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09年06月18日 21:34

法国调节学派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以阿格里塔为例

作者:唐正东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南京210093)

摘要:通过对工资形式的吊诡性的深入分析,阿格里塔提出了一种与鲍德里亚等人不同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在他看来,消费社会的矛盾并非存在于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之中,而是存在于曾经具有消费能力的雇佣工人终有一天会不具有上述这种消费能力,而导致这一点的根源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或生产过程的危机之中。以此为基础,阿格里塔指出,尽管鲍德里亚等人论证了资本积累与消费的资本主义特性之间的关联,但他们事实上只是从统计学的层面表述了消费活动对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隶属性,而没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社会的内在矛盾及根本原因作出阐述。
关键词:消费的社会化 雇佣关系 阿格里塔

Social norm of consumption and the capitalist reproduction of wage relation ——Michel Aglietta’s critique of consumer socie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ep analysis of wage norm, Michel Aglietta figured out a critique theory of consumer society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Jean Baudrillard. In his view, the contradiction of consumer society is not related to consumers, but to the fact that the consumers who ever have consuming capacity will definitely lose their capacity of consuming, the reason of which is 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labour process. Aglietta then pointed out that Jean Baudrillard only focused on the statistical expression of the subjection on consumption to commodity relations, and had not study the basic reason of inner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t consumer society, in spite of his research of the ralations betwee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capitalist consuming activities.
Key Words: social norm of consumption, reproduction of wage relation, Aglietta

法国调节学派现已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流派,其学术影响除了渗透进了经济学领域之外,还扩展到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地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同时,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学派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加强,学者们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来获得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理论视角及学术灵感。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他是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国际经济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货币的暴力》、《法人统治模式的漂移:股东价值观批判》等。本文选择阿格里塔在消费社会批判问题上的观点为研究对象,希望凸显阿氏在此问题上的独特思路及学术意义。在阿格里塔的思路中,劳动过程的演变的确推动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自我调节与再生产,但如果只从劳动过程的层面来理解上述雇佣关系的再生产过程,那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因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嬗变还带动了一大批其他社会层面的转变,这些转变又反过来帮助雇佣关系完成其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再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其根本的动力来源于劳动过程,但包括消费过程在内的其他社会历史过程的作用同样也非常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雇佣关系再生产的“景观”。对这种“景观”的剥离并非依靠源自于存在论维度的批判所能完成的,它在根本上来自于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形式即经济危机的分析与批判。

一、工资形式的吊诡及其演变历程

在阿格里塔看来,要想真正从具体层面把握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就应该从劳动过程的嬗变这一理论层面出发,进一步上升到社会劳动力即雇佣工人的再生产的理论层面,否则就无法准确地把握雇佣关系再生产的复杂性。而一旦站在雇佣劳动者的层面,首先就会面对工资形式的变化对雇佣工人的观念或意识的影响。阿格里塔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方法论切入口:工资决不是资产阶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仅仅是劳动者的报酬,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现。因此,工资形式的变化不能仅仅看成是劳动者之报酬形式的变化,而应被视为雇佣关系再生产其自身的一种形式。再进一步,这种由工资形式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并不是自成一体的,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演变之基础上的,这便使他与仅仅从社会学或人类学角度来理解工资在当代资本主义物化世界中的现实效应的思想家区别了开来。阿格里塔认为,资本主义工资形式的最础形态是计时工资,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劳动过程的演变,资本主义工资的一些新形式也凸显出来,如计件工资、集体性的红利、月工资加上工资基金等。而几乎从计时工资开始,资本主义的工资形式就具有了劳动报酬以外的促进雇佣关系之再生产的功能。这在根本上是源自于对于不同的工人来说,被支付的超额劳动时间的量是不同的,而超额劳动时间的界定又是跟必要劳动时间的界定相关的。阿格里塔把对应于必要劳动时间的工资称为直接工资,把对应于超额劳动时间的工资叫作间接工资。由于在日常生活层面,生产当事人是不清楚必要劳动时间的具体量的,而在具体的社会阶段,雇佣工人阶层的再生产成本是对应于他们的全部工资收入的,因此,雇佣工人所关注的必然只是最低工资量的保障,他们的阶级斗争也必然会围绕着这一目标而展开,而不会去关注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工资体现出了其吊诡之处,它以给劳动者支付报酬的形式实现了雇佣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并且,它还成功地使雇佣工人的阶级斗争局限在了争取最低工资量的水平上,即它成功地建构了雇佣工人之阶级斗争的性质。泰勒制资本主义把工资形式推进到了计件工资的层次。在阿格里塔看来,这种工资形式有以下两个特点:一、它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二、它把奖励性工资与劳动强度的强化直接挂起钩来,雇佣劳动者如果想获得奖励性工资,即对超额工作量的货币支付,就必须或者在原有的劳动时间内增加工作强度,或者延长原有的劳动时间。这样一来,与原来的计时工资相比,计件工资形式在促进工资的吊诡性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它除了继续促进雇佣关系的再生产以及对雇佣工人的阶级斗争进行建构外,还具备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功能:使雇佣工人相信,工资是与他所完成的劳动量直接挂钩的一个经济范畴。随着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到来,一种新的工资形式即基于产量指标的集体性红利(collective output bonuses)的形式也随之出现,它与基础性的计时工资共同构成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工资形式。集体性红利这种工资形式是与雇佣工人在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失去了劳动的自由性与独立性直接相关的,它标志了在个体工人的层面上工资与其劳动产量之间丧失了直接的联系,因为集体性红利是根据整个劳动组织的总产量来决定的。这种新的工资形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使资本家有效地规避了市场风险。资本家不管是由于计划制定的失败还是市场条件的波动而承受的损失都可以通过集体性红利的中介而转嫁到雇佣工人身上,资本家本身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如果他因增加劳动强度而生产出的超额产品不能以一定的价格销售出去,从而无法实现超出原有计划销售量的货币增殖,那么,这些已经完成了额外劳动就只是一种纯粹的浪费,它们不会被赋予报酬。在整个过程中,是雇佣工人而不是资本家在承担着风险。”[①]其次,这种新的工资形式比计件工资更为有效地诱使雇佣工人放弃对劳动条件的任何抵抗,以换取集体性红利这种货币补偿。如果说在计件工资条件下个体劳动者还能看到自己的劳动与所获报酬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话,那么,在集体性红利的工资条件下这些都已经变得不可能。再加上集体性红利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还不断地变动,这便使雇佣劳动阶级把关注点更多地转移到集体性的工资谈判的方面,而不再是劳动条件等方面。在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工会组织的强有力介入,雇佣工人通过劳资谈判而获得的集体性红利成了有效地建构福特制消费过程的重要支撑,它在促进雇佣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尽管如此,这种工资形式依然具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无法保证工人的工资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工人的消费量的稳定。雇佣工人消费量的不稳定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不稳定,这显然是与资本的最终目的即获得完全自主性的发展逻辑不完全相符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月基本工资加上工资基金的组合性工资形式正是为了解决上述这一问题而出现的。在阿格里塔看来,工资基金的形式有效地避免了个体工资的波动性,使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从生产性波动中游离出来,使之成为社会化消费形式的有力支撑,从而反过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稳定性。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来说的。另外,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工资基金的形式保证了单个工人不会因为特定时期劳动时间的下降等原因而无法再生产其自身。正因为如此,阿格里塔认为,随着后福特制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工资基金这种新的工资形式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踏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平台,“生产率的进步越来越独立于现有劳动力之消费量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源自于其自身不断增长的能力,这种能力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有机整体性。与通过平等的交换关系的方式所实现的社会有机性相比,上述这种有机整体性是完全不同的、更为发展了的劳动社会化形式。它用对生产过程的集体性控制的可能性代替了价值规律的无目的的调控。”[②] 在阿格里塔的阐述体系中,“工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层面,它一方面凭借其自身的吊诡性而构成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之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客观地说,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的理论谱系中,这种从工资的角度切入的批判理论还很少见。另一方面,“工资”在阿格里塔那里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之中的理论桥梁,他之所以在后来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化消费问题的论述中不同于鲍德里亚等人的社会学思路,而采取立足于生产过程来审视消费过程之本质矛盾的学术路径,与“工资”的理论层面所起的桥梁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消费模式的资本主义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③]阿格里塔似乎想在马克思上述思路的基础上再向前走一步,他不准备像马克思一样从物质生存条件及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层面,推出“这个过程的承担者”即社会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层面,而是要把“社会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放在“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之前,并进而论证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再生产过程的复杂性。通过引进“工资”的理论层面,阿格里塔已经开始了上述努力。但在他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与工资相对应的只是社会劳动力的个体消费行为,而真正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起重要作用的还是以阶级的身份出现的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或消费过程。资本对工人阶级消费过程的建构是资本的整个吊诡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阿格里塔首先在方法论上把自己与主流经济学家及鲍德里亚等从社会学的思路切入此问题的批判理论家区别了开来。他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思路完全是建立在把消费界定在个体消费的前提基础之上的。这种个体消费行为先验地被设定在一个组织完好、物质财富稀缺、每个消费者都具有理性的选择能力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其在消费主体上所具有的抽象性及非社会性,在阿格里塔看来,这种思路根本无法进入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的被建构性的理论层面。而鲍德里亚从社会学的视角展开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尽管凸显了资本对消费行为的建构,从表面上看,似乎的确是从社会关系性的角度来理解消费问题的,但在阿格里塔看来,这种思路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在于:只是从经验的层面把握消费行为,即只是从功能性的角度来理解消费的社会性特征,因而,尽管鲍德里亚论证了资本积累与消费的资本主义特性之间的关联,但他事实上只是从统计学的层面表述了消费活动对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隶属性,而没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社会的内在矛盾及特征作出阐述。阿格里塔认为,导致这一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鲍德里亚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是如何历史性地演变而来的这一问题。鲍德里亚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价值理念、社会目标等方面的差异性的认知上,而没有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社会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演变而来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们两人在此问题上的核心概念之区别上看出来。鲍德里亚的核心概念是“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是一种既定的社会形态,而阿格里塔的核心概念是“消费的社会化形式”(social norm of consumption),有时他甚至直接使用“工人阶级消费的社会化形式”(social norm of working-class consumption)的概念,这很显然是一个需要历史性的被“化”出来的消费形式。正因为如此,阿格里塔明确地指出,“我们在这里所需要的,当然是一些更为基础性的东西——是一种对以下实践活动的理论分析:它把消费行为建构为一种隶属于同一与差异的双重强制性力量且使其自身迎合于雇佣劳动普遍化的社会性活动。我们不应该像近期的学术研究与争论中所出现的那样,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仅仅归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理论,我们应当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型对其消费模式的影响,并把这一理论层面与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联系起来。”[④]也就是说,阿格里塔的确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消费是由资本为了积累其自身而建构起来的,但他更关注的是:资本是如何通过生产过程的转型而必然地带来消费模式的社会化的。他由此想要看到的是鲍德里亚等人所看不到的、潜藏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主义消费模式的危机。阿格里塔认为,真正把工人的消费模式从前资本主义的模式中解脱出来的,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机械化转型,在这种机械化原则被贯彻进劳动过程之前,前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是不可能完全被解构的。这一论点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有相似之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整个商品的内在实质显得尚未被矛盾所贯穿和浸透。这是与他所处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那时劳动者还直接在自己的产品中取得一部分自己的生存资料;无论是劳动者的全部活动还是他的全部产品,都不依赖于交换,也就是说,维持生活的农业……还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而且家长制的工业(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织布和纺纱)也是这样。只有剩余物才在国内大范围内进行交换。交换价值及由劳动时间来决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展起来。”[⑤]但在阿格里塔看来,马克思没能沿着这一线索继续深化下去,没能挖掘出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消费模式的特点及其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因而导致他只是从剩余价值生产的维度来理解有效需求的涨落这一重要的理论要素。在阿氏看来,如果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的消费模式与其生产模式之间的关系作更为深入的解读,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一问题将得到更加清晰的理解。阿格里塔认为,当机械化原则被贯彻进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之后,每一个工人的劳动都失去了实质性的差异,他们都变成了劳动力商品并与其它商品一道,汇入了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之中。劳动力商品与手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无论是在存在的前提还是在再生产的路径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首先,劳动力商品的出现是建立在工人与前资本主义的环境即能为其提供消费资料的家庭或其他共同体切断任何关系的前提之上的;其次,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是由工资合同作依托的,各个工人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因而,对大规模生产所造就的商品的个体性消费,成了雇佣工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联系。这是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劳动过程必然带来社会化消费模式的原因之一。另外,就作为物的商品的生产来说,劳动过程的机械化也必须以消费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化为前提。因为,机械化劳动过程尽管通过降低生产资料的单位成本而对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抑制的作用,但由于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剩余价值率不断攀升,从而在总体上使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为了解决由此而带来的生产过剩问题,消费的社会化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随着由生产条件的转型而带来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大众消费模式的出现,并且这种消费模式必然成为下一步资本积累的基础的原因。”[⑥]

三、福特制及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阿格里塔对福特制及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进行了分析。由于阿氏是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转型的角度来引出消费模式的社会化状态的,因而,他对社会化消费模式的解读之重点并不在于资本对消费个体的功能性建构,而在于资本对消费者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position)、角色(role)或身份(status)的建构,正像他所说的,“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消费概念,是一种行动,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体系,尽管它首先具有个体性,但它既受制于在社会行动中所耗费的能量之再生产的总体逻辑,又受制于他们隶属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所意指的那种能力与态度的保存逻辑。”[⑦]而最为狡计的是,恰恰就是在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能量之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意指的那种能力与态度的保存与再生产被偷偷地实现了。与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的那些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家不同的是,阿格里塔的眼睛盯住了工人阶级。正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他准备从作为社会劳动力的工人阶级之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来深化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之本质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当鲍德里亚等社会学家停留在从先验性价值的终结、氛围性价值的凸显的层面来解读人与人之间的消费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时,阿格里塔却在关注工人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被建构进一种由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劳动过程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化消费模式之中的。我们首先来看阿格里塔对福特制资本主义消费模式的解读。在阿氏看来,就其能完成社会劳动力之再生产功能而言,这种消费模式是完全对应于福特制的劳动过程的。我们知道,与前一个阶段的劳动过程相比,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不仅在劳动的紧张度上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还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劳动过程中原本被浪费的时间。这使雇佣工人不再可能在劳动场所中部分地恢复自己的体力与精力,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全部依靠劳动场所之外的家庭来恢复自己在身体与精力上越来越严重的疲劳。再加上劳动场所与居住地之间的距离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地被拉长,工人即使在下班之后也仍然还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交通方面,因此,他们能够用于恢复体力与精力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而社会化的消费模式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工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消费由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消费资料,来完成自己在身体与精力上的恢复。如果阿格里塔的分析到此为止,那他的观点就没什么特殊之处了,德国学者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在阿格里塔发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的五年之后,就已经明确地把上述这种消费现象命名为“结构性强加的需要”,并指出“只要忽视了‘结构性强加的需要’现象,就不可能给消费者的福利下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义”[⑧]。然而,阿格里塔的思路却远非如此简单。他进一步把自己的理论视域推进到了如下的水平: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不仅建构了社会化消费的形式,而且还建构了社会化消费的内容。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消费模式是围绕着标准化住房与汽车这两件主要消费品而建构起来的。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但在阿氏的眼里,这却是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获得再生产。阿格里塔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一点作了说明:第一、把标准化住房与汽车作为福特制消费模式的核心商品来建构,有利于福特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稳定。在阿氏看来,尽管福特制的大规模生产已经大大地降低了商品的价格,但作为耐用的私人消费品,住房与汽车的市场价格仍然远远超过了普通工人的实际购买力。这便使金融的社会化成了雇佣工人的福特制消费模式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而这一条件的最大优点在于实现了对工人的财富及花销的严格控制,“在继续保持个人的、自由的商品交换关系的基础上,使个人消费过程保持有序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⑨]这里的“非常重要”当然是就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需求的稳定性而言的。第二、把标准化住房与汽车作为福特制消费模式的核心商品来建构,不仅能拉动雇佣工人对其他消费品的使用,而且还能满足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在时间上的需求。阿氏指出,标准化住房由于淘汰了过去劳动者家庭中使用的那些不卫生及不安全的家庭用具,并安装了更为方便的标准化设施,因而不仅促进了工人对家居设施的消费需求,而且还有效地节约了工人的家务劳动时间,使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完成。汽车的消费也是如此,它除了促进雇佣工人对汽车本身的需求外,还由于它所带来的空间上的压缩感,使工人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也增长了起来。第三、从文化整合的维度来看,把标准化住房与汽车作为福特制资本主义消费模式的核心商品来建构,也非常有利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再生产。建立在大规模生产基础之上的标准化住房,其价格已经达到了雇佣工人在分期付款的帮助下能够接受的水平,这使得雇佣工人不再需要去租住那些不卫生的住房。而拥有标准化住房对工人来说很快便演变成了一种身份的符号,这种符号不仅提供了个体消费的最佳场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消费活动把工人在文化上与国家绑在了一起,这是通过消费习惯的形成与传承来实现的。阿格里塔在这里实际上凸显了如下的思路:“阶级”是根据一些客观的经济标准,尤其是财产占有关系来划分的,对于普通的个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意识到这些“阶级”的存在;而“身份”则是由社会其他成员的认同感来建构的,它是通过社会习俗、文化及生活方式来形成的,因而,就普通人而言,象消费习惯等习俗或文化方式对他们的建构要更直接些。而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恰恰利用了这一点而有效地把雇佣工人整合进了资本主义的文化之中。对阿格里塔来说,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对其消费模式的建构还不至这些。除了上述所论及的把标准化住房与汽车作为核心商品来建构外,还包括它对消费品之“功能性美学”(functional aesthetic)的建构。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要求消费品放弃其原有的美学含义,代之于功能性美学的含义,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这种消费品必须是由标准化组件组装而成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应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其次,这种消费品必须具有“人为的被废弃性”(planned obsolescence),即它不能被设计得太耐用,否则就无法满足大规模生产对消费活动所提出的要求;再次,作为个体的消费者与作为对象的消费品之间原有的那种后者满足前者之日常生活需求的关系,必须被代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想像性关系,借助于广告技术而被建构出来的这种想像性关系,将无限地放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不断地满足大规模生产的产品销售要求,尽管“这种社会认知过程是外在的、物化的,个体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而被界定为主体,而是被一种外在的力量质询为主体,这种主体所凸显的是一幅消费机器的形象”[⑩]。阿格里塔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他是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解释消费模式的形式及内容的,因而,他没有像大多数社会学家那样把镜像式的消费当作阐释或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平台。阿氏明确地意识到不可把消费镜像的阐释作用抬得太高,因为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及其转型在决定着资本主义消费模式的性质及其变化,因此,所谓的消费社会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危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在阿格里塔看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观点的正确性。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的下半叶就已经出现了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根源正好在于福特制劳动过程的危机。由于无法提供进一步的技术转型的可能性,福特制资本主义事实上无法通过进一步推进劳动的机械化来促进剩余价值率的上升,这便使它只能通过加大劳动强度、增加劳动时间等方式来保持原有的剩余价值率。而这种措施必然招致劳动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加剧。这种阶级斗争是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在阿格里塔看来,相对剩余价值率上升趋势的减缓必然导致第一部类资本积累的减弱,而由此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则是失业、劳动不安全感的加剧以及雇佣工人购买能力的下降。阿氏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这么一个理论质点:消费社会的矛盾并非存在于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之中,而是存在于曾经具有消费能力的雇佣工人终有一天会不具有上述这种消费能力,而导致这一点的根源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或生产过程之中。阿格里塔认为,对福特制社会化消费模式的分析只有到这一层面才算是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那么,取代福特制消费模式的后福特制消费模式要以怎么的姿态出现,才能迎合后福特制的劳动过程呢?或者说,取代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后福特制劳动过程会把其消费模式建构成什么样子呢?在阿格里塔看来,这还得从福特制消费模式的一个基本特点谈起。福特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消费,这是由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普及化所带来的。正像前面所论及的,由于福特制资本主义彻底摧毁了前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方式,因而个体的消费活动也只能通过社会化的途径来完成。而这种社会化消费的途径是由两种不同的方式构成的,一是通过商品购买的方式;二是通过由公共政府机构提供的方式。由于不具备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在福特制条件下不可能像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从家庭或邻居那里获取一定的消费资源,因而,福特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不断推动通过商品购买的方式来实现的社会化消费的同时,还不得不推动由政府机构提供的方式来实现的社会化消费,这尤其体现在公共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而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成本,因为资本积累的社会负担在不断地加重。因此,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方面保持或者进一步推动由第一种方式所实现的社会化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又要削减由第二种方式所实现的社会化消费。而这正好与建立在数码控制的机器体系基础上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点相对应的。由于阿格里塔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一书出版于1976年,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在当时才刚刚开始,因而阿氏也承认对后福特制消费模式的具体内容还掌握得不是太多。但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即以弹性生产为特点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必然会使集体性或社会化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条件发生剧烈的转变,而这必然会带来雇佣工人阶级整个生存条件的重要转变,“如果说福特主义致力于私人消费形式的转型……那么,从福特主义危机中凸显出来的后福特主义,作为资本内在积累的一种新模式,必然致力于把资本积累的发展与改变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联系起来。”[11]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的不断削减社会福利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阿格里塔的预言。自《资本主义调节理论》出版之后,阿格里塔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货币的暴力》一书中,通过解读货币霸权的政治意义,深化了对消费的资本主义社会化问题的理解[12]。在本世纪初出版的《法人统治模式的漂移:股东价值观批判》一书中,他更是从资本的社会所有制的角度,思考了超越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可能性[13]。当然,阿格里塔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中同样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理论缺陷,由于篇幅的原因,对这种缺陷的批判性分析只能另文再论了。


注释:
[①]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148.
[②]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14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7页。
[④]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156.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⑥]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154.
[⑦]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156.
[⑧] 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⑨]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159.
[⑩]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161.
[11]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168.
[12] Michel Aglietta & Andre Orlean, La Violence de la Monnaie (PUF, Paris, 1982), ch. 1.
[13] Michel Aglietta & Antoine Rebérioux: 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UK, 2005, pp.268-27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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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0.


本文转自:实践与文本 http://www.ptex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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