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5年11月01日 15:42

《走向新社会主义》第十章:对外贸易

12268.4

保罗•科克肖特 阿林•科特尔 著
Integral、一支离弦的箭 译 黑夜里的牛 校订

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五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十,而制鞋时则强三分之一或百分之三十三,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4页)

社会主义运动缺乏确定的外贸理论。马克思打算在《资本论》中用一卷的篇幅来讨论国际贸易,可是这项工作还没开始他就去世了。大多数与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相关的问题都很难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明确指示,但起码他通过对资本论的分析,提供了可以重新应用到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概念工具。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总体上来源于李嘉图,而且因为马克思缺乏关于贸易的具体理论,所以显然应该从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当各国在生产商品时享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才会产生。因此理解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概念相当重要。起初人们认为一个有着高生产率产业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几乎无利可获。德国服装行业生产衣服消耗的劳动力可以少于中国服装行业。德国的汽车行业在生产汽车上消耗的劳动力很明显要少于上海后街服装厂生产服装需要的劳动力。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在生产力上比中国有优势,但是尽管如此其出口到中国的奔驰汽车和从中国进口的棉织品却是经济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德国汽车行业有着相对更大的生产力。在生产力方面,与手工生产相比,奔驰汽车这个高度自动化的汽车行业可以提高五倍;而布料贸易生产力可提升空间就没那么大。尽管德国服装公司在生产衣服时效率更高,但其优势并不如汽车行业。因此德国将其劳动力集中在有着最大优势的工程行业。

假设在德国生产一辆奔驰需要1000小时劳动力,生产一件女装衬衫需要1小时,而在中国生产同样一辆奔驰车需要5000小时,生产同样一件女装衬衫需要2小时。根据劳动力价值理论,在德国奔驰车与女装衬衫的相对交换价值比可以是:

一辆奔驰车=1000件女装衬衫

然而在中国其交换价值比则是:

一辆中国豪华轿车=2500件女装衬衫

假设在自由贸易情况下,一资本家在德国购买奔驰车,运往中国,然后换成衬衫,那么这位资本家可以大赚一笔。因此他就能够减少更为高效的德国服装生产商的数量。国际市场的形成可以平衡可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从中国进口的衣服往往会压缩德国国内市场衣服的价格,同样从德国出口的汽车也会降低中国市场内的豪华轿车价格。

12268.1

图10.1 国际生产可能性

假设德国人有一亿小时的劳动力可以花在汽车或衬衫的生产上,而中国人有4亿小时的劳动力,根据图10.1我们可以得出,没有中国的参与,德国则可以生产10万台车或1亿件衬衫或根据公式可以得出的这两种商品的任意组合:

总劳动力=(汽车数量*德国劳动力/台车)+(衬衫数量*德国劳动力/件衬衫)

另一方面,中国可以根据公式单独选择任意这两种商品的组合:

总劳动力=(汽车数量*中国劳动力/台车)+(衬衫数量*中国劳动力/件衬衫)

整个世界都受这两种关系约束:全球汽车产量=德国+中国汽车产量,而全球衬衫产量=德国+中国衬衫产量。受这些关系约束,结果就是:

(1)全球汽车最大产量 (MW y )=德国+中国最大产量=180000
(2)全球衬衫最大产量(MW x )=中国+德国最大产量=300000000

MWxy 这点对应的各自产量是2亿件衬衫和10万台汽车。当德国只生产汽车,中国只生产衬衫时,这种全球产量交叉现象才会出现。这也表明如果每个国家既生产汽车又生产衬衫那么就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汽车和衬衫。从两国完全专业化生产了的起始点开始,让德国生产9万台汽车和1000万件衬衫,让中国生产1万台汽车和1亿7千5百万件衬衫,那么全球汽车总产量将保持在10万台不变,而全球衬衫总产量则会从2亿件跌至1亿8千5百万件。任何分工上的变动都会减少至少一种商品的产量。 这就是李嘉图在其有关鞋子与帽子生产的寓言故事中辩论之真正意义之所在。这类问题是个典型例子,可以用数学中的线性规划解决。国际贸易中可以通过分工实现全球总产量的增加。

附加产量构成利润来源,且此利润不包括对工人的直接剥削。在古代或中世纪时期,那时生产的直接受农业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掌控,商业资本能够利用这一利润来源。商人能拨出一部分剩余资本的能力构成了像罗兹和威尼斯这样的贸易城市的财富根基。

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发展成而成的劳动力价值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商品均衡价格与其劳动力占有量成比例。此理论能预测到全球价格方面的问题吗?①让我们考察两个国家没有进行完全分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将会受到其国内劳动力价值的限制。在先前例子中,用衬衫表示的汽车价格将处在1000上衣(在德国)和2500件上衣(在中国)之间的某处。它的数量不会低于1000上衣也不会高于2500上衣。因为两种商品在两个国家都进行生产,不廉价的国内产品就要和相对廉价的进口产品竞争,所以汽车的相对价格在中国下降,而衬衫的相对价格则在德国下降。两种不同价格比例的存在恰好是全球商人获利之根本之所在。

既让两国进行完全分工,并将产量固定在图10.1中的MWxy所对应的值上,这是不可能的。要想两种商品产量比例符合需求的比例似乎太过偶然。所以,均衡条件可能是一个国家进行完全只生产某种商品而其他国家两种商品都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劳动力价值理论可以得出两国市场商品交换率受没有完全专业化生产的国家中的劳动力价值比例决定。因此如果汽车总需求大于10万台,同时衬衫总需求小于2亿件,那么德国在汽车生产上会进行完全分工,中国就也会做出改变,既生产汽车也生产衬衫。这样看来中国国内价格比例将决定全球价格比例。德国汽车生产商继而能通过以更高的价格向中国市场销售汽车来获取超额利润。
在李嘉图的理论中,维持各国间贸易平衡这个重要角色由货币往来扮演。假设德国与中国进行贸易却长期维持贸易逆差,那么为了支付进口货款德国商人将不得不以人民币同其中国货物供应商进行结算。但是如果进口商品数量不大,那么将用金银结算。为了支付进口商品货款,德国不得不动用一部分金币或银币库存,这就会导致国内市场货币匮乏并且导致价格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将导致进口商品价格相对上涨以使贸易回归平衡。

一般来说,此种论断形式实际上仅仅适用于国际贸易——国内地区间贸易也同样适用。如果苏格兰与英格兰进行贸易并获得贸易盈余,那么就会出现向其边境北部货币净流通现象。这会导致当地通货膨胀(比如房租变贵等等)。但是会刺激进一步消费从而往往遏制住其地区内贸易失衡现象。如果国内市场贸易中商品有统一的价格,那么与关于国际贸易所下的论断相同,各个地区会集中生产那些具有最大相对优势的商品。

经典的外贸理论非常抽象,没有考虑到现代全球市场的许多细节。比如说,现今的全球货币机制不再像李嘉图的时代一样基于金本位。因此,通过金银流通手段减少贸易失衡是不可行的。因此,通过金银的流动来消除贸易不平衡,是不可行的了。当李嘉图写书的时候,贸易流量系统性扭曲的国际债务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的理论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比较优势会产生。

技术和贸易伙伴

尽管李嘉图的理论确实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引起外贸有用的信息,但是这是从比较贸易的起源中抽象出来的。为什么有些在特定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呢?贸易往来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可以用矿物资源状况和分配来解释。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矿物油和希腊的橄榄油可以用自然禀赋论解释,但我们不能用日本能过轻松容易获得的沙子来解释日本出口的硅片。
随着技术发展不平衡,只有一些发达国家有能力生产某类商品。因此当美国在飞机生产上有着绝对优势,在生产大型喷气式飞机和皮革制品上我们不能用比较优势来把印度尼西亚和美国进行比较。在李嘉图理论框架下进行是可能进行比较的(通过计算得出生产属于自己的飞机印度尼西亚需要消耗多少劳动力),但是这会掩盖技术发展不平衡这个更重要因素。工业化国家中的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专业技术领域决定。一项先进技术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一个国家:

(1)它能提升一个国家的总的劳动生产力,进而提高其总体生活标准。
(2)它能帮助一个国家生产其特有产品用于出口以便获得其很难生产出的产品。

技术优势带来的贸易是不稳定的。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迟早会成为人类共有的知识。许多主要工业国家不断根据科研结果引进新的生产部门,借此发展新的比较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销售的产品代表其内在的科学与工程研究价值。他们出口的这类产品每年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与之相对应,那些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需要“专门化的”正是提升他们开发新事物的能力。

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

传统行业在面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时会遭遇衰退,这是发达国家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过去一、二十年间这类行业衰退现象对美国及西欧的工薪阶级打击很大,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这就导致采取保护主义以防止失业的政治要求。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盛行的那种状况,当时主导工业力量想要保护他们的本地市场。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不仅抗拒这种压力,并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资产阶级政府抛出了那种老生常谈的观点,即比起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将会带来更多的产品以及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这就使得工会和政党只能通过对保护主义的辩护来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认为,第一世界里的失业是和第三世界里的低工资经济体竞争的结果。尽管这个议题和我们的主题——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外贸政策——没有直接联系,但既然社会主义政党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中选举掌权,就不得不处理这一议题,因此具有了间接联系。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议题关键在于,低工资经济体和高工资经济体的自由贸易是否损害后者的产业。从直觉上来看,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廉价货物明显将会大量涌入从而造成失业,但李嘉图的理论却宣称这种直觉是错误的。为了能单独显示出低工资的影响,必须要抹去国家之间其他的不同之处。我们必须假设,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之间没有因为矿产储备之类的原因而有任何自然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国家的商品相对价格才会一样。如果生产的汽车和洗衣机所需要的劳动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那么在每个国家洗衣机和汽车的相对价格将会一致。但在上面的例子中,国际贸易变得毫无利润,进口商品不仅不会涌入高工资国家,连国际贸易都不会有了。

有一种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当一个政府系统性地高估它的货币,这种情形下,所有涌入的进口商品都会显得廉价并引发国内失业。但高估的货币和工资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高工资国家和低工资国家都可以在短时间高估其货币。劳动价值论认为,资本家在低工资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这不会威胁到高工资国家里的工人。

造成这种和直觉和经验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高工资国家和低工资国家之间拥有不同的技术。纺织业产品和重型机械制造业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率先进入的行业。这些行业是这些国家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行业。是这种比较优势而不是低工资解释了它们的出口。印度航空工业的低工资威胁到了西雅图航空航天工业工人的饭碗。

为什么李嘉图的预测看上去不切实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只关注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本身。如果我们把资本的运作考虑进去,前面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现在,在高工资经济体里的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利润的地方。这种资本在高低工资经济体之间的转移会引起高工资经济体内的失业。

随之而来的是,输出资本的资本家将会以他们的跨国所得为生。流回本国的利润将会增强宗主国的货币,这样确保进口商品会大于出口商品。过量的进口和工业就业人数的下降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认为是前者带来后者。这种争论的意义在于,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来说,对监管资本流通,要比对进口商品的监管更重要,只有当资本能够流向国外时,这样付给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低工资才能威胁到发达国家工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商品的自由流动本身并不会影响国家内部的收入结构,尽管这可能会引起在生产部门的结构转型。

贸易赤字的优势

通过上面的分析,你是否发现你通过只向外国人出售而不向购买这种办法,获得了什么东西吗?你是否通过这种方式赚到了钱?但你却不能保有它,从你的手中流过却不能利用它们分毫。增加的越多,价值减损的越多,然而其他事物的价值则按比例增长。(梅西埃·德·拉·里维埃,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 1767)

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理解经济的潜在工作而努力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他们想要理解,在金钱的“面纱”下,经济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他们的其中之一的目标是研究能够能对抗占重商主义的理论。重商主义认为,调整对进口商品的限制,可以作为一种阻止货币流出国内的手段。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担心货币流动毫无意义,并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贸易顺差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有贸易顺差意味着一个国家把有用的商品换来了毫无用处的黄金。一个国家持续不断的贸易顺差则意味着,它将一部分年度产品给与世界,却得不到回报。贸易顺差不仅不能要,反而使得一个国家贫穷。

英国工党政府无视这种洞见,而投向了重商主义的怀抱,欢迎贸易顺差。不光是工党政府,在全世界,资本主义政府宣称贸易顺差是好事。正如其他许多好事那样,通过牺牲和传播希望就能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牺牲就是通过紧缩方案,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来换取资源来出口。

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做法只是在追求虚无缥缈的好处。但是这种错觉是如此冥顽不灵,不能再用被欺骗者的愚蠢来解释了;它定是起源于现实的社会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国的压力是很明显的。为了付清他们的债务,他们被迫追求贸易盈余。在债务特别高的国家,贸易顺差也许全部用于给外国债务付息了。在上面那些例子中,贸易顺差的危害表现的淋漓尽致:无产债务国家被逼迫到饥荒的边缘,然而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了华尔街和伦敦城。

对于债权国,则没有这种外部压力,但它们只有通过牺牲国内消费才能获得贸易盈余,所以贸易盈余必定体现了某些内部群体的利益。这些群体可以从中获利。受益最大的是制造业资本家和金融机构。贸易顺差使得国内制造商获得更多金钱利润②。通过下面的的说明,可以简明表示出来。在资本主义部门中产生的总收入(I),是由工资(W)加上各种可以我们称为利润(P)的财产性收入组成的。因此:

I = W + P

但是这种收入来源自销售,这些销售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卖给工人们(Sw), 卖给产权人们(Sp),卖给外国人的净销售(贸易顺差,Sf)。因此:

I = S = Sw + Sp + Sf

如果我们假设卖给工人们的不超过他们的工资,W < Sw,接下来就是:

P < Sp + Sf

总而言之,利润是被所有者采购和贸易顺差所限制。贸易顺差带来更多的金钱利润。货币利润超过了所有者的消费和投资(Sp),而通过金融系统的中介,积累了海外资产的所有权。

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国际贸易

要讨论社会主义国际贸易,即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就提前预设了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的存在。目前,这是一个部分合理的假定,但值得记住的是一些像中国,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几个民族组成的联邦。最好是从国家间贸易而不是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国家间贸易有三种情况,经典政治经济学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社会主义国际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国家间的贸易。

我们先来看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之间的贸易。既然李嘉图对于国际贸易的解释是以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对生产力为依据,比较优势就是国际贸易的动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对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具有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同的相对生产力。因此,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就会具有优势。

如果和资本世界贸易,这一系列的政策问题将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贸易时,应该追求贸易顺差,贸易逆差还是贸易平衡?应该是双边平衡呢?还是多边平衡?外汇政策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货币正处于消灭的过程中,那么外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1.国家对于外汇的需求

社会主义国家传统上竭尽全力想要获得资本主义的货币。它们的动机是给进口的生产和生活商品付钱。国家的计划一般会有一笔预算来进口固定设备以及一些最终消费物品。计划者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无法在购买进口产品之前预计这些产品的价格。这是整个计划的不确定之处。但至少对于国内计划而言,原则上可以提前计算不同行业的需求和产出,因为这些行业都服从于中央计划。外国供应商在计划体系外,并且三年内并不知道他们的开价。某些情况下,也许能达成长期固定价格供应合同,但这只是特例。如果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太大,这些不确定因素会影响经济稳定。在这种例子下表现的特别明显,如果计划依赖于进口的工业设备,而缺乏外汇则会导致机械设备不可用。

任何国家都能通过旅游业,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或者来自他国政府或银行的贷款从而获得外汇。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不同在于,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由公共机构而不是由私立机构来控制。这样说来。这就给了公共当局比资本主义更大控制控制贸易平衡的能力。既然国家独占了进口,那么万一在计划出口收入不足时,那么就可以削减进口。这同样可以控制资金流动,比如说,如果外国贷款只能从国家银行那里获得,那么最近几年,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用不受控制的贸易赤字来资助私人借贷的这种事,将会不再发生了。

但是这种对进口的点对点的控制,也许会带来巨大内部负效应。如果某些工厂依赖于进口的原件,那么削减进口也许会带来生产减少。可以做优先级排序,让工业投入优先,消费品其次。尽管这是可能的,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消费品不得人心的短缺以及来自原材料短缺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恐慌,这两者相结合导致某些社会主义政府(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严重依赖贷款。为了回收花在石油上的钱,西方的银行在一段时间内非常乐于借出这笔钱。接着就是利率上涨以及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普遍恶化,导致这些贷款变成了这些国家人民沉重的负担。为了偿还利息,不出意外,社会主义国家,成了世界资本的一个分支,通过减少实际薪水以及将产品投入出口市场,从公民手中获取剩余价值。

鉴于这些让人沮丧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跟随毛泽东的政策似乎更明智。他的政策是,保证贸易平衡并拒绝从资本家的银行那里贷款。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只能通过自己的出口劳动产品来换取进口。不是现在出口,就是将来为了付清贷款加利息而被迫出口更多。海外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他们知道他们借出去的钱会生钱,而且债务会被反复的偿还许多次。

2.外汇的替代品

苏维埃社会主义模式必须维持一个在国外不能流通不可兑换的货币体系,用美元或者马克来支付进口食品。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国内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内,货币结束它作为一种支付手段的功能,被不可流通的劳动劵所替代。劳动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钱,而是公民们用来支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劳动劵不能流通或者用作为资本。当这种方法用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就意味着一种在某些方面与苏联模式的外贸政策截然不同的制度。这些国家用硬通货来支付外贸并且通过外汇管制的方法来限制本国货币流出。在1940年到1960年间,英国政府就采取类似政策。

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大体上与之相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进口商品是用劳动劵来支付的,劳动劵能够出口也能在国外流通,但就是不能在国内流通,并且宣布流入进来的外国货币为非法。我们希望防止货币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在国内经济中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劳动劵不能在国内流通的原因。在资本主义世界内,货币资本已经存在,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联合体(commonwealth)之间④,流通劳动劵不会遭到反对。一家资本家的公司给社会主义联合体提供进口商品,那么外贸部会给他一个账户并给其中打入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然后,这家公司能从贸易部那里获得可流通的信用证书。

劳动劵证书可以作为一个不付利息的可流通票据,这样持有者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对其进行出售来换取他们想要的货币。对于这种票据的需求来自想要购买联合体出口商品的公司。联合体贸易部无需创设汇率,这是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事情。既然进口和出口(国际贸易也一样)都是由劳动劵来结算,当决定是去进口的时候,就可以无视世界市场的上的美元和日元价格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只要关心外国产品的外国货币价格和汇率。

这样看来,国际贸易仅仅是一个生产进口产品和消费出口产品的特殊分支。这就使得国际贸易能够融入整体计划模型。由此可见,既然计划当局拥有不同生产工艺的相对劳动耗时数据库,计划当局应当决定进口那些货物出口那些货物。给某些商品设定一个目标产量,计划当局就可以决定怎么做是最优的,是否在国内生产还是出口。只有产品的当(劳动劵)价格高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投入时,才能会把这些产品用于出口。只有当这些产品的劳动价格售价比在国内生产所需劳动还低时,才会采购进口品。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了,那么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总的说来外贸帮国家节省了,这是不言而喻的。

12268.3

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当以国内劳动单位衡量时,联合体将会一直贸易逆差。比如说,挪威联合体出口石油并且进口汽车(见表10.1)。挪威人花费一百万劳动时间来生产出口石油并且得到了他们要在挪威花两百万工作时间才能生产出的汽车。因此。在国内条件下,他们进口了两倍他们能出口的,尽管以实际付出的价格来说则获得了贸易平衡。当事物以劳动成本来计算的话,很明显一个国家除非具有贸易赤字,不然得不到纯利润。这是在社会主义财产关系下,李嘉图理论对商业利润做出的的一种预测。

国际贸易生产部门要不同于其国内分支,因为其投入产出比高度不稳定。国际价格的经常波动也许会导致其价格太高而使得国内经济没办法有效地追踪。实际上,既然商品价格波动是供需关系的常数变量时间的表现形式,这一切就几乎不可避免。比如说,电脑储存芯片在世界市场上是以两年到三年为一个循环而波动。在价格达到顶峰的时候,联合体也许会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以劳动价格来看,进口的芯片劳动价格要高于在国内设立新厂来生产脑储存芯片的劳动价格。但是设立投产生产线的要花上一两年时间,到那个时候,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就跌倒了低谷期,这就使得进口要比国内市场更便宜。这种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取决于两个时间常数—新生产设施投产需要的时间,以及芯片价格价格较低时,寻找计算机新用途所花费的时间。因为这两个常数都属于同样的时间顺序,所以会出现价格波动。如果半导体晶片生产商能像生产汉堡包那样生产的话,生产时间常数就是几周的事情,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也不会波动,而只是稳定地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或者生产技术的改进而降低。

为了应对这种价格波动,计划当局将不得不对价格运用加权值来抑制短期变动。决定进口还是出口将会依据长期价格走势而不是实时价格。

汇率,旅游业以及黑市

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到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被肆无忌惮的外汇黑市的所震惊。也许是作为外国人的独特位置,使他们在印象中夸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这的确是一种社会弊病,至少在政治上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货币黑市,和其他黑市一样,腐蚀了社会价值。这就造就了与社会主义伦理相冲突的半犯罪小资本主义者的次文化。并且,遵纪守法的公民也被黑市拖下水并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之中。当这类事情经常发生的时候,社会主义法治的威望受到严重的挑战。人们习惯了欺诈和虚伪,从而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明智做法是阻止外汇黑市的出现。除非官方对国内货币估价过高,否则黑市商人无利可图:黑市的存在意味着个体公民为了获得外汇,愿意比国家付出更多。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呢?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内,有许多只能使用的外汇特殊商店,部分商店卖给旅游者纪念品和奢侈品。苏联的beriozka 商店也出售手工制品和毛皮大衣。虽然在普通商店也能买到,但是在beriozka 商店却更便宜。这就鼓励了游客花更多的硬通货,买卖的受益则流进了国库里。除此之外,这些商店也出售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五花八门的大路货,同时也出售各种各样的国产消费品,比如洗衣机和汽车之类的。外国游客不大可能购买这些商品,这些商品肯定是出售给能使用外汇的苏联公民。由于官方高估了汇率,立即给黑市商人提供了动力,并且国家也可以通过黑市来大量吸收美元和马克。为了剪游客的羊毛,国家和黑市商人共谋破坏自己的货币。

12268.2

图10.2:汇率和财政收入

这个政策也不是完全不合理,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来看看游客对于奢侈品以及对于像食物和住宿这类必需品的需求曲线。如图表10.2所示。必需品的需求相对固定不变:比如说,游客们用餐的次数对汇率不敏感。因此卢布的官方高汇率(比如一英镑兑一卢布而不是50便士)会使得出售给游客的住宿和食物的总英镑收益增长。另外一方面,奢侈品需求则更有弹性,因此低价的卢布将会带来更多的外汇。当一卢布兑一英镑时,游客也许会花100英镑,而当五十便士兑一卢布的时候,游客也许会花200英镑。通过给给不同的产品提供两种汇率,国家获取了外汇收入利最大化,这就使得黑市活动有利可图。

如果外国游客只是凤毛麟角的话,这种代价也许能被接受。但现在国际旅行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今天,黑市的影响越来越坏了,并且来自旅游业的额外利润是否能够弥补带来损失,也是值得怀疑的。简单地说,如果国营商店只接受国内货币(或者国内劳动劵)的话,黑市交易的范围会大大缩小。

购买私人进口货物是公民们想要获得外汇的另一动机。这些货物也许是国家不进口的货物——可卡因、黄色录像之类的——或者是要收大量进口关税的货物。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走私的问题。这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影响的问题。当走私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时,执法部门的努力就化为乌有,无论他们想要维护何种社会制度。西方海关在阻止可卡因和海洛因贸易所遇到悲惨的失败则证明了一点。国际毒品卡特尔虽然还没有完全侵入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当可自由兑换货币制度建立起来后,这一点可能会改变。

当社会主义政府在当代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掌权后,都不得不处理这样一种局面。剥削和绝望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染上了毒瘾。在一些资本主义大城市的贫民窟里,毒瘾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形成了毒品黑市商人的地下文化。毒品卡特尔要求以硬通货付款。街头交易以现金付款。影子公司总是能将非法收入洗白再转入银行里。对于公民或者私人企业来说。可自由兑换货币制度下,个人或公司可以通过银行家的汇票能够在国与国之间转移资金,这对于从毒品消费国到其他国家的资金转移来说,是非常理想的。

我们提出的代替货币的不可流通的劳动账户,将会使得这种黑市交易变得困难。没有了现金,街头毒品交易怎么付款?我们不应该低估了犯罪分子和小资本主义者扭曲新的支付方式的能力。外国货币和黄金是货币两种直接替代物。盗窃带来了大量购买毒品的钱,珠宝总是盗窃首要目标,但是在盗窃得来的黄金成为进口毒品唯一方式时,毒品贸易的规模将会大幅缩减。所有的国内采购将会使用塑料卡片。和资本家银行做好约定,让外国游客来到联合体旅游时,能用他们的信用卡。
联合体公民想要资本国家的货币的最后理由是想去资本主义国家内旅游。只要允许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旅行的时候,使用他们的劳动劵信用卡,这一需求就得到满足了。一位联合体公民抵达东京后前往日本当地银行用他的劳动劵卡来兑换日元。整个程序也许会是这样的:

  1. 公民将他的20小时劳动劵交给日本银行。
  2. 日本银行给他兑换等价的日元。
  3. 电子记录传送到了联合体贸易部的电脑上,这样日本银行的账户上就多了20小时劳动劵出来。
  4. 账户里的劳动劵被日本银行用来购买联合体的出口产品。

尽管公民在国外能够自由地将他的劳动劵来兑换日元,但她也许不会将日元带回国内或者将日元兑换回劳动劵。相对地,虽然公民能将劳动劵转移到资本主义银行的账户里,但是银行不能将劳动劵转回公民的账户里。这是为了阻止外国货币作为一种能流通国内兑换手段而采取必要措施。

政策工具

如何确保用上述的汇率政策来保持贸易平衡呢?一个社会主义联合体用国内劳动劵来支付国际贸易的话,就不会聚集起资产或者以外币标价债务。从某种程度这有点像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能用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来支付它的一切国际贸易。这并不能保证美国贸易平衡——美国经常有贸易赤字——但是这也意味着,不必和特定外国贷款协商就能得到融资。美元贸易赤字导致外国政府和公司手上的美元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美国财政部的负债。从会计学解释来看,这相当于美国以外的世界借给美国的贷款,但是按照政治角度来看,这要比明着从IMF借贷要付小得多法律责任。

从长期来看,美元的超发导致了美元兑马克和日元贬值。这就导致美国市场上的德国和日本进口商品价格过高以至于无人问津,如果不受资本流动干扰的话,这会使贸易再次平衡。美国用高利率引诱海外美元持有者将他们手上的美元兑换成美国国债以及其他一些美元证券。这种资金的流入使得美元汇率远远不能将贸易带回平衡。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行不计息的劳动劵劵用来进行国际贸易。资本主义货币市场将会创设起一个有效的汇率来让主要货币兑换劳动劵劵。这种汇率,由于没有资本流通带来的复杂性,将会使得贸易很快带回平衡。让我们看看这个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给国家贸易设置了五个预算目标:

  1. 进口生产者货物的计划数量
  2. 进口消费者货物的计划数量
  3. 出口商品的预期数量
  4. 从旅游业中获得的预期收入
  5. 公民在国外旅游的预期花费

所有的这些过程都是以国内劳动单位计算。如果国内汇率保持变化,那么计划者只会预测在预算1他们会买什么原材料和资本设备,并且能够拟定出相应的生产计划。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进口消费货物。在另外一方面,预算3和4,只能预测一下: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国家会成功出口多少货物或者有多少游客会选择来旅游。另外一方面,计划当局不得不为了生产商品做好准备,即使这些为出口准备的产品最终卖不出;并且给游客提供旅馆房间,即使其中是空的。原则上讲,能够通过控制游客能够带出国的量来对项目5进行调节。

让我们考虑两种可能需要废止计划的情况:

  1. 一部分出口商品一直卖不出去。
  2. 国际价格变动(比如原油价格上涨)意味着进口交换比率对联合体更有利。

1.出口商品滞销

出口不足导致汇率下降,结果使得最初的进口预算太少而不能付清计划中进口商品。计划者不得不消减进口或者试着阻止人们到国外度假。这就涉及到了削减进口商品的轻重缓急,以及采用一些政策手段来控制人们在国外度假时的花费。⑤

2.进口交换比率提高

如果原油价格上涨,一个出口原油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现它的汇率升高了。进口预算会花不完。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用不必要的出口在掏空自己。从长远来看,可以通过减少计划好的出口以及/或者增加计划好的进口来调整计划。从短期来看,进口预算账户上的盈余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以便能在国内市场上折价出售。

这里有一种替代政策。从短期来看如果保持最初计划好了的进口水平,这样供给外国人的劳动劵就不会扩张,然后外国人购买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就会相应地限制。社会主义经济体还有一个选择是接受用外币支付其部分出口产品。这是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会累积起资产,比如说美元,并能在将来用这些美元去购买额外的进口商品。在某些情况下,比怂恿现在就购买额外的进口消费品来说,这要明智的多。延期花费从进口交换比率的变化中获得的“意外之财”,这个国家也许能够选择可以更好的满足其总体计划目标的进口产品。(这并不意味着公民能获得美元结余——这些美元都是在国家银行的手上。)

注释
① 检验劳动力价值理论应用到市场经济时的有效性似乎超过我们现今工作范围。Farjoun和Machover(1983)给出了一个有趣的当代的评价。
② 这个观点是由卡莱斯基(Kalecki)提出的;参见他的《动态经济学研究》(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第五章。
③ 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解释为什么称他们为社会主义。
④ 自从前苏联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后,“联合体(commonwealth)”这个词就具有了新的弦外之音。这个词源自将拉丁语的“ res publica ”或者是“republic”翻译成英语。这是附在17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在推翻了君主制后建立起的革命独裁上的标签。在这个世纪这个词继续和革命交织在一起,而英国社会主义者将这个词用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义词。这个词最大优点是其字面意思就直接表达了共同所有的思想。在前殖民地,为了给20世纪的君主制一些大众主义的合法性,英国政府篡用了这个革命话语。在这种保守的伪装下,这个词显然十分符合叶利钦的胃口。
⑤ 从长远来看,汇率的变化将会使得个人调整他们的假日消费,但是没有办法保证它可以足够快地自行变化。给游客带出去的劳动信用征收弹性税收,显然成为了政策手段。一位公民在国外用她的劳动劵信用卡购买任何东西时也许会付出特殊的额外费用。

文章评论(0)
回复
466文章总数
最近:
1 2 3 1,024
少年中国评论微信二维码

关注少年中国评论微信号,让我们终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