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声 2015年04月10日 00:38

可笑的幻想与可耻的背叛

可笑的幻想与可耻的背叛: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文/判炎

大道之行

最近,一部名叫《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以下简称《大道之行》)的书籍在市场上十分火热。据媒体称,这本书“一周内在三大网店全部售空”。4月7日的《人民日报》也推荐称:“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他们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道之行》的主题不可谓不宏大,如果其论述真的具有说服力,那么也不失为一部为中国指明前途道路的好书。特别是当我在推介里看到,这部书还提出了“驾驭资本”这一核心观点时,我就十分急切地想知道:《大道之行》是如何论述“驾驭资本”的具体方法的,这个答案是否真的“令人信服”?正是因为如此,鄙人才将此书阅读了一遍,结果却大失所望。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里面的一些论述的确不乏亮点。绪言里提出了“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化、程序化和透明化”、“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党的社会组织功能”、“解决退党渠道不畅通问题”等观点,都是有启发价值的。不过这些“漂亮话”是否真正可行而且行之有效,却是需要讨论的。

首先,很不幸的是,鄙人大一的时候曾听过社科院房宁教授在清华的讲座,在他口中,“党内民主”就是一套过时的理念。我在提问中说,这是党的决议的提法,他却回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已经不强调了。不知道这位学界红人的观点是否能代表高层的思路。但反正,我对党内民主是否能推行下去是有很大怀疑的。

而且,《大道之行》这部书也否定了“公推直选”式的选举民主,认为地方党员干部会为了选票实行与国家整体利益相违背的政策。可是,这部书所提出的“评议式民主”就能避免这一问题吗?作者在第二章提出的建议是:由抽签产生的群众代表和人大代表对在职干部投评议票,评议得分对提拔任用有影响,不及格则原则上不得提拔任用。显然,评议得分对提拔任用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还是上级组织部门决定的。

这一举措,实际上根本没解决问题:要么评议票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但这样一来地方干部仍有违背国家利益的风险;要么评议票充其量只能起到表达意见的作用,而不能确保自己的意见被尊重。后者的结果,无非就是给群众增加了一个被严格限制的表达渠道,而没有增加任何实质的约束权力。

事实上,即使不是通过党内民主选举上任的,我们很多地方官员不也是在为抢一个项目、一个名额而相互之间“大打出手”吗?我们所倡导的民主制是民主集中制,即使某一个地方的党委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如果集中制贯彻的得力,那么它们也无法违背整体的利益。当然,上级党组织的“集中”的权力,是被更高一级的民主选举所赋予的。只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才能给予来自基层的党员实质性的有强制力的权力。

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党内民主的问题,正如《大道之行》所说,党的代表性、先进性的维护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如果只靠党组织自上而下的自我约束,那么这一维护的基础就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如果党的高层变质了怎么办?如果你跟我说这不可能,那我只能说,你与其加入共产党,不如加入教会:相信高层凭自我约束永不会变质,与相信上帝全知全能并且有一天终将复临拯救人类一样,都是可笑的唯心主义的幻想。

实际上,这本书的思想观点,尤其是第五章的思想观点,就是典型的共产党人思想变质堕落为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表现。而喉舌媒体竟也不加分辨的吹捧这一著作,更是思想变质的表现。要知道,《人民日报》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如此之多的变质现象,我们有什么理由断定,这在高层就不会发生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断定,在高层,健康思想就一定能战胜变质思想呢?

当然,在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度中,基层党员也可能容易受错误思潮影响而使党走向歧途。但是,身处基层的党员更容易感知现实,当危机来临、幻想破灭时,他们更容易觉悟,因而这个党还有重焕新生的可能。可一旦高层变质,还不受自下而上的约束,那我们就很难保证这个政党能够重获新生了。

为什么我们要当心高层的变质呢?绝不仅仅是担心腐败问题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立场问题。首先,如果我们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素养,我们就绝不能否认,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因素占很大部分的国家,没有遭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险。当前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已经极其明显,以至于我们必须通过大力进行资本输出来维持经济的增长。可是,资本输出必然会导致许多矛盾:如果我们的投资对象国发生了政权更迭,我们如何保证我们的投资利益获得保障?如果欧美在这其中发挥了干涉的作用,我们是否也应当通过干涉其内政与西方抗衡?如果外交途径、经济途径的干涉不成功,我们是否又需要使用政治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预?如果当地人民的罢工、反抗行动妨碍了中国资本的利益,我们究竟应当秉持“共产党”最基本的“国际主义”伦理,还是“民族复兴党”的“国家利益”原则?这不就是在考验我们高层领导的阶级立场吗?

如果我们在资本输出中秉持国际主义的立场,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资本输出的竞争力和收益就要大打折扣。西方资本可以凭借干涉内政、盘剥工人获得更大的利润,凭借利润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我们只有微薄的利润,这是必然要被无情的市场淘汰的。这样一来,国内的经济增速和民生福利就无法维持。毫无疑问,阶级矛盾就会因此激化。这时候,我们又到底应该是秉持无产阶级立场,支持工人的罢工抗争,废除雇佣劳动制;还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劳资一体论,使用强力压制工人运动呢?这不又是在考验我们高层领导的阶级立场吗?

可《大道之行》的问题恰恰在于:它完全回避了这些政治经济学问题,得出了荒谬可笑的结论,从而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立场!

它在第五章竟然如此可笑地提出:“社会主义不是消灭资本家,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从而根本上改变劳资对立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不是要推翻资本家,而是要让全体人民都成为‘资本家’。劳动人民获得主体性是要让全体人民都变成有产阶级,个人收入一大部分都来自财产性收入。”“合作资本经济成为劳动者拥有企业的重要形式,就是让企业的员工成为集体企业主。华为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

这些论断,不仅是对现实完全无知的表现,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的表现,是上个世纪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的新时代翻版,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翻版。

对这类思潮,列宁早就给予了无情的批判:“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可以改为:“也是共产党人”)都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

作者所举的华为的例子正是如此。据媒体报道,华为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刚改革开放不久,华为从银行基本贷不到款,现金流经常吃紧。“华为当时有个内部政策——谁能够给公司借来一千万,谁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有段时间开不出工资,任老板就给员工打欠条,后来干脆就直接写欠多少股份,当时一股算一元。”可见,所谓员工持股,最初的动力不过是为公司融资罢了。请问作者,这样的动力有多少企业能具备?在融资渠道极其丰富的当今,资本家有多大的动力实行这一制度?

而且,在华为的15万员工中,只有6、7万骨干员工拥有股权,且持股的数额差异极大。大多数员工真的能享受到“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财产性收入”吗?更重要的是,请作者为我们解释清楚:那些更庞大的,在流水线上为苹果、华为等各大公司生产各种产品的产业工人,他们又如何获得股权?!他们如何获得所谓的“劳动者主体性的解放”?!国有企业给他们分红?可以,但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要大打折扣,国企受得了吗?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给他们分红?且不论在市场经济萧条时基金的收益如何保证,也不管这点分红怎么可能给劳动者的生活以根本上的改观,我们只需要想想这一点: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指出:这些基金的管理或者其代理人的管理越严格,被置于代理人控制之下的企业雇员受到的压榨就越厉害,他们的退休金(社保金)就越少;相反,如果压榨不厉害,基金收益低,他们的退休金、社保金也依然没有多少。在不触及资本家所获取的那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下,让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一大部分”成为“财产性收入”只会导致一个个悖论。而一旦触及,又怎么可能有作者所谓的“消除劳资对立”?!

 

此外,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萧条,华为的股权收益率走低,员工持股的制度也越来越不具有吸引力。媒体报道:“随着2012年初的银行个人创业扶助贷款被叫停后,华为的虚拟受限股制度已成为员工心目中的鸡肋。由于自2010年以来的全球通信市场的下滑,华为虚拟受限股分红利益增幅远落后于房价上涨,许多员工宁可将手中的虚拟股离职套现。……他进一步补充,前些年的分红特别多,虚拟受限股就很受到员工欢迎,然而到现在分红一少就不行了——在高速增长期设计的制度,如今在行业的衰落期就不一定适用了。”华为给员工分利的制度之所以可以维持,与市场环境以及高精尖的市场地位是分不开的,一旦这些优势逐步丧失,这一制度又如何维持?华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的企业?作者你想让这样的模式如何全面普及?这不是痴心妄想是什么?

作者选择性地闭口不谈的是,当前连华为都要放弃这一制度了!“据记者调查,华为内部比较主流的观点都倾向认为,虚拟受限股还是要逐步退出。老员工曾经是公司的核心和骨干,但当公司越来越大,坐享前期所成的老员工就成为一种阻力,新员工没有足够的激励,哪怕同样贡献,老员工的收益远大于新员工,极大地挫伤了新员工的积极性、忠诚度。……王明向记者介绍,TUP制度是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长远看,员工现有的股票也会逐步转为期权,最后一定是(定期清零的)期权进行激励。”作者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要么是学术态度不严谨,对案例没有刨根问底就加以宣扬,要么就是学术品行有问题,刻意误导读者,欺骗读者。

实际上,2001年法国政治学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发表的《人民资本主义是骗局》一文,就对雇员股东制的三种形式——企业储蓄计划、养老基金、期权股份(这些也都是《大道之行》所吹捧的)作了深刻地批判。他说:“第一,雇员股东仅能够起到与自己对立的作用:如果他们不能掌握企业的全部权力的话,他们所赚到的股息和剩余价值,也正是他们在工资上所失去的部分数额。第二,即使假设雇员拥有全部的股票,股票不均等的分布推动那些拥有股票最多的人去压低工资以便把红利和剩余价值储存起来(例如,人们可以在美国航空公司里观察到这种现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雇员的‘精神分裂症’:既想提高工资,又想使其股票得到利润。雇员在期权股票上是不平等的。

“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建立在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建立在个人所有权的扩散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可能是资本收入、即便是雇佣劳动者的资本收入的最大化,而是劳动收入的最大化。伴随着人民资本主义的,是劳动服从资本,资本把它的逻辑和特有的限制强加给劳动。”

1959年的《红旗》曾引用过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的辩护人为了掩饰资本主义的反人民和剥削的本质,最近制造了不少关于‘人民资本主义’的神话。他们用各种调子歌颂似乎现在存在于美国和一些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资本主义’。这些人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应声虫和仆从。那些象集市上杂耍场雇佣的招引顾客的人一样的‘社会主义者’现在叫嚷说:人民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真正道路。他们说,请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职工现在变成象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那样的资本家。他们有股票,现在有权称为工厂和其他股份公司企业的主人。可是,那些上了当的工人和职员,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储蓄购买了若干小额股票而成为股东,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人’,实际上他们的情况究竟怎样呢?当危机现象来临的时候,真正的主人就揪住这些‘主人’——股东的耳朵,把他们从那些有他们股份的企业中抛出去了。股东变成了几百万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于是轮到这种‘主人’来殷殷期望:也许他有幸重新获得工作,也许他自己不致饿死和使他全家陷入绝路一条。有多少这样的‘主人’参加罢工去反对工厂主、反对剥削阶级和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啊!这难道不是一个实例,足以说明资本主义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是多么虚伪吗?!”

更为重要的是,在华为,劳动者就真的具有“劳动主体性”了吗?这更是脱离群众的可笑幻想!在内部论坛中,华为员工整理出了华为“四大名著”,概括如下:“《火车头传》——让你死你就得死;《告研发人员书》——你不死就搞到你死;《原生家庭论》——死了活该不怪公司;《字字玑珠案例集》——早听我的怎么会死。”

一篇华为前员工这样写到:“成都研究所曾经搞了一个‘感动华为’人物评选活动,选出来的人与事迹基本都是放弃自己生活、放弃家庭、一门心思呕心沥血为公司奉献,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有个连续加班多少多少天、妻子生产了也不过去看的——遭到了广大内部论坛上各路屌丝的各种吐槽,大家纷纷表示根本没被感动到……

“除了作为一个业界领袖而享有盛誉,华为的‘加班’亦是名声在外;说实话在加入华为前笔者也曾因这些传闻而有些惴惴不安,不过加入华为后,工作却是用实际行动打消了我的疑虑——亲,你绝对不需要一丁点担忧怀疑,偶们华为这的加班绝对比你听说的还要多哦!

“‘996’(意思是朝九晚九一周干活六天)之类的都是小意思都是常态,像神马连续干活个把月没休假,干到凌晨几点直接在公司的被褥睡了然后八点起来继续干,领导亲切而温暖地发短信提醒员工‘这个月冲刺,不得早于十点下班’等等,笔者都还是亲身经历过的~而且和一些真正的工作狂相比,委实是小巫见大巫了,比如笔者曾经听闻,某版本经理凌晨两点撑不住打算回家了,结果被一老大叫住训了一番——‘不是说好四点钟过进展的么,怎么现在就走了?!’

“‘加班’两个字真的已经和华为的企业文化彻底挂在了一起,也实实在在确确实实地和每个员工的绩效(关乎升职、年终奖、配股等等)挂在了一起,这种几乎唯加班至上的认可造成了员工即使真的做完工作也需假装自己很忙碌需要加班——‘别人都在加班就你一个人走了影响不好,就算没什么事情留下来自己找些东西学学也好’,面对打算跳槽而不愿加班的笔者,项目组长就这么很诚恳很直接地说出过上述这番话,也是醉了……

“华为内部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口号(多为老总们所提出),比如‘不让雷锋吃亏’、‘烧不死的鸟是凤凰’、‘板凳要坐十年冷’。所有相信了这些东西的人们,一定没听说过‘幸存者偏差’这个词……那些‘被烧死的鸟儿’们、‘吃亏的雷锋’、‘坐了十年冷板凳还没上场的球员’ 的事例绝不会被拿来宣传,甚至大多数都已经离开了公司,最后能出来谆谆教诲别人的人,只会是适应了华为这个环境,有幸在多年后身居高位获得足够利益的‘幸存者’罢了。而像笔者入职导师这种甘于坐冷板凳、埋头搞技术的人,却是公司‘提高研发效率’、‘转型’、‘丢包袱’的牺牲品。刚进公司的‘小鲜肉’自然容易被这些口号搞得热血沸腾,但有了通宵熬夜累死累活到吐血一年考评仍得B,身边干上十年的老员工被公司解聘等经历后,终究会明白所谓的‘上升通道’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幻想而已。与其相信公司的允诺,不如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也是工作两三年有许多人离职的原因。”

下面再摘取下华为的名著《火车头传》:

“原定A作为外派梯队接替从发达地区回国的主管。但由于公司外派政策的变化,首次外派不允许直接派往发达地区,因此,他的外派地点发生了变化。于是问题出现了: A以家庭成员健康缘故,不愿外派‘次艰苦地区部’,经主管,管理团队反复沟通,仍然坚持不去。最后管理团队经过讨论,予以降职降薪处理。转岗做业务专家。

“该问题的出现让管理团队陷入深思:为什么我们重点培养的骨干,识别的火车头,连续几年的加满油,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养兵千日’,却在‘用兵’的关键时候却掉链子?

“首先,对照干部标准和对干部的要求,从核心价值观认识上来看,员工A在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坚持长期艰苦奋斗文化并没有得到其真正的认同。在工作安排上,发达地区就可以去,次发达地区就有家庭健康问题了,令人匪夷所思。同时,仅考虑个人意愿,不考虑组织和一线业务对专业管理干部的急迫需求,更不用说吃苦在先、冲锋在前了。

“其次,这次事件使管理团队对‘干部要看品德、不能唯才是举’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干部选拔的时候,要进行多维度的考察,绩效能力是基础,但是品德是底线。A在业务上虽然有其一技之长也取得较好的绩效,但是却忽略了对其是否认同华为核心价值观的考量。直到出事,才倍感惊讶和反思。也给管理团队提出了警示,未来在考察干部上是不能仅仅依据其能力和业绩来评价,忽略了对品德的考察。干部就是要身先士卒,吃苦在先,要处处起到表率作用。”

当事人说法:

“2013年6月下旬我回到西欧,原部门安排我和北非的同事B相互互换,我也接受,并和B开始做前期的工作交接。

“7月2日,老婆给我电话说宝宝一抱起来就哭,我妈发现宝宝有一个黄豆大的肿块,一家人很是紧张,下午去妇幼保健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疝气,有两种方案:一是用药物保守治疗,但要尽量让宝宝平躺;二是做手术。虽然医生说这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对于初为人父母以及只有一个多月的小孩来说,是让人很难接受的。由于我不在家,宝宝由一直哭闹,老婆渐渐的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情绪逐渐失控,导致出现嘴部和左脸颊肌肉紊乱;同时由于天气炎热,我母亲眼病重发(她老人家之前眼睛经常红肿流泪),到医院检查是泪腺堵塞,要么保守治疗每月去医院冲洗泪腺,要么做手术(但这有较大风险,由于她年岁大,泪腺已经很薄了)。

“7月9日,老婆在情绪失控之下给我电话,要我立即回国,要么就离婚。在此情况下,我只能和地区部、原部门领导沟通,提前回国,并在国内和北非的同事进行工作交接。7月12日我启程回深圳。

“7月18日我通过关系联系了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著名的李教授,并请他做了检查,他建议通过药物治疗(用疝气带+药物),我们接受了他的治疗方案。

“为了给宝宝寻找一个好的方案,说实在的那段时间真是操碎了心,咨询了公司很多有过此类问题的同事,还请人去烧香拜佛(虽然平时我是坚决不信这些),请人去找神婆求圣水治疗。

“上述情况有妇幼保健医院、龙华人民医院、深圳儿童医院的门诊病例,以及公司多位到我家慰问的同事为证。各位同事,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下,当你遇到这种情况时,你还能一个人安心的到国外去工作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股份的员工持有,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企业残酷剥削压榨劳动者的属性。在此之中,劳动者的主体性没有得到任何的解放!《大道之行》这种所谓“股票持有者就是企业所有者”的谬论, 是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现实完全相悖的。正如一学者所言:“把股票持有者歪曲为资本家,显然是有意抹杀阶级差别,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这部著作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在第五章的前半部分,作者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相当一部分富人致富的原因是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大于一般的劳动者,对于这部分人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尊称他们为企业家、这个时代的英雄,要保障他们的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作者眼中,只有“金融投机”、“囤积楼盘”致富的人,才能被叫为“掠夺财富的资本家”。这一理论,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抛到九霄云外了。

然而,既然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为何又给自己披上“共产党”的外衣?任何学者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观点,但请不要觍着脸冒用马克思的名号包装自己!这样做,难道不可耻吗?

更令鄙人惊叹的是,如此可笑、可耻的《大道之行》,竟得到了一系列影响极大的学者的吹捧,甚至获得了党报的宣传!由此可见,我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如何盛行,马克思主义如何式微。这一现象,难道是没有经济基础的吗?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鄙人认为:《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是一部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旗号,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工人阶级、背叛社会主义的“学术”著作。

这部书籍的出版,反映着资产阶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实质上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党人),早已不屑于再接受哪怕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已经彻底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共产党人对立起来。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采纳了此书的观点,那才是真正堕落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叛徒集团。其结果,绝对不是什么“大道之行”,而只能是使中国走向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黑暗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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