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09年07月09日 01:30

回到马克思

Ellen M. Wood            

许 由 译
      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刻是回到马克思的最佳的而非最差的时刻,也是最合适而不是相反的时刻。我甚至认为现在正是马克思实至名归的时候,虽然在他在世时已经如此。

      其原因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第一次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不仅仅是就其全球化的发展而言,也不仅仅是指当今世界的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最远的外围)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在运转,而且其规律——包括积累、商品化、利润最大化、竞争等——已经渗透到了几乎人类生活和自然本身的所有方面,其方式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三十年前所不能比拟的。所以,马克思比以往更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与以往及现在的其它任何人相比,他都更加有效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

  


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作出了惊人的、预言式的描述,形容它就像可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力量一样势不可挡。但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他则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把它作为一种非常特别的地区现象加以描述。当然,他不否认资本主义早已具备通过国际市场、殖民扩张等可以达到的全球性的影响力。但是当时这一制度与形成一种普遍的制度还相距甚远。它毫无疑问会得到发展,但暂时只属地区现象,它不仅限于北美和欧洲,而且,若论到其成熟的工业阶段,就更只限于一国,即英国。他甚至要向德国人解释,有一天他们也要跟随英国人所走的路。他说,你以为这个故事只是说英国,但不管你知不知道,这故事其实说的也是你。

      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中概括出资本主义的独特的特征;资本主义是一种制度,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资本论》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这体系内部的规律性。

  


二、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资本主义方面的变化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主要发展,同资本主义相关的少,倒是同非资本主义有关的多。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叶,这一情况特别明显。而且这一点一直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着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是在资本主义远远没有达到普遍化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但马克思却是从研究成熟的资本主义实例入手,并从中概括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而他的继承人则从另一端入手。由于非常具体的历史与政治原因,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非资本主义。马克思与其继承人之间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区别;无论马克思怎样思考有关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问题或其扩张的可能极限,那都不是他的主要兴趣。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一制度的内在规律及其在席卷一切和对生活的渗透方面的特殊能力。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不那么注意成熟的资本主义之外,普遍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的:资本主义在其走向成熟前、或确实成为一个普遍的整体前就会消亡。因此,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探索一个大抵是非资本主义的世界。

      只要看一下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几个主要里程碑就会明白这一点。例如,主要的革命理论是在那些资本主义几乎不存在或停滞不前,以及无产阶级没有充份发展的地方建立起来的。在那里,革命所依靠的是少数工人阶级与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的农民之间的联盟。更加明显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事实上,帝国主义理论在20世纪早期几乎取代了资本主义理论。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所研究的对象,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外部关系、它与非资本主义的相互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与非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关系时对前者的各国关系的影响的问题。

      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有种种深刻的分歧,但他们有一共同的基本理论前提:所谓帝国主义,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厕身于一个不仅不曾完全(或大体)变成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甚至永不可能变成为完全资本主义的世界。例如,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论断假设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国际斗争的主线及军事对抗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的。这种竞争是瓜分与重新瓜分世界的竞争,这里所瓜分的世界就是广大的非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以不平衡的速度扩展得越多,主要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竞争也就越加剧烈。同时,他们也要面对日益增强的抵抗势力。他最主要的观点——以及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由——就是帝国主义是“最后的”阶段。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能够最终并完全吞并为帝国主义所苦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之前,资本主义就已经灭亡了。

      这一观点被罗莎·卢森堡阐述得最为明确。她关于政治经济的经典著作《资本积累论》,其本质就是要取代马克思的观点,更明确地说,是取代马克思关于一个自我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形态作为它的一种出路——那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始于对领土的直接占领,并通过不同的阶段而发展。这时它已进入到其“最后”的阶段,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间为争夺非资本主义世界开展竞争斗争的一种武器。但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恰恰在于:“尽管它力求普及全球,但是,正因为这样,它不能免于崩溃,因为它没有能力真的变成普及全球的生产方式。”它是第一个趋向于吞并整个世界的经济方式,但同时也是第一个“不能”依靠自身而生存下去的方式,因为它“需要其它的经济制度作为中介和土壤”。所以,在这些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确实是以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作为先决条件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生存不仅取决于这些非资本主义形式的存在,而且本质上要取决于前资本主义“超经济”力量、军事、地缘政治上的强制,以及传统形式的殖民战争与领土扩张等手段。

      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它方面的发展地与此相类似。托洛茨基关于综合与不平衡发展的观点,以及由此而推断出的不断革命论,就可能含有这样的意义,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化将会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灭亡而中断。葛兰西是在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写作的,这种资本主义弥漫着一种普遍的前资本主义农民文化意识。这肯定与他把重点放在意识与文化及知识分子上有关。为了把阶级斗争发展到超越其物质界限,为了使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在欠缺一个成熟的物质条件(即充份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下也变得有可能,总需有所作为。毛泽东也是这样,虽然其方式不同。还有许多例子。

      非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渗透了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理论。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各具洞照力。但在另一点上,它们又似乎被证明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已经普遍化。它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已经囊括一切。它已达到了全球化,并且已渗入到了社会生活与自然的内心与灵魂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失,它可能只是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新角色,就像竞争规律不仅施压于资本主义公司,而且也作用于所有国家的经济中一样。而且,由于国家的帮助,这些公司采取纯粹的经济方式去进行竞争,而不是传统的“超经济”与军事方式。现在,就连帝国主义也具有了新的形态,人们喜欢称之为“全球化”,但那仅仅是一个代码,在这一点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的规律得到普及的制度内,帝国主义为达到其目的,主要不再依靠传统的军事扩张,而是依靠发动及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破坏性的能量。总之,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暴露出了这一制度内部的许多基本矛盾,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在不远的将来走向灭亡。

  


三、 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对理论的影响

      对于这些新的现实,我们又能作出什么理论上的回答?可以说,这个问题本身存在一个真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普遍程度越大,抛开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理论的人就越多。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追随者来说,确实如此。甚至可以说,就是对于较早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或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如此。例如,他们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政治经济的分析转变为关注文化与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确信资本主义全面化的影响已经渗入到了生活及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关,而且工人阶级也被彻底地吸引收到了这种资本主义的文化之中。对于这种转变,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它与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并没有关系,而恰恰相反,它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思想主宰了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意识有关,但我无法在这儿多谈。

      对这种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有两种可能的反应方式。一种反应是,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并没有整体化之前消亡,而是得到了普遍的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代表一切都完了。这是这一制度的终极胜利。这种解释主宰着当前的左派。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源问题,而且,要想理解这一点,就要把它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景去考虑它。如果分析一下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它的理论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确实普遍化。实际上,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恰好成为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战后世界的普遍化的资本主义是被自由民主和民主的消费主义所支配,而它们又开辟了全新的民主反抗与斗争的舞台,这些斗争要比旧的阶级斗争更为分散。其隐含的结论就是,这些斗争不可能真正地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目前达到的整体化程度使它的确成为不可替代的,而且还可能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世界。

      后后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更进了一步。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的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化,以至于它已是看不见的了,就像空气对于人类,或者水对于鱼来说一样。人们在这一看不见中介嬉游,甚至能够开辟一块世外桃源,一个避难所,以与世隔绝并保持私隐和自由。但是我们无法逃避、甚至是无法看见这个普遍化的中介本身。

      那么,这是否就是我们从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中得出的正确结论呢?并非如此。他们的这一结论的产生,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代(也就是说我这一代)大有关系。主张这些理论的人是植根于战后长期繁荣的黄金时代。六十年代的一代人的思想是大大受到战后繁荣及其有关理论所影响的。他们还没有学会把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同资本主义的成长、繁荣以及成功或表面的成功分离开来,而且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面的霸权是理所当然的事。

  


四、 资本主义已经无路可走,左翼应当抓住机遇

      但如果说这些理论似乎迎合了资本主义胜利论,那么导致这种局面的另一个局部原因就是廿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背境。鉴于后者总是假定资本主义存在发展限度,那人们就很自然会拿它已具有遍及全球的能力来作为它的成功的尺度。这种见解总是把资本主义的限度看成为仅仅是地理扩张上的限度。如果资本主义证明它能打破地理限度——明显地它正在这样做——那就只能将之判断为它已经得到无人匹敌的胜利。

      假如我们回到马克思,回到他对资本主义内部的分析,即把它看作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囊括一切的特征足以使我们这样看),我们首先不应该把世界看作资本主义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而应看作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的运动规律的运作。那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不仅把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看作是一种成功的标志,而且看作是一种弱点的来源。资本主义的不断普遍化不仅是其力量的显示,而且它也是一种疾病,是一种不断扩散的癌症。它会像毁灭自然一样,毁灭社会组织。它是一种矛盾的过程,就像马克思经常说的那样。旧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的说法可能并不非常准确,但它不能达到普遍的成功与繁荣的论述却是非常准确的。资本主义只能使其矛盾、贫富分化、剥削与被剥削普遍化,它的成功也正是它的失败。

      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无路可逃,不再有“安全阀”,在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之外也不存在改良的途径。即使在非战争时期,或在它未卷入帝国主义内部对抗的旧的方式之中时,它也要陷入资本主义的恒久的紧张与矛盾之中。由于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到达其地理界限,即支撑其早期成功的那种空间上的扩张已经结束,所以目前它只能是自己养活自己。它赖此取得的成功越多,换句话说,它所追求的利润或所谓的增长越大,它对人类或自然资源的吞噬也就越严重。因此,对于左翼来说,此时不仅应把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看作是一种失败,也应把它看作是我们的一种机遇。而这首先意味着,对于那不再时髦的东西——即阶级斗争——而言也是一种机遇。


  (译自Monthly Review,1997年6月号。个别地方有删节)

          (转自http://www.cul-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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