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运信息 2017年03月01日 22:38

比利时工人党:政治危机中的机遇与挑战

 比利时左翼的前景

政治中心的危机让比利时工人党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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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比利时工人党组织的游行

最近几个月比利时工人党(PTB)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作为一个边缘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比利时工人党在选举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位置。如今,在讲法语的瓦隆区,比利时工人党成为了第三大政治势力,根据民意调查,党在该地区获得了18%的选民支持。而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党获得了10%的选民支持。

 

随着2019年联邦选举的邻近,比利时工人党打算将这些成果转化为在比利时政治上持久的存在。

比利时工人党成立于1979年,2014年有两名议员首次进入联邦议会,并作为当前执政的右翼联盟的反对派开展工作。

该党主席彼得·梅尔滕斯(Peter Mertens)与马里奥·加西亚(Mario Cuenda García)、托马斯·塞甘蒂尼(Tommaso Segantini)坐在一起交流了比利时工人党在比利时的发展前景,比利时工人党对欧洲的立场以及最近几个月有关《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的一些事情。马里奥·加西亚(Mario Cuenda García)有自己的博客,是英国华威大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托马斯·塞甘蒂尼(Tommaso Segantini)是给New Arab、openDemocracy和Telesur撰稿的独立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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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工人党主席 彼得·梅尔滕斯

梅尔滕斯强调,需要通过“持续地参与现实斗争”和“强烈的反建制论述”,来建立一个反对极右翼的反霸权集团。欧洲激进左翼力量跨国联盟的建立,在欧盟当前政策和上升的民族主义势力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问:是什么影响你成为了政治激进分子?

答: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反法西斯运动中,我首次以政治激进分子的身份出现。当年,拥有较好组织的极右翼分离主义党弗拉芒集团(Vlaams Blok,后改名为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在比利时北部发展壮大。很多对传统政党感到愤怒和绝望的人们被右翼势力所吸引。面对这些情况,人们发动了广泛的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我开始了政治战斗的生涯。直到1991年,第一次反对海湾战争的示威游行中,我才接触到了比利时工人党,不久我就加入了它。

至于有什么作家或者什么人影响了我,那便是在安特卫普大学读书期间,我有机会听了三位马克思主义教授的课,他们分别教授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例如,我的经济学课程就是聚焦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在这期间,我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现在,在大学里如此深入地研究卡尔·马克思,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问:比利时工人党在2014年有两名议员首次进入比利时联邦议会。此后,党作为当前执政的右翼联盟的反对派开展工作,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快速上升,特别是在瓦隆区。你对比利时工人党在联邦议会的前两年工作的评价是什么,你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答:比利时工人党没有参加议会的历史。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已经可以确认,最重要的决定不是在议会中做出的。恰恰相反,说客们在周围的餐馆和酒吧里的非正式会议,在这方面似乎更加重要。

得益于我们在2014年进入议会,我们党能够使用提供给政党的公共资金,尽管其他政党想方设法让我们获得这些资金的过程尽可能的复杂。比利时工人党是比利时唯一一个主要资金来自自身成员的党:我们资金的四分之三直接来自党员。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对强大的游说集团和跨国公司保持独立。

当然,我们没有多少财力。我们党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志愿者的工作。我们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身份,但党的专业化和工作方法的现代化也很重要。

除了这些问题,我认为比利时工人党的工作做得不错。甚至根据右翼媒体的报道,我们的组织很活跃,是一支有效的反对力量。

关于我们在议会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格言是“街道-机构-街道”。对于我们来说,议会本身不是目的,这不是我们政治斗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在乡镇以及企业内部的基层组织对我们非常重要,它们提出问题和提案,以便我们可以将它们的声音带入政治机构。

我们也有自己的研究中心,用于协调我们在各个领域的研究。因此,我们将实际斗争和深入的学术研究相结合,通过研究机构给出提议。如果我们的提议被否决,我们会从街道和群众中重新开始这一过程。

总而言之,“议会主义”的依据是一切的工作和社会运动都取决于议会内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反对这样的政治想象。对我们来说,议会外的行动和基层工作仍然是首要的,是我们斗争的主要部分。

问:比利时的政治制度和体制非常特殊。这个国家以零散的联邦制为特征,在这个制度下,政党必须不断的协商,形成联邦制来治理和通过各项措施。关于这点,像比利时工人党这样的激进左翼政党如何推进和实施自己的提案?

答:这个问题有两部分。

首先,就比利时的政治制度来说:比利时工人党是比利时唯一的全国性的党,这是很荒谬的。在瑞士、德国和其他联邦制的国家,政党都是在全国层面被组织起来的。在比利时,政党是和他们的地理或语言区域相联系的,而政府本质上是联邦制的;这个体系确实使国家的政治机构的运转复杂化。

比利时工人党认为有必要重建联邦,这样很多的政策领域就可以处于联邦的控制下。它会更有意义。比如说环境问题,这些和其他很多问题应该在联邦层面解决。我们是这个国家唯一坚持这个立场的党。

其次,比利时工人党在未来也有可能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我们的立场是,在今天的背景下,我们没有必要的条件去管理国家。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来管理,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条件来打破如今的欧洲政策。如果欧洲必要的政治平衡不存在,如果我们没有可靠的、坚定的伙伴,彻底地反对欧洲的紧缩政策,我认为我们会被欧洲机构压垮。

原则上我们不反对参与权力和决策。在地方层面上,我们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要在联邦层面执政,我们希望能拥有整个控制系统和可用的选项。正如现在所发生的那样,如果最重要的决定是由欧洲委员会和欧洲游说集团所做出的,我们的行动范围就会非常有限。

希腊的例子可以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对阿莱克斯·齐普拉斯和激进左翼联盟发动了全面的经济战争。欧洲机构甚至切断了这个国家的货币供应。我尊重齐普拉斯,我知道希腊的情况非常困难,目前希腊的三大债权人正在执行第三轮的改革措施。然而,我也认为激进左翼联盟的投降对欧洲左翼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这也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如果左翼掌权,却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这将为极右翼铺平道路。这是在法国所发生的。弗朗索瓦·奥朗德和他的政策是国民阵线崛起的主要推动力。

目前,我们试图建立一个能在比利时和欧洲层面改变力量平衡的反运动(counter-movement)。我们认为这样可以构成一个更好、更清晰和更坦诚的策略。

问:9月,在卡特彼勒公司发生了大规模的裁员,还有比利时南部的戈斯利的工地也关闭了,这点燃了群众的怒火。关于跨国公司,你认为国家应采取什么态度?

答:2008年危机以来,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言论,为了更具竞争力,吸引外资,国家应削减企业税,减少社会保障支出,降低工资等。美国,特别是欧洲执行了这些政策,这是一场灾难。

紧随危机爆发后的四年里,欧盟内部的私人投资减少了3540亿欧元。企业资本积累不是用于投资和创造就业,而是一般用于两个途径。第一,合并及收购其他公司,这意味着公司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形成垄断。

第二,跨国公司在金融领域投机,创造非常危险的金融泡沫,或把他们的钱放到避税天堂。所以最后,2008年以来从工人阶级身上转移的大量资本没有再投资于实体经济,而是积累在很少数的人手里。

对于比利时工人党来说,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私人投资。在比利时和欧洲,为了振兴经济,我们必须增加工资,提高工会的谈判力度。经济危机开始以来,工资一直处于停滞或下降。人们的消费减少,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

就政府开支而言,有必要打破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允许国家做重大的和雄心勃勃的投资。如今的欧洲却并不是这样。欧洲需要一个长期的产业计划,某种马歇尔计划,以过渡到一个生态的和更合理的经济制度。

问:围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这得益于整个欧洲的民众动员。在10月,比利时法语区瓦隆议会否决了与加拿大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出人意料地,比利时社会党(法语)(Belgian Socialist Party [PS])不像欧洲其他的中左力量,最开始是反对这个协定的。然而最后社会党(法语)又赞成了协定。你对上面这些关于《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情况如何分析?

答:2009年到2014年间,围绕《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谈判是秘密地以不民主的方式进行的,代表跨国公司和金融部门利益的游说集团发挥了很大的影响。2014年9月,在民意的压力下,公开了600页的协议内容;但是,欧盟各国政府没有就协定进行公开讨论。欧盟议会忽略了他们最基本的任务,那就是开启民主辩论。唯一的例外是瓦隆。瓦隆议会简单的遵循了代表民主的基本程序,对条约进行讨论。

关于条约不同方面的专家委员会成立了。我的印象是,社会党最初想签署条约。可是,当他们打开了通往民主的大门,所有的专家和与协定有直接关系的人们(农民、工人等)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这些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在那个时候,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力量是不能忽视他们的。瓦隆政府一开始拒绝《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民主因素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比利时工人党的压力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尽管《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已经签署,但我们不能说没有任何收获。在过去几周围绕着《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辩论提出了一些关于民主的问题,关于这类商业协定的透明度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等基本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提高觉悟和教育群众的基本问题。尽管这个协定即将被批准,然而仍然要在这场辩论中保持一些积极的因素。那就是,公开辩论可以被认为是积极的。

协定的实质没有任何改变。只有模糊的承诺,也许有些很小的进步,但是协定的本质没有变化,那便是由公司制定规则并主宰一切。

问:英国全民公投揭露了欧洲激进左翼在解决欧盟现状问题上的捉襟见肘。极右翼反欧盟政党通过反移民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诽谤,想彻底的砸烂和摧毁欧盟;另一方面,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坚决维持现状。比利时工人党对欧盟持什么态度?在你看来,改变欧洲的力量平衡,推动激进改革是否可能?

答:在2011年,我写了名叫《他们怎么敢?》(Comment osent-t-ils?)(How Dare They?)的书。这本书在比利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书中我仔细考虑了欧洲未来的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更加专制独裁的欧洲,实施更多类似于《稳定公约》或者由柏林和法兰克福制定的《Six-Pack》的政策。第二种是民族主义势力的危险崛起,这可能使欧洲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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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梅尔滕斯的著作《他们怎么敢?》

左翼不能陷入这两个陷阱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来自于真正的左翼传统,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在内部对欧洲进行激进改变。我们不应该有毁掉整个欧洲的想法,这就像同筑桥的工程师要炸掉坏了的柱子一样。

我认为在欧洲中心地区,在比利时持退出欧盟的立场,并不能提高公众觉悟。在欧洲边缘国家的情况则明显不同,我理解这些国家脱欧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辩论的话题。

改变欧洲应从它的根本着手;进行小的、象征性的改革是不够的。激进的改变包括对欧洲中央银行和委员会进行重新定位,废除《稳定与增长公约》等其他许多东西。我们需要建立在所有欧洲国家团结的基础上的欧洲。

问:欧洲左派运动应当在欧洲层面设想工会运动和协调的战略,并向着共同的愿景和具体的政策建议前进吗?未来通过泛欧运动能否在不同国家推进激进改革?

答:是的,我想我们必须在未来某个时候实现这一点。在欧盟议会中,已经有了欧洲联合左派-北欧绿色左派(EUL-NGL)。它由欧洲不同的左翼政党组成。我们有一个议会合作者,他就是欧洲联合左派-北欧绿色左派在欧盟议会中的议员,尽管我们还没有欧洲议会的议员席位。但是在欧盟层面的某种交往已经存在了。

采取什么策略才能促进改变的讨论,正在欧洲左派中间进行着。我个人认为我们正处在改变的中期。在未来几年里,会有一些像齐普拉斯所做的那些实际的但非常局限的尝试,在我看来,这些尝试都会被粉碎。例如,我们支持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因为他给工党带来了新气象,但是他的行动范围仍然会受到他自身党派和英国政治制度的约束。

问:目前比利时国内已经有示威游行,但是比利时社会似乎相对漠然地和被动地接受新自由主义和倒退政策。在如西班牙、葡萄牙或希腊之类的国家已经有过群众动员,比利时左派做了哪些工作?改变国家目前力量平衡的进步运动会建立起来吗?

答:我不赞同你的分析。当前的右翼政府由自由党、佛兰德民族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组成,于2014年9月成立。这些党自豪地自称是“撒切尔夫人的人”;作为欧洲教员的宠儿,他们非常自豪地应用着撒切尔夫人的所有灾难性措施。

在2014年的秋天,为了对政府做出回应,比利时发生了相应的大规模群众动员。先是在2014年11月,发生了超过12万工会会员参加的示威,紧接着是三次席卷全国所有地区的总罢工。同年11月15日,又发生了一次全国性的大罢工,这是过去几年中最大的一次罢工。在2016年,又发生了两次超过6万人的示威。比利时的人口大约有1100万人,考虑到这一点,上面的数字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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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6日布鲁塞尔的游行示威

我也承认存在着一些问题。工会在吸引和动员群众方面非常成功,但是,他们往往没有取得成效。如果没有具体的成果,消极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就会传播。而且,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圣战袭击之后,比利时政府利用居民普遍的恐惧情绪来平息群众的动员。因此,安全问题成了最重要的辩论议题,在2014年占据着中心位置的社会经济议题,如今也被降低为次要议题。

但是,工会成功的动员表明了,改变在比利时是可能的。比利时工人党正着手准备2017年春季的战略计划,尤其是去建立广泛的群众运动,这可以让人们超出工会斗争的范畴。

问:你对未来比利时的工会有什么样的设想?作为社会参与者,工会采取什么策略才能重塑信誉,并证明他们有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

答:6个月前,鲁汶大学做了一项重要的研究,对比利时工会进行评估。我对结果感到惊讶。根据研究,三分之二的比利时人完全认同工会有积极作用。我之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这项研究是在铁路工人罢工期间完成的,当时社会上强烈地充斥着对工会的攻击和负面报道。尽管对工会有很多的批评,大多数人仍然支持他们。这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工会的重要作用,没有工会,人们会孤立无援,任人宰割。

工会的战略确实是个问题。罢工可以成为强大的武器,但不是每一次罢工都能产生正面的结果。比如,在比利时,如果全国只有一部分人继续罢工,那么罢工可能会沦为分离主义势力的工具。他们制造出民族主义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

2014年的抗议和运动的要点在于四个不同方面的团结。北部和南部,瓦隆与佛兰德斯之间的团结;两大工会之间的团结,社会民主工会与基督教民主工会的团结;私有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团结;最后,是工会和泛公民运动的团结。

我们需要努力实现这些最理想的情况。比利时工人党试图在不同方面创造这种团结。我们支持类似“Hart boven Hard / Tout Autre Chose”的广泛运动。其目的是在工会周围建立进步的社会运动,各种公民组织在其中是代表,它们以实现更高的群众动员为目标。

问:极右翼政党正在欧洲兴起,甚至就是在比利时,他们的民意支持也在上升。这些党常常垄断了诸如安全、移民、外交等话题的论述,推动着政治格局向右发展。如何应对右翼文化的霸权?

答:通过构建我们自己的文化霸权。

1991年,弗拉芒集团在安特卫普获得了33%的选票。我们的反法西斯主义阵线的策略,不断地动员着群众去反对弗拉芒集团。得益于我们的主动,在很多公共领域形成了反对他们的警戒线,例如在大学里。我们取得了成果,但是我们没能打败种族主义。几年后,我们还在自问自己,“我们的霸权在哪儿?”到处都没有,因为我们失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民,他们转向了极右翼。

如今,选民们对统治欧洲的执政集团感到厌恶,一些政治势力利用社会最边缘的群体,比如难民和移民作为替罪羊,使得群众很容易被吸引。

作为左派,我们不仅要坚决地拒绝这类论述,更关键的是,我们要在推广自己话语的同时行动起来。来自左翼的猛烈地反建制论述是需要的。我们要瞄准更高的目标,向群众解释,真正的敌人在上层,而不是在更底层。要传播这些信息并不容易,移民是随处可见的,而资本家只隐藏在巴拿马或者人们视线之外的办公室里。他们做了什么,是看不见的。

人们认为资本集中于1%的富人是不公平的,银行的金融投机还在不断地帮助占少数的上层集团攫取财富,同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在下降或者没有变化。人们明白当前的体制已经不管用了。我相信,觉悟还是存在于人们中间的,只是常常会有不清晰或自相矛盾的表述。我们的工作是提高这种觉悟,并使人们的愤怒不朝着右翼的方向发展。另外,想要利用人们所遭受的苦难的,正是玛丽·勒庞(Marine Le Pen)这样的人。

最后,作为左派,我们要做出榜样。我们党的领导人和代表们每月的生活费为1600-1900欧元。我们开展了一个名为“人民医生”的项目,它由11个小型医疗中心组成,我们的医生在贫困地区开展免费医疗。由于我们的主动,被极右翼吸引的人们也看到了,比利时工人党不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也会从事具体的行动。

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的可靠性,从而才有我们自己的领导权。我认为,在瓦隆民意调查中比利时工人党支持率上升,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稳扎稳打地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霸权,人们被它吸引。我们党是可靠而充满活力的,可以给人民带来希望。

 

来源:雅各宾

翻译: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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