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击水 2011年01月13日 01:21

张宏良的左转理论及其对中国左翼运动的变革

编者按:
    近来,经常听到某几个同志又因为张宏良问题闹翻了,曾经相处融洽的同志甚至坐不到一张桌子上。我本人也多次被人逼着表明对张宏良的看法。可见,张宏良的问题,已经是左翼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要不要分手,以及如何分手的问题。编者曾经在少年中国网站转发的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提到,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蜜月期结束了,分道扬镳的时刻已经到来。但左翼内部深有影响的一部分人却坚持树立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大旗,不愿意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的这种考量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虽然根据革命导师的教导,社会主义者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坦率的说,我们并不热心制造左翼的分裂,也从未积极推动别人去制造分裂。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坚持认为,某些知名人物的个别观点,是可以商榷的;某些不太合理的说法,是应该接受众人批评的。我们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回避或者压制讨论虽然可以给左派带来一团和气的错觉,但却会给运动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因此,我们接受实存之城网友的投稿,发表这篇批判张宏良教授的文章《张宏良的左转理论及其对中国左翼运动的变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文中的一些理论表述不太确切。譬如,文中提到的“欧洲的工人阶级罢工运动仅仅是小资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宣泄”,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是以人的思想或者情绪来划分阶级,而是根据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划分阶级。诸如此类的问题,文中还存在不少,恕不一一列举。我们相信读者的鉴别力。如果对这篇文章有不同的观点,也不胜欢迎通过邮件向我们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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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2月26日,被乌有之乡称为著名“左翼学者”的张宏良公开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的网络演讲。然而,该演讲却在所涉及的全部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和对立。对此,有责任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予以公开回应。

一、张宏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错误认识

(一)共产主义不是什么幸福彼岸

    张宏良声称:“毛泽东和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所有宗教领袖同样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同样指出了幸福彼岸;毛泽东比他们更加伟大的地方,在于毛泽东同 时还指出了如何到达幸福彼岸”。

    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幸福彼岸就是共产主义。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在写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马恩基于其唯物史观,指出资本主义基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必然灭亡,而代替这样人剥削人制度的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只是人类史前时代的结束,不是什么人间天国和极乐世界。这里的共产主义不仅不是彼岸的同义词,而且还是立足于此岸的现实运动。

    真实的毛泽东并非如张宏良所说,是某种指引人类抵达幸福彼岸学说的创立者。恰恰相反,他既没有指出所谓幸福彼岸,也没有发明一条通向幸福彼岸的途径。事实上,在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上,他始终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

    1958年,毛泽东让“秀才们”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8月下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出版,毛泽东便在8月30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评价和宣传,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好的学习参考材料。

    当年11月份,毛泽东特地致信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委员,要求县以上党组织的重要干部认真开展对该书的学习。这里不妨将此信原文抄录如下: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553页)

    要求县以上土共领导干部,每人用心读三遍,还要加以分析。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二)社会主义不是需要巩固和坚持的社会

    基于对共产主义理论的错误认识,张宏良荒谬地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创建人民社会,巩固和坚持人民社会”,其实这在根本上是违反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的。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暂时过渡状态。正如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过渡时期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他指出,“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邓力群: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第7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经其本人亲笔修改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上,更是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长期历史时期,都处于马克思所说的“革命转变时期”,不能算“建成”社会主义。

    根据最起码的逻辑,任何人都应该认识到,一个过渡阶段是不存在所谓“巩固”的。针对解放初,中共党内流行的“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念,毛泽东曾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在同篇文章中,他明确地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1页)那么,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难道就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吗?

    当然,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也不是最终要坚持和维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的目标在于解放全人类,而不是仅仅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对立和三大差别的消失,“人民”一词势必成为历史,也就不存在所谓人民社会。

    正因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性社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只能在过渡过程中逐步显现,绝非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开始建立,就具有资本主义无比的优越性。正因如此,任何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会同意,前三十年绝不是张宏良吹嘘的天上掉馅饼的理想社会,而是存在很多问题、很多不足,在实践中曲折探索的社会。

    毛泽东在1970年代曾经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毛还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见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

    可见,毛本人就认为,他建立的制度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必然事实并不能通过主观意志予以消灭,最多只是加以“限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例如同样存在商品经济——并无明显区别,绝不是什么理想社会。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张宏良对于共产主义及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论述都是同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观点大相径庭的。既然,张宏良预设的理论目的“创建人民社会和维护人民社会”都是虚假的,他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特征——造反有理和为人民服务——当然也是错误的。

二、张宏良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认识

    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脱离历史实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规范,更不是某种没有人格神灵的新宗教,而是一种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观察社会历史变迁的科学研究方法。对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有过很多论述。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致威·桑巴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42—743页)

    列宁也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列宁:《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19页)。而毛泽东早在其思想体系尚未成熟的1930年代,就明确地反对一味依赖经典著作个别字句和上级指示的“本本主义”,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青年卢卡奇更是带有一点儿极端地说:“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这样简单地提出来的。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匈】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48至49页,参见张西平译同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毛泽东思想最有意义的部分也是其鲜活的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这一方法就是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毛泽东的代表作《论持久战》正是历史辩证法的杰出应用。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作为相互矛盾的敌我双方,如何因为矛盾变化,弱小的转换为强大的,成为敌人的否定力量的逻辑变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毛的哲学论著《实践论》和《矛盾论》更是将唯物辩证法阐发得淋漓尽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发现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性社会,必然存在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不同的手段。
    当我们将毛泽东思想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向来将毛泽东和马克思根本对立起来的张宏良、韩德强们当然很不服气。他们轻蔑地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然而很不幸,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各不相同的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理论模式,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题内之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抽象理论,在运用他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引入具体的实际情况。读过《资本论》的一般读者都知道,马克思坚决主张在分析研究社会现象时,必须使用抽象力舍弃具体表象,由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步步地推向比较具体(理论意义上的具体)的东西,即必须采取“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因此,马克思的很多结论其实是在一种高度抽象的水平上推导出来的,并不能成为对未来的具体预测。一旦走进具体的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的个别结论必然要引入更多的现实内容,其结论也就需要经受大小不等的修正。所以,马克思尖锐地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至342页)。

    其次,各国的接受者也必然更加关心具体的时间、地点中最急于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特别重视。例如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回忆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参见【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李方准梁民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第116页)这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显然还来不及仔细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庞大体系。

    最后,接受者理解外来理论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心理的潜在作用不容忽视。由于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必然带有译者个人的文化心理和个性特征,翻译过程并非是完全透明的,原著和译著也绝非完全相等的。翻译的过程已经是一个阐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而读者同样需要基于其固有的文化心理背景理解原著。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就不能不逐渐带有某种民族形式。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然而,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新变种,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新儒家理论。以“实事求是”一词为例,该词本出自《汉书·河间县王德传》,后被清儒引为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而毛泽东是怎么解释这个词的呢?这里不妨重温这段经典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新版第三卷,第801页)。不带偏见的人立刻就能从这里发现其中蕴含着客观事物第一性,意识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并且利用认识改造客观事物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意其实有着质的不同。

    因此,毛泽东思想不是从传统文化“出发”,而是从传统文化“出走”,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是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扬弃其封建性的糟粕。那种认为中华文化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远高于西方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从来都不是毛泽东的想法。相反,他明确承认,“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毛泽东也公开谈及,他和他的同志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理想社会憧憬并无直接的渊源。“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新版第四卷,第1469,1470,1471页)

    毛泽东晚年曾经说过,他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理论的确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理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然而,即使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也不是毛泽东的凭空创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其他研究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马克思率先指出:“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因此,清除旧社会道德和精神方面的痕迹,进行“文化革命”,就成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面对的任务。

    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文化革命”概念,他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774页)斯大林在1927年至1939年,多次重申了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

    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于两个方面,即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但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取得可能并不同步。在一个阶级控制着政治霸权时,文化领导权可能并不在它的手里;而当一个阶级试图获得政治霸权前,它必须先获得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某一个弱小的社会阶级完全可以依靠其文化优势,控制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为随后的革命创造条件(参见程巍: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月3日)。

    可以发现,毛泽东也讲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这一论述和葛兰西的观点何其类似!

    青年卢卡奇还从辩证法的实践基础出发,提出只有通过总体性的辩证法,实现总体性的革命,才能反抗资本主义的总体统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进一步提出所谓“总体革命”,是指“在总体上”进行反抗现行制度的斗争,因为,革命是总体性的、全面的,不仅要搞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还要进行文化上的斗争、人的本能结构上的革命。

    可以发现,马尔库塞主张的“总体革命”的确是可以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对话的。1968年的西方左翼青年之所以推崇三个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作为其思想领袖,确实能从三位思想家的理论论述中发现文本依据。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一般认为基于以下两方面理由:一是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将毛泽东和马克思根本对立起来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第一条完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质疑的是第二条,依据世界观确立阶级属性,和依据经济结构确立阶级是否一致?在他们看来,这里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明显说明毛泽东和马克思是不一致的,至少是不完全一致的。

    遗憾的是,这些轻率做出结论的人们不清楚,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曾经依据世界观和立场来划分阶级。马克思论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难道知识分子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吗?难道依据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划分其阶级属性不正是马克思的原意吗(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以上论述意在说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所谓东方文化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最有意义的部分并非其个别词句,而是贯穿于其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如果论述者一定要将毛泽东和马克思对立起来,那么只会犯极为荒唐可笑的错误。

    张宏良的演讲正是这种荒唐可笑错误的集大成者。根据他的杜撰,“大众民主与精英统治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这一矛盾在经济领域的深刻反映”。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笔者还将论及,这里暂且不予评论。只是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理解为某个政治矛盾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就已经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问题在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现在也普遍承认马克思经济基础制约上层建筑的理论命题的正确性。张宏良先生居然可以捏造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神话。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张宏良先生竟然是一位高校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教师,也就是说,其实是吃马克思这碗饭的。

    令人惊异的是,张宏良不仅公然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公然篡改毛泽东的理论原意。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都坚持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由之路。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这一意识形态分歧始终是重要因素。在文革时期,中国一度经济上非常困难。但是,毛泽东始终坚持支持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地区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对他们给予了大量无偿援助。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更是公开发表声明,号召武力推翻美帝国主义。声明提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5月20日)。事实上,该声明的题目“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显然是对于武装革命的公开呼唤。

    但是,张宏良对毛泽东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暴力革命论述视而不见,公然编造说:“以街头革命和网络造反为特征大众政治运动,取代此前的以军事手段为主的武装革命运动,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要求,是毛泽东思想的辉煌成果”。张宏良甚至说“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斗争,便从以往的军事斗争转向了现在的街头斗争。从军事斗争为主转向街头斗争为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带有根本性的巨大进步,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事实上,张宏良先生所发现的转变,不过是文革落潮之后,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普遍低潮的表现。

    将低潮理解为进步,这样的文字,如果不是蓄意造谣,那么就只能让人怀疑作者的理解能力了。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理论能力,又怎么能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历史与现实?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与张宏良的冲突

    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正是基于这两个伟大发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才由空想变为科学。毫无疑问,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新特点的分析和考察,始终应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令人遗憾的是,十年以来,乌有之乡的核心作者,从韩德强,到秋石客再到张宏良,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视为他们的最大思想障碍。在他们看来,一切历史变局没有经济上的原因,没有各种因素的交互运动,完全是一群阴谋家的阴谋造成的。乌有之乡的一个青年作者,最近居然将中国经济恶性通膨的原因归结为当时执政者的恶意或者无能,完全无视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因。

    对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恩格斯早在120年前就曾经予以尖锐地批判。他指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能够理解为某些人的一场阴谋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大多数人民已经彻底厌倦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吗?难道四人帮的审批不是获得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支持吗?

    马克思正是始终追寻这种“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最终发现历史的真正奥秘隐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进路是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出发,根据经济结构的对抗性发现现存社会的阶级矛盾的根源,而不是从某种抽象价值观念出发,例如所谓“精英”和“大众”虚构社会矛盾。只是在掌握了真正的阶级冲突现状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才进入精神历史等其他上层建筑领域,研究分析上层建筑和基础之间复杂的交互运动。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最终形成对历史和现实的科学认识。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就会发现,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进程绝非孤立的,例如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乃至越南、古巴都曾经或者正在进行同类性质的改革。这一波肇始于1950年代末期的改革浪潮尤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张宏良吹嘘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前30年理想主义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时期……又经历了后30年物质财富喷涌、道德伦理坍塌的极端物欲横流时期……上述两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经历”。

    事实上,张宏良先生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理解与其说与马克思主义较为相似,毋宁说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

    马克思主义并不依据抽象的人性善恶判断社会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社会现象的存在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当然,世界上并不存在永恒的事物,这种合理性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在矛盾的交互作用逐渐失去依据,转变为不合理的和走向灭亡的事物。简单地道德谴责,“人性”和“兽性”的标签,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引入真实的历史观察,就会发现人性永远是具体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人性早晚都会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抽象的人性法则其实并不存在。马克思曾经这样批评维克多·雨果对于拿破仑第三政变的道义批判,“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而张宏良先生对于当代中国某些现实的批判,除了人性、兽性的道德谴责,还有什么具体的历史内容呢?他没有注意到,当他高呼所谓人性社会的时候,他和他所诅咒的普世价值派,其实立场已经百分百相同了。他们都在先验地假定存在某种理所当然,超越历史时代和具体环境的公平和正义。不幸的是,“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绝不是抽象的善恶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的阶级对立始终根源于经济结构之中,脱离具体的经济结构分析,将某些人随意称为“精英”,另一些人褒称为“大众”,只能是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任意图解和想象。张宏良声称:“大众民主与精英统治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非常遗憾,他始终没有让他的崇拜者弄清哪些社会力量构成“精英”,又是哪些社会力量构成“大众”。

    在阶级社会中,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中的个体的行为都不得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的确可以想象,确实存在个人品行高洁,修养良好的资本家。然而,一旦这位资本家开始履行资本家的职责,也就是充当资本的人格化身的时候,他就不能不遵循资本的逻辑,否则严酷的资本主义竞争足以使他遭遇倒闭、破产,面临血本无归的危险。所以,资本来到世间,不得不“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于是,我们马上发现,韩德强先生发明于十年之前,被张宏良先生极力讴歌的道德市场经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存在的幻象。即使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制约市场的也只是法律、财政和金融手段,而不是某一只道德的手。

    可以发现,张宏良对于当代历史和现实的错误分析方法,必然要得出极端荒唐的结论。如上文指出,他将1970年代以来世界左翼运动的普遍退潮讴歌为历史的巨大进步。又如,他将欧美社会最近持续出现的罢工风潮理解为所谓“大众民主运动”,视为社会主义复兴的一部分,然而欧美社会的罢工运动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策划和领导,也从未提出普遍性地颠覆资本主义的口号,始终只是资本主义体制内一些小资产阶级不满声音的宣泄。张宏良对于形势不切实际的判断,让我们不能不质问,他希望将中国左翼运动引向何方?

四、张宏良理论对于左翼运动的现实危害

    首先,张宏良及其同伙热衷于民族主义,有意识地用民族矛盾消解阶级矛盾。无疑,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支持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但是他们始终记得,这种反抗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无产者不是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去反对另一个国家,而是联合另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共同反对垄断资产阶级。

    张宏良及其同伙热衷鼓吹的民族主义恰恰与此相反。大家记得,几年前,他们组织了对李安导演三级电影《色戒》的批判。在那场批判中,他们始终和民族主义者王晓东站在一起,互相吹捧,遥相呼应。当时,只有一位边缘化的学者指出了这一场景的荒谬,那就是和孔庆东交恶,彼时旅居国外的旷新年先生。至于今天,张宏良对民族主义的肉麻歌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致一些思想混乱的愤青们,居然将自由主义者和汉奸当成同义词来使用。

    从其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张宏良由衷地认为爱国就意味着热爱政权。其实,就连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阶段都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潘恩所说“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心声。列宁也辛辣地嘲讽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与此不同,张宏良不仅自己相信爱国等于爱政权,而且要求所有中国人信仰权力与人民的利益一致性。为此他虚构了一个精致的比喻,中国的所有官僚集团成员和穷人们同在一条风雨飘摇的破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到达彼岸。当然他不会忘了补充一句,这条船的名字是“中国号”。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人群是分为阶级、民族、种族和性别的,更是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阶级矛盾和其他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认为他们所有人都处于同一条船上。毕竟,他们都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每一次大规模发展,都和权力的支持和鼓励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权力与资本正处于同一条船上,反而和实际更加接近一些。当然,民族国家、民族资本和外来资本之间也不是只有共同利益,同时也存在尖锐的利益分歧。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质疑的是:权力和资本的距离总是比权力和人民的距离更近一些。

    基于其独创的沉船理论,张宏良虚构了所谓姓中姓外的第三次大讨论。其意显然是要淡化国内阶级矛盾,将垄断资本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的跨国阶级矛盾歪曲为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然而,谎言绝非重复多次就变成真理。只要稍微关心国内外时政的人都清楚,这一大讨论是根本不存在的。

    其次,张宏良及其同伙热衷于反对马克思主义。概言之:由于他们基于阴谋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奇特混合,任意解释历史,使基于唯物史观观察本来已经明晰的历史领域变得根本无法理解和分析。于是,只能求助于永恒的公平和正义,对于某些社会现象进行道德性谴责和批判。由于抽掉了唯物史观这一认识历史的科学方法,他们进而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将毛泽东思想变成毫无意义的价值理念和空洞的宗教。马克思主义始终教导无产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而韩德强却宣称:中国的左翼需要一个神。乌有之乡多年以来,正是秉承韩德强的意旨从事造神活动。

    因此,张宏良在这一演讲开端,那些神秘主义的开场白并非无的放矢:

    “今天12月26日,是真正普天同庆的日子,此时此刻,世界东方和西方在共同庆祝各自的圣诞节,西方在庆祝耶稣诞辰,东方在庆祝毛泽东诞辰。在毛泽东诞生之前,只有西方国家有圣诞节,有圣诞节的国家,往往是世界上的强大国家,有圣诞节的民族,往往是世界上站起来的民族。所以,上苍也给了中国一个圣诞节,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大救星,也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然则,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基督教有圣诞节,12月25日,绝对算不上普天同庆。而有圣诞节的国家,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处于极度野蛮黑暗的中世纪。欧洲是通过文艺复兴,摆脱宗教裁判所的野蛮统治,又经过高扬人性的启蒙运动,才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因为造神而强大的民族,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有过。倒是印度人因为过于迷信宗教,直接就成为了殖民地。

    鉴于张宏良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上文已经做过很多论述,这里不再深入展开。

    最后,张宏良及其同伙热衷于党同伐异,有意识地制造无产者思想混乱。他们秉承自己的阴谋史观,不许其他人争论。任何出于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较为客观理性的历史分析,都会遭遇谩骂和恶毒攻击。他们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只要和他们稍有不合,就对人家进行生命威胁。在他们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声名狼藉。

    张宏良及其同伙的这些浅薄理论,居然影响了这么多青年人。这一现象令我自己也不能不思考:他们怎么能让这么多人如醉如痴?我以为,可能的回答是这样:首先,表面上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批判中国某些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他们对一些现象痛心疾首,其愤懑程度很适合一些对现实不满的青年的口味;其次,他们有乌有之乡这个所谓左翼网站的支持,在很多青年心中,乌有之乡代表的就是真理;最后,他们动辄援引毛泽东的个别词句迷惑无知群众,他们对于理论的简化满足了一批不愿意思考的左派幼稚病患者的心理。

    然而,基于错误理论的错误实践可能产生正确的结果吗?我们看到,张宏良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呼唤就是相当可疑的。

    张宏良声称:“目前中国复兴社会主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就主观条件而言,一是30年后再次高举革命的理论大旗,表明党内社会主义中坚力量已经形成;二是重庆模式表明已经找到了新时期党群一体化的政治平台,能够 再次形成毛主席生前所谆谆告诫的“两个相信”;三是当今中国的最优秀人才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周围,国家已经具备了人才更新的能力;四是 各种政治力量政治人物已经完全走上前台,全部完成了亮相,矛盾已经完全成熟,解决矛盾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然而革命理论在哪里?张贼宏良鼓吹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事实上已经被党被悬置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甚至遭到张宏良这样靠马克思吃饭的人(张宏良教政治经济学)任意侮辱。

    优秀人才又在哪里?自2008年了,最优秀的人才距离乌有之乡越来越远,汪晖、黄平、黄纪苏都已经不再主动于乌有之乡发布文章。一些被乌有之乡热捧的青年人,其实理论水平并不高,甚至经常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复制和粘贴。

    社会矛盾仍然继续加深,强拆事件在全国层出不穷,被拆迁户与政府对立情绪日益增强。新一代工人和资本家也发生了目的明确的经济斗争。在富士康十三连跳的一年中,张宏良居然敢于说矛盾已经完全暴露,不知是何用心?

    至于张宏良鼓吹的重庆模式,稍微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其中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因子。

    在支持者看来,“如果将重庆模式简要归纳,最重要的突破,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参见田磊:“红色重庆”的价值与挑战,《南风窗》2010年第26期)。

    2008 年底,重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拿到交易所去买卖,引入金融机制,通过地票交易,而不是征地拆迁来获取土地开发权,这一试验的效果已经初步得到了现实的检验,根据公开资料,该交易所成立以来的5次拍卖中,每亩成交价格平均为10万,远远高于一般的征地拆迁。

    这种农村土地流转,完全不顾土地对于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强迫农民放弃农村户籍,早就已经被广泛诟病。农民不管受到多数补偿金,今后是要在城市里生活的,而土地流转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后路。

    2009年以来,重庆对隶属于市政府的城投、高投、地产、水投、水务、开投、渝富、高发等八大国有建设性集团增资扩张。这就是所谓公有制经济增强。其实无非是扩张了具有投机、垄断性质的国有经济。事实上,就是通过权力资本分割市场,公开压榨民营资本。 这种运营过程绝非社会主义的,和西方国有经济毫无本质区别。 用政府权力公然经营房地产之类投机业,只能使投机规模更大,最后遭殃的是老百姓。

    除此之外,重庆模式的特点就是所谓唱红打黑了。然而重庆的红歌运动,和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教育实际上相距甚远,抒发的主要是爱国、爱党、爱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打黑,是任何一个政府,包括蒋介石政权都会做的事情。重庆打黑的成果可能更多地与王立军先生的个人性格特征有关,很难归结于某种模式。

    2010年7月份,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考察团一行9人曾经前往重庆考察,在与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座谈时,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弗拉迪米罗·贾克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基于民主的模式,而不应该是斯大林模式那种集权式的社会主义。那么重庆的模式,是不是民主的模式?苏伟坦陈,中共的党内民主、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还任重道远,所以,重庆也一样,党内民主、政治民主都还不足。

    可见,即使是苏伟这样的御用左派,也不能不承认,重庆实际上是一种张宏良所谓的“强人政治”。 这种政治体制,和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甚至是截然相反。

    重庆试验在意识形态层面另外一个被广为诟病的问题在于对传媒的严密控制,在过去的一年里,重庆辖区范围内,传媒上清一色的颂扬声。这种对社会舆论的强力控制,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张宏良一伙反复强调党想要复兴社会主义,就能够复兴社会主义。但就是不提生产关系领域是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广大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否成熟,群众力量是否壮大,马克思主义是否得到广泛认同。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因此,在实践中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

    因此反对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乌有之乡为核心的反动“毛派”党人,揭穿他们的危害,不能不成为当前中国左翼最为紧迫的理论任务。不和反动毛派决裂,左翼必将走向死亡。

    有些人畏惧决裂,其实团结总是一个政党内部的团结,而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左翼政党。列宁不和孟什维克决裂,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吗?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如果不发生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的决裂,会有1921年中共的建立吗?今天的中国只有一些有着不同程度左翼思想的个体存在,左翼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力量的思想派别。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拖泥带水,一团和气,不敢于进行思想决裂,左翼最终是没有任何出息的。

    不要害怕决裂,要主动促成这个决裂,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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