉了左翼民族主义的正义根基。赤眉发表的《中修帝国主义的特点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一文,集中阐述了“中帝论”的主要内容。
“中修是帝国主义国家,即垄断资本主导的,独立的并且参与全球市场和势力范围争夺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中修又是一个二流的帝国主义。它的二流性表现在:综合实力仍逊于欧美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具备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世界霸权地位,势力范围还较小并且是不稳固的;作为世界工厂相当程度上仍处于老牌帝国主义经济的下游,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仍有相当部分中修要与老牌帝国主义分享;在帝国主义从全世界掠夺的超额利润中中修只占了较小的份额,与老牌帝国主义还有较大差距。
“但是由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寄生性越来越大,越来越腐朽,使得老牌帝国主义处于深刻的危机中,实力日益衰落。而中修作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环节,相对于老牌帝国主义,仍相对具有活力,实力相对处于上升期。我们说中修帝国主义处于上升期,不是说中修真的朝气蓬勃、蒸蒸日上,而只是指由于老牌帝国主义的极端腐朽和逐步衰落,使得后起的中修帝国主义相比之下实力相对上升。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争夺。
“而中修的内部矛盾也逼得中修资产阶级要‘上升’——即与老牌帝国主义争霸。正是由于作为二流帝国主义国家,中修有着庞大的、遭到深重压迫和剥削的工人阶级,有着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中修资产阶级为了维持统治、缓和社会矛盾,只能努力与老牌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地位、争夺超额利润,不这样做他就始终摆脱不了严重的革命危机。
“但中修“上升”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必然要遭到老牌帝国主义的强大反击,老牌帝国主义绝不会放弃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是会为了捍卫霸主地位进行殊死搏斗。其次,在争霸的过程中也必然导致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
“因此,我们说中修帝国主义处于上升期,并不意味着中修真能‘上升’到一流帝国主义,取得世界霸权地位。恰恰相反,中修必然在‘上升’过程中激化内外矛盾,陷入深重危机,从而为工人阶级创造伟大的革命机会。中修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蕴藏着极其巨大的革命力量,有着极其伟大的革命前景。”
文章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中国已经是帝国主义,但实力比美国弱。从趋势上看,美帝国主义走向衰落,中帝在崛起,二者之间冲突乃至战争都是难免的。帝国主义必然在争霸过程中深陷矛盾,而这正好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
同时,该文还强调了中帝与美帝的最大区别在于,官僚资产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正是因为中修帝国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的,所以由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转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就成为了中修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攫取了庞大的原国营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把国营经济转化为官僚垄断资本,随后又通过所谓国有企业改革,转变成了国有垄断资本。正是这个阶级扶植起了私人资产阶级,引进了跨国资本。复辟30余年来,它始终牢牢把持着中修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其他资产阶级只能在它的恩赐下分享一些权利。官僚资产阶级的独霸地位和国有垄断资本的特别强大,这是中修帝国主义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一方面造成了中修统治阶级相对而言的‘强大有力’,在应付各种危机中体现出较强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各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就连资产阶级中也有许多人对官僚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不满。官僚资产阶级的独霸地位促进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官僚资产阶级表面上非常强大、不可一世,实际上却坐在火山口上。而工人阶级就是那潜行的地火。”(赤眉《中修帝国主义的特点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不过,文章并没有提供详实的经济数据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也为卢荻等人的批判提供了便利。
卢荻的反对理由是,中国对外输出不是金融掠夺,也没剥削多少当地劳动力,因此不是帝国主义扩张:
“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诸如商业服务、批发零售、金融、建筑等等,都是为贸易服务的,反而雇佣当地劳动者从事生产的投资是直至近年才渐为增加,意味着资本剥削劳动的活动远未构成系统现象。又,在这同一期间,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贸易是持续的巨额逆差,这也是抵触以争夺市场份额问题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理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表现为金融掠夺与劳动力吸纳。在此背景下,中国主要是属于被剥削者,而非剥削者。再者,中国政治-经济的本质迄今还是以生产导向为主,这就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顽强抵抗,也抵消了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全球范围的生产性投资不足、危机趋向。也正是这个本质,通过促进中国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投资,成为抵抗全球范围的投机导向的重要力量。”(卢荻《中国面对“新帝国主义”》)
针对卢荻的辩护,《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上举出了一系列实际情况予以反驳: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过剩的中国资本如果不能承受比欧美投资者更低的利润率,不愿意进行一些额外的经济援助,就可能难以确保自己能获得项目,从而连那一点利润率都拿不到。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的海外投资同样遵循着资本积累的逻辑,这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充分暴露出来。
“比如有报道称:‘首钢收购秘鲁铁矿之初,曾签订协议称将在未来三年再加投1.5亿美元,以促进铁矿及其社区的建设,但实际只投资了3500万美元,因此遭到1400万美元的罚款。曾有当地人投诉称,‘首钢秘铁对于开矿之外的社区建设并不上心’。……一份报告曾指出,自2001年开始,首钢秘铁与其雇员及周围社区居民的关系持续恶化:工人抱怨工资低、健康有风险、劳工事故频繁……马尔科纳当地居民称,首钢秘铁剥削劳动力,污染周边海岸,对社区发展不尽责。’
“在中国资本的扩张中,金融发挥了何种作用呢?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霸权的作用。《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工商银行将为俄开采靠近中国边界地区的铁矿提供巨额贷款……成了一些俄专家担心的问题。他们声称,吸引中国投资的代价可能会使远东地区变成中国的资源供应地。俄没有钱向这个地区投资,因此,只能向中国贷款。这就意味着在价格上将不得不向中国做出让步。’据《卫报》报道,厄瓜多尔政府财政紧张,向中国申请贷款,中方则要求获取开矿的资格。由于开矿要破坏许多原始森林,当地环保组织和土著举行了抗议。结果,政府把环保组织取缔,三名土著领袖离奇死亡。“(郑姿妍《评卢荻:资本是“好”是坏,国家主义者说了算?》)
不过,我们觉得,即使卢荻所说的中帝的对外输出是生产性投资为主的确符合事实,中帝也的确比美帝国主义要好那么一点点,但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国不是帝国主义的结论。就以铁路为例,似乎中国在非洲修建铁路是帮非洲人民搞建设,跟帝国主义行径毫无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中国出人出钱给埃塞俄比亚修铁路,表面上是为了发展埃国的运输事业,其实是为了方便中国资本家过去投资。财新网前不久还做了一个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报道,其中浓墨重彩地谈到了中国资本在当地复制血汗工厂:
“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华坚国际轻工业城,是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轻工业制造的标志性项目。财新记者在这里见到了不少投身制造业的埃塞俄比亚年轻人。这一还在建设期的工业园,官方宣称的总投资额达到10亿美元,占地总面积137.8公顷,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计划于2020年建设完成。在正在建设期的工业园内,建成的白色厂房有不少空间仍然空置,等待企业租用进驻。而在已经开工的厂房内,华坚集团自身雇佣的大批当地工人正在从事制鞋加工。他们代工的主要是GUESS这类欧美国际品牌。基础流水线上的加工工作,由非洲当地工人完成,中国员工则主要负责上层管理。
“和中国早年发展加工出口区、产业园以引入外资或中外合资的经验类似,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对这个中资投资的工业园提供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免除所有资本货物和建筑材料的进口关税;鞋类鞋材免税进口;出口企业享受出口退税,工业园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10年等。
“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告诉财新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挑战是得开发当地的人力资源。他称,华坚准备在2030年解决当地10万人的就业,并称这些发展趋势都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谈及华坚当年率先赴埃塞投资的经营决策时,张华荣说,‘华坚不是为了政治而做企业,而是做好企业,服务政治。’”(卿滢《参考中国模式的“非洲版中国”走了多远》)
中国要向埃塞俄比亚进行产业转移,中国资本要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自然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确保资本积累能够正常进行。源源不断地把埃国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运到港口,出口到其他国家,为资本家带来利润,这就是铁路的最重要的功能。所以,列宁才这样评价铁路:
“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近十年中国海外投资的情况已经表明,中国资本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利润,而不是增进第三世界人民的福祉。中国显然已经走上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老路,任何善良愿望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在承认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里面,有一些人既反对中国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的说法,也不同意中帝论。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一个半外围的大国。
就在洞朗对峙结束后,“红色参考”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了中帝论。文章认为,中国主要还是发达国家的打工仔,并不能挑战美国霸权:
“就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来说,中国是一个半外围国家(其在经济方面则仍有相当的外围的特征);就其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职能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比较优势’是在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基础上的出口制造业。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在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方面,中美资本主义不仅不冲突,而且中国资本主义对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军事上还高度依赖。远航一号预言,不仅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就是在中国与美帝的仆从国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不会发生武装冲突。”(远航一号《“中帝论”可以休矣——评洞朗事件告一段落》)
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有什么区别呢?“红色参考”的另一篇回应卢荻的文章提到,半外围国家对外围国家是存在剥削的。也就是说,中国这种半外围国家一边被美国等中心国家剥削,给人打工,另一方面又剥削外围国家。
“与卢荻老师理解所不同的是,并不是因为缺失对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陲’的视野,而正是因为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剥削广大外围国家’的现实,所以我们有必要讨论‘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对今天中国是否是可能的现实的道路?而假如这一道路在现实中可行的话,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国家性质、阶级关系、以及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其内部秩序又将意味着什么?(燧鸣:《“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
这种认为中国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稍好,但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打工仔的说法,在左派中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非常流行,还自称左派的韩德强曾经在2011年的一次讲座中说将中国崛起说成是“长工崛起”:
“在我看来,‘中国崛起’的说法本身不见得成立,只能说中国经济总量肥大了,我们总量增加了,这没错,但是结构摧毁了,结构高端被跨国公司占领了。这究竟是中国的崛起还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崛起,这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中国本来他是可以作为一个自主的经济和社会有机体,但现在呢?我们却成了世界经济的‘长工’。那我们是这个世界经济的长工,而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则是世界经济的地主,我们这个长工是干着活的长工,印度、俄罗斯、巴西,他是失业的长工。他们的地位就更惨。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这个长工还有活干,还吃得饱饭,所以这个叫‘长工崛起’。”(韩德强《“中国模式”的人间正道》)
但是,中国崛起真的只是“长工崛起”吗?中国人也许习惯把自己看成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低端打工仔,但事实并非如此,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杜建国写过几篇文章,专门谈到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崛起。
“除了大型客机等个别领域,像贾根良先生所说的那样、西方跨国企业占据甚至垄断中国市场的现象,在整个高端制造业领域并不多见。当前,中国企业不仅占据着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大部分市场,而且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也是日趋扩大。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矿石,进口中国的矿山采掘和运输机械;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增加了卫生筷子这类产品,进口的则是越来越多的机电产品;挪威的石油公司使用中国的深海采油设备;以色列引进中国高铁技术;旧金山的新港湾钢结构大桥,正由中国企业承建,以上这些实事,更能反映出中西方工业实力此消彼长的大趋势。这一大趋势背后的原因或动力,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但是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得正视。”(杜建国《别低估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实力》)
笔者专门查了下一些重要制造业行业的情况,基本都是大同小异:中低端产品国产品牌已经占主导,高端产品在突破,部分关键零部件仍需进口。
以机床为例,我国数控机床中已经是国产机床占主导,而且外国机床的比重在降低。
“2016年1-12月我国数控机床进口量为11330台,同比下降16.7%;进口总金额为26.12亿美元,同比下降13.1%。同时,2016年中国机床产业产出总额约为229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数控金属成形机床产量为31.8万台,同比增长4.3%。数控机床进口数量的下降和本土产量的上升标志着我国数控机床技术水平的稳步提升,进口替代的趋势日益明显。”(《2017年机床行业市场需求及市场份额分析》)
中国高端机床甚至已经开始销往德国这样具有发达制造业的国家:
“昨天上午11点,大连科德数控有限公司在新建的15000平方米面积,全国最大的地藏式工厂内,举行了VGW400-U高速高精度五轴立式加工中心出口德国启运仪式。简单的仪式后,一部高精度五轴立式机床开始启运。据悉,这部机床的购买方是德国克努特机械与工具公司。这是中国首次向德国出口此类设备。工信部装备司副司长王卫明表示:‘这一高档数控机床销往西方发达国家,是中国机床制造行业的重要里程碑。’
“在启运仪式上,北京航天科工集团31所副所长杨继平,手持一个航天设备的核心部件告诉记者:‘这个部件过去要用进口数控机床加工,现在有了科德的自主创新设备,我们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而且加工效率比进口同类机床提高了一倍以上。’”(《中国五轴联动机床首次出口 德国机床将由“中国母机”制造》 观察者网)
其他高端制造业行业也是如此。譬如芯片行业,中国一直被视为手机组装车间,但芯片均需进口。但这几年随着华为海思等企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国产智能手机芯片市场占有率已突破20%。
西方国家在许多关键技术上长期处于垄断地位,这没错,但这种垄断地位正在迅速被中国挑战。越来越多技术已经被中国突破,而某项技术一旦被中国公司突破,西方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一般都会急剧缩减。这当然主要归功于中国物美价廉的工程师劳动力队伍。
正如团中央微信公众号转发的这篇知乎文章所谈到的,有许多中国公司具备了与西方国家竞争的实力,其中不少实际上已经称霸世界,但在中国却鲜为人知。山东的化工企业万华化学集团公司就是这样一家公司。
“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是继聚乙烯、聚氯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和ABS后世界第六大塑料(现已经超越ABS成为第五大塑料)。
由于投资金额大,技术难度高,具有相当高的门槛,MDI行业呈现垄断格局,万华化学、德国科思创(原拜耳科技)、德国巴斯夫、美国亨斯迈、美国陶氏,三个国家五家企业合计占据全球85%以上产能份额,当然也可以加上第六名的日本NPU,六家企业合计占全球90%。
2016年,全球MDI产能为858万吨,中国MDI产能达309万吨/年,占全球总产能的36%。其中万华化学MDI总产能达到180万吨/年,世界第二德国巴斯夫56万吨/年,世界第三德国科思创50万吨/年。
万华化学不仅掌握世界市场定价权,而且领先优势在不断扩大,2016年,万华实现销售收入301亿元,同比增长54%,净利润37亿元,同比增长129%,净利润率高达12.3%。
2017年4月,中国化工圈里最热的新闻之一,“万华化学将斥资9.54亿美元在美国新建40万吨/年MDI装置项目”,该项目预计将在2020年建成。”(宁南山《除了华为,还有哪些中国公司在争霸全球?》)
而中国正不断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垄断,有时候这种突破还来得很快。这反映了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水平和技术潜力。
“从10月初到12月初,短短两个月时间,航天科技四院西安航天动力机械厂下属的铜箔装备分厂获得了2亿元的产品订单。这个仅仅60人的小厂,赢得市场的秘诀在于将高端的航天焊接和旋压技术转化到民用产业,其研制的用于铜箔生产的关键设备——2.7米阴极辊打破了日本产品对国内市场形成的垄断。”(《陕西航天技术转民用打破日本垄断 60人小厂两个月获2亿元市场订单》 )
虽然现在有许多高端技术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的企业手里,但如果当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中国完全有可能会绝大多数高科技领域赶超西方国家。而仅仅就中国当前的高端制造业水平而言,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实力,虽然在半导体等技术领域与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还有一定差距,但跟墨西哥等仅仅承担跨国公司组装车间职能的国家毕竟有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沿海有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加入了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很低。这些公司的确就是韩德强所谓的“长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有几千万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制造业企业上班,同时又有几百万人在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工作。几百万人在这几千万人中当然只是个零头,但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零头,因为日本整个制造业所雇佣劳动力总数也就这个规模,比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也少不了多少。也就是说,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规模跟西方制造业大国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中国在给发达国家打工当马仔是事实,但是中国资本主义正在快速崛起,中国正在挑战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也是事实。
反对中帝论的同志的问题在于,他们只看到中国依附于美国的一面,看不到中国挑战美国的另一面,而且过于强调军事霸权。面对中帝论,他们轻巧地反驳说,“你见过这么怂的帝国主义吗”。但是,任何稍稍懂得国际政治的人都知道,现在只有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那就是美国。冷战结束后的历史,就是美国不断清洗原来冷战对象的历史。我们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以及现在打得火热的叙利亚所看到的战争,都是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政府背后的跨国资本在对相对独立于自己的势力进行围剿。目前能维持自身独立性,不加入美国团伙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中俄伊朗等少数几个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评判一个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呢?非得敢跟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干一仗才是帝国主义?还是说,能维持自身政治军事上的独立,并且向全球扩张,就已经算是帝国主义国家了?如果非得干一仗才是帝国主义,那么中国可能不算,但比中国弱的俄国却可以算。如果能保持独立性才算,那可能只有中俄了。反对中帝论的同志可能会说,中俄都是被围堵,哪有成天被人围堵的帝国主义国家?但目前美国不敢发出官方军事威胁的应该只有中俄这样的军事大国和核大国,对其他有独立性的国家,不是摧毁,就是扬言摧毁。
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有一个现实的政治目的,那就是说明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必然性,揭示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根源。而我们现在的世界中,必须承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形势并没有那么紧张。时代变了,帝国主义的具体形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我们应该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分析现实,而不是简单对比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能非要看到中国能随意挑战美国才承认中国是帝国主义,非要等到中国真正发起或者被迫参与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才惊呼中国早已是帝国。
]]>在庆祝为在世界上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伟大事件的号召中,印共(毛)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这四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就包括了50年前的纳萨尔巴里起义。(译者注:2017年,是《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十月革命100周年,上海“一月风暴”50周年,纳萨尔巴里起义50周年。)
毫无疑问,在国内的一些革命的团体和人士中间,毛主义者尤其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是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真正继承者。只有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建立一个能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才能在印度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印度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买办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之间,在议会政治与替代性的人民道路之间,纳萨尔巴里是一条分界线。用一句话来说,这条道路,是在作为先锋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人民通过阶级斗争掌握政权和生产力,并改变生产关系。
纳萨尔巴里运动,第一次明确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它用毛主义,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它拒绝议会政治,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发动了对国家的持久战争。它的土地斗争的经济纲领,是于1967年5月23日至25日在纳萨尔巴里开始的。纳萨尔巴里和克尔巴里村(Naxalbari and Kheribari villages)的桑塔尔人(Santals)夺取了土地,并宣布自己对土地的权利,反抗国家的武装干涉,为保卫这一权利而献出了生命。
它的军事纲领是进行持久战,直到解放农村,最终进入面对面的战争并占领中心。今天,在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的丹达卡兰亚(Dandakaranya)和巴斯塔尔(Bastar)和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加德奇罗里(Gadchiroli),它已经发展到到了运动战的阶段。
它的政治纲领是“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就像苏维埃俄国的苏维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社那样。在1946-1951年的特仑甘纳(Telangana)农民武装起义中,出现了这一政治纲领的雏形。
1995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特别会议上,做出了建立格拉玛拉莱加委员会(Grama Rajya Committees)的决议,使得这一纲领获得了坚实、生动而清晰的形式。尽管在1995-2003年,在推行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政策的背景下,在特仑甘纳的几百个村庄,它被反革命屠杀和其他非法手段镇压在血泊之中,但是它仍然在丹达卡兰亚维持了下去,在最近12年,它提高到了人民委员会(Janatana Sarkar)的阶段。由无地农民、小农、中农、富农组成的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统一战线在那里实行着统治。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游击军保护着替代性的人民政权,部落、贱民和被压迫阶层管理着他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了针对人民的战争,尤其是在印度东部和中部,在西孟加拉邦(Bengal)的扬加玛哈尔(Jangalmahal)、恰尔肯德邦(Jharkhand)的萨兰达(Saranda)、丹达卡兰亚(Dandakaranya)、安德拉-奥利萨邦交界(Andhra-Orissa Border)以及西高止山脉(Western Ghats)的部落地区。
广泛高涨的纳萨尔巴里精神,事实上被安德拉邦的印共(马列)继承了。他们在实行群众路线和建立群众组织时,尤其是在斯里卡库拉姆(Srikakulam)运动受挫之后,吸收了特仑甘纳农民武装起义经验。在1972年查鲁·马宗达牺牲后,在遭遇挫折之后,人们写了一个自我批评的报告,为建立中央组织委员会做出了努力。最终在危急时刻,1976年的特仑甘纳地区委员会的会议上,确定了“通往革命的道路”。由于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遗产,1972年,革命作家协会(Revolutionary Writers’ Association)建立了;1973年,一本面向被压迫群众的杂志Pilupu开始出版;1974年,激进学生联盟(Radical Students Union)也建立了。
在危急时期,激进学生不得不转入地下,对农村的土地关系进行调查研究,这可以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对比。这导致了无地和贫穷的农业劳动者尤其是贱民和被压迫阶层夺取土地行动的巨大高涨。激进学生联盟在瓦朗加尔(Warangal)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号召学生和青年们“到农村去”,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帮助无地者夺取土地和发动保卫土地的斗争。
1978年9月,150个村庄夺取了土地,在贾吉泰尔(Jagityal)举行的一次会议,也就是后来被称为“Jagityal Jaitra Yatra”的会议,宣告了人民对土地的权利。从那时起,开始了有群众路线的阶级斗争的持续历史。“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于1980年建立,同时根据“丹达卡兰亚远景”(Dandakaranya Perspective)向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斯瑞查(Sironchaof Maharashtra)和中央邦的巴斯塔尔(Bastar of Madhya Pradesh)派出了工作队。
“丹达卡兰亚远景”中设想,不像中国延安的解放根据地,印度可能需要更多的解放根据地来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将成为在世界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次开辟道路的革命。
1999年,活跃于孟加拉、比哈尔、德里和旁遮普(Bengal,Bihar, Delhi and Punjab)的“印共(马列)党的团结”与“人民战争”合并,采用了“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名字。
2004年9月21日,在达克辛那德什(Dakshinadesh)的领导下经历了阶级斗争的长期历史后,“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与“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统一成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在1970年印共(马列)举行第一次大会之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统一大会于2007年举行。在过去十年里,这个国家的人民战争在印共(毛)的领导下继续着。这是一个分水岭,划分了参与议会选举同时谈论着武装斗争的印共(马列)各派,与坚持抵制选举并以武装斗争作为阶级斗争主要形式的印共(毛)。
自从1976年群众路线被采用之后,尽管有高潮和低谷、前进和倒退,但是已经走出了一条连续的道路。今天我们看到,运动超出了一个邦的范围。即便根据中央政府所说,在16个邦存在着印共(毛)的组织,在许多邦尤其是丹达卡兰亚、安德拉-奥利萨邦交界、恰尔肯德邦、比哈尔、西高止山脉(DK, AOB, Jharkhand and Bihar, Western Ghats),存在着群众组织支持的武装斗争。在丹达卡兰亚,民兵也就是人民游击军保卫着人民政权。
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纳萨尔巴里、斯里加古兰(Srikakulam)和特仑甘纳以“土地归农民”为口号的斗争,尽管看起来只是争取土地的斗争,但这是真正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是人民夺取国家政权。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和各邦的买办统治者们用恐惧的目光注视着它,把它看作对制度和国家的“最大国内威胁”。
1991年,印度政府以新经济政策的名义采用了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政策。这证明了纳萨尔巴里派的观点:国家是买办、封建和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而成的。
在丹达卡兰亚、比哈尔、恰尔肯德邦、安德拉-奥利萨邦交界、西高止山脉(Dandakaranya, Bihar and Jharkhand, AOB, Western Ghats andJangalmahal)实行的纳萨尔巴里道路,正在成为保卫自然资源和人类劳动的替代的人民发展方案。它要保卫的东西,正是跨国公司和印度东部中部的大公司正在掠夺的东西。
在议会政治中,无论哪个党当权,无论是全印度的党还是地区性的党,它都会采取全球化的政策。因此,爱国者、民主派、环保主义者和真正想维护人民的主权的人,必须站在这个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一边,尤其是站在印共(毛)和其他革命力量领导下的原住民、贱民、农民、工人、妇女、穆斯林、学生和失业青年等阶层的一边。我们主张的,是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替代政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我管理。这是成千上万烈士们的梦想,他们在反对剥削制度和国家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需要深入了解议会政治的堕落的细节,尤其在这样的时候:莎米拉(Irom Sharmila,译者注:印度民权活动家)在曼尼普尔区只能得到72票,而人民党却可以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同时不给穆斯林留下一个席位。
在这个国家,给民主力量留下的唯一希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50年前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给我们留下的尚未完成的民主任务。
大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听取和讨论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维克多·阿卡德维奇·秋利金(Викто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Тюлькин)同志受中央委员会委托作的从2014年12月13日到2017年4月22日期间的工作报告。会上,秋利金同志阐明了党从成立之初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并强调:我们党会坚定不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在谈到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时,秋利金同志首先强调了今年4月份我党为纪念神圣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而准备的盛大的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译者注:该会议时间将会在8月,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牵头主办的“第19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不是一个会议。会议日期是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党六大的日期,因为六大上商讨了举行武装起义的相关准备工作。)
在筹备会议上,作为东道主,我们党邀请了那些认同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始终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兄弟党。其次,从方便全体党员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帮助世界各地的同志们提高理论水平的角度出发,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特意撰写并发表了以《对现代共产党人来说十月革命100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为名的专题报告。(译者注:戳“阅读原文”可以看此报告的目录,之前本公众号因违规被删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评中俄两国修正主义》是此报告中一节。)而在党的网站上,我们也将持续刊登《革命编年史- 历史上的今天》系列。
同样的,大会也着重分析了我国国内及世界上的革命形势。大会认为,当前在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层是反动的,他们延续了戈尔巴乔夫式的反动路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法律和事实上已经融入了资本主义制度,充当了我国统治阶级的打手。而在世界上,当前世界已经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泥潭,而其带来的唯一的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大会分析和介绍了当前我党如何与工人运动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的党员如何深入工厂,去宣传党的主张,共产党人应如何与工人朋友们沟通,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让他们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而在当前的形势下,从长远来看,由于胜利对我们而言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大会决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群众教育,与机会主义斗争,将我国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对此,我党事实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我党注册并创建了以“俄罗斯联合劳动阵线”(Российский 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Трудовой Фронт)为名的新的政党,事实上在团结我国分裂的左翼团体上就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今天,“俄罗斯联合劳动阵线”在全俄已经有了52个分支,同志们,我们要明白,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而现在,党认为“俄罗斯联合劳动阵线”需要尽其所能的去参与到选举进程中,无论是基层的地方政府选举还是全国性的总统选举。
大会把青年工作定为了另一个重要方向。大会强调,我党必须吸取苏共的教训,不搞个人崇拜,上至总书记,下至基层干部,党必须全方位地保持党员队伍的年轻化。积极吸引新的年轻的支持者,并让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做好准备。而革命共青团(布尔什维克)当下最迫切的工作,是为参加今年的世界青年与大学生联欢节做好准备。
大会听取了戈利嘉列夫(В.Ф.Григорьев.)同志受中央检查委员会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在讨论环节,前来参加此次大会的代表与客人中有38位上台与大家分享了各自所在地区的斗争形势和工作经验。他们对我国当前的经济与政治局势做出了深入分析,并对哪些方面的工作尤为紧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对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出席本次大会的还有来自卢甘斯克共产主义工人党和顿涅茨克工人阵线的同志。顿涅茨克工人阵线主席伯罗斯坦尼(Н.В. Белостенный)和卢甘斯克共产主义工人党总书记霍赫洛夫(Ю.Н. Хохлов)共同介绍了正处于交战中的顿涅茨克共和国的斗争情况。他们指出,共产党人在顿涅茨克的斗争对于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打击全球性的法西斯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给予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同志们的力所能及的帮助,来自顿涅茨克的同志们表示了感谢。他们特别提到了党给前线提供的勋章,这给了前线作战的同志们特别是年轻同志以很大鼓舞。
之后,大会为俄罗斯联合劳动阵线的德米特里(Дмитрия Глебова)同志和谢尔盖(Сергея Калитвинцева)同志默哀一分钟。今年1月,在为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进行人道主义运输时,他们牺牲在了乌克兰军队的炮火之下。同时,大会的代表们为他们的遗属积极地进行了募捐,并将转交到他们手上。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白俄罗斯工人共产党的总书记斯库波依(Л.Е. Школьник),代表苏共中央向同志们致了贺词。希腊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阿塞拜疆共产党、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其他一些兄弟党向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苏联共产党俄罗斯支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发来了贺电。
大会第一天,正值列宁同志诞辰147周年。因此,在列宁山综合博物馆旁的列宁纪念碑前,大会全体代表举行了以“继续列宁的事业”为主题的集会活动,并向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大会第二天,在反对机会主义等对党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同志们展开了高效且激烈的讨论。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苏联共产党俄罗斯支部)中央委员会所提交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央委员会过去这一阶段的工作和作出的决定和决议。大会还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州的、边疆区的、各共和国地区的党的委员会,并要求新一届领导班子积极采取措施,去解决工人运动中党的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
大会表决并通过了关于《支持俄罗斯卡车司机抗议斗争》的声明。
大会选举并产生了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苏联共产党俄罗斯支部)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结果:
На состоявшемся по завершению работы съездаПленуме ЦК РКРП-КПСС Перв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избран ВикторАркадьевич Тюлькин, секретарями ЦК и членами Политсовета избраны: АлександрКиприянович Черепанов (Тюмень) – по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партийной работе, ИльяЛьвович Ферберов (Москва) – по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Степ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Маленцов(Ленинград) – по рабочему движению, Вале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руло(Киров) – по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отест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Батов (Москва) – поработе с молодежью. Членами Политсовет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КРП-КПСС такжеизбраны Крупенько С.Е.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иколаев А.Н.(Московская обл.),Вершинский Ю.Г. (Москва), Алябьев В.А. (Челябинск), Солдатов Н.С. (Саратов).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м Пресс-центра ЦК утвержден Пряхин А.Ю. (Ленинград).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ЦКРК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ЦКРК избран ГригорьевВладимир Федорович, заместителе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 Бадиков Евген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译者摘要如下:维克多·阿卡德维奇·秋利金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5人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同时也是政治委员会委员,分别负责党的组织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工人运动、抗议运动、青年工作。另有几人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大会同时选举了党的新闻中心负责人,以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了党的首要任务和工作方向,号召全党贯彻落实代表大会的决议,向着胜利前进。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是一个不同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革命政党。最近,该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同时还评论了当今世界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潮和实践,包括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首先译出了这份报告的目录,后续会选择一些章节进行翻译,敬请读者朋友们关注。
以下是正文:
引言
Ⅰ 1917年10月 – 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科学性和远见性。
Ⅱ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价值。
2.1 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
2.2 对于工人阶级和世界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来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应起到的作用。
2.3 苏联经验的意义,其经验在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和其他国家的实践中重现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Ⅲ 对未来的胜利来说,过去的教训。
3.1 在理论上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3.2 经济上的失误——商业化元素在社会生产中的发展让我们陷入了资本主义的泥潭。
3.3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错误——回避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来构建苏维埃政权以及背离党纲。
Ⅳ 当代共产主义流派以及反科学的、伪共产主义的思想。
4.1 欧洲共产主义 – 不是共产主义。
4.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戈尔巴乔夫式的美梦,从社会主义通往资本主义之路 – 红旗下的资本主义。以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例。
4.3 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 – 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
Ⅴ 我们的观点 – 为重建苏维埃政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5.1 资产阶级与共产主义运动斗争的现代化方式。
5.2 列宁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手段。
5.3 在俄罗斯,当下资产阶级与共产党人斗争的方式。
结语 跟着我们年轻的党 – 坚持走列宁的道路。
以下是正文:
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往往都有着这样的典型特征。在经济上他们高度推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他们主张走议会斗争道路,这从而导致群众远离现实的政治斗争并限制了劳动群众的作用,只是把他们当作票仓。因为在选举中,除了将选票献给各党派的领袖,群众其实也别无选择。
从战略上来说,这些机会主义政党是成功的。因为,虽然他们减少自身对劳动群众的承诺,但却成功利用定期的选举去拉拢从而限制了劳动者对于让选举更加公平公正所进行的现实的抗争。而从这些活动里,这些党可以从国家预算中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因为这些党不会去支持议会外任何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他们仅仅给予口头上的支持,自身却在行动上反对。
在俄罗斯,这一角色正是由酒驾懦夫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这一延续了戈尔巴乔夫式机会主义路线的党所扮演。让我们来列举一下他们的反动政策,来揭开他们虚伪的面具:
– 公然宣称放弃革命。
– 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拒绝领导阶级斗争。
– 承认议会制民主。
– 推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支持东正教,并承认其在社会精神发展方面起积极作用。
就事实而言,从1993年俄罗斯资产阶级议会制形成之初到目前为止,这个党已经出了几十个著名的投奔了资产阶级阵营的叛徒,而其中比较出名的要数他们的前杜马代表(Рыбкин和Селезнёв)。此外,就我们所知,事实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议会中的10个代表里也没有一个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
让我们翻开这个党的历史。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至少有三次挽救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记录。第一次是在1993年我国的宪政危机时期。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处于最危险的时刻,酒驾懦夫通过电视直播呼吁人民保持克制,不要参加斗争,不要上街,要留在家里。结果第二天,苏维埃大楼遭到了叶利钦坦克的炮击。而此刻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甚至跑去参加了叶利钦搞的所谓“全民选举”,并帮助叶利钦用“全民公投”通过了资产阶级的宪法,而他们也从此以“共产党”的名义开始扮演议会中的反对派这一角色。
第二次是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事实上在第二轮选举中酒驾懦夫获得了大多数的选票,然而不管怎样,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当时选择了放弃斗争,并且在第二天还跑去给叶利钦送祝福,祝贺他当选。
而第三次发生在1998年我国的金融危机时。在时任总理基里延科辞职之后,酒家懦夫及其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选择了支持普里马科夫的政府。对,就是那个通过4次卢布贬值洗劫俄罗斯劳动人民,拖欠人民工资,并使用武力镇压人民集会抗议的普里马科夫。结果,后来好景不长,普里马科夫的“人民政府”在成立后短短不足5个月后便一声不响地解散了。
所以,可以这么说。来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同志们真的非常喜欢充当我国资产阶级的大救星。并且,他们也已经将对政府的信赖上升到了党纲的程度。我们认为,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像是一块海绵挡在鸡蛋与板砖之间。他们转移群众的视线,让群众对资产阶级代议制抱有幻想,把精力浪费在无休止且毫无意义的选举中。他们承诺,如果他们掌权,则将会成立人民信任的新政府。而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过去的13年里,我国的财政预算中,杜马政党活动专项拨款居然涨了304倍。我们该怎么说?真正的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已经打入了资产阶级总部之中?
在今天的世界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宣传中,中国共产党属于一个特殊的角色。因为在形式上他们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也给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极其负面的评价,并从党的领导层里驱逐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当前他们的政策思想又像是我们当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那种。但是目前就我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持续的,过度地引入资本主义元素已经不光是在经济层面上,事实上这已经开始在政治制度上生根发芽。对于中国而言,实现共产主义似乎已经更像是一句用来支配劳动群众的口号。此外,尽管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似乎引用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其中的巨大不同。要知道,布尔什维克当年在经济上引入资本主义元素时,他们称这一行为是一种倒退并也很清楚其危险性。那时,列宁是这么说的,“同志们,我们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场致命的、危险的战斗。”
因此,布尔什维克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也采取了必要措施加强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了发展计划经济。
而目前按照我们的估计,中国同志似乎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我们姑且称之为“倒算”。因为不光是共产党的党章被篡改,国家的法律法规亦是如此。举个例子,像是中国新生的商人们,至少在社会地位上他们与劳动者是相等的。于是乎我们在中国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梦想——在红旗下发展的资本主义——变成了现实。
当然,中国经济上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并给世界以启迪,但是他们完全没必要称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成就。这样的成绩,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可以授予资本主义。就从富豪的数量上来说,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位居世界第二,俄罗斯联邦则位居第三。从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角度来说,中俄两国要走的路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远了。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的同志多次向我们传授邓小平的看法和主张。而今天,我们想用中国同志他们自己的话来回答他们,“不管黑猫白猫,抓到的老鼠的确没什么不同。”(译者注:不管是打红旗还是打白旗,资本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者所得到的却是高度的剥削,他们重复着高强度的劳动却拿着连糊口都非常困难的工资。这一点,其实我们俄罗斯人亦是如此。而这一切,都拜资本主义元素所赐。令我们瞠目结舌的是,中国共产党居然计划要坚持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100年不动摇,并论证其与一般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
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大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一方面,它是美帝的重要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它积极渗透并活跃在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之中,从而参与剥削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例如:中资企业介入了希腊国有港口的私有化进程,反对正在与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抗争的希腊共产党和希腊劳动人民;中资企业参与了剥削哈萨克斯坦石油与煤矿工人,从而导致2011年的扎瑙津事件。而这些已经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知。虽然,苏共当年也曾做过类似的事。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指出的是,与苏共相比,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他们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所举办的论坛,倒更像是医学家们的聚会。他们事实上是用社会民主主义来医治科学社会主义。
老实说,说到这些我们也感到很痛苦。但是可以预测,如果继续下去,中国的同志将会重蹈苏联共产党覆辙。
由此我们发现,机会主义不光是要让共产主义运动脱离正确的轨道,而且它还要与资产阶级政权结成同盟来共同打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从事实的角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就曾说过,“资产阶级一贯支持名称和口号最接近于真正的革命党的机会主义政党。”
而对我们来说,右倾、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他们并没有随着1991年的苏联解体、苏共覆灭而与戈尔巴乔夫一同成为历史。
法国革命共产党号召“对过去五年感到担忧的工人和民主主义者们,拒绝马克龙和勒庞的欺骗,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不给他们中任何一个投票。”党强调说,“第二轮选举的难题在于,人们不是选择资产阶级民主,就是选择法西斯。”
“……由大资产阶级选出的候选人,受到费朗索瓦·奥朗德(即将卸任的法国总统)支持的银行家、资本的掌门人埃马纽埃及尔·马克龙,领先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而位居第一。勒庞代表了当前公共舆论中极端反动的部分,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保守力量及其所动员的群众。”
“……与媒体们正在讨论的目标相反,我们考虑了弃权和空白投票的政治特征,这是与大众阶层相联系的。自从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背叛以来,他们感觉到没人代表自己。”
共产党人革命党号召,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不给这两个候选人中任何一个投票’或给党的非官方候选人安东尼奥·桑切斯(Antonio Sanchez)投票。
“我们再说一遍,在法国,通过经济、金融、文化和社会的手段而采取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是有可能的。这将给人民创造数十万个工作机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增加工资和养老金。法国需要停止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参与,需要大规模的和平政策来确保人民的安全。”
法国共产主义复兴党声明,“为了减少国民阵线的选票,我们必须在大众阶层中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必须让这种仇恨的政党尽可能多地撤退。”
“右翼(如菲永、朱佩等人)和社会党已号召给马克龙投票,法国革命共产党不会支持这个候选人,他极端的马斯特里赫特式的政治旨在瓦解国家,参与到美国的战争中去,以及粉碎所有的社会进步……从而,滋生了以这些社会的和国家的背叛为基础的为了篡夺和败坏国家基础的国民阵线。”
“法国共产主义复兴党的战士们将对这些做出反应,以减少劳动阶级街区里对国民阵线的支持。因为这个党玷辱了法兰西,分化了劳动阶级,把国家推向了一场社区间的战争和法西斯化,甚至是通往警察国家的道路上。这条道路主要是由共和党和社会党的政府几十年来铺就的。最近企图禁止群众的联合示威的,正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