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运信息 2016年03月23日 22:07

印共毛|在“叛乱”中心的日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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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印]盖塔姆•纳拉卡

译者:赤望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我碰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燃起了我想要了解这场运动起初是如何在这扎根的欲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这30年来取得的成就。自2004年以来,党的势力已超出DK地区,从老巴斯塔地区(包括恰蒂斯加尔邦的五个地区)和Gadchiroli(马哈拉施特拉邦)扩展到Manpur和曼尼普尔邦的平原地区。为了方便党开展工作,这些地区被分为十个部分:巴斯塔 (包括巴斯塔, 康克尔, 比贾布尔, 丹德瓦达和贾格达尔普尔五个地区)被分为6个分区,而Gadchiroli被分为2分区。这些连同Manpur和 Mainpur,一共组成10个分区。在整个DK区域, 原住民主要是Koya,Dorla部落,其他还包括Halbi, Batra 和Pradhan部落。这一区域也有相当数量的达利特(贱民)群体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Mahar部族居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原住民群体。Koya和Dorla部落一起被归为冈德人。冈德人总人口约700万,分布于印度中央邦, 恰蒂斯加尔邦, 马哈拉施特拉邦, 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这场运动影响的范围大约有6万平方公里,党控制了的DK的8个分区,约有4.5-5百万人口。高级领导人Sonu告诉我们,在其整个历史中,这个地区的人民都在为反对剥削,为土地和生计抗争。相对印度其它区域,这个地区保留了相对民主的部落传统。他们从来没有屈服于压迫,一直在抗争。事实上从1825年到1964年,在不同部落领袖领导下,被官方记录下来的起义有10到11次。大约在党进入这一区域16年之前,1964年,巴斯塔人民在首领的带领下起来反抗政府。“在这之后的15年,我们在1980年进入这一地区”。 1980年两队毛派成员进入DK地区。这就是这场运动如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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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马宗达(CHARU MAJUMDAR)和卡鲁·萨雅(Kanu Sanyal)在1967年领导了纳萨尔巴里起义,并于1969年创建了印共(马列)。

Murali是1980年代第一批进入DK的连队成员。他说“在1978年纳萨尔巴里运动受挫后,安得拉邦的卡里姆纳加尔和阿迪拉巴德地区出现了农民运动。于是在1977年,党决定“进入农村”。因此,在1978年,在安得拉邦沿海的特伦甘纳地区,党的干部为“进入农村”运动组织了十天的政治课程。在农村层面,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被提上议程,党制作了各种小册子、海报,组织各种集会来吸引农民。”当时的任务是对该地区进行阶级分析。在Gadchiroli,高利贷剥削并不多,剥削主要自政府的林业部门,主要矛盾的是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在巴斯塔,主是土地问题,矛盾主要存在于森林居民与森林部门之间,这里剥削程度比阿迪拉巴德要轻一些,虽然部落中存在阶级分化,但不如特伦甘纳平原那里那么明显,因为这里虽然已经是阶级社会,但由于部落的传统,首领对部落民的剥削不是很厉害”。语言障碍呢?在他们第一次进入的地区,在Bastar以及gadchiroli两侧,泰卢固语是主要语言。然而,作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部分,学习当地人民的语言,例如冈德语是必须的。学习这种语言需要花费一些功夫,但是如Murali说的,如果你渴望在民众中工作和生活,那么你学起语言来很简单。

调查之后,党决定把重点工作放在主要矛盾上,也就是民众和政府林业部门之间的矛盾。Sonu该告诉我们,最初他们为了让当地民众信任党,着实花了一番功夫。那时党做了一件事,第一次赢得了人们的好感,那就是教会民众烧开水,使得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50%。于是民众开始愿意倾听党的话。

接下来党如何进一步获得信任?既然当地主要问题在于土地和森林产品,那么党在这一地区开展的斗争,主要是针对政府森林部门的。政府林业部拥有大量的土地,还控制了森林产品,例如罗望子,竹子。虽然Sonu说,我们也知道部落首领和民众之间存在矛盾,但人们还不愿反对他们。“民众对我们不太了解,他们担心党如果抛弃了他们,他们将面对部落首领的报复,”。因此,在最初的几年,Sonu说,他们把整个部落与森林部的矛盾作为主要问题。而要反对政府,必须动员民众,党最先动员部落中的最贫穷的民众,这些最受压迫的民众不仅最容易动员,而且在运动中往往最积极。党帮助农民建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妇女也参加了,但是后来为了解放妇女,建立了单独的妇女组织。在动员民众的时候,党发现当地民众反映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们为承包商采集烟叶,砍伐竹子所获得的报酬极低,甚至低于政府规定的报酬。于是,1981年起党开始组织当地民众改变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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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印度毛派的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Chakravyuh)中的毛派女战士

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民众看到了在针对森林部门和承包商的运动中的党的干部们所做的工作,于是增加了对党的信心。Murali说,在gadchiroli区域,Ballarpur造纸厂租赁了一片竹林雇佣民众为其砍伐竹子,报酬为每六捆(每捆20支)竹子支付1卢比。他说,过去,实际是公司的代理人将与部落首领会面,然后私下协议决定报酬水平,普通的民众没有发言权。这一直持续到1983年,党开始发动民众把报酬提高到1卢比三捆,然后在1984年是1卢比两捆,现在是7卢比每捆。同样,过去承包商为一捆烟叶(70片叶子一捆)支付3毛,而现在每捆报酬超过一卢比。这些斗争的成功帮助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这些行动都具有工资斗争的性质。今天,Murali自豪地说,在这一地区,民众的工资都高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

我问,他们是如何应对公司经理或承包商的?他说,“经理们”花了好几年才确信他们不可能绕过党,来达成对自己更有利的协议。于是他们开始行贿。在一次会议上,一个“经纪人”告诉他们,党的干部们已经为部落争取了利益,现在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利益。Murali说,党的干部反过来问经纪人,“你们也只是为你们的雇主工作,为什么你们要对雇主如此忠诚?你们给原住民支付公平的报酬对你们会有什么不好吗?如果你有足够的钱来向我们行贿,那么你们肯定有足够的钱向民众支付公平的报酬。”在那之后,这些经纪人不再试图贿赂他们。

这些成功为党影响力的巩固和扩张奠定了基础。Sonu指出,当原住民加入他们时,不是单个人一个个的加入,而是整个村庄一起加入,这是部落集体活动的传统。此后人们开始向党声诉他们与部落酋长的矛盾。1984年DK地区建立了森林联络委员会以指导当地运动。在1987年,一个政府委员会被选出,但由于没有一个中央级别的委员会,它在安得拉邦委员会下工作。在1989年,一个全DK地区的土著农民组织——丹达卡原住民农夫和劳工协会(DAKMS)成立了,今天它拥有超过100000名的成员。在这组织中,民众特别是失地农民为土地权益而抗争,他们统一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

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土著农民不仅要受政府部门的掠夺,还受到他们的部落酋长的压迫,部落首领拥有更多的土地,他们必须先耕种首领的土地,然后他们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果农民未能遵守义务,那么他们就要以酒,山羊等支付罚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被驱逐。在那些游耕的部落,情况也是如此。当农民在首领的田地里忙完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当他们耕种自己的田地时,雨季已经过去,这就使得他们的收成受损,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此外,无地和少地的原住农民人数众多,土地的缺乏和低产,迫使许多人沦为农业雇工。他们要么作为“自由劳动力”按季领取的工资,要么成为大地主的附属劳动力,以食物代替工资。此外,除abujmaad,林业部门禁止了游耕,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推动定居农业,许多党的干部向我指出,这导致土地产量低下,并使农民受到奴役。

Sonu自豪地说,“当初有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争得了300000亩林地。村庄内部的第一次斗争是围绕土地运动展开的。部落首领过去有大量的土地。现在民众获得了这些土地,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在最初的年份里,经常村民有经常吃不饱,现在他们可以一天吃两顿了。因此,反对森林部门的斗争是与反对部落首领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分配土地是一回事,发展农业又是另一回事。那时在整个Bastar和gadchiroli地区,被灌溉的田地只有2%。于是毛派开展运动,组织民众在村庄建造灌溉水渠。与此同时,他们引入了互助合作的发展模式。3-4户家庭一起耕种土地,建造房屋或做其他工作。“人民政府”的宪法中提到:“虽然土地是私有的,但政府鼓励集体劳动,鼓励农民在平整土地,耕作,移植,除草、收割,种植蔬菜,种植水果、养鱼、饲养牛及其他农业或与农业有关的工作中开展互助合作。通过发展合作运动,力争提高农业产量,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要。集体土地、集体种植园、集体池塘、养鱼等,以及这类工作都应该在这个(农业)部门的指导下进行。”

这些劳动互助组,是按阶级成分组建的。“如果把贫穷农户和富裕的农民组在一起,就意味着当贫农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季风就已经过去了”。合作制度使得农民逐渐有了集体和团结的意识。现在农民有土地了,还有了一些灌溉设施,这样就可以显着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克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区比较发达,而在另一些地区比较落后,需要党的干部做更多的工作。此外,在一些地区游耕仍然在实行,而有地区已经使用拖拉机用于耕作,还有一些地区缺少耕牛。(伴随我到MAAD的小队中,有两个成员从来没有喝过新鲜牛奶或酸奶,因为他们那里没有牛)。作为发展农业政策的一部分,人民政府给MAAD买了106头水牛,现在死了14头,剩下92头。现在,转向定居农业的村民们被教会如何耕作,也学会了如何利用牲口来耕作。当地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成员Narsingh 和 Kumma,带我看了几个合作农场,告诉我他们发现当地游耕比初级的定居农业更好。游耕的一个优点是,不仅产量更高,而且可以种植多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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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反对迷信,父权和政府与土地问题连在一起的,是妇女解放问题。妇女没有土地所有权,结婚后她们也不可以参加典礼或宗教仪式,也不能从一个村庄搬迁到另一个村庄,在月经期间还被迫待在村外,而且不能参与村里的会议。毛派鼓励妇女起来反对这些不公。经过六年的不懈宣传,部落内的女性拥有了婚姻自主权,部落首领或富农,以及森林部门和警察人员,再也不能随意欺辱年轻的部落妇女。

一个题外话,我们在MAAD的时候一名士兵问我,“你看到前面那块地了吗。”“是的”,我说,“这是什么呢?”“这片土地被我们清理干净,我们修建了围墙,然后让村民们将它作为一个集体农场耕种。这里适合种水稻。但村民们吓坏了,他们说,这土地是“天神”的,如果他们在上面耕种他们会生病。那么谁耕种了呢?我们做了,现在我们希望,村民们会看到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下一次他们能够自己种植水稻。同样,NiTi,一个地区RPC的党代表说,通常当人们生病时,他们就要去找“ojha”人(婆罗门种姓)治疗我们。我们不阻止他们。我们告诉他们可以去找“ojha”但也带上我们的药片。他们这样做了,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痊愈归功于“ojha”,我们也无所谓,只要我们能用药物帮助他们就行了,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药物才能治好他们。”

在运动中妇女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她们的人数增长了很多,但还不到参加运动的民众一半,大致在40%至45%之间。但看到年轻女性成为指挥官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妇女遇到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并不是她们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被满足了。其中一件事是,人民政府的宪法中关于农业的第三条规定“财产以家庭的名义,以丈夫和妻子的名义共同所有。这遭到民众反对,但他们正在推进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在JS地区旅行的人都会看到妇女在运动中的突出作用。我所有的谈话都不是只与男人进行,也包括妇女。人们在JS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进步的思想,在那里人们公开质疑和反对性别歧视和父权制。

还有许多问题我想弄清楚,比如同族群内的爱情婚姻问题,因为我已被告知,党支持这样的婚姻,而这违背了部落的习俗。我还想知道,夫妻是否共同分担家务事。我还需要知道,如果妻子和丈夫都是党员,而妻子要参加会议或做党务工作,丈夫是否帮忙做家务。不幸的是,除此外,我还要去abujmaad看看那里的发展情况,二者只能选一。我选择了后者。

白色恐怖

到80年代末,农民和妇女组织在DK地区已经发展到了很高水平,涵盖许多邦的部落地区,民兵数量不断增加。但是政府的镇压也在增加。这个阶段,农民已经把农会当作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对其充满信心。由于部落的集体传统,每个村民开始参加这个组织。Sonu说“在最初几年,党利用部落的集体活动的老传统来进行革命。现在,他们开始了解组织和党的优势,它提高了人们的意识水平,以至于他们已经可以明确区分人民和部落首领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与政府的矛盾。所以,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很清楚了。当党和人民团结起来的时候,部落首领站在了政府的一边,“人民越来越意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土地,就必须组织起来战斗。否则,国家和首领们将抓住任何机会重新拿回土地。“这样党就指明了方向,如果你们组织和武装自己,那么你们将能够保护你们。”结果是,党的干部数量急遽增长。

就在那时,MP邦政府在1990-91年发起了“一月觉醒”运动。部落首领失去了土地以及他们的传统地位,农会逐渐取代了他们。“因此自然的,政府和部落首领一起密谋,组织了第一个白色恐怖运动。”1991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Gadchiroli 和安得拉邦的Bastar地区,镇压开始了。在1991-1994年很多党员被杀。来自gadchiroli一个村庄的sukhlal,告诉我,他的村庄被袭击了15次。那时他还是青少年。就在这个时候,Sonu说党决定了要反抗政府。自那时起,党开始对政府军队采取行动。形成游击区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所有村庄的问题都被提交到了农会。无论是传统的部落首领和还是政府村委会都失去了支持。“这是一种以最明确的方式进行的权力转移”。即使城市的税务官也不再来村里征税了。然而,党察觉到了权力的真空,意识到农会无法填补这个空白。于是在1994年,党正式决定要建立人民的政权。在1995年举行了全印度的特别大会,党批准建立权力机关的决定,称为“公社委员会”,由所有18岁以上的村民选举产生,主要专注于农业的发展。

部落首领的传统特权和政府的农村机构开始失去影响,他们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之间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碰撞。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政府在1997年再次发动了“白色恐怖”运动,称为“一月觉醒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当地的同志被杀害,许多房屋被烧毁,人们被威胁投降。政府在一次集会上公开杀害一名同志,以此创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党发展了小股军事力量并展开行动了吗?是的。一个村的首领据说是一个残忍而臭名昭著的人,他被当成人民的敌人消灭。陆续的这样的一些人被找出来杀掉。这个阶段持续了6-8个月。然而于2005年6月5日开始的,被称为“和平运动”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与上两次运动不同。上两次运动基本上是当地政府组织的,而这次运动则是当地政府,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协调规划的产物。邦警察和中央准军事部队,以及当地暴徒分子都被派来对付民众,并且将持续很长时间。

在人民战争中牺牲的女烈士

自2004年在印共(毛主义)成立以来,人民运动不断发展壮大,于是他们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而且一个统一的毛派党的出现,使他们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抵制政府对森林土地的掠夺。虽然1998年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的立场有些转变,人民党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的内政部长L K Advani ,仍将纳萨尔派和毛派分子提升为对“国内安全”的威胁。而且,等到2004年由曼莫汉辛格领导的国大党团结进步联盟(UPA)上台后,政府进一步趋向镇压政策。正是在曼莫汉领导的UPA政府下,毛主义党被定性为“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在2004-2005年毛派在安得拉邦受到严重的打击,根据党的估计,他们失去了1800名干部。安得拉邦的镇压毛派的行动于2004年十月开始,并贯穿了2005一整年。紧接着,就是“和平运动”于2005年六月正式开始,这次运动是政府早有预谋的,目的在于铲除“人民政权”,让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和贾坎德邦政府和企业签署的发展矿业的的协议得以执行。

从2005年6月5日到12月,白色恐怖达到了顶峰。特别是bhairamgarh和Bijapur是主要的袭击目标,整个过程中至少有644个村庄被摧毁,民众流离失所。“按照政府的记录,35万人失去居所。只有5万6000人占被安置在33个“集中营”或所谓的“救济营”中”,Sonu说道。35000个部落到安得拉邦寻求避难。Sonu 说“大部分民众支持我们”。这个破坏性的运动将人民抛进集中营,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回到村庄的民众也不敢回村,大部分住在森林中,因为政府军警暴徒的抢劫、杀人和强奸仍在持续。

那么党怎么做?

2006年1月,一个具体的反击“和平运动”的计划开始执行了。政府把“和平运动”宣传成一场民众独立的自发的运动,一次民主革命,但是党通过开展反击“和平运动”的行动,揭穿了政府的虚假宣传。这场战斗是为了原住民的生存。党号召群众为了生存参加民兵组织。作为其中的一部分,Koya Bhoomkal民兵组织成立于2006年,于当年2月10日举行仪式,把这与1910 年bhoomkal起义联系起来。根据党的说法,成千上万的民众加入民兵组织,为他们的生存与“和平运动”开展斗争。“人民,解放军,党,群众组织,各种运动形成了一个总的大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党将此归功于国内的民主力量。他们估计,和平运动在2006年5月-6月停止了。

据Sonu说,“和平运动”是政府发起的,旨在于掠夺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随着人民党在2004年执政,到2005年已经签署了几百个协议。例如在恰蒂斯加尔,德克萨斯电力公司已经投资了500亿卢比。在 Lohandiguda,塔塔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在金达莱集团在Bansi也是如此。最终,这将威胁土著社区的生存,这是过去经验证明的,比如1970年政府引入日本企业开采bailadilla矿山,结果是日本公司获得了利润,而土著群落的生存环境却受到了损害。政府这一掠夺自然资源的政策是萦绕在土著社区的最大威胁。“曼莫汉辛格称毛派为最大的威胁,但是真正面临威胁的是原住民”。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民众反抗和平运动。事实上,远到Nagaland 和Mizoram 的民众都在抗议政府将他们的部队部署到这片地区。

2009年十月,政府终于公开声明废止“和平运动”。然而根据党的说法,“和平运动”只是战争的第一阶段,虽然这运动失败了,但是“政府马上开始动员其镇压性力量,对人民掀起了另一波更加强大的攻势,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绿色狩猎行动”。在“和平运动”期间,政府部署了18000-20000名部队。而今天,有超过二十万部队已被集结来对付毛派。所以“绿色狩猎行动”只不过是“和平运动”的进一步扩大。此外,这样的运动不仅仅针对DK地区,也针对比哈尔邦,奥里萨邦和恰尔肯德邦。

Sonu说:“整个原住民地区被矿藏和自然资源环绕着,虽然这片区域被外界称作“红色走廊”,实际上是一个资源走廊。他们(政府)感觉受到了崛起的人民力量的威胁,因此,他们正在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势。和平运动失败了,现在我们看到绿色狩猎行动又来了。总结一下,白色恐怖开始于1990-1991年,那之后我们决定成立人民政府,紧接着是在1997年第二次白色恐怖。这之后,我们巩固了人民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人民政权的具体形式。然后是和平运动,自那时以来,我们逐渐形成了各级的政府权力机关,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军事上,我们的规模已经从排级扩充到连级,并正朝着营级的规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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