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原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总第52期) 。杨德明同志曾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重大讨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痛斥修正主义，完成了那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杨德明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这五年里，世界和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杨德明同志的革命精神仍然激励着曾经接受他关怀和教导的左翼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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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形成于19 世纪60 年代, 其集中标志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尽人皆知,《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 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以前的经济学, 涉及的范围很广, 其时间跨度起自古希腊罗马, 地域跨度包括东方的中国, 但主要是指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 其主体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经济学, 其形成以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为基本标志。当代西方经济学同过去的西方经济学一样, 也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 主体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经济学, 小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异端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政策上影响甚微。在西方国家, 对政府经济政策有影响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派。本文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当然要讲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 但问题的实质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评价问题。而要说清楚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评价问题, 就必须搞清其历史渊源, 因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一个历史的发展。因此, 本文要用相当的篇幅论述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内容。
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两条基本理论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特别是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 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极为详尽极为系统极为深刻的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明确的区分了西方经济学发展中两条基本的理论路线。一条是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路线, 另一条是从萨伊、马尔萨斯到西尼尔、约翰·穆勒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路线。这两条理论路线的基本区别有二。第一, 在经济学基本的理论方面,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立并坚持朴素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用形形色色的肤浅的理论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这两个基本的理论。第二, 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敢于深入经济现象的本质, 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生理学。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以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为满足, 不仅不敢揭示经济问题的本质, 而且有意识地掩盖问题的本质。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产生于重商主义晚期, 其阶级基础是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17世纪和18 世纪, 新兴产业资产阶级反对依仗封建王权的庇护在国内外经济生活中实行严密的垄断控制的商业资产阶级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当时, 产业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垄断商业资本的矛盾居于社会矛盾的首位, 产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尚居于次要地位。产业资产阶级以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者自居, 因而不忌讳深入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古典经济学家利用劳动价值论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分配论, 证明地租和商业利润是对在生产领域中创造的商品价值的分割, 因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的。马克思指出, 到了19 世纪20 年代, 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 英国、法国这两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封建地主阶级或者已经被推翻, 如同法国那样; 或者已经资产阶级化, 如同英国那样。商业资产阶级的垄断地位已经丧失, 商业资本成为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态。产业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取得统治地位, 其与封建地主阶级、商业垄断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获得解决, 这样,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便随之上升到社会矛盾的主要地位。其标志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其后的革命运动中, 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于历史舞台。同时, 在某种程度上以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也在传播开来。这些, 使已经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感到威胁。这样, 作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在经济利益上尖锐对立的理论表现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分配论, 对资产阶级不但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而且成为敌对阶级斗争的利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资产阶级不但急于抛弃古典经济学, 急于抛弃劳动价值论,而且急于寻找一种经济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对抗, 消除古典经济学的影响, 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于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应运而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一段名言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取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历史背景。马克思写道:“1830 年, 决定性的危机就发生了。”“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夺取了政权。从此以往, 无论从实际方面说, 还是从理论方面说, 阶级斗争都愈益采取公开的和威胁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丧钟敲起来了。现在, 问题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 而是它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 便利还是不便利, 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为私利的研究没有了, 作为代替的是领取津贴的论难攻击; 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没有了, 作为代替的是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第二版第17页)。
这段话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截然不同的态度。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科学”、“不为私利的研究”“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 指的是从配第到李嘉图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而“领取津贴的论难攻击”、“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等说法, 指的便是从萨伊、马尔萨斯到约翰·穆勒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 对其中包含的朴素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极为珍视, 细心地加以发掘和阐述, 进行科学的改造, 作为建造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借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发现的劳动价值论经过马克思科学地改造以后, 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在劳动价值论这块坚实的基石上, 马克思树立起《资本论》这一人类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丰碑。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 马克思以极大的科学诚意, 研究和涉猎了浩如烟海的西方经济学著作。所有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发现和研究作过贡献的西方经济学家, 不管这种贡献是怎样的微薄, 不管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是怎样的名不见经传, 一经马克思发现, 马克思都要在《资本论》的脚注中和《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详加论列, 加以赞扬。而对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马克思则进行毫不留情的鞭挞, 尖锐的讽刺, 辛辣的嘲笑。
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反动。劳动价值论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剩余价值论是经济学说史上最重要最辉煌的成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抛弃了这一成果, 抛弃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优秀的科学的传统, 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学说中不科学的成分和古典经济学家一再批评的各种不科学的观点, 加以恶性发展, 并且利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体系中的矛盾, 攻击和否定古典经济学, 奉行一条反对劳动价值论, 反对古典经济学优秀传统的反科学的理论路线。
尽人皆知,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包含着理论上的和方法论上的缺陷, 这种缺陷导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解体, 同时构成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渊源。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集中表现在亚当·斯密理论中的二元论和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理论矛盾。众所周知, 亚当·斯密学说体系中的二元论是指其理论中科学的成分和庸俗的成分杂然并陈, 相互矛盾。亚当·斯密一方面主张劳动价值论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分配论, 即朴素形态的剩余价值论, 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所决定, 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基本的社会收入都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的分解物。另一方面, 亚当·斯密又主张收入价值论即生产费用价值论, 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不是商品价值的分解物, 而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一方面, 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真实价格”由“获得它的辛苦与麻烦”所决定, 即主张劳动价值论; 另一方面, 又认为所谓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等于他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即主张购买劳动价值论。李嘉图比亚当·斯密在理论逻辑上更彻底, 他力求克服亚当·斯密的理论上的二元性, 力求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但他不懂得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 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 因而不能用劳动价值论解释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 不能用价值规律解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 从而构成李嘉图体系中的两个矛盾, 即劳动价值论与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矛盾, 价值规律与资本、劳动之间的交换的矛盾。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学说中的非科学成分来源于其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他们缺乏历史发展的观念, 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性, 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自然的万古不变的生产方式, 因而不懂得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不懂得区分简单的抽象的理论范畴和复杂的具体的理论范畴, 从而不能把握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
亚当·斯密理论中的庸俗成分构成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鼻祖萨伊和马尔萨斯庸俗经济理论的直接理论渊源, 李嘉图理论体系中的两大矛盾导致李嘉图学说的庸俗化。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除了承袭亚当·斯密理论中的非科学成分以外, 还广泛搜罗了在古典经济学中早就遭到批评的种种错误理论, 例如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效用价值论、混淆价值和价格的供求价值论, 等等, 从而形成一个集庸俗经济理论之大成的理论大杂烩。例如, 萨伊的价值论是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的混合物, 而其分配论则是从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二者直接引伸出来的所谓三要素分配论, 亦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辛辣地加以批判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的公式。马尔萨斯的价值论是生产费用价值论和购买劳动价值论的混合物, 而其分配论则是三要素分配论的变种: 劳动价格工资论、让渡利润论和自然报酬地租论。
到了19 世纪50-60 年代, 在英法等国, 无产阶级已经进一步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社会矛盾的性质更为明显和突出,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西方庸俗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为一个庞杂的大体系。这一时期西方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是约翰·穆勒。此外, 以“最后一小时”论著称而在《资本论》中遭到马克思痛斥的西尼尔也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西尼尔价值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供求均衡价格分析。在这个框架里包含着建立在主观效用论基础上的需求分析, 建立在稀缺论基础上的供给分析。其分配论是三要素分配论的变种: 工资是对工人所牺牲闲暇的报酬, 利润是资本家的节欲即所牺牲的眼前享受的报酬, 而地租则是自然的馈赠, 带有不劳而获的寄生的性质。约翰·穆勒的价值论的基干也是供求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的混合物, 其分配论也是三要素分配论: 认为利润是对资本家的节欲、投资风险和资本家的管理劳动的报酬, 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占有的级差地租, 而工资则是劳动价格。约翰·穆勒和西尼尔都反对李嘉图所主张的工资决定于劳动者的再生产费用的工资理论, 鼓吹所谓工资基金论, 认为工资由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所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所决定。
在19 世纪20 年代到60 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是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特别是指向李嘉图经济学, 反对朴素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其所鼓吹的种种非科学的价值论如效用价值论、稀缺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和三要素分配论, 构成其基本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路线和理论框架对后世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至深至巨, 至今依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内容。马克思对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非常尖锐, 认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彻头彻尾的专职的辩护经济学, 无论是其基本理论还是方法论,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毫无可供借鉴之处。
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
从19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初叶, 约半个世纪的岁月, 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即所谓边际主义经济学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庸俗经济学基本理论路线的最鲜明的特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边际主义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 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及其传播, 以巴黎公社为标志的工人运动的兴起, 证明工人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 这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斗争矛头集中指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话, 那么, 所谓“边际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斗争矛头便集中指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对资产阶级的威胁远非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能比拟。因此,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便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二, 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羽翼日益丰满的垄断资本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迫切要求加强对市场经济和企业微观经济问题的研究。
上述历史背景的两个要点, 第一点是主要的, 第一位的。反对作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抵消其在工人运动中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维护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的统治, 便成为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很明显, 这条理论路线与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论武器仍然是沿袭自早期庸俗经济学的庸俗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 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特点是强调边际分析和心理分析, 新瓶装旧酒, 给早期庸俗经济学武库中这些旧的货色披上数学和心理学的外衣, 使之带有某种精巧性和迷惑性。边际主义经济学内容看起来光怪陆离, 十分庞杂, 其基本理论只有四点, 即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和马歇尔供求均衡价格分析。边际效用价值论依据商品消费效用递减的法则, 认为商品价值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 但边际效用作为效用, 与平均效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 边际效用价值论仍然承袭了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传统谬误, 用使用价值分析取代价值分析。同理, 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虽然采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 认为生产要素的收入不是决定于平均产量, 而是决定于边际产量, 但这一区别并不能改变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理论基础三要素分配论, 从而不能避免三要素分配论的根本谬误: 将价值生产混同于使用价值生产。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研究最终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关系, 研究这两个市场各自的均衡条件, 实际上是研究高度简化的宏观经济环流图, 研究作为生产要素的出卖者和最终产品的购买者的居民户同作为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和最终产品的出卖者之间的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其假定条件是每一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相等, 居民户的收入和支出相等并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 企业的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相等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建立在三个理论支点之上: 边际效用价值论、三要素分配论和萨伊法则, 因而其理论基础是谬误的。马歇尔是边际主义经济学时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主要是承袭西尼尔的理论遗产, 以供求均衡价格分析作为基本理论框架, 然后将边际效用需求分析、边际生产力供给分析、价格供求均衡分析和三要素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理论装配到这个框架之中, 因此, 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乃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的大杂烩, 其根本的主要的错误是承袭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供求价值论和三要素分配论。
由此可见, 边际主义经济学完全承袭并进一步发展了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框架。这是一方面, 也是基本的一面。另一方面, 基于前述的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加强经济管理, 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需要, 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又注重研究一些实际经济问题, 在经济研究方法和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上, 作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贡献。例如将高等数学方法应用到经济研究之中, 对商品的消费效用和生产要素的生产力进行边际分析, 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一般均衡分析, 研究消费资源和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市场需求问题, 市场供给和生产成本问题, 市场经济的优缺点问题, 提出有关市场经济机制的一系列概念, 如需求弹性、需求法则、需求曲线, 成本曲线, 提出市场失灵论和政府有限干预论, 等等。凡此种种, 均不失为对经济学发展的某种贡献。当然, 这些内容在边际主义经济学中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东西。但是,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 这些带有某种科学性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此看来, 在垄断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边际主义经济学, 与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后期发展起来的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有所不同。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只有辩护性, 因而其理论是庸俗的, 没有任何科学性。
边际主义经济学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固有的辩护性以外, 还有某种实用性特征的萌芽, 因而其某些抽象层次较低的理论和采用的某些研究方法, 带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边际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 一言以蔽之,是奠定了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篇章结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理论概念的绝大多数, 经过马歇尔的综合, 构成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新特征
如前所述, 所谓当代西方经济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经济学。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到20 世纪初叶已告完成。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开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产物。其原因有二。第一, 垄断寡头的出现必然导致垄断寡头与国家政权结合, 利用政权来为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第二,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空前地激化起来, 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日趋尖锐。20 世纪上半期, 爆发了空前严重的30 年代经济大危机和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总体性危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破坏和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地盘上崩溃, 苏联、新中国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 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世界阵营。为了挽救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垄断资本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政治经济职能, 更加直接地为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日益成为垄断资本的御用工具。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时经济统制和美国罗斯福新政, 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声和序幕。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 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国家干预主义的国际性经济思潮, 并且在30 年代相继出现了两次“革命”, 一次是以罗宾逊夫人、张伯仑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出现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革命”, 另一次是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为标志的“宏观经济学革命”, 又称“凯恩斯革命”。所谓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垄断经济学, 而凯恩斯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国家垄断经济学, 二者分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表现。这两次革命在30年代接踵发生, 充分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关系的密切, 证明前者向后者发展的必然性和发展步伐之迅速。这两次西方经济学“革命”以“凯恩斯革命”对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影响为最大。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宣告了重商主义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终结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开端, 从而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划分了一个时代, 即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取代重商主义学派成为西方经济学营垒中的主流派的时代的话, 那么, 凯恩斯的《通论》则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 从而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划分了又一个时代, 即现代国家主义学派取代经济自由主义学派成为西方经济学营垒中的主流派的时代。
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主流派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与以往的西方经济学有什么异同点呢?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 在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框架方面,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承袭者, 而不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如前所述, 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承袭了边际主义经济学也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西方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一样,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以供求价值论为主体, 杂以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 其分配理论则是三要素分配论。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绝对排斥的。当代西方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是在供求均衡分析的框架内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产量和价格的均衡水平的决定问题。在《通论》中, 凯恩斯一再申明, 他对马歇尔经济学的主体即微观经济理论毫无异议。在《通论》中, 凯恩斯还明确表示, 他主张私有制, 主张资本主义制度, 反对公有制,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基本点上,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整个当代西方经济学与传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毫无二致。由此可见, 所谓凯恩斯革命, 革的并不是马歇尔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命, 不是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命。那么, 所谓凯恩斯革命革的是西方传统庸俗经济学的什么命呢? 凯恩斯革的只是萨伊法则的命。马歇尔经济学信奉萨伊法则, 认为借助于工资、价格和利息率这三个弹性变量的自动调节作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恒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亦即恒能实现宏观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 不可能发展为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因而无须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 由于人们与生俱来的某些心理法则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痼疾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通例不是国民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充分就业均衡只是一种特例。也就是说,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常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不能实现宏观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只有进行国家干预, 调节有效需求, 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 凯恩斯主张国家进行经济干预。诚然, 马歇尔也提出过建立在市场失灵论基础上的国家干预论, 但马歇尔是以市场经济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为前提的, 因此, 他所主张的国家干预乃是一种拾遗补阙式的干预, 是为了弥补市场的某些美中不足, 如所谓外在不经济效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之类。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为前提的, 是为克服市场经济的带根本性的缺陷。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马歇尔经济学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会发生经济危机, 这与十年一循环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史固然是尖锐矛盾的, 与30 年代的大危机现实相去更是不可以道里计了。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 与马歇尔经济学相比, 显然是一个进步。
凯恩斯革命主要发生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主张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管理, 这无疑符合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对国民经济进行某种集中管理的需要。在战后时期, 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行,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凯恩斯经济学这一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盛行使当代西方经济学形成了新的特征, 即实用性特征。如前所述, 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特征在边际主义经济学时期就有了萌芽。在当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中, 这种实用性特征有了空前的加强。这样, 当代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 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新发展阶段, 当代西方经济学具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固有的辩护性特征。另一方面, 作为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 当代西方经济学具有实用性特征。辩护性特征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问题上反对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主张形形色色的反科学的价值论, 如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 和反科学的分配论, 如三要素分配论。由于缺乏科学的价值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发展起一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大体系, 却犹如一幢建筑在沙滩上的巍峨的大厦, 时刻有倒塌之忧。西方微观经济学没有科学的价值论, 因而称作价格分析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学被称为收入分析即国民收入分析理论。但没有科学的价值论作基础, 所谓国民收入也就很难理解了。同理, 在国际经济分析中, 由于缺乏国际商品价值理论, 科学的国际收支理论也就无从建立。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 劳动价值论是唯一科学的价值理论, 朴素的劳动价值论的发现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辉煌的成果。当代西方经济学与传统庸俗经济学一样, 出于阶级的本能或阶级的偏见, 反对劳动价值论, 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从而使得其整个理论体系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和一条维系的纽带, 显得格外的脆弱和零乱。西方国家某些势力一天到晚叫喊人权, 唯独在价值论问题上抛弃人权, 践踏人权, 反对劳动价值论, 你看怪也不怪。总之, 当代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固有的辩护性特征, 使得它的整个理论体系缺乏一个科学的价值论基础, 其基本理论框架难免失之谬误。当代西方经济学这种辩护性特征, 以及由这种辩护性特征所决定的基本理论体系或基本理论框架的庸俗性或反科学性, 是基本的, 第一位的。国内有的学者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科学的, 最值得我们借鉴, 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在某些抽象层次较低的领域的研究和采用的某些方法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例如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 经济政策学; 名目繁多的分支学科, 如城市经济学、乡村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等; 企业经营管理学。就宏观经济领域来说, 西方经济政策学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西方经济政策学中关于经济目标体系、经济政策手段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的学说, 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般地说,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越是抽象程度较低的学科, 种类越是繁多, 内容越是丰富, 科学性也越强, 对我们的参考意义也越大。
当代西方经济学正统学派中的主流派是现代国家干预学派, 作为这一流派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哈耶克学派、弗赖堡学派等等。在战后时期, 凯恩斯主义学派居于主流派地位, 左右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方向。新自由学派虽然居于非主流派地位, 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小, 但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斗争从来未曾停止过。60 年代晚期, 战后西方经济繁荣阶段宣告终结, 出现停滞膨胀的局面,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之中。以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乘机兴起, 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起挑战, 力图取代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流派地位。在70 年代和80 年代之交, 新自由主义学派对英美两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一度有过影响, 但为时并不长。西方各国政府, 包括英美两国政府, 仍然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 或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学派之所以在西方国家受到冷落, 是因为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不合时宜, 不符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失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组织用来对付广大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用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西方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出一大套所谓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 其要点有三, 一曰国有企业私有化, 二曰国家经济管理自由化, 三曰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化。80 年代, 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强制推行, 后果非常严重。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滑坡, 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红旗落地, 资本主义复辟。事实证明, 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千真万确是洪水猛兽。
总之,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经济学, 无论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都是西方传统庸俗经济学的一个历史的发展, 在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框架上与西方传统经济学一脉相承, 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相对立。因此,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一丝一毫的借鉴意义。
当代西方正统经济学营垒中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争夺主流派宝座的斗争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源远流长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大经济思潮的斗争的历史新发展,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是西方国家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 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 必须坚决的加以排斥, 加以批判, 彻底肃清其影响。现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派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其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颇具借鉴意义。当然, 对这种可供参考的有益成分, 也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 根据我国的国情, 加以采择, 且忌照抄照搬。如果说在前三十年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主要倾向是对西方经济学盲目批判, 一概排斥的话, 那么, 近年来主要的危险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 照抄照搬。对此, 我们应当高度警惕, 认真加以克服。否则, 后果将是严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