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 2011年01月23日 21:56

张广天:我的歌献给你们

    我的歌献给你们:老师、同学、家长、朋友、爱人和敌人;我的歌献给你们:山谷、溪流、明月、秋风、大海和暴风雨;我的歌献给你们:古人、先知、僧侣、情人和劳动者;我的歌也献给你们:上海、北京、金华、贵州和我走过的那些不知名的群山,看过的那些千里飘香的鲜花……
    你们是光,无论是一点还是一片,都刺破了黑暗,成为绝对的光明;你们是爱,有着乳汁流向婴儿的方向,有着红旗迎风飘展的方向,有着汉字走之底洋洋洒洒的方向;你们是春,你们是火,你们是雪,你们是诗,你们是音乐。

第一首《上海,上海……》

[歌词]
    今夜我突然走进上海,好象是我一个人又回到舞台。灯光布景在淮海路上,要讲的话儿太多走不出弄堂。数一数门牌号码想要找到你,七绕八弯已经敲过了十点钟。这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小姑娘,她的面孔我看不清楚。上海,上海……
    今夜我突然走进上海,走到1930年走到外滩,黄浦江水涛涛涌进我的耳朵,枪声炮声隆隆响轮船呜呜。数一数门牌号码想要找到你,七绕八弯已经敲过了十点钟。这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先生,他穿件长袍围条围巾带我走到他的家里去。上海,上海……
    今夜我突然走进上海,走到杨浦、走到徐家汇,没有一个人现在还想得起我,我口袋里只有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号码。数一数门牌号码想要找到你,七绕八弯已经敲过了十点钟。这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老朋友,他手里拿把吉他唱歌唱到我的心里去。上海,上海……

    85年春天,我在上海中医学院上学。那时,我们全班学生被分散到各大医院见习。有一次,我去虹口中心医院找同学,吃过午饭后,我们去图书馆找资料,无意间发现了妇产科的病历档案。这事让我异常兴奋,因为,我听母亲说过,我正是出生在这个医院。经过进一步查找,我果然找到了我出生的那份记录,里面详尽地写着我母亲住院、妊娠和生产的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所有的花销只有十九元。那是1966年夏天。
    还有一点特别的是,打开虹口中心医院产房的窗子,可以看见对面提篮桥监狱的一隅,这座英帝国主义的建筑阴森恐怖。那天,我走过去看了。我想,我母亲生我的那天,她也走过去看了。
    这就是虹口,鲁迅先生住过的地方。从这里往南走,就是苏州河,一条为现代工业牺牲了一百年的垂死之河。20年代有个雨天的晚上,诗人聂鲁达被一伙强盗劫持来此。在这里,他第一次认识了上海。
    再往南走,过了延安路、淮海路、复兴路,就到了老上海法租界的住宅区。解放前,这里住的都是腰缠万贯的大亨。解放后,尤其是灵魂大革命的年代,资本家一律扫地出门,花园洋房分给了肇家浜臭水浜边上的穷苦人。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亲身经历,是不可想象的。我外公也分到了这样的一处房子,在永嘉路电影译制厂附近。我的童年和少年的一部分时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我外公叫林友金,这个名字看起来要和财富交朋友。的确,他一辈子在厂里做工,创造了难以数计的财富,可是财富却对他从不友好。他很少讲话,只是那年为了帮我完成忆苦思甜的作文,才说起从前的事。他说,8.13的第二天,他正好路过大世界,日本飞机突然轰炸,炸弹把红头阿三的头一下就炸到电线杆上。满街的人都紧张,到处跑。他一跑就跑到闸北,闸北也没有安宁。当时,他说到红头阿三的头给炸飞了,我笑得前翻后仰。可是究竟到了现在,想起这个故事,我一点也笑不起来。一是我终于知道了红头阿三是什么;二是这个模糊的故事里面一切遭遇者的辛酸是不模糊的,却也不是随便可以说出来的;还有就是,我外公去年夏天逝世了。他从日伪时期开始做工,一直做到改革开放,做食品,饼干、罐头、冰激凌。我想念他,想念他做的那些食品,想念新中国的儿童在炎炎烈日下也能吃到的冰激凌,想念毛主席生日那碗丰盛的生日面–外公总是省下来给我,为了保温,用大茶缸盛着,从厂里一路小跑带回家。从厂里到家里,这条路有多长,不是我现在用脚步可以丈量的。反正,外公和他的工友们用血汗走过来了。
    外公死的那天我没有在他身边,我害怕看见他魁伟的身体缩小,外公的追悼会我也没有去,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安慰他的亡灵;如今外公化作灰尘的躯体就要入葬,我还是害怕去送他。一个被冰激凌和生日面养大的工人子弟,理想让他的脸色苍白如云。可是两手空空,无所作为。
    我写这些是为了纪念我的外公,为了千万不要忘记他,他的劳动,他的沉默,他的思想。

第二首 《京剧演员二三事》

[歌词]
    穿起我五彩缤纷的戏装,画一张正气凛然的脸膛,打起了锣鼓拉起胡琴,唱一段二黄却难以开腔。有多少英雄壮志难酬,有多少岁月人比黄花瘦,有多少往事比时间走得快,到如今看来不堪再回首。
    春去秋来又一年时光,里里外外不是从前的模样。打一壶浊酒再来点儿小菜,喝干了酒杯天还没有亮。锣鼓声震天却没有人出场,有情人断肠却没有戏好唱。为什么掌声听起来都一样?为什么故事不一样悲伤?
    不要说昨天不再回来,不要说一代不如一代。老戏和新戏还不都一样,你唱我唱都一样悲哀。
    不要说昨天想过未来,不要说未来太不实在。就一回人生、一场初排,这里那里都是舞台。

    我是从学习京剧了解音乐的,更确切的说,是学习现代京剧样板戏。这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在我了解民间音乐的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熟悉了管弦乐的一些手法。我的最好的京剧老师,是南昌京剧团的琴师。他是个回民,但除了不吃猪肉以外,他没有一点不象一个纯正的汉人。他做我老师时已经五十开外。妻子当时还很年轻、很漂亮,总是抱怨生活清苦。他是因为有右派言论被团里退回上海的。象所有不得志的民间艺人一样,他一天到晚郁郁寡欢。他在教我拉琴的同时,总说些音乐以外的事。比如,从前是用蜡线作弦的,作琴杆的竹节长短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松香是可以入药的等等。有时,他还违禁地教我几段老戏。每当这些时候,他就显得和我一样稚气,而窗外的阳光也比平常柔和,温暖。我的老师和我们的老戏有很多相象的东西,总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喜怒哀乐藏起来,表现为一副一成不变的面孔,表现为一段无关宏旨的西皮慢板。而即使对于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这种深藏不露的表现也是可以轻易识破的。然而新戏呢?新戏为什么也只有一个主题?一个主题高度浓缩了理想和生活吗?
    我始终寻求答案。可是,我的老师已经死了,新戏也不再演了。甚至京剧都太渺小,不胜回答此类问题。
    后来,我读到《史记》中一段文字,是讲孔子向师襄子学琴的事。孔子学一个曲子,弹了十天。师襄子认为他已练得很熟,可以换个曲目了。孔子说,曲子是熟了,但还不得其中的要领。再练习了一段,师襄子认为他已得要领,就再次劝他换别的曲目。孔子说,虽然已得要领,但还不了解作者写曲的意图。又过了一些日子,孔子依然不放弃练习,在了解作者的意图后,他接着想探究作者的为人。直到一天,师襄子发现孔子心思悠远而穆然,并且说:“此人面色黝黑,身材高大,目光深远,威震四方,一定是周文王无疑了!”于是,师襄子反过来敬拜孔子,说:“我老师传给我曲目的时候就说,这曲子叫‘文王操’。”
    文王的威德是音乐的一部分,或者简直就是音乐的根本,那么music呢?music似乎不是什么音乐,只是音,而并非乐。乐是什么?乐和春生夏长的道理一样,乐是极乐,一贯感官到心智到信仰到空灵的极乐。因此,诉说苏三悲剧的西皮慢板也容纳了诸葛亮的机智,也囊括了梁山泊英雄的豪情。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不做一一得一的算术就会分裂,我们用同一主题的乐曲或毫无主题的歌唱从容面对婚丧嫁娶,从容面对生离死别。礼乐的说法,体现了我们把音乐作为文明的集大成的雄伟抱负。因此,孔子在比较礼乐差别的时候又说,礼的道理,就好比秋收冬藏,面对春夏秋冬,作为自饰矫情的孤独的我们又有什么好说呢?孔子在回答弟子责问他为何保持缄默时说,天何曾说话了?它照样博大精深;四季何曾说话了?它照样恒常运行。

第三首 《我的朋友京不特》

[歌词]
    我的朋友京不特,好久不见你的信,听说你在缅甸住,又说你在哥本哈根。又到洞庭秋水凉,不见波送你归来;伊洛瓦底江涛怒,难平人间坎坷路。你我同在一个太阳下,都想回到上海那个家。当初为了真理去流浪,大风大浪我们都不怕。
    我的朋友京不特,你的笑容有点涩。那年聚在朋友家,我们似乎已猜透彼此的选择。替我去看看海的女儿,告诉我童话家他说没说谎。也许我们都在说谎,只是大难不死天命难违抗。一条大路笔直通天涯,草叶行舟白云作快马。心心念念浪子不回头,每个脚印都开出一朵花。
    我的朋友京不特,真想给你写封信。只是为了纸短情长,许多话儿想好又不讲。春风又绿江南岸,春来江水绿如蓝,姑娘们穿上花衣裳,上面写着绮丽的梦想。总有一天要回到黄浦江,看够往来的千轮万船。山水紧连心系亚非拉,海阔天宽胸怀更远大。
    我的朋友京不特,你的偈语化作了歌,爱你的姑娘僧侣如幻似梦,留下的光阴永驻不灭。
    我的朋友京不特,你的青春走出了黑夜,住过的学校寺院空空如也,留下的空间是大千世界。
    我的朋友京不特,你的偈语,你的诗歌,你的姑娘,你的僧侣,你的学校,你的寺院空空如也。
    我的朋友京不特,你的青春,你的爱情,你的生命,你的自由,你的梦想,你的家园空空如也。

    去年元旦,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来自遥远的奥登塞,说话的人是京不特,我十二年前的朋友,令我吃惊的是,他没有死,活得很好。当时,真是有千言万语涌了上来,可一时竟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结结巴巴寒暄了一个小时,浪费了许多电话费。
    京不特,他的真名叫冯征修,取这个奇怪的别名是和那时的诗歌活动有关的。有那么一阵子,的确,很多人对自己的名和实都没有信心把握,急切地要求脱胎换骨,用一句歌词的说法,就是“我想死去之后从头再来”。我们归根到底不能从头再来,尽管不特当了和尚,坐了老挝监狱,又进奥登塞大学学习哲学,不特终归没能从头再来。我们也不能,谁都不能。基督说新生,佛说轮回,也只是说另一种开始,并不能再给你一次机会。人间、天堂、地狱,都是没有后悔药的。
    可是,我们的确后悔过,后悔做了中国上海人,后悔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讨厌过穿妈妈缝制的新衣服,我们憎恨过心口不一的老师,我们怀疑过雷锋、董存瑞、黄继光,我们对父亲的不忠不孝甚至从弗洛伊德的弑父恋母情节中找到了依据。我们癫狂,我们痴迷,
我们乌合,我们做鸟兽散。但是,这其中也有追求和探索。我们竭尽所能,企图以感官的全面解放来赢得道德上的最后胜利。我不想说我们失败了,我只想说,探索之旅,比可以想象的要艰难百倍。在反省这一切的时候,我写了一首歌《三十里铺》,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太阳高老树矮大河奔流,水这边水那边上下追求,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还差一步,这一步要多少远才到三十里铺。”
    不特从上师数学系毕业以后,当了几天教师,后来因为上面说的种种原因,去写现代诗,去当和尚,徒步五天五夜从西双版纳出境去缅甸,还差一点当了缅北游击队的俘虏,这以后,他就成了国际流浪儿,在老挝移民局的监狱蹲了二年,和一位资深的将军成了好友,现在又移居丹麦,去大学攻读哲学。他的故事太离奇,我全部说出来没人会相信。但就是这个不特,在无数次传说他已不在人世之后的某一天,突然跟过去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写信。他的确存在,他的事迹确凿无疑,可是他的出现,给了我这样一种感觉,他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过去的心灵。我们从冷战中醒来,从东方的魔瓶里逸出,神话般地漂游到西方,拿出唐僧取经的勇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仿佛在写一部现代《西游记》。然而,西方已不是神圣的天竺乐土,西方是一片精神的荒原。尽管不特面对这遍布思想坟冢的精神荒原没有勇气回头,尽管在不特当不了现代唐僧的情势下也难以作一名普通的新中国劳动者,尽管柏林墙已经拆去,东西方的问题越来越相对,但是,我还是深深地想念他,深深地为他的身体力行而骄傲。或许,这只是一种审美,但美色中的红霞难道不是用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鲜血染红的吗?我们极尽心力,在灵魂深处完成了两万五千里,完成了八年抗战,完成了工业革命,完成了五月风暴,完成了反文化运动,完成了丛林游击战,完成了诗歌革命……晨曦微明,曙色渐露,难道此时此刻,畸误造成的沉重负担还要心灵去承受吗?
    我想起京不特女友说过的一句话,“看破红尘补红尘”。

四首 《三十里铺》

[歌词]
    黑夜里抬头怕看见月光,它落在地上好象是霜。远处传来汽笛声声催我上路,这一去是否能到三十里铺。
    这一年这两年整整三十年,出了门回了家什么都不变。昨天的云今天的雨都很迷糊,有谁还能对我讲起三十里铺。
    说起家不过是东倒西歪屋,我和你也已是南腔北调人。今后的路全靠你我自己去走,这一十里、这二十里,这三十里铺。
    都在说天很宽地很大,都在说天不怕地不怕。我们的心象锁链紧紧套住,从大海的那头直到三十里铺。
    风里生雨里长什么没经过,苦也尽甘也来都是在中国。大浪淘尽千秋万代风流人物,古道西风只剩下个三十里铺。
    太阳高老树矮大河奔流,水这边水那边上下追求。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还差一步,这一步还要多少远才到三十里铺?
    三十里铺是一个小村庄,小村庄是我们经过的地方,经过的地方向着遥远的别处,遥远的别处还是三十里铺。
    三十里铺来有大路,戏楼拆了修马路。千里的风来万里的雨,都从这里来了又去……

    前年秋天,我去民族饭店对面的一个小书铺,满架装帧花哨的翻译书籍,在我看来,象一条无聊的花母牛。打开萨特的书、普鲁斯特的书,简直味同嚼蜡。所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烦恼,都是茶余饭后变相的性压抑。这些年来,我国图书界欧美烦琐的学术和文学著作的泛滥,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便溺,窒息了人民健康的呼吸。我终于明白了鲁迅先生要从淤积的血污中挖出一个孔来透气的感受。实际上,每次去逛书店,我何尝不是去挖一个孔。我终于挖出一个孔:一本题为《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的书,吸引了我。首先是那些图片:著民族服装端着步枪的义兵,向两个弟弟讲述遗嘱的安重根和他就义前的题字,胸前挂着牌子的受辱而不屈的革命者,因为地下斗争和美国侵略而始终不能会面的情人的美丽形象,宁静的万景台和劳动的祖父祖母……接下来,我读到这样的文字:
    “我家里的很多人在辞别祖父和祖母,离开故乡的时候,都留下了一定要光复祖国后再回来的誓言,健步走出了柴门。但是,在他们当中,回到祖国的只有我一个。……
    “解放后,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迎到柴门外,搂着我,捶着我的前胸,说道:‘你把爹妈丢在哪里,一个人回来了?……一起回来不成吗?’
    “祖母都这样悲痛万分,而我却把躺在他乡的父母的遗骸,没能运回来。只身走进老家柴门的人,心里又该多么痛苦啊!
    “从此以后,我每当走进别人家的柴门的时候就想,这一家里走出这扇柴门的亲人该有多少?没能回来的又有多少?这个国度里的柴门,都有着亲人洒泪离别的悲痛,都有着对那些永远不能回来的亲人的深切怀念,都有着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胆的痛苦。”
    辛弃疾词,“十分好月,不照人圆。”在这幅图景下,是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朝鲜是一个什么国家?是一个日本的、沙俄的殖民地。当时,日本为了从根本上吞并朝鲜,居然在海牙和平会上不承认有这个国家。朝鲜高宗皇帝派去的密使不能在会上发言,最后密使中的一人李俊竟剖腹自杀,以死来警醒世人。
    成天吟风咏月的封建王朝靠不上,卑躬屈膝、软弱无能的资本家也靠不上,民族的解放只能靠全体的人民都起来反抗,而关心全体民众利益的思想在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因此,朝鲜为了独立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难道中国不是这样,阿尔及利亚不是这样吗?
    共产主义,在贫困落后的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公有制的梦想,也不仅仅是哲学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全体人民的觉悟。然而,它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即使是莫斯科的权威,抑或马克思、列宁本人,也要请他靠边站!
    还有一件事,给我很深的教育。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朝鲜使馆,为了要《卖花姑娘》(读了回忆录之后,我才了解到这部影片的编剧竟是金日成本人!)的录像,我开口就问:“请问同志,这里是北朝鲜大使馆吗?”没想到,对方的同志用极其生硬而坚决的口气回答:“没有什么北朝鲜大使馆,这里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我拿着发出嘟嘟声的电话发懵,仿佛被扔在了半空中。这其间,我看到了很多图象:连杀猪的屠夫都不耻亡国而自尽的朝鲜人民,美国畜生惨绝人寰的狂轰滥炸,志愿军跨过波涛怒涌的鸭绿江,头顶小罐在暮色中急急行进的支援抗战的高丽妇女,还有王成,还有不顾美军飞机射击抬着中国伤兵强渡急流冰川的阿巴基……还有最近的饥荒、饿殍。这就是朝鲜,英勇不屈的朝鲜。而南北朝鲜的分裂,冷酷而毫无人道的三八线,正是侵略者强加在朝鲜人民头上的灾难。
    我似乎一下子就听懂了《阿里郎》,听懂了吟唱这首歌的妇女的坚贞之心,尽管被地主霸占,却一心等着她钟爱的情郎带着起义的部队凯旋故里。于是,我也听懂了绥德的民歌《三十里铺》,扔下羊鞭子去当红军的三哥哥和期待红军早日回来的四妹子,全世界所有受苦受难的追求幸福的有情男女,不正是同一对人吗?
    《龙江颂》里江水英有一句唱词道:“有多少姐妹受压迫?有多少兄弟扛起枪?”
    历史,绝非疯人的呓语,说已经终结。也许,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却刚刚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五首 《福音》

[歌词]
    你们父亲他走了,可是他还要回来;他把钥匙交给了你们其中的那个人;他为你们分派好了各自的工作;他留下了吩咐,要你们照看你们自己。也许现在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也许今天晚上他就会把门敲开。
    你们是盐却不咸,你们是灯却不亮,你们谁也看不见;你们是血却不红,你们是剑却不锋利,你们谁都不在乎;你们是树不开花,你们是花不结果,你们谁也无所谓;你们是人不相爱,你们有爱不追求,你们谁都不相信。就象这样静无声息,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就象这样人去人来,没有什么根本改变。
    你们其中那些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因为神圣的天国是他们的;你们其中哪些哀恸的人有福了,这是因为他们将获得最大的安慰;你们其中那些渴望爱情的人有福了,这是因为他们将得到永恒的生命。
    夜色已降临,先知的手在墙上晃动,留下了至理名言。

    《马太福音》上记载耶稣勿虑衣食的言论,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食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
    差不多所有的宗教,都在宣扬人类的彼此友爱精神要比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来得重要。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以后,人类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解放。粮食,石油,电,交通工具,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可以使全球的任何一个人都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是,为什么还有人衣不蔽体?为什么还有许多人食不果腹?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的确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关系。我们也确实看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资矛盾趋于缓和的事实。然而,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矛盾不再那么尖锐,另一方面是贫困的国家更加贫困。这又说明了什么呢?真是难以想象,究竟需要多少财富,才能填满人的无穷膨胀的欲壑啊!把世界的未来寄希望于高度的物质生产能力和财富的取之不竭之上,是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呢?人作为物的奴隶的解放要在物质的绝对解放以后,这是不是首先就根本不相信人呢?是不是首先就是物的奴隶的哲学呢?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地球支付人类私欲的款项与日俱增。除非我们相信地球作为物质是无限的,否则,欲望没有穷尽的时日,地球却有穷尽的一天。
    马列主义不等同于共产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的一种,它更多地是建立在怀疑人的自觉而依赖物的尺度的基础上的理论。这跟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的全面发展有关。因此,共产主义在今天更多关心的应是如何合理地分配人类财富的问题,却不能陷入唯物教科书的条条框框。
    马克思从近代科学的成果里推导出一个公正美好的大同世界的蓝图,并以消极的出发点走向一次积极的社会革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反正,人们依此觉醒起来了,抗争起来了。这种努力主动改造世界的实践明白无疑地正确了,而且真正地拉开了人们追求解放的序幕。我所有的言论,都想说,我支持马克思的梦想。但这只是第一次尝试,不是全部。更有力、更有效、更彻底的规模巨大的革命还在将来!
    耶稣的互爱,佛陀的觉悟,总是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宗教的形式麻痹人民。仿佛应该付出爱的正是穷人,应该悔过自新的也是穷人。而竭尽剥削压迫的富人却摇身变成了上帝在地上世界的代言人。这些阉割真理的闹剧同样也发生在苏联集团的坦克开向布拉格的1968年。对圣经的曲解也好,对马列主义的利用也好,对毛泽东思想的断章取义也好,根本上是动摇不了真理的,真理不能作为摆设,而应该在斗争中获得生命。
    所以,就有了红色教皇,就有了拉丁美洲拿起武器到丛林打游击的神学。
    旧约圣经中《但以理书》写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盛殿中掳来许多金银器皿,他用这些圣物和妃嫔们狂饮,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天,正当他沉迷酒色之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他看见这景象就变了脸色。犹太人的先知但以理为他解释这些文字,“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意思是:神已经数算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于玛代人和波斯人。
    《福音》这首歌的重复部分,“夜色已降临,先知的手在墙上晃动,留下了至理名言”,写的就是这件事。
    为富不仁者应该警醒,不要利令智昏。神的意志不由玛代人和波斯人来体现,也要由全体劳苦群众来体现。正象一位解放神学的神父讲的:“如果富人还想保住自己的手,就请把戒指摘下来。”
    只要世界上还有穷困和饥馑,还有愚昧和野蛮,那么就休想会有太平。

第六首 《毛泽东》

[歌词]
    当忽然我发现自己那么贫穷,回想起当年看烟火的那个晚上:我们的想象布满了整个夜空,多么啊多么灿烂,毛泽东。
    每一天早上太阳依旧火一般鲜红,我看见你独自一人站在远方。你的手指指向我心灵的广场,跟你啊跟你前进,毛泽东。
    有些歌听起来熟悉充满希望,就好象在多年以前听你演讲。原来这都是些我心中的歌唱,多么啊多么美好,毛泽东。
    当风雪黄昏那姑娘走到我身旁,她胸前的徽章闪耀梦幻的光芒。当爱情和战斗如今已变得一样,给我啊给我力量,毛泽东。
    当新年的钟声再次隆隆回响,难道你被手里那截香烟烫伤?让我为你点燃一挂红色的鞭炮,多么啊多么响亮,毛泽东。
    毛泽东,毛泽东,跟你冒着枪林弹雨走!
    毛泽东,毛泽东,跟你闲庭信步向前走!
    毛泽东,毛泽东,跟你谈笑风声向前走!
    毛泽东,毛泽东,跟你忧伤似海向前走!

    91年新春,我听着户外劈啪作响的爆竹声,想起了毛主席临终前最后一个春节。当时他身边没有亲人,很孤单。而中南海大院里却是“千门万户瞳瞳日”的气象。想起了骨肉离自己而去,死的死,疯的疯;想起了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毛主席不禁潸然泪下。然而,他看见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就让人放鞭炮,说过年了,大家应该高兴。我多么愿意在送去旧岁迎来新年之际,为他点燃一挂红色的鞭炮,不管是1976年,还是1991年。这是一种纪念,也是继承他遗志的决心。这是一挂怎样的鞭炮呢?这是曾经放进铁皮箱子、发出震耳欲聋的类似机枪子弹爆炸的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鞭炮。这是人民战争声东击西的机智,是胜利,是节日。
    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在最后的时刻孑然一身,好似二百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写就了一副夕照。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幸福明天献出了属于个人生活的一切,实是非常悲壮和感人的。
    他最后的诗写道:“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
    一个受难到了极至的民族,做了奴隶的人们,总是相信神话和救星的。因为苦难太深重,已经牛马不如。想想旧上海码头上的搬运工,一天五个铜钱都挣不到,然而,听听他们的歌吧–“笨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都往我们身上压吧!为着两顿吃不饱的饭,搬哪!搬哪!成天流汗,成天流血。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了洋房来!……”
    这样的奴隶,对于领导他们向活的路上走的领袖,除了崇敬和信仰,还能有什么呢?毛泽东,这个名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解放运动中,已经成为生存、希望、幸福的象征符号。他不是一个人,如果也不是一个神的话,他至少是一位先知先觉者,好比领着犹太人走出埃及的摩西。
    如果我们想让毛泽东成为一个只是激情澎湃而实际操作能力有问题的政治人物,或者认为他除了志大才疏地写几句诗、在生产建设上完全是门外汉,甚至去掉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的称号,而替之以一个决策层的核心人物的说法,那么,我们实际上是破灭了翻身奴隶的一个理想。
    请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求一个理想,而去拜物,拜偶像,拜球星、歌星、学术星更好吗?只不过理想需要一个称谓,它可以是主义,它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毛泽东。
    一定是有一个阴谋,而阴谋的策划者们正是血和汗之上住进了洋房的人。
    曾经有个法国记者带着深藏不露的神秘气色问我:“如果你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摩西,那么中国的耶稣又是谁呢?”我明白他这句话中自作聪明的讽刺含义,那是一种嘲笑苦难民族相信弥赛亚救世神话的高高在上的轻慢。这种轻慢因为既得利益的薰心已经爬到自己的上帝的头上去了,甚至嫉妒有上帝这么一种说法。因为如果还有上帝这种名义,那么自己怎么能当穷困人民的警察和父亲呢?于是,我用毛主席的两句诗教训这个法国小瘪三。一句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另一句是:“六亿神州尽舜尧。”
    信仰毛泽东并不等于不相信自己。毛泽东的确切含义正是“人民”二字。恰恰是信仰毛泽东的中国人民才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真正富有创造精神的新人。
    有时真是懒得答理那些兜售西洋镜的小无赖。他们那些早已被戳穿的把戏如今重又抖落出来也不嫌寒碜,总是一副打着如意算盘、鬼头鬼脑、自以为是、想入非非的鸡贼相。难怪老百姓说他们“外国赤佬”,赤佬者,贼人是也。我想,赤佬故里的那些有识之士要是知道他们在这里的下作、出尽洋相,也是要羞死的。
    列农唱《革命》,说“当你把毛主席的画像扛在肩上时,才明白什么叫革命”;列农唱《爱》,用的是《马赛曲》的旋律;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学生们说的三个 M,就是指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还有福柯、太凯尔集团,实际都是破除封资修的洋红卫兵。所以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所以说,绝望不绝望?现如今的滚爷滚奶们?解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孝子贤孙们?

第七首 《战士,你要走了。》

[歌词]
    战士,你要走了。我们不用悲伤告别。眼泪也不能轻易流淌,绝不能轻易流淌!请你把你的目光留下,永久地留下,留下给那些耕地的牛,留下给那些无助的人。它将是稻田里的犁,它将是危难中的利剑。
    战士,你要走了。我们没有预备鲜花,也没有哀恸的音乐能用来为你壮行。请你再最后看一眼地图,帮我们指一条路,我们将沿着它排成一行,那队列是一道耀眼的光芒;最有力地揭穿了卑鄙的阴谋,最温暖地让爱情的鲜花到处开放。
    战士,你要走了。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淋湿了大地万物,却丝毫不减火的辉煌。请你再不要说什么遗言,一个字也不用再提起。我们不想让敌人看出来,看出来我们的骄傲与失败;请你再不要回头迟疑,我们的决心已经不变。前面尽管有风雨交加着雷电,却正是等待着洗礼的战场。
    我们今天与你告别,而我们明天要与旧世界告别!

    今年4月18日,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与世长辞了。他的遗体在丛林里火化。然而,几天以后北青报登出一篇消息,说美帝集团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波尔布特死了吗?他们怀疑,他们需要开棺验尸,要验明证身。于是,派出武装到牙齿的数百名中情局特工潜入东北山区。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件。一位已死的、化为灰烬的老人,究竟有什么让美帝集团惶恐不安的东西呢?如果正象有的人所说的,他是一个杀人魔王;如果他真的是因为丧失了理智让金边城二百万居民在几天内完成空城行动;如果他的民主柬埔寨的实践不过是个巨大的劳改集中营,那么,他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那些 “狂人思想”据说也不得人心、一钱不值,红色高棉的战士也剩不到200人了。还害怕什么呢?为什么茶饭不思?为什么寝食不宁?
    波尔布特的照片为数不多,我有幸看到过几张。他墩朴方正的脸,和蔼可亲的笑容,看去更象一位农村的支部书记。只是两道闪电般的目光,是那么不同凡响。它显得亲切熟悉,严正慈祥,我们从胡志明、格瓦拉、列宁等人的眼睛里都曾看见过,那是一种牺牲献身的理想光芒。这样的光芒足可以使朋友志坚,敌人胆寒。
    再让我们来看看革命前的柬埔寨是怎样一个国家呢?是不是象西哈努克亲王拍的那部电影里描写的世外桃源呢?
    柬共第一位总书记被秘密警察装进麻袋投入河中……
    年轻的议员乔森潘因为在议会不断控诉腐败,另外当面拒绝西哈努克亲王馈赠的美国轿车,坚持骑自行车上班,而被一群流氓在金边街头剥光衣服当众羞辱……
    广大农民一天只能吃一顿干饭……
    因为白色恐怖,波尔布特不能在中学的课堂用阳光般温柔的语言向他的学生朗读韩波的诗,被迫走向丛林……
    朗诺集团出卖祖国的利益,勾结美帝国主义,奴役僧俗群众、强迫一僧一尼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性交,以镇压人民的反抗……
    走私,贪污,屠杀,奸淫,监狱,特务;而王公贵族把水深火热的生活制作成广告招揽嫖客游人;而吴哥窟的昔日光辉沉没在原始森林的无边沉寂之中。
    但是,拉那列是什么人呢?一个吃喝玩乐、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阿斗!         
    洪森是什么人呢?一个引狼入室、踏鲜血以寻欢、卖灵魂以求荣的肮脏小人,柬奸!
    难道问题还不清楚吗?难道波尔布特的死不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吗?
    他们害怕他的一息尚存,他们更怕他的灵魂不死。因为这不死的灵魂,是国际歌的主题,是独立自豪的威武不屈的战士形象:桑地诺,图巴卡.阿玛鲁,这些正义的幽灵总是在欢宴狂歌的资本主义之夜化作骑士佐罗从天而降。他惩恶扬善,他除暴安良。所谓冤魂不散,所谓神哭鬼泣。做了亏心事的人,怎么能得到安宁?
    灵魂是不死的,思想是不灭的。这正是强盗们恐惧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们用集装箱般巨大的铁笼来囚禁手无寸铁的秘鲁大学的哲学教授古斯曼,用杀死整村整乡的居民的灭种灭族的手段来镇压越南人民的起义。还要撒上消毒水,砌起砖墙,浇上水泥,密不透风,隔离绝缘。
    这就是纸老虎嘴脸:外强中干,内心已经空虚到绝望的地步。

第八首 《人民万岁》

[歌词]
    有一个词汇不是谁都写得会,有一个词汇不是对谁都一样美。这个词汇需要你我的欢笑和眼泪,这词汇就是人民。
    有一个词汇是江洋湖海不是水,有一个词汇是智慧力量不是愚昧。这个词汇最最重要是团结不相违,这词汇就是人民。
    有一个词汇需要你我走进纪念碑,有一个词汇也需要你我走出纪念碑。这个词汇需要你我不再沉睡,这词汇就是人民。
    万岁万岁,哈利路亚!万岁万岁,哈利路亚!人民万岁,万万岁!

    93年,德国电视二台做一个中国的专题节目,要求我在片头吟唱《毛泽东》这首歌。拍完这段演唱后,我应邀去他们举办的一个晚会。在晚会上,《明镜》驻北京的一个头目非常郑重其实地对我说:“其实没有什么帝国主义,也没有什么侵略者集团,这都是你们政府捏造出来的假想的敌人,目的是为了欺骗人民,以便统治。”我笑了笑,回答他:“也许你说的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也许根本就没有共产主义这一说,只不过军火商为了做买卖,必须捏造假想的敌人,让本国人民去充当炮灰。这样武器的生意就做起来了。”结果,这个家伙沉不住气了,露出了凶相。他说:“告诉你吧,标准只有一个,如果你们不服,现在也已经晚了。”“的确有点晚了,”我最后说,“这只是中场休息,要保留上半场的比分靠拉拉队虚张声势是没有用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厝火积薪,把火放在柴堆下,而人在柴堆上睡觉,能平安无事吗?”
    从前说无产阶级的晚点和资产阶级的准点,实际上里面的确有一个逻辑问题。郑人买履,只知道那个尺寸,却不知道脚是尺寸的依据。这是一种市侩心理,只想占便宜,而且,总以为有便宜占。因此,只能看到方便的一面,有利可图的一面,最好还是亘古不变的方便和有利。一种尺度,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劳永逸了,得鱼忘筌。整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哲学全部是建立在这种贪得无厌的愚蠢的心态之上的。因此,总想找死的公式,所谓法则,所谓科学。音乐的大小调是这样,绘画的透视法是这样,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模式也是这样。却不知道悖论造成的恶果已经挂满树梢,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掘墓人已经枕戈待旦。这就是垂死的形而上学。
    七十年代,中国的乒乓球出去比赛,香港的导演拍了一部片子《万紫千红》。我们这里的电影工作者看了以后,觉得不错,想请他们过来交流一下,开个学术讨论会。那边听说这个消息后,非常恐慌,不敢前来,说:“我们不过是小商小贩,哪有什么艺术可谈?!”
    的确,只不过是小商小贩的痴人说梦,为什么一本正经地还当回事呢?对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荷尔德林、里尔克,卡夫卡、福克纳,巴赫、莫扎特,多少人一步三叩头地崇拜,想要进那个圣殿。这是怎样的圣殿呢?为什么不说这圣殿里的诸尊也是捏造的假想的圣人呢?
    我总算想明白了,没有什么艺术的圣殿,没有什么文明的神庙,不过是法兰克福或者慕尼黑的小市民的子弟在街头昏暗的路灯下一些无聊的贫嘴罢了。什么蓝色文明?!强盗的哲学附以衣冠就得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蔚蓝起来、明净起来吗?
    那么人民呢?人民难道只是一个空洞而抽象的名词吗?我相信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真的是看不到人民的。因为,他们手中持有郑人从脚上比下来的一把尺,总是以尺代脚,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民在他们那里,实在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可以浓缩到尺子上面用作一道花纹,却不会是活生生的、涌动不息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做人民的一分子,只说愚氓、苦力和仆役,只把自己心里的污垢外化到别人身上去。这就叫做自绝于人民。
    然而人民,根本上就是你自己。难道你要离开自己的生活去寻找人民吗?你每天清晨从楼上下来,推开门,看见的第一个人,难道不是和你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吗?你头顶的阳光,远处的大海的潮汐,还有菜市,还有蜂窝煤,还有森严的庙宇、镇邪的石狮子,哪一样不是举手抬足就可以触及呢?
    如果你是教师,那么年轻的心灵在对善恶是非抉择的关头,你的教导不起任何作用吗?如果你是工人,那么一件件走向千家万户的产品是否良好地运作,与你双手的劳动、点滴的汗水无关吗?如果你是士兵,那么在生杀予夺的枪击过程中,你只是服从命令的国家机器吗?
    不,千万不要面对一个无关紧要的方向,重复说,人民,人民。只有一个方向,那方向正直直地、咄咄地逼向你。

第九首 《出门调》

[歌词]
    将身我来到了家门口,不怕前程路难走。山高自有这通天的路,水深它还有那渡河的舟。行了一程又一程,过了一川又一洲,不觉得行程它来得快,前面却到了三岔口。
    将身我来到三岔口,一条大路分两头。一头朝东通到左,一头朝西通到右。东西左右分两头,何去何从我心里忧。似这般左右不是、进退两难,我只好不管左右向前走。
    将身我不管左右向前走,走过了一春又一秋。山高还是这条通天的路,水深还是那条渡河的舟。行了一程又一程,过了一川又一洲,不觉得行程它来得快,前面却到了家门口。

什么是存在?什么是选择?如果我们丧失了判断,是无法回答类似的问题的。而当今的哲学明星们,恰恰是知其可为,而竭力不为的。
    譬如分房子,301离厕所太近,你不要;302有大树遮天,你也不要;303面对大街,太嘈杂,你又不要……最后,所有的房子都给别人占了,你第一个进来,却一无所获地走了。
    你想要一步到位吗?你不是说没有终极吗?你想要不承担错误吗?你不是说整个世界都充斥着谬误吗?
    你恐惧,你紧攥着拳头,不肯放掉抓住的一块石头,殊不知你张开手,石头掉了,却可以得到一块钻石。
    你没有勇气生活,自以为是地想等一等再说,等一等兴许可以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货,殊不知存在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三岔口。一贯到底的三岔口,对于老百姓就好象家常便饭。总不可以不吃饭,不吃饭你就死了。然而,我们看见多少打着小算盘、头戴瓜皮帽的孤寡贤达枯死在思想乐园的门外。
    如果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那么,正好说明了这些明星们不过极为工于心计,惨淡经营着精打细算的一摊生意而已。
    什么都成了商品,什么都关系到钱。而钱早已不只是财富的意义,就如上面说过的那把尺,钱就是郑人的尺。丢了自己,丢了活的性命,换来一把死的尺,问题看来简单了,易于计算了,然而答数为什么始终出乎意料?
    从来就是两个人。一个庖丁,一个愚公。前者不过多快好省,扬长避短,历来不触及核心问题;而后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艰险越向前,可能一辈子都开不出一个头,吃力也不讨好,但前仆后继,子子孙孙没有穷尽。一个造厕所,一蹴而就,显得很有成就感;另一个造长城,好几辈子都看不出模样来,就会被人讥笑,笑你迂,笑你不懂消受。然而,今天避这个,明天避那个,被问题追在后面打,不就亡了国、做了奴隶吗?罗马帝国如此,清政府如此,敢说美利坚合众国就逃得过去,一直合下去吗?日不落帝国,不已经落了吗?兔既死,狐不悲,好景不长啊!
    愚公之愚,愚而不昧;庖丁之聪,聪而不明。

第十首 《圣人孔子》

[歌词]
    槐树花点点如雪飘飘,庭院深深有孩童嬉笑。春风的细雨被万物传送,圣人孔子悄然来到。
    黄河之水清澈见底,泰山磐石巍然屹立。青铜的光华渐渐消褪,圣人孔子悄然来到。
    音乐声声震动森林之木,歌咏阵阵拦住行云去路。听这击鼓隆隆响彻天地,圣人孔子他悄然来到。
    英雄和帝王纷纷倒下,宫殿和庙宇埋进了鲜花。少女的面孔洁白无暇,圣人孔子他悄然来到。
    喧嚣的街道已空空荡荡,秋风把月光吹得很凉。游吟的诗人已做成了雕像,圣人孔子悄然来到。
    圣人孔子悄然来到,他的忧伤穿透了城墙;圣人孔子悄然来到,他的形象面对着东方。

    古人谈到师旷,说他唱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所谓声振林木,是与地的关系,与大地万物极大地融合;所谓响遏行云,则是与天的关系,万千气象为之感应。那是怎样一种歌声呢?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然而,这两句话穿越了时空,达到我们今天的心灵。心灵为之而动,不正是音乐涌动的源泉吗?
    古人还说,“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意思是心动是音乐的本质,这种本质通过声音形象来体现。
    我一直在想,孔子是个什么人呢?譬如说,他讲从卫国到鲁国,整理了“雅”、“颂”,才使音乐得到匡正;又讲诗礼之后的最大成就是音乐;而且从来在描绘文明的构想时,没有忘却音乐。然而,为什么以他的思想治理的国家,在宋以后就变得连男女都不能在一起歌舞欢娱,并且因此也失掉了人声和乐器的合作经验,音乐的表现也没有了和声与配器的法则?为什么礼乐之国的宫廷音乐和庙堂之声听来却是一片鸥鸦嘈杂呢?
    读《诗经》的时候,不论是节奏,还是声调的起伏,都是很有乐感的;语言的表达也极具形式感;境界和立意也颇高。所谓言志,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听不到音乐,也无法找到原来的乐谱来演奏。
    《史记》说孔子是父母野合所得,但后人牵强地讲,孔子之父六十取妾,当时老来娶妾谓之“野合”;又“风”之首篇《关雎》,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汉、宋治诗的学者则说“淑女”为太姒,“君子”指
文王,歌颂的是“后妃之德”,仿佛这样才可使居于三百篇之首的《关雎》有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所有正统的解释,还有更多比这更荒唐的附会。看来,并不是圣人把乐谱略去了,也不是圣人板起一副教训人的面孔,让男女有别,让欢乐愉悦的歌声绝迹。只要有节制,圣人从来就不反对歌唱。不是说“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吗?要人家再唱一遍,自己还要跟着唱,何其美快!
    看来,确是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了孔子,而且阉割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面。一个是端坐在孔庙里,手持玉笏,大讲仁义道德的孔子;另一个是行走在列国列邦的土地上,四处弦歌以宣讲最富人性光芒的道理的孔子。前者不食人间烟火,后者肉不厌精。正象毛主席在一封信中说的,右派可以利用他的一些话,左派也可以利用他的另一些话。所以,有两个孔子,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就着林彪打倒一个,到底也是一件好事。
    那么,孔子首先是一位荷马式的游吟诗人。但是,他比荷马要伟大得多。他游吟各方,边弹边唱,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道理,说历史,激发民族情绪,宣泄人世间悲痛的压抑,“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父与君的形象,好比旧约中的耶和华、亚伯拉罕,用来比喻神的威严和慈爱。
    谁说汉民族没有史诗呢?“风”不正是《雅歌》吗?而讲述姜嫄踩着天帝拇趾印迹便得气受孕的《生民》和圣女玛利亚的故事难道不是同出一辙吗?所罗门的歌、大卫的《诗篇》和“颂”又有什么两样呢?
    作为诗人和歌手的孔子是第一位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他对传统和人民的尊重。如果要创作,我们必要超越古人,而不能重复,更不能把祖先的精神庸俗化、侏儒化;如果要做人民的先生,那就先做人民的学生。忠实的转述、传达人民的心声,是一切文明的起点。
    因此说,孔子,也许是春秋战国的某一天来到我们中间的,但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来,也许今天或明天的什么时候他就会来。他的相貌酷似你,也酷似我,酷似大街上蓝天下行走的每一个中国人。
    让我们还是相信一句古话吧,“黄河清,圣人出。”

文章来源于豆瓣张广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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