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 2009年09月08日 00:44

旷新年 王向阳:镀金时代的文学

    “冷战”结束之际,资本主义全球化高歌猛进之时,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了。然而,他很快就遭到了历史的嘲弄。随着二○○八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到来,一些死去的人和书重新复活。柏林墙拆除后流离失所、无处可栖的马克思塑像现在又重新回到了莱比锡大学校园。“马克思又回来了”,德国柏林卡尔-迪茨出版社经理喜上眉梢,金融风暴发生,他们出版的《资本论》成为畅销书,销量是柏林墙倒塌那一年——一九九○年的一百倍。一九三三年,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法西斯政府逮捕和拷打致死,七十五年后,他的遗作《蟹工船》再次在日本掀起了强劲的旋风,行销五十万册之多,登上了畅销书榜首。
  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的出版和世界历史不期而遇。曹征路曾经因为《那儿》引起了普遍关注,《那儿》已经像《班主任》一样成为一个文学事件。《那儿》的发表使得“底层写作”进入文学的视野,也使得“新左翼文学”这个话题得以产生。我并不想把曹征路的创作归入所谓“新左翼文学”。中国当前没有产生“新左翼文学”,也不必凭空呼唤什么“新左翼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时代是狄更斯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的狄更斯。
  当年新时期文学还很红火的时候,张承志便以决绝的姿态转身告别了这个熙熙攘攘的文坛。我们至今还没有意识到,张承志的转身离去,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损失,中国文学将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在我看来,新时期文学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文学如何重新获得想象力,获得健康的想象力。当新的千年到来的时候,莫言的《生死疲劳》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以走火入魔的方式向当代文学经典《创业史》和《白毛女》致敬。他们以一种特殊的仪式宣告了新时期文学的衰竭。
  身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我曾经看到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思想的溃败,在没有泯灭正义和理想的人们心间普遍弥漫的是挫折和迷茫。在思想失败的时代里,“戏说”文化疯狂地生长。奴性虚无、没心没肺、没皮没脸的戏说向文化的深处蔓延。《问苍茫》是一部拷问深圳的历史和现实的长篇小说。曹征路将取景器瞄准地面那些蚁群一样的底层人的生活,以他自己特殊的方式狙击戏说文化。
  深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发展是硬道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是一座以金钱为尺度的城市。这里的一切都是因为金钱、利益而运转。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金钱决定了人不同的价值。迟小姐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身体和青春。赵学尧由大学教授变成了公司顾问,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知识和人格。金钱摧毁了旧的道德和伦理,创造了新的价值方式。马明阳认清了深圳资本为王的本质,因此如鱼得水。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对于现代化怀着初恋般的感情。九十年代,现代化和全球化席卷了我们,成为我们的一种切身体验。现代化和全球化意味着旧的世界结构和事物解体破坏,新的秩序和价值产生。《问苍茫》中常来临说,现代化和全球化就是大改组大分化,一部分上升,一部分下降,一部分牺牲。一开始,资本主义是以民族国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最终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由于资本要求不受任何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的性格,因此,全球化正是资本的本质。不管是在民族资本主义时代还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都处于主导的地位,并且必须和权力相结合。今天,旧的世界结构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加速崩坏。正如马明阳所感觉到的,二百多年的工人运动,一百多年的福利制度,几千年的平等思想,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瓦解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护投资环境”成了最大的政治,中国成为“投资的天堂”,中国进入了“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常来临追问,中国是不是在救资本主义?这使我想起,大约十年前,一位美国教授曾经在北京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救生艇。
  现代化是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消灭农民的过程。消灭农民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充满了血和泪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亿万农民像柳叶叶和毛妹一样抛乡离土,来到陌生的像丛林一样的城市。她们以“开处”的方式摆脱农村的“愚昧”,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这个被现代化的过程既是一个被“启蒙”的过程,也是一个被践踏、被污辱的过程,是他们的人格遭受毁灭、他们的人性遭受浩劫的过程。在九十年代“盛世中国”的后面我们看到了底层的陷落和社会的断裂,也看到了环境的破坏和人性的毁灭。精英们把这个过程看做是无可逃脱的历史规律,即使这个过程充满了血泪,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必须把它作“历史的必然”来接受。“深圳不相信眼泪”,血和泪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庄严。在强大的“历史的必然规律”面前,人是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尊严又是什么?在这样的大时代里面,英雄不过是历史的车轮溅起的路上的一颗小石子。
  《问苍茫》以劳资冲突和三次罢工为主要线索展开了深圳各个阶层的生活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这些不同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决定了社会运行的方向。作者把《问苍茫》这部小说概括为柳叶叶的成长史、常来临的挣扎史、赵学尧的堕落史、文叔的涅史。《问苍茫》描写了不同阶层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常来临是一个退伍军人,资本家为了管理好工人,雇佣他做党支部书记。他周旋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由于没有丧失最起码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因此,他是不适应症的典型。他是被资本家雇佣的,他的职业赋予他的使命是“工贼”,但是,他身上的正义感却使他最终站到工人一边,维护工人的利益,鼓动工人罢工,因此沦为阶下囚。常来临这样的人物就是历史高速的车轮溅起的一块卵石。赵学尧是今天在金钱的压迫下卑琐、庸碌、扭曲了自己人格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这些曾经自命服务于真理的精英现在在资本面前俯首帖耳。作者对这些人物或有揶揄,但是,却主要是同情和怜悯。在《问苍茫》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得上是坏人,不论是包二奶的基层干部文总,还是吸工人血的资本家陈太,他们都是人性的和理性的,陈太甚至为了弟弟自我牺牲。
  《问苍茫》主要描写底层打工者的生活,这座流光溢彩的城市就建立在他们之上,这座城市越是高耸繁华,他们就越是卑微贫困。《问苍茫》描写了打工妹被流水线压榨和彻底异化的生活,尤其是毛妹在火灾中被烧伤、遭到遗弃和最终自杀的悲惨命运。但是,现实比小说更残酷,现实中的火灾比小说中虚构的宝岛电子厂的火灾更加令人震惊。一九九三年,深圳港资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造成八十七人死亡、四十七人受伤的惨剧。惨剧发生的原因是女工被锁死在工厂里面无法出逃。这些打工妹因为资本的贪婪和残酷失掉了年轻的生命,她们的生命廉价到了令人震骇的程度,不仅她们得不到正常的赔偿,甚至没有一个准确的死伤数字。在资本强大的逻辑下,人命贱如草。作者揭示了资本的逻辑和人性的冲突,但是,资本的逻辑能够将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资本嗜血到什么程度,作者的温情似乎阻止了笔触大胆的深入。
  柳叶叶是小说中作者着墨最多,也是作者始终精心呵护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作者在创作谈《沧桑阅尽意气平》中说,他想“写一部关于新时代工人的小说,寻找新人,眺望新世界”。柳叶叶和唐源都是作者理想中的“新人”形象。柳叶叶从贵州农村来到深圳,自尊自信自强,她勇敢地抵抗着这座城市的践踏,顽强地反抗着这座城市指引给她的堕落的道路。作者赋予了她爱情的憧憬和人生的诗意。她是一个诗人,她追求知识,她拥有爱的能力。她在深圳经历成长,获得知识、诗歌和爱情的理解。在生活中,她一步步地走向成熟,以知识和机智维护了自己和工人的权利。可是,柳叶叶这样的形象仍然不能够使我们满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柳叶叶在数量上是庞大的,但是,他们注定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他们的“个性”不可能真正获得充分的发育和成长,甚至这个时代并没有真正给与他们以充分的人格。深圳,这是一座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占据着时代舞台的是与他们对立的“新兴阶级”,而他们则被压抑着,被剥夺了成长发展的空间。如果说成长,柳叶叶们的成长也是一部与剥夺和贫乏搏斗的历史。其实,作为左翼作家,茅盾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子夜》的主人公并不是工人,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吴荪甫,也许并不令人意外。唐源由一个伤残的打工仔成为自觉维护民工权利的英雄。在资本的逻辑支配的时代里,他必然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在这个时代里,他注定是一个孤独、失败的英雄。他企图帮助伤残的毛妹,但毛妹却绝望自杀。他创立的替民工维权的春天服务社被列为黑律师窝点,因为维权,他遭到资本家雇佣的黑社会的袭击。从作者创作得失谈看,《问苍茫》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唐源也应该是有原型的。我曾经看到过有关类似于唐源和春天服务社遭遇的报道。作者自己对唐源这个人物的描写是不满意的。从《问苍茫》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个性的发展都离不了他所归属的那个阶级的历史发展。任何人物的个性发展归根到底是其阶级历史成长的反映。由柳叶叶和唐源的形象,我想起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场争论,那就是当时关于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哪一个是更成功的典型人物的争论。在这里,同样要指出的是,我并不否认作者对柳叶叶和唐源这样的人物的敏感和着力的意义。周扬在《现实的与浪漫的》中指出:“艺术的概括有时简直是一种‘预见’。作者由现实摄取隐秘的未发展的或在胎芽中的一片断,在人们还没有觉察出来的时候,就用夸张的形式指给他们看,于是那一片断的本质就更典型,更明显了。”他告诉我们,当虚无主义还没有成为俄国社会的一大潮流的时候,屠格涅夫就在《父与子》里面描写了虚无主义的典型人物。他说,当时的批评家把他看成是空想,他们不知道那是现实的艺术的概括。“艺术的概括不是事实之单纯的表现,如果没有创造的想象力或幻想,是不能把现实的素材改制为艺术品的。……进步的作家要在历史的运动中去看现实,从现实中找出在时代的发展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而且要把那方面的未来的轮廓表现出来。他不但要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且他要描写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东西。这就有赖于丰富的幻想。”马克思曾经说:“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路易·菲力普王朝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在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人物性格的成长和发展既是对于现实的总结,同时又是作家的一种历史预见和创造。
  当我接触到有些“打工文学”的时候,那些“打工文学”经常和“老板文学”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柳叶叶是作者理想的人物,在小说中,柳叶叶把“在深圳,人人都可以当太阳”这种庸俗不堪的陈词滥调当做了“圣经”,然而,现实本身却是残酷的。残酷的是,太阳只有一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太阳。“人人都可以当太阳”在今天不过是一种抚慰而已。同样,在这个时代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作者以一种温情照看着、培育着柳叶叶,可是深圳不相信眼泪,深圳更不相信温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不需要小小的温情。尤其是温情会模糊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无法洞见真相。因此,我要高度评价朱文《我爱美元》、《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把穷人统统打昏》等一系列作品,我要肯定它们令人震惊的真实和作者正视生活的勇气。朱文的小说当然不是什么“新左翼文学”,也没有人把它归入“底层写作”。朱文的小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启蒙文学”。他的作品像冰冷的火焰。这种另类的“启蒙”叙事,这种无情的真实令一些脆弱的灵魂难以忍受。朱文像一个技术精湛的神经外科医生。或者应该说,他的写作像棒喝,像劈向冰面的斧子。
   二○○九年三月十二日
   (《问苍茫》,曹征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九年版,2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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