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6年05月09日 20:52

《走向新社会主义》中文版序言

作者  阿林·科特尔  保罗·科克肖特

译者  黑夜里的牛

引言

本书写于1980年代末,当时社会主义在苏联和欧洲正经历一场危机,本书就是对这场危机的回应。

战后欧洲的共识是:最好的经济模式是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包含私人部门和较大的国有部门的经济。在1980年代以前,这被认为是简单的常识。争论只是限于是否应该把国有部门扩展至其他工业部门如汽车、船舶或者飞机制造业。同时,包括外企在内的私营部门,则被鼓励到政府还没有兴趣的领域内发展。在宏观层面,政府负责保证充分就业,减少收入差距,以及管理外贸平衡。

大型国有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在投资方面),同时也存在大量私有部门——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转向的正是这一模式。

二战后的大约三十年里,这一模式曾经非常成功,为欧洲带来了最长的快速经济发展时期。但是到了1970年代末,这一模式的内在矛盾开始显现出来。长时期的增长和充分就业促进了强大工会的形成。随着劳动供给短缺,罢工变得越来越有效,而工资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对私人利润也提高了。三十年的急速资本投资也提高了资本对劳动的比率,因此这些较少了的利润散布在更大的资本总量上。结果是,在欧洲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利润率(按不变价格)下降了。

政府可以通过信贷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这一点,这样价格相对于借贷的资本的提高就抵消了收入率的下降,但是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却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越来越清楚的是,混合经济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功,长期来看却是不稳定的。需要不同以往的思路。

英国、瑞典和法国的社会党左翼提出的一个选择,那就是转向更加社会主义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的基本矛盾会被消除。通货膨胀带来的工资增加会减少,而投资会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私人部门的盈利率。

右派的回应则是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们说,国家应该放弃履行确保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平衡外贸和更大程度的平等的责任。他们使用美国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宣称回到更像是1950年代的经济模式,是经济复苏的关键。1976年,英国放弃了混合经济模式。政府停止对就业、收入和价格进行计划。接着,国有部门被大量出售。银行基本上不受监管。政府放任失业,以削弱工资。工人的权利被大大地地削减了。通过装备新的导弹系统和阿富汗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武器,加强了对苏联的军事竞争。英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系统性地支持苏联部分地区和东欧国家的反对派运动。

我们的中国读者对这些军事策略、意识形态和伊斯兰主义的压力会很熟悉,因为它们现在正被用来对付中国。

面对这种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进攻,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政府在经济意识形态跟军事政策方面都做了巨大的让步。的确,苏联经济增长在1970年代减缓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跟西欧一样,苏联农村的劳动力后备已经用光了。西伯利亚的能源的开发,相对于里海的能源来说,要昂贵得多。这些实际情况很棘手,必定会降低增长率。中国目前的增长率正在降低,也正是由于类似的事实。

苏联最大的成绩之一就是其教育制度,它培养出了大量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不像他们的前一代人那样,见识过1930年代或1950年代的快速增长,感受过侵略的恐惧,这些受过教育的新阶层经历着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与其经济表现之间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在196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比美国快得多,还赢得了太空竞赛,人们很容易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到了1980年代末,受过教育的阶层不是把自己和他们的父辈比,而是和媒体中的西方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形象进行对比。在英国和美国付诸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似乎合理地解释了苏联出了什么问题,并提供了改善现状的政治和经济纲领。摆脱苏维埃政权,引入总统制,把眼前的一切统统私有化,最后他们都会过上电影里美国人的生活。

苏联模式的问题

由于意识形态和技术上的原因,苏联未能接近于建设我们认为是必需的那种系统。苏联的计划系统一开始是很有效的。苏联建立起了重工业基础,尤其是能够打败纳粹战争机器的军事工业。虽然代价很高,但是所用的时间比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都要短得多。在这一发展阶段,粗糙的计划方法是能够胜任的:经济体的技术复杂性当然比现在要小得多,而计划只提出了相对说来比较少的关键指标。即便如此,在早期的五年计划时期,仍然出现了许多供需严重不匹配的情况。劳动和物资的投入的巨大扩张意味着,即使有这样的不平衡,关键目标仍然可以达成。

自战后重建时期之后,越来越明显的是,继承自工业化早期的计划系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动态的、技术进步的经济。优先部门比如太空探索,表现非凡的成功,但这样的成功却不能推广,这似乎是这一系统的内在特征。与给予特权部门优先地位相反的是,消费品生产被贬低了,只能索取剩余的资源。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反复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改革尝试,但基本都失败了,从而导致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臭名昭著的“停滞(zastoi)”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基本情况是,苏联的计算和通信技术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因此实施我们在本书中所设想的计划系统的技术前提尚未满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坚持,给采取理性计划方法造成了障碍。新的计划方法经常受到怀疑,甚至那些跟引入市场关系毫不先关的方法,也受到怀疑。至于投入产出法,玛利亚·奥古斯丁诺维奇(Maria Augustinovics)指出了双重反讽:这一方法“既被指责往民主经济中偷运邪恶共产主义计划,也被指责向社会主义经济中偷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Treml还提出,从最终产品目标出发进行计划的思想,被官方正统思想的卫道士看做是消费导向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的”。[2]类似地,康托罗维奇在线性规划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也长期被拒斥。

可能到了1960年代左右,这种对理论创新极端地意识形态的拒绝被克服了。特列基科娃(Tretyakova)和伯曼(Birman)认为[3],在1959年,投入产出法得到了官方的尊重;也是在同一年,康托罗维奇写于1943年的《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一书最终得以出版。不过,尽管投入产出法和线性规划最终得到了官方的某种程度的赞同,但这些方法在苏联实际的计划过程中仍然是很边缘的。这部分是由于上面提到的计算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物资平衡表”所涵盖的产品(只是生产的全部产品的一个相对小的子集),投入产出法无法取代粗糙得多的“物资平衡表(material balance)”计算。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下面提到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在计划机构(苏联计划委员会和 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的日常活动(这些日常活动缺乏恰当的理论基础,由来自政治局的政治压力所驱动)和研究机构对计划的数学理论化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一方面,“实际计划者”似乎在抗拒创新,甚至当这种抗拒不是由意识形态驱动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研究机构中所做的研究多数都非常抽象,带有不切实际的性质:它要求预先说明某种“社会福利函数”或者对“社会效用”的一般性计量。尽管在这一谭吉诃德式的任务方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但特列基科娃(Tretyakova)和伯曼(Birman)仍把“最优化计划”理论看做是导致人们对投入产出方法兴趣降低的原因:“只有这些能带来最有结果的模型和方法才值得注意。由于人们很快就明白,最优化方法不能建立在投入产出法的基础上,所以很多人就对后者失去了兴趣”。做

相比之下,我们提出的方案相对而言比较健壮和简单,虽然要依赖于复杂的信息系统。我们并不试图先定义出社会效用或者最优化的标准;相反,“社会效用”是通过在部门广泛分配上的民主选择,通过消费品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比率的模式而表现出来。我们认为,投入产出方法对一致的经济计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点,也更加根本的一点是,在经济计划中使用劳动时间作为记账单位这一经典社会主义的理念,在苏联多多少少被抛弃了。我们认为,这排除了微观经济层面的理性经济计划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表明[4],早在俄国革命以前,使用劳动时间进行核算的思想就已经被极具影响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抛弃了。但任何熟悉马克思或者李嘉图的人,都能够重新发现这一思想。我们认为,苏联之所以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思想,反映了在苏联社会中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的经济利益。官员们不欢迎这种思想所具有的激进平等主义的内涵,因为他们的收入差距会受到威胁。

由于未能采取劳动时间核算方法,工人阶级要求平等主义措施的压力就通过对必需品提供补贴的方式解决了。补贴是对社会主义不平等的自责。补贴的后果之一,是把工资压制在必要劳动时间之下。在资本主义下,雇主部分支付工人的劳动,而全部支付固定设备这一事实,造成了反对引入劳动节约型技术的系统性偏差。劳动节约型技术与工资水平成反比。低工资率鼓励人们用血汗工厂技术挥霍劳动。这种效果在苏联类似的。由于劳动力很便宜,那么对企业来说,囤积劳动,不重视人员编制水平就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反之,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来支付和进行经济计算,则会引入一种强大的节约劳动的压力。一个工厂必须提前给定的劳动预算范围内达到产量目标。按照这种劳动预算,一小时活劳动和一小时的物化劳动是等价兑换的,那么企业就会对用机器代替劳动的可能性更加敏感。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是由大量正统经济学理论所支持的。正统经济学已经发展了一百五十年之久了。虽然在西方还有一些异端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派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些学派在欧洲和美国的影响力要远逊于新古典学派。当苏联的年轻经济学家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时,他们读的当然是正统经济学。正统经济学有一套详尽的理论结构,和充分发展了的政策处方。异端经济学家可以反对正统经济学,说它的理论是不现实的,政策处方是破坏性的,尽管如此,几乎所有在西方大学学习经济学的人,除了正统经济学就没学过别的。

现在,情况开始变化了,尤其是在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以后。但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英语世界的普遍看法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外,没有其他现实的替代选择。“市场是好的”,“私有比公有好”等教条被各个政治流派所接受,甚至传统工人阶级政党都表示认同。

让情况变得糟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以对资本主义进行抽象“批判”为主,而不是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

本书的目标是要表明,还有另外一种替代选择。使用现代科技,人们可以一套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机制。

  • 我们讨论了提出社会主义替代时必须处理的所有重要问题。
  • 如何扭转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 计划和市场各自的作用的是什么?
  • 如何把计算机技术当做市场之外的替代来使用?
  • 未来应该用什么来代替货币?
  • 如何管控外贸和国家预算?
  • 人们群众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实施对国家和经济的民主控制?
  • 这样的经济应该建立在怎样的道德原则之上?

最近25年来的教训

新自由主义经济实际上表现如何呢?它带来了允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了吗?

并没有。英国的增长率下降了。从1955年到1976年的混合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2.8%,而在1977年到2012年的自由市场时期,增长率下降至1.9%。由于投资流向投机性借贷,制造业下滑了。制造业业绩不佳导致长期贸易赤字,从而造成了政府预算赤字,只能靠央行银钱来维持。在美国,情况也差不多。同样是制造业下滑,长期贸易赤字和不平等。收入的增长几乎都集中在最上层的1%手里。从1993年到2012年,美国人口中最高的1%的收入每年增长3.1%,而对于剩下的99%,实际收入每年增长仅0.3%,基本处于停滞。最近这些年里,95%收入增长多流向了最高1%的腰包。[5] 新自由主义模型造成了长期的资产价格通胀、猖獗的寻租和快速增长的不平等。

在俄国复辟市场机制是一场巨大的受控实验。民族、民族性、文化、自然资源和生产潜力全都一样,只是经济机制变了。如果西方的经济学家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在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之后,会出现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大跃进。结果恰恰相反,俄国变成了没有希望的国家。工业生产崩溃了,技术先进的行业萎缩了。生活水平下降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死亡率猛增了三分之一,造成了770万的额外死亡人口。[6]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去工业化,技术停滞,死亡率猛增,失去国际影响力,贫困和不平等不断增长。

如果你是老人,如果你是一个农民,如果你是一个体力工人,那么市场甚至比苏联经济相对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都差远了。普金时期的复苏,虽然不怎么样,却也几乎全是全球油价上涨的副作用,同样的过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出现过。

实验错得这么离谱,要是这个学科没有经济学这么自我确认的话,可能早就质疑它最开始的假设了。

技术进步

比起现在可用的技术,我们在书中讨论的25年前的技术显得笨拙和过时。现代通信和现代处理器使得建设民主的控制论的经济(democratic cybernetic economy)的任务更容易完成了。

本书写作时,想到的都是1990年的技术。在那时,我们能想到的可以满足社会主义计划所需的那种计算能力,只有美国和日本公司的超级计算机能提供。苏联和中国还不能制造这种计算机。现在情况大不同了。中国的天河二号计算机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计算机,比我们在书中设想的计算机差不多快10万倍。实际上,我们当时认为计算劳动价值和平衡计划所需的计算能力,用现在更加便宜的计算机就能达到了。

我们关于通常使用电子数据表和本地数据库的假设,显然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相信重要数据都会以数字的形式进行保存,这也是对的。

最近25年里,变化最大的是全球的通信基础设施。当我们写这本书时,找到一个集中然后再传播计划所需信息的解决方案,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们提出的方法基于的调制解调器和超高频广播技术,显然已经过时了。有好得多的解决方案可供使用了。高带宽数字信道现在已经很普遍。从商店和工厂传输最新的信息到国家计划和分配计算机中心,将会是对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互联网技术的简单应用而已。

智能手机在普通人群中的普及,使得在关键政治和预算决定中的直接大众民主参与,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成为可能。

本书写作以来的理论进展

在本书出版前的一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书中的关键主题。[7] 那时苏联刚刚解体,也许不是做这件事的好时候,尽管如此我们严肃对待了所遇到的批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方案要获得更高的可信度,就必须回答对这一方案的主要反对意见:

1,我们依赖于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自身基于“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因而被看做是无效的。

2,我们没有正视奥地利学派如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对社会主义可能性所做的批评。

因此,我们开始实施了一项研究项目来回到这些批评,这一项目到现在已经持续了20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其他研究者如迪特里克(Dieterich)、弗勒利希(Frölich)、迈克尔森(Michaelson)、赖特(Wright)、雅科文科(Yakovenko)和扎卡赖亚(Zachariah)等人合作并相互交换意见,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数量马克思主义(quantitative marxism )以及新学科“经济物理学(econophysics)”。

这一联合研究的成果是对本书关键假定的实证检验:证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8]、证明经济计划的确遵从nlogn律。[9]

我们工作已经成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统计物理学[10]、计算复杂性[11]、信息论[12]——更广泛统一起来的工作的一部分。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我们是唯一值得论战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13]

为了反对他们的论点,我们发展了与经济计算限制[14]和物理学对可计算的约束[15]相关的一系列论点。只有在你自己想对社会主义经济学有所贡献时,这些理论著作才是值得阅读。否则,重点是要知道,我们书中论点的关键前提如今都已经有了大量经验和理论的支撑。

我们本书的一个主题是,信息技术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和民主。在这个方向的实践上,我们迈出了小小的一步[16],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在这个领域里,全世界成千上万计算机积极分子都可以做出贡献。

与中国的相关性

一本25年前写的关于欧洲和苏联社会主义危机的书,与中国有关吗?

我们认识是有关的。

中国的一些特征,在苏联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中也存在着。显然,中国的政党结构与苏联类似,而其混合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与1970年代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相似。

中国面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两个方面的进攻。在政治方面,自由派主张,应该建立多党制,结束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要求降低国有企业的地位,增强私营企业和国际金融的作用。本书提供了可用来击退这两种自由主义进攻手段的一整套论点和政策。本书提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参与性民主模式,暴露出政治自由主义的欺诈性,以及一套比华盛顿共识推广的任何经济模式都更加现代、进步和平等的经济模式。

只有当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有一套理论上全面思考过的替代选择时,才能反击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我们相信,这仍然是最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替代理论。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改革派[17]都挑出我们的著作来进行批评,是因为本书是网络技术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如何管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唯一严肃的著作。

2015年11月

注释

[1]  Augustinovics, Maria 《数学计划方法和传统计划方法的融合(Integration of mathematical and traditional methods of planning)》,Bornstein, M. (ed.) Economic Planning,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1975, 137页.

[2] 特雷姆尔(Treml)《投入产出法和苏联计划》,哈特, J. P.编辑《苏联经济计划中的数学和计算机》,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04页

[3] 特列基科娃(Tretyakova)和伯曼(Birman)《苏联的投入产出分析》,《苏联研究》第28卷,第161页,1976年4月。

[4] 科特尔和科克肖特 《计算、复杂性和计划:社会主义核算再次论战》,政治经济学评论,1993年

[5] 参见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赚大钱:高收入者在美国的演进》(使用2012年初步估计更新),伯克利:加利福利亚大学经济系,http://elsa.berkeley.edu/ ~ saez/saez-UStopincomes-2012.pdf. 还有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 ,

http://topincomes.parisschoolofeconomics.eu (2013)

[6] 进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后,额外的死亡显示如下:

总死亡人数(1000为单位) 相对1986年额外的死亡人数(1000为单位)
1986 1,498.0 0.0
1987 1,531.6 33.6
1988 1,569.1 71.1
1989 1,583.8 85.8
1990 1,656.0 158.0
1991 1,690.7 192.7
1992 1,807.4 309.4
1993 1,807.4 631.3
1994 2,301.4 803.4
1995 2,203.8 705.8
1996 2,082.2 584.2
1997 2,015.8 517.8
1998 1,988.7 490.7
1999 2,144.3 646.3
2000 2,225.3 727.3
2001 2,251.8 753.8

 

额外死亡总数,6,711,200。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7] 阿林·科特尔和保罗·科克肖特 《苏联解体后的社会主义计划》,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1993): 167-185.

[8] 保罗·科克肖特和阿林·科特尔 《劳动时间VS其他价值基础:研究报告》,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1.4 (1997): 545-549.,

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和格雷格·迈克尔森《检验马克思:一些来自英国数据的新结果》Capital Class 19.1 (1995): 103-130.

撒迦利亚和戴夫 《劳动价值和利润率平均化:一项跨国研究》Indian Development Review 4.1 (2006): 1-21.,

弗勒利希和尼尔斯 《劳动价值、生产价格和缺失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势:来自德国经济的证据》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7.5 (2013):1107-1126.

[9] 赖弗沙伊特、迈克尔和保罗·科克肖特 《平均和边际劳动价值遵循logn律——对哈根多夫的回应》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5.2 (2014): 258-275.

[10]  Farjoun, Emmanuel, and Moshe Machover 《混沌规律:政治经济学的概率方法》Verso, 1983.

德拉古莱斯库、艾德里安和维克多·雅克文科 《货币的统计力学》The Euro-

pean Physical Journal B-Condensed Matter and Complex Systems 17.4 (2000): 723-729.

韦尔斯和帕特里克·朱利安 《利润率作为随机变量》Diss. The Open University, 2007.

阿林·科特尔等:《经典经济物理学》Routledge, 2009.

[11] 阿林·科特尔和保罗·科克肖特 《计算、复杂性和计划:社会主义核算再次论战》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5.1 (1993): 73-112.

[12] 保罗·科克肖特和阿林·科特尔 《信息和经济学:对哈耶克的批评》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6 (1997): 177-202.

[13] 例如:Nenovsky, Nikolay.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of Friedrich Hayek.” Dis-

cussion Papers 8 (1999)., Horwitz, Steven. ”Money, money prices, and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3.1 (1996): 59-77., Brewster, Len.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By W. 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F. Cottrell. Nottingham, UK: Spokesman Books,1993.”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7.1 (2004): 65-77.

[14]  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和格雷格·迈克尔森 《经济计划是超计算性的吗?——来自康托尔对角化的论证》Journal of Unconventional Computing

5.3-4 (2009): 223-236.

[15] 保罗·科克肖特、路易斯·麦肯锡和阿林·科特尔和格雷格·迈克尔森 《超计算的物理限制》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394.3 (2008): 159-174.

 

[16] 两个开源包。支持计量经济学分析的: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gretl/  以及 参与式民主: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andivote/

[17] 梅森,保罗 《后资本主义:我们的未来指南》Macmill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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