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0年01月18日 23:25

作为技术研究者的马克思

    作者: 那坦·罗森伯格(美)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2期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技术;机器;资本主义生产

[摘 要]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罗森伯格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美国左翼刊物《每月评论》。文章主旨在于讨论马克思的社会变革理论中技术和科学的地位与作用。文中强调了技术与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关系,同时驳斥了将马克思当作技术决定论者的粗浅观点。马克思把技术看作人类和外部物质世界之间的媒介。通过对科学与技术的区分,指出机器生产的出现和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大意义。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品部门的特殊作用和资本主义趋向大规模生产的必然性,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创新的各种形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


    这篇文章试图阐述,马克思之所以对社会变迁分析框架的研究硕果累累,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认真的技术研究者。很明显,他不仅完全意识到而且坚持技术的历史重要性和社会影响,还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来描述技术的独特特征,他试图揭示并详察各种技术之间的内在逻辑。他坚持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研究主题,不仅对技术专家如此,对于社会研究者、社会病理学家也是如此,另外,他还在他的论证中引入了对技术变量的详细介绍。

    我要强调的是,排除了对马克思关于技术变迁未来路径及其社会、经济衍生影响的特征观点正确与否的讨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构想仍然是对技术和它的衍生影响做任何严肃研究的起点。马克思下面的陈述在一个世纪后看来依旧令人耳目一新,如同一部有待创作的技术史的序言。

    “如果有一部批判的技术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个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409)

    接下来,我将首先关注马克思所谓的技术决定论,然后是他对于现代工业特征的观点,这些特征解释了工业发展中技术的高度活力,最后关注在形成技术更新换代时马克思归于资本品部门的独特重要性角色。马克思在处理技术问题时,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手段使得他与其他同时代人相比视角更敏锐。我在后文将会详述一些在初始阶段非常有用的试探性的观察方法。

    马克思采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强调社会阶级和制度之间,而不是个人之间的互动冲突。因而对马克思来说,发明和创新,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一样,被当作社会过程而不是个人天才的闪现。所以,马克思对技术变迁的讨论的焦点不在于个人(尽管技术变迁中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而在于集体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和经济环境起决定作用。

    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论强调社会演化的非连续性,对他来说,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化皆如此。马克思不是把资本主义当作长期平稳演进过程的最终合理结果,当马克思寻找并试图在动态条件下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独特特征时,他把资本主义仅仅当作历史演进过程的一个阶段。

    我想强调:辩证法是理解马克思之独特视角的方法论基础的最重要因素。马克思不是只列出一些技术变迁的非直接关联的原因,而是提供了更广泛的方式,他强调经济与技术之间的互动与反馈。他对于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这种出现对技术变迁影响的分析,即是由辩证法而生的视角的重要例子,这我将在文章中仔细探讨。


    首先,有必要扼要注意到一个一再重复的观点:马克思是个技术决定论者[1]。如果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力量是导致社会经济变迁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技术因素是导致社会变迁这个因变量的自变量,那么很容易说明马克思是不能归于这么简单的观点的。毫无疑问,某些文章能被引出来支持这种解释,最著名的当数《哲学的贫困》中的陈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但这种依赖于一些格言警句式的解释,终会在激烈的争论中被摈弃(上面的引用即是一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抛出这个观点来批评普鲁东)。这种解释在马克思关注过的主要历史事件的处理方式上,很少能得到支持。的确,对马克思来说,在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性兴起过程中,

    技术因素根本没有扮演直接角色。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基本上是对扩大的市场和赚取利润相关机会的反应,这种利润的赚取是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密切相关的。《共产党宣言》首页的内容显然是这种观点的佐证: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2](252)

    我之所以从一个大家熟悉的文本中做大段的引用,是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段话是对那种把马克思认作技术决定论者的观点的最有力的反驳。问题是:哪些是首先变化的因素?哪些是导致其他因素变化的因素?一个坚定的技术决定者大概将辩称到,欧洲扩张的整个过程是由航海技术的进步引致的。航海技术的进步随之导致海外市场的增长。但这明显不是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两次声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由先前的市场和商业机会的发展所导致的。这段文章明白无误地说明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发展两阶段——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密切相关,技术进步也是对赚取利润机会的普遍扩张的回应。

    对于马克思来说,当赚取利润的机会导致生产单位规模扩张时(这种生产单位以中世纪手工作坊为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出现了。这种作坊的单纯数量扩张最终导致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类型质的改变。[1](341-342、372)尽管工场手工业主导了开始的两个半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并导致社会关系的重大转变[3]。但它并不是与任何重大技术创新相关联的。“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佣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4]

    把马克思当作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就等同于无视他对历史变迁性质的辩证分析[5]。这种观点本质上是: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基本推动力,本身即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产物。在历史的任何时点上,新的生产力出现,既不是外生的,也不是某种神秘外力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辩证产物,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正如马克思有力地指出:“必须考虑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 [6]

    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互动的结果。把马克思归于技术决定论者,就得先说明他没有打算以辩证的方式把他的历史论断继续下去。我想很易于说明他有这样的打算。


    如果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那么,他也赋予了技术要素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已有了清晰表述。技术是人类与人类和外部物质世界关系的媒介。但在物质世界的实践中,人类不仅为自己实用的目的改造物质世界(也就是说,“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1](203)同时人类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自我转化和自我实践的行为中。“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本性。”[1](202)因此,技术是特殊人类活动的核心。人类所追求的目标不仅来自其基本的本能需要,而且形成于其大脑之中,而决定其有效性的因素则包含于技术之中。“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的存在着。”[1](202)

    因此,杰出的社会研究者,通过研究人类劳动的工具,可以推断出很多关于社会本质、社会的智力成果、社会组织以及具有支配性的社会关系的信息。但仍须强调的是,在这里,马克思的见解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粗糙的技术决定论。在一段常被引用为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证据的深刻论断中,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从遗留的手工制品所可以推断出的关于早期社会本质的东西。“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肌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7] 我认为将这段文字视作技术决定论的证据,就如同说体温是由体温表决定或气压是由气压计决定一样。所有这些说法的含混与误导之处在于混淆了测量手段和原因。

    马克思所关心的决定性的技术变革始于18世纪中期左右。在这一时期,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见于《资本论》卷一13-15章),这一内容众所周知,我将不再重复,而是关注一些未被充分理解的具体特征。

    首先,马克思提出并解决了技术的本质这一基本问题,而该问题从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高水平的生产力,是因为科学知识被广泛地适用于生产领域。正如库茨涅茨所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是科学在经济生产问题上的广泛应用。[3][8]我们对现代科学重要性即科学广泛适用的观念带来了对科学史愈加浓厚的兴趣。它现在已成为一门备受尊崇的学科。但是,技术史往往被人忽视。只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的经济重要性有兴趣,我们就需要研究技术的历史。因为,不是所有的技术都会允许、或同等程度地允许将科学知识运用于生产领域。科学的进步就自身而言并不必然带来生产的增长。若认为二者存在必然关系,则就是忽视了技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作用。马克思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精确地提出了以下问题:技术的哪些特征使得将科学运用于生产领域成为可能。另外,我认为,在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工业技术性质和科学发展的状况下,他已经对此做出了一个相当充分的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再一次被提出并研究,是因为自《资本论》问世以来的一个世纪,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技术和更加精细的科学知识体系。站在19世纪中期的角度,马克思的回答以下述方式展开。

    工场手工业作为资本主义初期生产体系的支配性生产方式,发展出了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中世纪的手工业者自己完成生产单件商品的整个过程,而工场手工业则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分离的步骤,并指派不同的劳动者完成不同的步骤。然而尽管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意义,它却和中世纪的手工业体系具有同一个特征,即对人的技术和能力的持续性依赖。“不管操作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因而仍然取决于每个工人使用工具时的力量、熟练、速度和准确。手工业仍旧是基础。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因为产品所经过的每一个局部过程都必须作为局部的手工业劳动来完成。正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是生产过程的基础,所以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他的劳动力变成了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1](375-376)

    尽管工场手工业通过利用一些新型的和更加广泛的劳动分工实现了生产的高增长。但是,人的力量、速度以及准确性的局限不断限制了生产力增长的极限。事实上,马克思的观点更具普遍性:只要生产过程始终依赖于强迫那些不可能被严格精确地预测和控制的行为,科学本身就不会被广泛用于生产过程。换句话说,科学必须将其原则融进客观的非人格化的机器之中,这种机器才可以被信赖为是按照与科学的物理关系相一致的方式运行的。然而,科学不能被融入由大规模人的干预占支配地位的技术中去,因为人的行为包含着大量的主观和任意性因素。更为普遍的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人难以被管理,不能成为复杂而相互依赖的生产过程中可控的投入品。

    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机器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严重依赖人的技能和选择的状况。生产过程被分解成为一系列独立的可分析步骤,工场手工业的历史重要性在于它造成了分工,而现代大工业的重要性则在于它将分离的步骤整合进机器生产过程,使得科学知识和原理在当前可以被日常化地应用。“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505)马克思认为,当生产达到这一阶段时,技术才第一次具有无限改进的可能性:

    “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9]

    我认为,马克思关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历史性关系的洞见深刻得惊人。这种关系应当被视为近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更为庞大而复杂的相互关系的起点。[10]


    在文章的剩下部分,我打算着重关注于马克思对资本品部门的重要性及其独一无二的作用的分析。虽然马克思通常被认为是“两部门模型”的创始人,但是,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用的模型为基本样式,这个赞誉最初被限定在将此模型运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不过,他的作品所蕴涵的远不止于此。他对资本品生产部门的界定和单独考察,为进一步理解技术变革的扩散形式和机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就像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关键方面的行为一样。

    在近代工业发展早期,机器是由手工方法生产的。19虽然这种方法在早期阶段是足够适用的,但随着机器尺寸和复杂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机器设计和操作性能改进的要求的上升,使其与手工制造技术有限的能力不相容。“向现代印刷机、现代蒸汽织机和现代梳棉机这样的机器,就不是工场手工业所能提供的。”[1](440)于是,近代工业生产可能性的充分实现要求机器技术被用于生产机器自身。“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1](441)

    一旦达到这个技术成熟的阶段,近代资本主义便被认为其存在的基础在于对这些超凡技术手段的充分占有和支配,其与人类生产力早期发展阶段截然不同:

    “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的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1](518-519)

    马克思的另一个不朽成就在于,他是最早意识到生产趋向大规模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的人之一。这个发现再次源于他对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运用的技术力量的细致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5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经济优势在于大规模生产。这些优势的性质被加以仔细归类并分析,并在第三卷第5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中提供了大量翔实的例子。

    作为资本积累过程的结果,当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足够大量的资本品补偿并同时有一个专门部门致力于资本品的生产时,整个生产体系在这个阶段就获得了新的生产动力的来源。首先,生产规模足够大时,就有可能利用我们所称的资产的“不可分性”:

    “在一个有一台或两台中央发动机的大工厂内,发动机的费用,不会和发动机的马力,因而不会和发动机的可能的作用范围,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传动机的费用,不会和传动机所带动的工作机的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工作机本身,也不会和被它用作自己的器官来执行职能的工具的数目的增加,按比例变得更贵,等等。其次,生产资料的集中,可以节省各种建筑物,这不仅指真正的工厂,而且也指仓库等等。燃料、照明等等的支出,也是这样。其他生产条件,不管由多少人利用,会仍旧不变。”[4](93)

    除此之外,当生产在一个充分大的规模上进行时,废物或副产品利用最终将变得有利可图。“总的来说,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且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24

    从一般的角度看,大量资本存货的出现,对资本节约型的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这即是说,这里“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减少”[4](94)来提高利润率变得更加容易。这不仅包括机器改良的发展——比如蒸汽机在同样的资本和燃料耗费下传递更多的能量,而且还包括机器制造部门自身的技术革新。作为机器制造部门改进的结果,“不变资本固定部分的价值虽然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但远不是按相同的程度增加。”[4](95)在这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产业间关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个产业的利润率现在变成了另一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在这里,劳动生产力在其他部门即为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发展,相对地降低资本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4](96)

    从一个更一般的视角来看,任何形式的资本节约型技术创新都可能使利润率增加。所以,这样一大类创新应包括所有缩短资本周转期的手段。从经济的视角看,交通革命的影响正是如此,它的作用之一就是使资本循环的必要条件剧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章(“资本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中研究过这一资本节约的原因:

    “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50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148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12个月,现在已经减少到12个星期左右。1825年到1875年期间的两次大危机策源地,美国和印度,由于交通手段的这种变革,同欧洲的工业国家靠近了70%到90%,因而失去了它们的爆发能力的大部分。全世界贸易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贸易的资本的活动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不用说,这不会不对利润率发生影响。”[4](84)

    上述文字都来自一个经常被描述为把技术创新当作纯粹的节约劳动的过程的人!

    这里,一个值得进一步提出的观点是马克思没有把对新动力来源的依赖看作是机器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就像他指出的,在很多早期的机器操作中,人自身就是原动力。如同我们先前讨论所提出的一个关键点是,把对工具的控制从人手中转移出去。29这个控制的转移包括了一个量上的巨大飞跃,因为“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已开始就摆脱了一个工人的手工业工具所受到的器官的限制。” [1](440)30此外,近代技术甚至发明了“亨利·莫兹利的滑动刀架”这样的人手本身的替代物。正如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的,这个简单而天才的装置替代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工具,而是人手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滑动刀架是足以与蒸汽机相提并论的重大技术突破。

    在他关于资本品部门内技术革新的讨论中,马克思提出了很多敏锐的观察却没有进一步发展。新发明在一开始通常包含一些低效的设计缺陷,因为发明者还未完全从正被取代且其操作原理已变得无关紧要的早期技术中解脱出来。马克思评论到:

    “只要极粗略地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势。但是,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现代火车头发明以前试制的火车头了。这种火车头实际上有两条腿,像马一样迈步。随着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变为机器的那些工具的传统形式。”[1](440)

    很遗憾,后人被剥夺了看到这注定消失的两足机车草图的机会。但是,说真的,这里的最后一句可以解读为是对阿伯特·培森·亚瑟(可能是20世纪最审慎的技术史研究者)33的核心思想的惊人预见。因为马克思坚持必须将技术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来理解。尤其要强调的是发明的历史不是发明者的历史。这里,就像在很多其他领域一样,马克思的立场不能脱离其最根本的方法论问题来理解,即什么是最恰当的分析单元?他的回答是,对于技术的长期演进而言,个人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单元。在这个特定的场合下,马克思坚持认为只通过分析单个人的贡献不足以理解技术变迁,即便如此,他仍频频赞赏这些个人的卓越贡献。进而言之,我们需要审视下述尚待解决的问题,即强大的社会力量以何种途径持续地改变着技术问题的关注焦点。在这个框架下,人们可以分析生产过程在过去是如何塑造了科学、技术知识及技能的发展的。34此时,我们就需要研究问题产生的社会过程及其最终解答。基于此,虽然单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是历史过程的“剧中人”即演员,但最终情节的展开仍依赖于塑造其行为的社会力量。在这个更大的框架下,就可以考察不计其数的个人努力和贡献,即使个人主义的天然捍卫者——专利局和历史课本作者——仍要把个人的名字写在特定发明的旁边。但是真正与此相关的是一个有用知识不断积累增多的过程,对此很多人做出了关键性贡献,即使奖励和赞誉通常只授给那些关键时刻恰好出现在台上的演员。

    亚瑟会同意马克思的非难,就像先前所引的,“技术史批判将展示18世纪所有的发明,这些单个人的工作是多么的渺小。”亚瑟自己的分析主要在于研究与技术相关的问题的提出,尤其集中在他所称的“各阶段的设定”这个过程上。正是恰当的“各阶段的设定”使得后继的探索最终实现解决问题的目的。正如亚瑟所指出的,“我们的分析……重新界定了问题。再没有必要解释最终的探索;任务现在在于解释各个阶段是如何被设定的,以找到对所察觉问题的最终解决。”[5](78)此外,这并不是整个过程的终结,因为最初的探索可能导致拙劣而简陋的解决方法。“阶段的设定直接导向对于问题的实质性解决方法的探索,但这并不能使整个过程终结。重新被界定的关系必须被彻底地掌握,并且有效地拓展到其作为部分的整体脉络中。于是这个解决方法必须被批判性地研究和充分地理解,并作为思考或行为的一种技巧而被学习。这个最后阶段可以被描述为批判性的修正”。[5](65)

    我把亚瑟的最后“批判性的修正”阶段的完成看作是把我们带到了与马克思曾特别提到的技术发展本质上相同的一个阶段,即“机器的形式完全根据机械原理被确定,并从诞生他的传统形式上解放出来了。”马克思了解与亚瑟的“最后修改阶段”相类似的一些通常的要求,并赋予其相当的重要性。事实上,马克思的分析中暗示了一个新技术发展的“生命周期”。新机器在第一次被引进时,由于相当明显的原因在经济上通常缺乏效率。首先,还没有机会对原始机型的操作进行严密检测,以使其性能得到改进。马克思指的是持续不断的改进:

    “首先是不断实行的改良,这会相对的降低现有机器、厂房设备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减低它们的价值。这个过程,特别是在采用新机器的初期,在机器尚未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以前,具有强烈的影响,因而在机器还没来得及在生产出自身的价值以前,就不断变得陈旧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盛行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日夜换班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较短期间内再生产出机器的价值,而又不使机器损耗算得过高。反之,如果机器的短暂的作用期间(在可以预见的改良面前,机器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补偿,他就会把过大的价值部分作为无形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这样它甚至连手工劳动也竞争不过。”[4](129)

    于是,早期机型被认为只有很短的预期寿命——由于较高的无形折旧率——而且资本家脑子中始终认为它将很快被改进机型所带来的竞争力所冲垮。

    最后,经过一系列设计改进的新机器,采用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至此资本品生产部门才可能发展出生产比机器更为便宜的方法。这就是资本品部门在持续的竞争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当机器、建筑物设备、一般固定资本达到一定成熟程度,至少它们的基本结构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时,由于这些固定资本再生产方法上的改进,类似的贬值现象也会出现。这时,机器等等的价值的降低,不是因为有更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的能迅速把它们排挤掉,或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贬值,而是因为现在能够用比较便宜的方法把它们在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大企业往往要到第一个占有者破产之后,在第二个占有者手里才繁荣起来的原因之一。这第二个占有者用便宜的价钱把大企业买过来,所以一开始就用较少的投资来开始他的生产。[4](129-130)

    马克思在另外几个地方也通过与后来机型的比较来强调早期机型的高成本。39他的论证还暗含了很多内容,不仅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新技术的过程,还有的涉及到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传播的速度。[6]

    我并不主张讨论亚瑟的工作是否受了马克思的影响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很重要。但是。我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之下定义技术创新过程这一做法是富有成效的,对此马克思提及过,但只是一些早熟的启发性的暗示,并没有更多的发展。我还想再提出一个判断,马克思的美国学生们创建的他们所称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分析模式,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忠于马克思自己创建的分析模式。就像我所说的,马克思是一个密切关注技术史及新兴企业的学者。

    这些责难也大致适用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为英国技术史的两位领军人物,贝尔纳(J.D.Bernal)与李约瑟(Joseph Needham),虽然经常提及自己思想中浓厚的马克思的成分,但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多地遵循了马克思的思路,或在他关于现代工业技术发展的研究上花费心思。这还是一项有待于担负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 [M].New Haven,1966.

[4] 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p. 78.

[6] Nathan Rosenberg,.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Fall 1972.

[责任编辑陈翔云]


* 本文译自 Nathan Rosenberg, ‘Marx as a Student of Technology’, first published in Monthly Review, 28, July-August 1976, pp.56-77. Reprinted in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4-51.

译者 骆 桢 梅咏春 张 晨; 译审 孟 捷 李怡乐

[1] 这种观点可追溯到50多年前的专业经济学著作中,比如,Alvin Hansen.《历史的技术阐释》.经济学季刊,1921(11):72-83

[2]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引用的这句话前面的句子让马克思的意思完全清晰有理。“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生产关系。”而且,马克思在后面还指出“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第127页)。赞同这些观察的人当然不是个技术决定论者。

[3] “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他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工场手工业把人变成了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兴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格州人们为了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同上,第399页)

[4] 同上,第358页。要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动力的推崇备至,不能应用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只能用在他写作《共产党宣言》前的那个世纪。“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5] 对于技术决定论的直接说明,可参看人类学家Leslie A.White的著作。White认为,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进一步说,“技术是自变量,社会系统是因变量。社会系统因而由技术系统来决定;后者改变,前者也随之改变。”(《文化科学》,纽约,1971年)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在其它地方他也强调: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0页

[7] 同上,第204页。马克思在本页的脚注中提到:“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在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

[8] 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 (New Haven,1966),p.9

[9] 同上,第533页。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参见Nathan Rosenberg,“Karl Max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Sci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ly-Augest1974,pp.713-728.

[10] 对这些关系的实验性探索参见Nathan Rosenberg, ‘Science, 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74,pp.90-108.

19 “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要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这样,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

24同上,p.115.随后马克思补充道:“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燃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p.117)

29 “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替代了单纯的工具。”(《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p.430.)

30同上.

33参见Abbott Payson Usher,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 rev. ed. (Cambridge, mass., 1954), 尤其是第4章,“The Emergence of Novelty in Thought and action.”

34在这里,自然环境起着重要作用。“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的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587—588页)

39同上,p.118,以及《资本论》,第一卷,p.466. 马克思在两个地方都引用巴贝奇作为例证,在前一个地方还引用了尤尔。关于机器设计改进和机器制造技术的进步的论述结合在《资本论》第一卷,p.442:“在某个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在生产出来的新方法,那些不仅涉及机器的个别部分或装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个构造的改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机器最初的生活期,这种延长工作日的特别动机也最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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