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0年09月04日 16:41

性别、种族、阶级与女性解放

    作者:王 虹

    [内容提要]女性主义问题并不局限于女性群体的范围内,事实上,女性主义和女性群体本身常常被种族和阶级这两个根本性的社会等级结构所持续地分裂/分化着,如何团结更多的力量,将被分化/分裂的女性力量结合起来,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和穿越与性别制度(男权制)扭结在一起的阶级和种族问题。由于性别、种族和阶级三种社会等级制的同构性和相互作用,导致了单纯实现女性解放理想的不可能。这种现状要求理论研究着眼于更广泛的政治领域,以更稳健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三种基本社会等级制的同构性和它们之间关联性,立足于社会性别问题,将性别问题放入到由性别、种族、阶级三种社会等级制度交错构成的社会政治整体结构中去观察三者之间的联系、作用和矛盾,我们就会认识到,女性解放不会独立于或者早于社会的解放,而一个真正的社会解放也必然包括女性的真正解放。

    [关键词] 女性主义 性别 种族 阶级 社会解放 女性解放


    黑人女性主义者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黑人女工,她应当如何面对女性问题?很明显,撕裂她身份和立场的种族乃至阶级问题,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女性团结和解放的障碍,那么阶级和种族的问题又该如何去对待和处理?是放在性别问题之上/之前去解决,还是一切以性别问题为中心?由于无法解决各种等级制度相互扭结的情况,无法深入认识到对女性的多重身份对她个人的分裂作用,将女性视为单一群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在个体女性的诉求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而因为同样的原因,女性群体的严重分化状况也一直存在。这种分化除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说的“男权制意识”的影响作用外,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女性并不仅仅拥有女性这一种身份,并不仅仅处于女性这一种境遇中。事实上,她们除了由于生理性别的缘故被划分到女性群体中,被赋予女性的身份,并因为这个身份,在性别制度中和其他女性都处于“女性的境遇”外,还同时由于身体的其他特征(肤色、骨骼形态、毛发和眼睛的颜色等)被划分到不同的种族中,被赋予某个种族的身份,并因为这个身份,在种族这个等级制度中和其他同种族的人都处于类似的“种族境遇”里。不仅如此,她还同时由于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所处的位置,而被划分到不同的社会阶级中去,被赋予了这个阶级的身份和地位,并因为这个阶级身份而自然地和其他同阶级的人都处于类似的“阶级境遇”里了……

    缘于女性群体的分化,女性主义本身也被分裂了。由于她们在阶级和种族这些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不同位置,出现了几种倾向不同的女性主义:第一种倾向是站在虽处于劣势性别位置,却同时处于优势阶级和优势种族位置立场上的女性主义者(比如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运动者)提出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理论忽略掉了女性群体中实际存在着的巨大的阶级和种族差别,而将女性视为无差别的一个整体,相当于仅仅关注到女性作为性别中的弱势群体的身份,却忽视了女性在其他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位置对这种女性地位和价值的影响。从18世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到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她们都假设女性是处于一个有着共同社会基础的层面之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由于这种缺陷,常常引起遭受着阶级和种族压迫的妇女的反对,因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常常被黑人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者斥责为“白人中产阶级女人的女性主义”。而最早的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们成立的妇女组织,比如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NOW)和“妇女公平行动联盟”(Women’s Equity Action League,简称WEAL)以及历届世界妇女大会,都因为其中充斥着的各种对立(这种种对立正是由于性别立场之外的种族、阶级等立场的不同而造成的)或者种种歧视(比如处于优势阶级上的女性主义者对处于劣势阶级及劣势种族地位上的女性主义者的歧视)而陷于混乱。另一种倾向是站在处于劣势阶级和性别位置,却同时处于优势种族位置的立场上的女性主义者(比如白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者)提出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两种女性主义理论鼓励女性进入公共生产领域,致力于促使家务劳动和儿童保育的全面社会化,其目的是摧毁作为基本经济单位——资本主义制度支撑结构的家庭。不过,批评者指出,这种对家庭的看法过于简单,起码对于受压迫的种族中的妇女来说,家庭不仅仅是经济单位,也是她们作为种族中的一员,与种族内成员相互连接以获得地位和权益的结构。

    女性主义理论所面对的现实困境告诉我们,只有重新认识性别、种族、阶级这三种社会等级制度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更加全面地思考关于社会解放的议题。社会分层的第一重要因素是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对生产资料有相同关系的一群人。而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因素是种族:“种族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组社会关系。个体和群体据此进行定位,并根据生物学的特征被赋予不同的属性或能力。种族差别不仅是描述人类差异的一种方式,也是重新塑造社会内部权力和不平等模式的重要因素。”[2]种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因为随着历史的演变,从“种族”这个概念衍生出的“族群”是“纯粹社会性”的概念,不过身体上的不同,如肤色的差别常常被作为确定少数族群的定义因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性别与种族(族群)的交接点:“少数族群”这个指一个群体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的词也常常用来形容女性:“女性有时候被描写为少数族群,是因为虽然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里,她们在数量上占多数,但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处于劣势,因而这个词也被用在她们身上。”[3]同时,也发现了一个种族与阶级的交接点:“族群间的差异很少是中性的,它往往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相联系,而且伴随着族群之间的对抗。”[4]同时,我们从社会对种族、族群问题的定义上发现,身体差异不过是被赋予了社会意义的偏见、刻板印象的想象性的基础。比如认为身体特征的差异必然说明这些群体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同,甚至认为某些身体特征的群体不仅是低等的,而且是“邪恶”的,但这些“差异”及由此引起的偏见和对立往往是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相联系的。因此,无论是从性别等级制中,还是从种族的等级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阶级,也就是由占有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不同而存在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等级制的存在,它往往是作为性别和种族划分的现实性基础存在,并使得性别和种族的等级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在三者之中,阶级问题是更为本质性的问题。

    以阶级作为基本元素,种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重叠,指向的典型群体是黑人男工;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重叠,指向的典型群体是白人女工;性别、种族、阶级三种压迫的重叠,指向的典型群体是黑人女工。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只受一种等级制压迫的情况,比如只受到阶级压迫的典型群体是白人男工,只受到性别压迫的典型群体是白人资产阶级妇女。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能不会面临种族和性别压迫问题,但必然面临阶级压迫问题(白人男工),而另一部分人可能不会面临阶级和性别压迫问题,但必然面临种族压迫问题(资产阶级黑人男性),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不会面临阶级和种族压迫问题,但必然面临性别压迫的问题(资产阶级白人女性);一部分人面临着阶级、种族压迫的问题,但没有性别压迫的问题(黑人男工),一部分人面临阶级、性别压迫的问题,却没有种族压迫的问题(白人女工),还有一部分人同时面临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的问题(黑人女工)。)

    通过越来越丰富和深入的对女性群体的研究,我们发现女性不仅被性别制度分裂为和男性群体利益相对立的另一个群体,而且女性群体同时还被阶级制度和种族制度在另外的维度上继续分裂。女性的团结和女性的解放,起码必须在同时解决阶级和种族问题造成的分裂对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都将目光从单纯的“女性问题”转移向更为广阔的由各种社会网络和等级构成的整体世界,认识到各种制度体系是同构的,是相互勾连、促进和维护的。比如资本主义和男权制就是相互联系、交错和共生的,同时又相互滋养、促进和维护。虽然动摇其中一种制度可能会波及其他制度,但不可能有单个领域内的扭转和胜利。意识到这点,就必须着眼于更广泛的政治领域,具有更稳健的战略眼光来重新思考女性解放的问题。


    在任何政治制度中,权力都是核心。在男权制的性别制度中,性别权力是由男性所掌握。阶级不平等与性别不平等的这种共时性,恩格斯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已经指出了:“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5]“最初的阶级压迫”是指与个体婚制(一夫一妻制)同时产生的奴隶主对奴隶的阶级压迫。也就是说,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是同时产生的,两者密切相关:“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6]个体婚制产生的同时,最初的阶级压迫(奴隶制)也诞生了,而且阶级和性别两种压迫机制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纯粹是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7]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并不仅仅是性别压迫的表现,也是阶级压迫的表现,因为男性只有在掌握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情况下,才能够让性别压迫得以维持下去。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还将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作了一个对比:“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现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8]恩格斯在这里指明了阶级与性别压迫的相似与不同,并试图将女性的解放放到阶级的解放中去解决,然而阶级解放所指向的目标,往往不仅受到阶级压迫的阻力,也会受到来自性别压迫的阻碍,正如性别解放所指向的目标,往往不仅受到性别压迫的阻力,也会受到来自于阶级制度的阻碍。从另一角度来看,在现实中,阶级、性别这些压迫结构不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维护的,当然同时也会有摩擦。比如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女性成为劳动力,以实现更大的资本增殖,因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会适当地教育女性要“独立”和“自强”,以促使女性步入到生产领域里来。另一方面,无数男性对这种女性投入社会大生产的情况心怀不满,认为这样会导致“母职”的缺失,影响到后代的成长。由于“资本主义究其本质,它从根本上来说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仍然是父权制的”。[9]因此无论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还是作为个体的男性,它们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只是公共领域的男权制和私人领域的男权制的矛盾。而二者的矛盾,不过是家庭内部的压迫阶级(男性)的利益与社会范围的压迫阶级(资产阶级)利益的矛盾的表现,也就是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之间的矛盾的表现。

    当然,由于两种压迫机制的互利性,它们之间会有妥协和协商。比如公共领域男权制对女性利益的回避(鼓励女性走入生产领域,但却保留了“家务和生育是女性的天职”这一传统男权观点)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对私人领域男权制的维护。因此,约瑟芬•多诺万在《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中引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爱森斯坦的话说:“女权主义者要求揭示这样一个真相,即资本主义的父权社会在不动摇其自身的情况下无法兑现它的‘自由主义的’平等诺言,甚至不能给予妇女平等的权利。”[10]资本主义在最初时期为了剩余价值会鼓励女性走入生产领域,然而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为女性设置了种种障碍,如“职场天花板”、同工不同酬,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将女性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又以各种方式诱使女性回到家庭中,充当纯粹的消费者。因为消费社会是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体现,需要有更多拉动经济的消费因素,而家庭正是为商业消费贡献最大的团体;女人如果都能做一个安静顺服、听从指挥的消费者的“主要购买力量”,而家庭就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最佳的微型代理机构。正如安妮•金斯顿在《妻子是什么》中所说的那样:“家庭主妇待在家里这一事实也可以被用来当作经济上的一个目标。作为采购全家消费物品和服务的那个人,家庭主妇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代理商。”[11]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女性受自由主义影响,开始反抗男权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没有资源来反抗男性,因为资源始终都是被男人所掌握的。这里凸显出的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对性别不平等的巨大影响。

    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意识到,虽然可以从阶级的角度来解释性别不平等,但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12]这意味着,性别可能跨越阶级和种族的界限,所用的手段就是性别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只是男性所拥有。比如一个下层黑人男性会因为性别的优势而宣称自己强于白人中产/资产阶级妇女,而一位底层白人男性也能够以性别的优势认为自己优越于任何阶级地位上的黑人妇女。“在男权社会里,阶级或种族道德观的作用取决于大男子主义道德标准的公开程度和宣扬程度。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面临的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在社会的下层,男性更多地是单凭自己的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与他阶级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分享权力,而在中上阶层阶级中,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权制,因为他们享有这种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13] 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还认为:“也许可以说,女人往往能够超越男权制社会中通常的那种阶级分层,因为无论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她永久性的阶级关联比男性要少。”[14]这表明性别问题有溢出阶级与种族问题的部分,这个“溢出”的意思包括两层:1、女性与阶级的关联比男性更少,更容易变更。这是因为“大多数女性的物质地位倾向于反映出她们的父亲或者丈夫的位置,因此我们有理由主要从阶级的角度来解释性别的不平等。”[15]2、在阶级和种族矛盾解决后,性别问题还需要面对自己独特的矛盾,必须用不同于解决阶级、种族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属于性别问题的特殊问题(比如性别分工和关于性别的意识形态)。因此性别矛盾的解决以及女性的解放是一个比阶级和种族解放更为漫长的过程。

    阶级、性别和种族是等级性的制度,而黑人女性由于同时受到多重等级制度的压迫,所以她们在强调性别压迫的同时,还认为:“阶级和种族等因素是理解非白人妇女所遭受的压迫的重要因素。”[16]用黑人女性主义和全球女性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性别、种族和文化及其结构和制度是不可分离的。种族、性别、阶级及它们赋予妇女的身份意义,造成了妇女所不得不面对的“多重危险”,因为其中任何一种等级制——无论是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还是属于社会性别制度的——都对她们的存在、权利和自由构成了威胁。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认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偏见,即便在理论上可以分开,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的。这些压迫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提前被铲除,不可能在与之相连的其它压迫形式被消灭之前寿终正寝。”[17]因此要想终结这些问题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整体作为发起攻击的准确目标。

    在种族-性别-阶级这个相互扭结的不平等的制度整体上,种族-性别(以及性)的关系是黑人妇女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贝尔•胡克斯意识到黑人男性在描述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本质时,几乎都是将自由等同于男子气概,这些性别/性的比喻在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逐渐缔造了一条纽带,使他们共享了父权制的信仰。因而黑人男性甚至以性压迫的形式释放其他压迫形式所造成的愤懑。比如他们有意无意地将强奸当作一种恐怖主义的工具,用以“反抗”和在臆想中“摧毁”被反抗阶层——白人男性的某些方面,甚至在一些黑人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强奸黑人妇女成为最终强奸白人妇女的练习。因此黑人妇女不仅在白人统治者手下受压迫,而且也同时在黑人男子手下受折磨,并且后一种折磨对于黑人妇女来说未必就亚于前一种压迫。直面这个问题,意味着直视性别和种族这两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之间的相互浸淫的关系。

    种族隔阂直接造成了女性内部的分裂:女性群体本身就是由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妇女组成,她们会站在自身的阶级、种族和信仰的立场上选择支持或者不支持受害者。假如受害者是受过高等教育、身处中产阶层的妇女,女性群体中相对弱势的妇女就会觉得受害者并不属于她们中的一员,她们就很难支持受害者。而女性群体中的大部分黑人妇女,也极有可能因为受害者的阶级与自己的悬殊,而将受害者视为“白人”和“有钱人”(尽管受害者是黑人,并且也未必就属于真正的中产阶级),而不愿意支持受害者。因此,性别-种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白人妇女的女性主义观点的哪些部分是能被黑人妇女所接受的,而哪些部分又是必须被黑人妇女修正,甚至重造的呢?对于白人女性主义者来说,反色情(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和反对家庭(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是很时髦的,但黑人女性主义者常常对这两种观点发出质疑。比如她们认为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的反色情运动,是只有那些衣食无忧、受过教育、有工作和被宠坏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才有雅兴去表达大惊小怪和发泄愤怒的方式。而那些自以为懂得什么是色情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甚至都没有能够明白真正值得反对的是暴力的色情作品(妇女在其中惨遭折磨),而不是一般的色情作品。因为假如一味地否认色情,也可能同时加重对“与性联系起来的女人的意义”的鄙视。在家庭观点方面,黑人女性主义者指出,和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不同,黑人作为少数族群,他们的家庭能带给黑人妇女一种保护,使她们有可能免受一些来自白人阶层的直接伤害,同时黑人妇女和家庭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提高她们在黑人群体中的重要性。因此家庭对于种族不同、阶层不同的妇女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不同的境遇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以及女性主义思想对家庭所做的评价必须被重新审视。

    黑人妇女受到来自黑人男子和白人男子的双重压迫,缘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对黑人妇女的双重否定。这常常使她们处于困境:一方面,假如黑人妇女控诉黑人男性对她们施加的暴力剥夺,就会被黑人群体指责为憎恨黑人男子,进而被指责为憎恨和背弃黑人群体;另一方面,假如黑人妇女控诉白人男性的种族主义压迫,又会导致对黑人男性应承担的在性别关系上的责任的策略性的忽略。因此,无论黑人妇女控诉的对象是种族主义压迫还是性别上的压迫,或者是对种族-性别压迫及种族-性别-阶级的压迫,她的控诉的合法性都常常是被否定的。

    无论黑人男性所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黑人女性面对的问题则可能更为严重,因为她们总是要比黑人男性所面对的压迫更多一层,即性别的压迫。如果说黑人男子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那么黑人妇女则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受害者;如果说黑人男子遭受的是种族-阶级压迫,那么黑人妇女则是种族-阶级-性别这个制度整体的受害者。作为女性群体中的一部分,黑人妇女的生活状况与需求和其他种族的妇女是不同的,而她们之中不同阶层妇女的生活状况与需求则和本种族其他阶层及外种族其他阶层的妇女也不一样。而正是因为她们的吁求不同,才真正地实现了对等级制的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质疑和瓦解。

    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及解放理论不仅重点关注女性解放(在将种族和阶级作为次要因素的情况下),还关注到种族的重要性(在反思女性立场和阶级差异的情况下)和阶级的基础性(在全面分析女性境遇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既包含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处于劣势性别位置,同时又处于优势阶级和优势种族位置的立场)的理论元素,又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及激进女性主义(处于劣势性别和劣势阶级位置,同时又处于优势种族位置的立场)的理论元素。而其后的全球女性主义更将理论的视角扩展到了新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霸权国家)和边缘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上。这种以女性解放为核心的对整体社会解放的思考,使黑人女性主义和全球女性主义的思想及解放理论成为当今女性主义理论中最丰富、最全面的理论,而这种将世界视为一个由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多种政治维度构成的有机整体的理论发展倾向,是符合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也是整体社会政治状况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策略的制定提供更加全面而有力的帮助。


    在当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危机。此时,各种解放的呼声——无论是女性解放、民族解放还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呼声——都开始在世界各处此起彼伏。真正的社会解放是必然包含了阶级解放、种族解放和性别解放在内的社会整体性的解放,单方面的某种制度的解放并不是真正的社会解放,也不能促成全面的社会解放。恩格斯曾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8]但是透过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紧密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受压迫是因为她们被排斥在公共劳动之外,然而即使女性参与社会劳动,也会被边缘化——同工不同酬、职场天花板等等现实已经说明了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虽然是一个女性解放的重要前提,但女性解放并不是仅仅通过参与社会劳动就能真正的实现,因为无论她们参与社会生产的程度如何,她们处境(尤其是性别地位)的改善仍旧是极其有限的。2、如果说女性呆在家庭中是被性别制度所束缚和异化,那么女性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将要面临的是另一种异化——更为普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造成的异化。因此,从经济角度看,女性的真正解放只能建立在社会的普遍解放之上,尤其是阶级的消除和异化劳动的消除上面。另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进一步提出,女性的解放依赖于一些社会性的改变:1、公共食堂、幼儿园等公益设施的进一步完善。2、机器人或自动化设备的广泛运用。然而在现实中,公益设施的完善以及自动化设备的广泛应用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了谋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无产阶级的被压迫和女性的边缘化还会被延续下去。

    性别、种族、阶级这三种重要的社会等级制度相互交缠,仅仅着力于消除其中的某一种压迫的话,也许会导致另外两种或者一种压迫的激化,而最终导致所有的压迫机制都不仅没有被消除,甚至得到了强化。“当前左派理论关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三折屏里,过分地强调阶级这个范畴有时让人感到有可能会陷于左右和歪曲对其他两个范畴的探索的危险中。目前,后两个范畴在左派的理论框架里尚未稳固地确定其地位,因而极易为怀有偏见的阶级政治所利用。”[19]一些女性主义者,由于她们身处中产阶层/资产阶级,但同时又受到性别的压迫,她们就很容易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认同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观点。但她们越是站在精英的立场鄙视劳动者,她们就越是走到了自己的立场的反面,背离了女性主义本身对“平等”的追求。这让我们意识到,女性运动不能作为和自视为独立的运动,而且这样也是不可能取得值得称道的成果的。因为不同时改变社会阶级和种族方面的压迫,女性运动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会部分地成为反动的力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解放。这说明,某方面压迫的消除假若滞后于其他方面的解放,往往会反过来阻止其他方面的解放。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他的《新帝国主义》中指出:“争取社会改善的内部斗争与帝国主义的外部替代特征之间的关系经常遭到忽视(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工人运动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即像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一样到国外寻求利益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借助于帝国主义来达到这一目标)。”[20]这样的结果是,原本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内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斗争(性别的、阶级的、种族的)一旦被割裂来对待,仅仅重视某一种斗争,而忽略另外的两种斗争,就会造成受压迫者的分裂,斗争者就不仅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也削弱了他们分析社会全景和做出斗争计划的能力。

    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普遍问题在于,过于重视性别问题(生存空间的政治)而忽略了阶级问题(起源于工作场所和生产过程中的政治)的根源性和意识形态(植根于阶级问题的观念价值系统)的普遍性。这样的结果是,不仅无法实现性别的解放,甚至会走向解放的反面,在种族解放问题上也是如此。正如齐泽克在《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一文中指出的:“如果今天有人直接展开行动,那么这种行动将不是在一个空场上进行的,而是内在于霸权意识形态构架之内:那些‘真正希望做些事情来有所帮助’的人,纷纷(无疑是感觉很自豪地)投身于诸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等等运动之中。即使这些运动看起来已经涉及到经济领域,但它们仍得到了媒体的宽容和支持。只要不踏入一个禁区,它们就可以继续得到宽容和支持。”在这里,齐泽克指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反种族主义和女性主义运动在未能撼动真正的社会等级制度根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阶级制度以及建立于其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无论是何种运动,都往往只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框架之内的自我能量的消耗。甚至,这些运动在未能撼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瓦解阶级事实的情况下,还会成为继续维持现状的手段和方式——因为这些运动的能量由于没有能结合阶级解放的能量,而仅仅沦落为阶级矛盾的解压阀——它们都被利用来巩固,而不是削弱现有资本主义体制和阶级制度。各种“行动”都能给受压迫者一个发泄的途径,而阶级制度中的压迫阶级(资产阶级)也就堂而皇之地掌握了社会力量的主控权(因为各种“运动”都和资本运作有或明或暗的关系,它们都受资本主义体制的赞助或者支持,因而最终也都将被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调整及修正过程中来,所以它们最终也是符合资本主义利益的)。另外,资产阶级往往通过激化种族和性别矛盾来转移阶级矛盾这个最根本的社会矛盾。这种转移和替代往往起到了缓解阶级矛盾的作用。比如,在阶级压迫严重的时候,资产阶级往往通过激化种族矛盾和性别矛盾,让在阶级制度下受压迫的群体中的男性成员享受到种族和性别的优越感,同时将他们的斗争矛头转向可能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不同种族和性别的人群——有色族群和女性群体。阶级矛盾的缓解乃至粉饰,常常就是通过这种对人群的分化和转移矛盾焦点来达到的。

    另一方面,由于性别问题有溢出阶级与种族问题的部分,也就是说,性别制度与阶级制度同时产生并且有部分是独立于阶级制度之外的,所以在性别分工随着社会生产的分工合作的去资本主义化,被消除了不平等的境况后,女性解放还要面对自己独特的矛盾——意识形态上的矛盾。黑人女性主义者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指出,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比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更强大、也更有力地维持了对黑人妇女的压迫。她认为:“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证明其合理性,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压迫就不可能继续下去。”[21]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由于资本主义与男权制的合谋状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男权制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不同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逻辑、消费主义、市场至上)是更直接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中,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而男权制意识形态依赖并总体上服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直接服务于性别等级制度以维持性别压迫的结构。因此,解决性别压迫的问题,同时必须着眼于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22]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不仅必须通过改变经济和政治地位来解决,还必须同时改革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女性解放在意识形态层面依赖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革新:使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教育女性争取平等和权利。

    性别压迫绝不能被孤立地看待和分析,性别-种族-阶级,这三种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它们所衍生出的意识形态都是相互支持和相互掩饰的。从更大的范围内来看,性别压迫也同时和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引起的压迫(导致了所谓三个世界体系的划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女性所遭受的压迫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压迫,而且针对不同的女性,压迫的内容和严重程度也是不同的。全球女性主义者试图将各种压迫都纳入女性主义的视域:她们“同意多元文化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即女性主义的定义必须扩展,进而把所有压迫妇女的事情包括在女性主义的思考里;不论是基于种族、阶级的压迫还是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所引起的压迫,女性主义都应该考虑。”[23]而这种超越单一的压迫类别的、以结成妇女联盟,乃至受压迫群体的联盟为趋向的思想,是世界走向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思想。重新审视各种压迫制度,将各种相互联系的压迫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有助于理解压迫体系的运作方式及如何从根本上消解压迫。

    全球女性主义者强调:“世界各地妇女经历的各种压迫,它们之间都有联系。”[24]个体的解放与整体的解放是同一过程,个体的解放最终形成整体的解放,整体的解放同时也是个体解放的前提,个体的解放或者某种等级制度的解放,如果没有社会整体的解放作为前提,无论如何都会是不彻底、不完全的。女性解放、种族(民族解放)与阶级的解放最终形成社会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又为女性解放提供条件。因此,解放不仅仅是“我的解放”,而是“我们的解放”,这个“我们”是不断扩展的,不同种族、性别、阶级,不同世界体系的人们都慢慢汇入“我们”这个差异的共同体中。这导致女性主义的实践必然是最终穿越种族-阶级-性别-帝国殖民的划分的实践。恰如作为无国界的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一样,穿越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的阻隔和话语的屏障,女性的真正解放才会伴随社会的彻底解放而到来。人类真正的解放不仅是阶级的解放,同时也必须包括性别和种族的解放,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世界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而群体之间也被日益分化。妇女不仅因为性别制度而与男性分离,其自身也被阶级、种族和帝国主义所分裂。要实现女性的解放,必须结为联盟才有可能超越这些导致分裂和压迫的制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整体社会的解放。因此女性的解放,绝不会独立于和早于整体社会的解放,而真正的社会解放必然包含真正的女性解放在内。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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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5页。


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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