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 2016年06月20日 21:04

 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

中国的汽车工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激进,但他们缺少群众性的独立组织。

作者 赫尔曼·罗斯菲尔德

译者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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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马自达工厂(2014)

一个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工人罢工和抗议狂潮正在席卷中国。仅去年一年(2015)中就发生了超过2700起运动——比2014年翻了一倍。到现在为止今年也已经有超过一千起运动发生。

工人们正面对着一个艰辛的斗争。C!C*P虽然宣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奋斗,然而当工人们对C!C*P自己宣称的价值观提出诉求,C!C*P却无动于衷,而且打压发生的动乱。他们逮捕积极分子,关闭重要的工人自治中心。

但是,C!C*P党正在被政治动荡所困扰,这也为工人创造出了新的潜在的突破口。

中国官方正走在钢丝上,他们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采取严厉的措施以压制抗议规模,一方面对公众对遣散费、养老金和工资的要求采取策略上的让步。

在现在这个动荡的时期,伴随着中共和国家的干预,解释正在发生在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抵抗——它的形式,表现,潜力和限制——这是一件重要而且有挑战性的事业。社会学家张璐在她的新书 《中国的汽车工厂:劳工政治和工人抗争》中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对中国汽车产业详尽的调研,作了精彩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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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汽车工厂:劳工政治和工人抗争》

合法性的优势

 

2004和2011年间,张璐花费了20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六个城市的七个大型汽车装配工厂(包含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进行人种学研究。在车间里,在工人组会上或在工厂外工人的业余时间里,她和工人们(包括正式工、临时工和学生工)交谈。她还采访了经理们、党和工会成员、仲裁者、政府官员和行业专家。

这项结果是对产业转型的广泛考察,从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的改革时期直到现在。她展示了政治和经济格局是怎样变化的—特别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发展轨迹—是如何给生产组织和劳动力结构带来巨大改变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和管理者形成了令人担忧的新的关系。

对张璐来说,汽车工业由于和工人阶层紧密联系,在解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有重要地位。中国和许多别的国家一样,汽车工业在经济中有特殊地位。国家把它看成一条能带来更多制造能力和利润的途径。

汽车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特殊的能力,在工作场所能更有效行动,可以通过停止生产以争取工作条件的改善。

不管怎样,汽车工人的境遇已经和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有了实质性的差别。

中国想要融入世界经济,然而在中国和世界的资本市场环境之下,各种挑战已经给中国汽车工人带来了捍卫自己权利和成为主人公的能力。

中国改革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仍然对国家工人阶级有很大影响——对工人、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是使得中国的汽车产业产生激烈的竞争。经常会通过剥削的方式来不断的降低成本,例如精益生产或者即时生产,以及通过工资率、劳动状况来划分劳动力的不同等级等等。

这些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发生。但使张璐的书令人信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她把对工厂和工业进程的分析与国家的政治变革融合起来了。张璐还是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Silver,她的书《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中文版的译者就是张璐)的支持者,她调查了合法性与利润率之间的相互作用。张璐认为,回报率下降常常会导致政治危机,来源于社会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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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希望通过几种方式改善其合法性。

一种是呼吁过去。劳动者仍然在庆祝中共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这使中国脱离了半封建社会,国家独立,而且许诺建立一个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有保障的工作,社会和医疗保障,还有美好生活的憧憬。

但是中共后来采取了资本主义发展战略,这必然引发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进程,也迫使其不得不修改最初的意图。

现在,C!C*P主要通过承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性。但事实上,经济增长变成了维护政党独裁专制的手段,而不是追求其最初目标的途径。

中国工人在中共合法化过程中并非没有生命的物体。在一个没有自发的集体组织和劳资谈判的环境中,工人们用中共的需求,对在工厂中争取权益的行为进行解释(张璐把这种手段称为“合法性杠杆”)。

这些工厂运动的数目到现在还在成倍的增加。来自于中国政府自己的数据显示劳动争议的数量从1996年的48121起增至2007年的350182起。2010年本田汽车零部件工厂的工人,使本田在中国的四个组装工厂停工。本田零部件工厂所在的广州市的其他工人的反抗活动也随之激增,包括:集体性不参加公司会议,静坐示威要求增加工资,以及个人的旷工,破坏,怠工等行为。

 

工人分化

 

中国汽车工业乃至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重点之一是“二元制”劳动力的产生。

中国国有汽车制造厂已经从雇佣相对稳定的劳动力转变为雇佣分散的,或者说二元制的劳动力。“核心”员工包括管理人员和技术工,稳定的半熟练和无技能工人。他们大多数是单位系统(保证工作和待遇)的受益者,现在也是劳动合同制。他们和次级员工—临时工一起工作,这些临时工主要来自农村。

虽然正式工和临时工一起做相近的工作,他们的待遇却有很大差别。正式工获得更高的工资、福利,以及就业保障,临时工则忍受着雇主提高利润和削减成本的要求。

另外,社会差异比比皆是,他们按照教育和培训水平、城市和农村以及年龄等因素被进一步分离。

政府认为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这些大量的差异,正式工的稳定性一部分是基于他们的临时工同事的不稳定,正式工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就可以确保他们更加的忠诚。但是,即使正式工有更好的福利和晋升的机会,但是他们仍然会对自己的收入、工作环境和劳动合同的长度和稳定性进行持续抗争。

在这同时,次级劳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发展成更年轻,更城市化,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个群体。他们越来越多的反击极端侵害他们权益的行为,有时是在核心工人的支持下。

在某个工厂里,临时工连续两个月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没有一天休息,到头来却发现公司并不发给他们工资和奖金。他们开始罢工。停工使他们获得了正式工的支持,经过几次斗争,管理者会让步并承诺发放工资。

其他的一些罢工并没有很成功的取得正式工人的支持,但许多罢工最后仍然取得了工资增加的成果。张璐写到,产业罢工和抗议有助于政府通过重要的劳动立法,建立签订劳动合同的新规则,并规范了派遣工制度。

 

穷人运动

 

张璐通过观察中国劳资纠纷的漩涡,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层即便没有工会也可以同资方进行谈判,国家的角色,汽车行业劳工组织的性质,这涉及到特殊的力量平衡,“基层劳工自下而上的不安和压力是真正的力量,它可以在工作场所推动有意义的变革,促使上层进行改良”

这些运动虽然没有独立的组织和阶级导向的政党领导,这些被破坏了的运动可以给中国乃至世界的变革提供动力。

“穷人的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来自以夺取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正式组织。”张璐总结了美国社会薛佳佳理查德·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和弗朗西斯·福克斯·派文(Frances Fox Piven)的成果后这样写到,“这些成绩仅仅是让步得到的结果,统治阶级为了其稳定性而对这些自发的破坏进行了让步。”

诚然,工人的抗争的形式和范围已经迫使中国政府在镇压和退让中摇摆。中共不能继续像往常一样统治却不受损失。

没有一个更大的对立体系(有组织的阶级组织的支持),最多不过是减少伤害和间接地塑造当代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做得比这更多。在中国和其他地区,对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系统性变革来说,工人阶级政党和其他受欢迎的组织依然至关重要。

在中国,面对政府的统治,如何着手进行这样的变革是一些积极分子和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汽车工厂为这个问题的讨论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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