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 2011年04月25日 22:55

对重庆讲座的理解和探讨

    少年中国按:

    近期在一场围绕帝国主义话题展开的讲座中,阳和平老师讲到:历史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性质上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进步的、革命的,历史上进步者如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革命者如二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种则是反动的、法西斯的,历史上具体如日本、德国、苏修与美国发动的帝国争霸战争。革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反帝与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受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必然途径;反动的、法西斯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则往往以转移国内矛盾,破坏本国无产阶级自我解放斗争与保护垄断资本为目的,通过矛盾转嫁,在达成帝国势力扩张的同时,也镇压了本国无产阶级的反抗。尤其要注意的是:两类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变的——当落后的新兴帝国在上升期中为谋求瓜分世界利益而挑战老牌帝国的时候,其国内进步、革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常常就会向反动、法西斯的方向转变。

    当代国内左翼意识形态主要由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部分交织而成。在帝国横行的当代,作为对空间被严重挤压的反抗的民族主义有其进步意义。然而随着左翼运动的发展,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中难免出现些变了味道的内容。本站在此前相关文章的编者按中已指出:“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蜜月期结束了,分道扬镳的时刻已经到来。”社会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论战正愈演愈烈。而2011年,矛盾必然会进一步升级。

    日前,张宏良先生在重庆的讲座活动再度引发了左翼中一场不小的争论。左翼中不乏有人主张压制内部矛盾,以防左派分裂而让右派渔翁得利。在革命左派已经被扣上“带路党”帽子的情况下,恐怕维持一片祥和并无意义;矛盾不会就此消解,只会愈发深重。当下左派对群众影响甚微,以这样的实力,左派并不能够成为阻挡颜色革命的主力。局势上需要左翼同志明确的几点是:1.虽然左派势单力薄,但潜在力量很大。而且左翼因其意识形态与政府存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可以为政府平衡左与右的意识形态提供帮助——因此在政府试图掌握右的同时,也必然会努力控制左的方向。2.纵然力量微薄,但这并不是左派依附于其它势力的原因。正如阳和平老师所说,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左派要为自己的发展积极寻求道路,独立的道路。3.我们反帝斗争绝不等于成为反对某一帝国的帝国政权的附庸,正如我们不会因为反对官僚专制而成为自由派的附庸一样。

    垄断资产阶级不想变色——这样的变色对他们有弊无益。那么还有哪个社会力量有推动变色的能力呢?是工人阶级。只要左翼紧紧抓住工人阶级,与无产者同呼吸共命运,变色不足为虑。

    张宏良先生的讲座活动已经过去了数日,由此引发的左翼论战才刚刚开始。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左翼中的很多老同志在论战初期就表现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对这场争论的内容及性质,本网站出于各种原因始终保持高度关注。为此,我们经过慎重考虑,拟转发系列相关文章。

    

老骥:对重庆讲座的理解和探讨

    转文地址:http://www.mao1968.info/bbs/viewthread.php?tid=11134&extra=page%3D1

    老实说,网上隆重推出《重庆讲座》,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我是知道一点的。一个时期跟帖一片赞扬声,我也不意外,因为一个错误的东西,人们不认识它的时候,总会把它当成自己理想的东西加以赞扬和拥护。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现象。我们自己不是从许多错误认识中逐渐觉悟过来的吗?为什么就不允许别人有一个从错误到正确的认识过程。当网上有了不同的声音,我开始留意了。看了大家批判作者那些惊人的错误观点,我发现作者的基本立场未变,而是贯彻这一立场的手法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作者很会随机应变,利用群众的情绪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揭破这层窗户纸,看作者到底宣扬的是些什么东西。

    作者是打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这样隆重的旗号,又是以《学习主席党建思想,正确看待当前斗争》这样庄重的命题,开始“讲座大纲”的。那么,首先来看看作者是怎样宣扬主席建党思想的?

    

一、毛主席的建党思想是什么?

    作者给我们列举了他所谓“主席党建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即为人民服务、大民主、造反有理、两个相信、建立工人阶级理论队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六个方面。不错,这都是毛主席著作中讲到的。且不说这是不是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先看作者是如何“演绎”毛主席这些思想的。

    为人民服务。作者说:“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这是毛主席党建思想最辉煌的地方。”是这样吗?错了!

    毛主席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讲得十分清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态度成为分清人民和敌人的根本界线。毫无疑问,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坚决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他们是人民的主体。所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宪法规定我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这样阶级界限分明的人民概念,为什么到了作者笔下就成了“不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按照作者的演绎,“毛主席把中国所有的地方全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那就是说,只有人民,没有敌人;那些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特别是现今被修正主义培养起来的新生的资产阶级都已经是特色社会的建设者,是他们的“人民”,“为人民服务”当然包括这些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这样一来,为人民服务不就没有什么特定的阶级内容了吗?所以,人民领袖毛泽东也就成了这些毛泽东一生都在为之掘坟墓的敌对分子的领袖了。这是多么荒唐的演绎啊!

    我国的修正主义分子说:“为人民服务就是以人为本”,把毛主席阶级界限分明的人民概念混同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概念,就是想把剥削阶级变成他们为之服务的对象;作者说:“为人民服务不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岂不和修正主义者的卑鄙用心不谋而合吗?什么“最辉煌”,先篡改,后褒扬,褒扬的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作者自己的私货。

    大民主。作者说:毛主席坚持认为“共产党只有接受群众的直接监督和批评,让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共产党才有希望保持先进性质”。就这一处提到大民主,其他地方一概篡改为“大众民主”。为什么要篡改呢?作者仍然是为了抽掉大民主的阶级性。

    谁都知道,大民主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创造性地发扬无产阶级民主的有效方式,具体说来,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试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共产党的黑暗面,批判走资派,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通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人民军队做后盾,能实现吗?

    大众民主是作者自己创造的一个政治名词,这种民主在美国那样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可以实现,可见作者这一概念的虚伪性。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运用“大众”一词,也是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主席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作者把大民主歪曲为他的“大众民主”,是有政治企图的,那就是为资本家加入的“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制造理论根据。

    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急急忙忙把大民主的具体形式——四大从宪法里去掉,这一事实就把作者“嫁接”的企图打个粉碎。

    造反有理。作者说:毛主席“确立了党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政治机制,这就是造反有理”。把造反有理等同于他编造的“自我纠错能力”是极大的歪曲。

    众所周知,造反有理一词,是毛主席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提到的。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此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理同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传承的造反精神相结合就使群众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即使在文革前夕,毛主席仍然用这个大道理召唤干部和群众。他多次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这个口号无疑就成为文革最响亮的口号,它鼓舞千百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在中华大地进行了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把修正主义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夺了回来。这就是造反有理最新最活的全部意义。

    可是,“自我纠错能力”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作者对修正主义共产党全部希望的集中概语。当人们普遍认为修正主义共产党是没有能力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路线时,作者却独树旗帜说,这样的共产党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作者把“重庆模式”标榜为“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就是明证。

    现在,作者把这种能力“嫁接”到“造反有理”层面上,不仅使这种能力和中国革命相联系,而且和这种革命的制高点——文化大革命也有了渊源。你看,在作者笔下,“中国文化大革命代表的群众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的政治机制”;“只要重新恢复造反有理的大众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就完全能够恢复自我纠错的能力”。怎么恢复,作者不宣;就是说,现在的共产党有这种能力,你们还嚷嚷什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哩!

    我们看,作者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学习主席党建思想”,而是利用几个词汇,采取“抽魂”、“演绎”、“嫁接”等等手法,为现在变了修的共产党辩护,为“救党”纲领制造理论根据。

    在今天,学习毛主席建党思想,不能不提毛主席发展了的建党思想,那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斗争反映到共产党内形成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提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样考验着每个共产党员的真正觉悟的问题,即路线觉悟问题,解决的怎么样;当出现了真假共产党一时难辨的时候,敢不敢去揭露假的共产党,敢不敢去与之斗争。这些问题都曾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毛主席正是在这样整党、建党丰富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新的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即通称50字建党方针,载入党的九大党章。毛主席这里指的阶级敌人已经主要不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而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建党思想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每个真诚的共产党人。作者是亲身感受过的,为什么只字不提,在大帽子下售私货,有意蛊惑青年?这就是作者的软肋。往后,这个软肋暴露得更加突出。

    

二、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

    作者如此对待毛主席的话语,难怪他对待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就不用毛泽东主义去观察,可是他还要死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辨别。

    当今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不是变了质?这是观察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首要问题。人民群众根据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在反思“改革开放”,重新认识文革、认识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认识到党的路线决定了党的性质。既然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了文革、彻底否定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它必然执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对内投降资产阶级、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必然使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即由工人阶级政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变成法西斯党。这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可是,作者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就是不敢面对这个现实,千方百计地编造各种谬论,说现在的共产党没有变质。

    一曰“彻底否定论”。他说:“彻底否定就表现在对当今中国共产党基本性质的判断上,坚持认为当今中国共产党基本性质完全变了。如果说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那么,毛主席的党建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就完全错了,至少是没有了任何意义。”这是什么逻辑?先编造一个“主席党建思想”,再编造一个“彻底否定论”,你彻底否定了“主席党建思想”,你就会判断党变了质;你判断党变了质,主席党建思想、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就完全错了。否定文革和党变质的因果关系就这样被颠倒了!大教授弯弯绕文章做到此种地步,也算天下奇文。

    二曰“纠错机制论”。他把文化大革命歪曲为“当初毛主席创建大众民主的纠错机制”,然后说:“既然是演习,就是为实战做准备的,如果说共产党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彻底没指望了,还要文化大革命这种演习和实践干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特点,不是要推翻共产党,而是要恢复共产党原有的阶级性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则,就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谁都知道,现在的党是反文革起家的,因为彻底否定文革党才变了质。文革时期和现在是两条路线两重天,根本不是一个时期,连修正主义当局也不会承认。可是,作者硬是把它们混为一谈,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特点,不是要推翻共产党,而是要恢复共产党原有的阶级性质”,就是要为现在的共产党没有变质做辩护。什么“纠错机制”,那纯粹是作者想把修正主义的党从文革这座坟墓中解救出来的歪理邪说,因为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修正主义最害怕的大革命,不然,它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彻底否定。作者企图用“纠错”来替代“推翻”,那是枉费心机。

    三曰“多次挫折论”。毛主席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转摘自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作者为了给修正主义党辩护,竟把毛主席这个思想篡改为“共产党也要遭受多次挫折”,然后说:“所以文化大革命需要进行多次,需要多次挽救共产党,多次恢复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经过篡改以后,他反问:“如果共产党已经没有了任何指望,那么,经过一次推翻解决了,哪还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文化大革命需要经过多次,成为他需要多次挽救变了修的共产党的理由,这是多么荒唐可笑!

    四曰“历史类比论”。他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事例,说:“既然当年共产党人连国民党都挽救过,对国民党都曾寄予过希望,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挽救一下自己的党,不能对自己的党再寄予一下希望?我们都是毛派共产党人,就应该维护共产党,怎么能够连试都没有试一下,就说共产党不行了呢?”作者只说合作,不说分裂。难道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后,共产党也去“挽救”国民党吗?也对国民党“寄予希望”吗?千百万共产党人用血换来的教训是“挽救”国民党吗?同理,邓三科篡夺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后,不是也镇压了一大批革命造反派吗?也秘密枪毙了20多个公安干部吗?更是开枪杀死一大批无辜的学生和市民,难道这些血的教训换来的也是“挽救”变了质的共产党吗?作者前一个“自己的党”,后一个“自己的党”,嗲声嗲气地叫着,岂不是令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陈独秀的影子吗?从《伟大的转折》试起,屡试不爽,你就继续试下去吧。只要不打毛派共产党人的旗号就是了,因为真正的毛派共产党人决然不会干这种背叛烈士、背叛战友的事。

    五曰“全都烂掉论”。作者说:“中国要复兴社会主义靠什么,仍然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搞社会主义不要共产党,岂非咄咄怪事!不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什么人完全等同起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即使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中国仍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共产党。不能因为一时斗不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打倒整个共产党。”为变了质的共产党辩护,辩到此等地步,也就算辩到家了。中南海的人说:“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摘自《中南海来信》)作者应声说:即使中南海这些人全都烂掉了,他们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力量,还是复兴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这话只有中南海的人听了暗笑、点头,但是,在人家眼里,你作者也“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人家不会把方向盘交给你的。不信,你就走着瞧。因为走资派篡权、掌权,共产党才变的质;人民不信这个假共产党,要和走资派斗;一时斗不过,不等于永远斗不过。把这样明白的道理歪曲为“要打倒整个共产党”,到底是谁在玩“流氓赌徒的逻辑和主张”?

    既然中国共产党变质已经是无法辩驳的事实,那么,在变了质的共产党即假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吗?当然不是。连中南海的人在外国人面前都说自己搞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只有几十年的经历。更不用说那位三滴水在世人面前宣称:“他改变了中国。”中国已经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名曰“特色社会主义”,实为特色资本主义,即野蛮的、紧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可是作者既不承认党变质,当然也就不会承认国变色。且看作者是怎样为这个变了色的国家在辩护?

    他辩护的主要论点是所谓“恢复功能论”。即他认为我们这个国家还叫社会主义,国旗还是五星红旗,还是一党——共产党执政,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他说:“如果就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作比较,中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完善最科学的制度框架。”因此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发生悲剧性演变,不是这套基本制度出了问题,而是这套基本制度的原有功能出了问题”。只要在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下,把这套基本制度的原有功能恢复了,复兴社会主义就告成功。明明是社会基本制度出了问题,由原来的社会主义演变成了资本主义,标志性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引起了基本框架原有功能的丧失。这个因果关系被作者有意颠倒了。

    作者编造不出过硬的歪理,就从现实和历史上罗列了一堆现象,企图让人们在云天雾地的现象里认同他的歪理。他在回答为什么原有功能会出问题时,说:“党官一体化抽掉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功能。”什么叫党官一体化?在修正主义集团里,党官能分得开吗?明明是路线变了,“抽调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功能,作者就是不谈路线问题。在回答“既然这套制度如此之好,为什么中国会落到这个地步”时,他说这是“必然会发生历史的反复”,甚至说,历史上封建王朝复辟,“并非是把整个封建制度又全部搬了回来,并非是把社会重新拉回到了封建主义时代,而只是封建王氏集团重新掌握了国家政权。”历史事实果真是如此吗?不是。复辟,就是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重新掌握了国家政权,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血流成河,恢复一切旧的制度,实行最黑暗的统治。封建王朝是这样,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我国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强行拆迁的住户,上访的民众,被复辟势力欺压的普通老百姓,参与群体事件受到镇压、管制的群众,他们无不感到复辟倒退的苦辣滋味,他们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期盼,是作者根本无法理解的。

    人们对能言善辩的人有一句中的的话:无理也要狡三分。作者就是这样的人。他在为变了质的共产党辩护时,说,即使权力顶上那几个人全部烂掉了,他们仍然是“领导力量”,仍然是值得可信、可敬的;现在又说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如同一个肢体瘫痪的病人,虽然肢体已经瘫痪,但是仍然完好存在,只要能够恢复肢体的原有功能,整个身体的康复就大有希望。”就是说,国家的灵魂即使丧失了,只要驱壳还存在,那就仍然值得我们可爱。这就是作者和他那一伙人不遗余力向人们推行的所谓“救党保国”口号的全部含义。请同志们认真想一想,这样“救”下去、“保”下去,我们的党和国家能救得过来、保得下去吗?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看出这个口号表面上很诱惑人,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亡党亡国的口号。

    

三、作者是“挺”派的代表人物

    大家知道,前几年左派队伍里层出现过所谓“八字方针”,即举Ⅹ、拥Ⅹ、批Ⅹ、挺Ⅹ。

    当时拥Ⅹ的势力比较突出,挺Ⅹ的势力还只是端倪。那时,作者就吹捧他要“挺”的人在十七大报告是“响彻云霄的宣言”,他实行的新政“就能名垂青史”。接着,他又提出这样一条革命策略:“依靠中国共产党革命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官僚派。”谁是革命派?作者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革命派开始反思改革,先后提出‘两个务必’、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自主创新、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和谐世界、加强先进性教育等一揽子新政。”作者要“挺”的人,不是秃子头上明摆着的虱子吗?现在,作者又把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分为“沉船派”和“维稳派”,把“沉船派”视为“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而把“维稳派”看做船长,要人们跟着他去战胜“沉船派”。从作者这一贯态度看,说他是“挺”派人物是名副其实的。

    现在是“挺”派人物得势之时。前有一篇《怎么看和怎么办?》,后有一篇《重庆讲座》,为了推行一个口号“救党保国”,两人唱起了一台诱人的双簧戏。前者以较多的马列词句蛊惑人,后者纯粹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随心所欲地歪曲、篡改、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且打着拥护文革的旗号。这种手法欺骗性更大。

    这台戏的主调之一,就是用所谓民族矛盾来否定和掩盖阶级矛盾。他们开始都不承认我国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后来站不住脚了,就先虚晃一枪,轻轻地承认它,然后再重重地否定它。作者用“世界一体化”、“矛盾融合论”,演绎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仅仅是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请注意“争夺”二字!——引者),而是维护中华民族基本生存权的斗争”。

    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中国人民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斗争,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存在着。但只要外敌没有入侵,国内的主要矛盾总是占着主导地位。就是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也同样和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那时毛主席并没有领导中国人民直接和美帝国主义斗争,而是和美帝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也就迫使美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毛主席在文革中说过,“只有在外敌入侵的时候才能停止对走资派的斗争。”这一结论就是对历史的总结。“挺”派制造这一谬论,就是转移人们批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大方向,利用人们素有的爱国热情,为他们要“挺”的人制造维稳的理论根据。显然,这是一个很恶毒的理论,必须揭露之,批判之。

    另一个调子就是大家批判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们开始制造一个“赵紫阳集团是最危险的敌人”,现在又制造一个“汉奸卖国集团是最危险的敌人”,都是指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特定一个人,来为他们要“挺”的那个人帮忙。作者写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满纸都是唯心史观。他编造的“皇权成为民众抗衡官权的自然依靠力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众造反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历史根源”,就是为他们这条纲领服务的。显然这是歪曲中国农民起义的谬论,是为毛主席揭露的宋江招安、投降路线翻案的。作者在受到批判后,却煞有介事地明知故问:“他们所谓的皇帝是指谁?”随后就搬出他们的“救党”论进行狡辩,说什么皇帝“如果是指共产党,那么他们说对了,我们的确不反对共产党,因为我们是毛派共产党人,不可能反对共产党,不仅不反对,还要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作者以为把皇帝换成共产党,不反皇帝就名正言顺了。岂知恰恰暴露了他们要“救”的党就是他们要“挺”的那个人。毛派共产党人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吗?毛派共产党人批判你们不反皇帝,就是看透了你们这条早晚要葬送革命的招安、投降路线;不反,行吗?

    第三个调子就是反对暴力革命。他们害怕革命,憎恨革命,把人民群众反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咒骂为“彻底砍掉瘫痪的肢体甚至干脆杀死病人”。他们讥讽革命派是“看戏派”、“骂街派”,说什么“他们认为花钱看戏,就应该看到戏台上流血死人,看不到戏台上流血死人,就感到不过瘾,就破口骂大街,大骂别人是什么改良派。”如果不是憎恨革命憎恨革命派,能有如此下三流的话吗?

    他们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所谓“街头革命”。作者如同当年赫鲁晓夫那样,重弹“核迷信”,吓唬人民;然后提出要用街头革命代替暴力革命。他说:核威力“是街头革命将取代暴力革命成为社会变革主要形式的最根本因素”,“是人类文明在社会变革方面的一种历史进步”。甚至拿歪曲文革来吹捧这种街头革命,说什么“严格说来,街头革命取代暴力革命成为革命的主要形式,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是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创的世界革命的新形式,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街头革命,正是从那时起,世界进入了街头革命的新时代”。毛派共产党人读了这些话,能不义愤填膺吗?把文化大革命诬蔑为“典型的街头革命”,反映了作者对文革的一贯态度,也暴露了作者对毛泽东的一贯态度。

    作者曾批判文革“在实践上,群众运动始终停留在街头政治水平,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和统一行动,逐步演化成争名夺利的派斗,也未能将运动成果及时制度化、法制化。结果,随着群众运动热情消失,中国主要社会矛盾并未解决。”当初批判的话,现在切变成了吹捧的话。作者就是这样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言语,如果没有某种政治企图,学者的基本道德也不顾了。

    作者还有这样的话:“毛泽东的文革,第一次实现了与未来社会相适应得(的)大众政治文化,美国现在在实践大众政治文化,这两个国家是相反相成。”“如果没有美国的全面实践,我们也不知道文革那些东西是对的。”从这些骇人听闻的话语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文革的态度和走资派有多少区别。反对暴力革命的人必然要反对文革,只是作者在这里玩的是虚褒实贬,多了一层障眼法罢了。

    想当初,拥X派人士拍着胸脯说,XXX同志不是叛徒,是革命家。魏巍同志曾经问:他革谁的命?现在,作者也气势汹汹地说:“我在前方拼命。”我们也可以问一声:你在哪个前方?为谁拼命?毫无疑问,你是站在救变质的党、保变色的国的前方,为你们要“挺”的那个人拼命,疯狂反扑革命派。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重庆讲座”的出笼,出笼以后的活动,都采取了革命派想不到的手法,这些手法已经引起很多同志的疑虑:为什么推行一个“救党保国”口号,要采取这样一些非常规的手法;由此再一深思:他们要救的到底是个什么党?要保的到底是个什么国?明白了,错误的口号,只有采取错误的步逐;不然没有人信呀!人心不可欺。这个简单的道理,有些人就是闹不懂,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岂不哀呼!

    我们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大革命是一场斗私批修的大革命,是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大革命,任何投机取巧的思想都是要不得的。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电影《大浪淘沙》惊心动魄的那一幕,又在我们中间重演了!我们奉劝那些有威望的同志,不要在大骗子面前清醒,小骗子面前糊涂,不值!我们也希望所有革命同志,在这场争论面前,能够勤学习、勤思考,以继续革命的饱满热情,投身这场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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