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6年02月19日 17:26

艾伦·伍德:知识分子的退却

译者:扫地工

纪念埃伦·迈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 1942-2016)

纪念埃伦·迈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 1942-2016)

当今的知识分子不情愿批评资本主义,艾伦·伍德从这种不情愿中看到了巨大的危险。

2016年1月14日埃伦·伍德的去世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极大的损失。 自1980年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以来,《社会主义纪事》上常有她的名字; 她是1995年卷《为什么不要资本主义》的特别编辑;在1996到2009年间她还是《纪事》编辑团队的一员。她对社会主义的奉献、她理论原创性和她卓越的远见可以通过她1990年发表在《社会主义纪事》上的《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和滥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civil society)中的段落来准确的概况:知识分子的退却。

— 里奥·派内西(Leo Panitch)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很少能做有用的事,就算这不是世界历史性的,他们——或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倒退。就在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家们从西方资本主义寻求经济和政治的成功范例时,我们似乎大都放弃了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传统。

只有当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马克思来揭示资本主义体制的内部运作方式,或是一个恩格斯来暴露资本主义“当下”的丑陋现实的时候,我们才得到了一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他们显然有一个主要作用:将资本主义的问题概念化。

尽管当前左派的理论趋向多元化,概念上解构资本主义的方法各种各样,但他们通常都会使用一个尤其有用的概念:“市民社会”。尽管在反抗国家压迫人权,或是在划定“老”马克思主义左派所忽视的社会实践、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等领域时这个概念很有建设性,“市民社会”还是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托辞的风险。

葛兰西(Gramsci)之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显然是以它为武器来反抗资本主义,而不是为了迁就资本主义。尽管诉诸葛兰西的权威(而这已经成为“新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但这一概念当前的用法已经不再有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意义了。“市民社会”获得了一整套新的意义和结论,其中有些内容对左派的解放事业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而其他的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两个矛盾冲动的可以如此总结:“市民社会”的新概念标志着左派吸取了自由主义在国家压迫的危险性方面的教训,但我们似乎忘记了曾经从社会主义传统中吸取的另一种教训:来自市民社会的压迫。一方面,倡导市民社会加强了对非国家组织的保护和对国家力量的反抗;但另一方面,这又易于削弱我们对资本强制力的抵抗。

“市民社会”给了私有产权及其掌握者一种对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控制力,一种不用对任何人负责的权利,这可以让许多以前的专制国家嫉妒。那些超出资本帝国的直接的命令体系,或是超出资本的政治权力的活动和经验会受到市场的规则、竞争的必要性和盈利能力的制约。

即使市场并不仅仅是体现巨型集团和跨国企业的力量的工具(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是这样),它仍是一种强制力量,能让全人类的价值、活动和关系服从于它的规则。没有一个古代暴君会奢望能全面洞悉臣民们的个人生活——他们的选择、偏好、关系——的各种细枝末节,不仅在工作场所,而且还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换句话说,强制力并不仅仅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失调状态,反而是它的结构性原理。这一历史事实破坏了当代理论所要求的一清二楚的区分。这种理论让我们把市民社会看作,至少在原则上看作是,自由和自主行为的领域,看作是不可化约的强制原则的对立面,而这种强制性是国家所固有的。

这些理论当然也承认市民社会不是完美的自由民主王国。比如说,市民社会被家庭、两性关系和工作场所的压迫,以及种族主义态度和恐同症等等所破坏了。但是这些压迫被当作市民社会的失调。从原则上讲,强制力属于国家,而市民社会则是自由的根基。根据这些观点,人类解放就在于市民社会的自治、它的扩张和丰富、它对国家的挣脱、和形式民主对它的保护。

建构起市民社会不可避免的剥削与支配似乎又要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然而这些并不是市民社会的外在的可以修正的失调状况,而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总体所特有的支配和强制的结构。

这些理论发展令人担忧的,不是它们违反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特权阶级的偏见。当然,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要将阶级边缘化,将阶级消解在一个无比广大的范畴之中,不承认上层阶级有任何特权,甚至不承认他们与政治的关联。但那不是真正的问题。

问题在于,不在各种社会机构和“身份”之间做区分的理论,完全无法批判性地对待资本主义。这些程序的结果是,把整个问题掩盖起来了。

资本主义走向何处,社会主义思想都会紧随。社会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具体替代。没有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们可能会凑合着采用一种模糊的民主理论,这些概念不会明确反对任何社会关系的可确定的体系——实际上,甚至不能识别出这种体系。我们就只剩下大量互无联系的压迫和解放斗争。另一个讽刺的事实是:声称比传统社会主义更具普适性的理论实际上却并不普适。我们搞了大量本质上互不相关的斗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普世工程和反对阶级剥削的综合性斗争政治。

这是很严肃的问题。资本主义是由阶级剥削建构的,但资本主义不单纯是一个阶级压迫的体制,它还是一个冷酷的总体过程。资本主义塑造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光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北方是这样,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此外,就算没有资本的巨大权力,资本主义也能通过对生活每一个角落的商品化,使全部社会生活服从于市场的抽象需求。这使得我们争取自主、自由选择和民主自治的抱负全都沦为笑柄。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更加普遍,更加全球性的时刻,却发展一套概念框架使这一制度不可见,或者将其缩减为碎片化的现实,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无论从道德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用含糊的民主概念来代替社会主义,或是把各种各样不同的社会关系淡化成诸如“身份”或“差异”的笼统范畴中,或者是“市民社会”这种松散观念,这代表了向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神秘化的投降。

我们当然要多元多样,承认差异,但不能要这种无差别无结构的多元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正承认多样和差异的多元主义——而这不意味着仅仅是多元化和多样性。

它意味着这样一种多元主义:承认历史事实,不否认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的统一性,能透过资本主义各式各样的关系看出资本主义的构成性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其他不平等与压迫之间的差别,看到资本主义系统性逻辑中的不同位置,因此也就看到它们在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不同作用。

我们应该对新的社会运动进行深入剖析,吸收它带来的资源,从而丰富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将新社会运动作为瓦解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借口,让社会主义事业枯竭。我们不应该把对人类经验和社会斗争的多元性的尊重,与完全解除历史因果联系混淆起来,认为除了多样性,差异性和偶然性以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完整的结构,又没有符合逻辑的过程,没有资本主义从而也没有对它的否定,即没有人类解放的普遍性事业。

 

原文标题:The Retreat of the Intellectuals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1/ellen-meiksins-wood-gramsci-socialism-capitalism-intellectuals-postmodernism-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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