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2009年04月03日 18:26

彭述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

彭述之遗作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经成立,为了征集和培养共产主义的青年干部,它于1920年7-8月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小组织,这个组织差不多是从前上海“工读互助团”解散后留下的份子组成的<1>。由于这个青年团小组的成立,共产主义的小组才有可能在实际上从事工人运动,即派遣青年团团员去接近工人,调查工人的生活情况,和个别的工人谈话“作朋友”,这便为往后上海的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开辟了道路。

差不多和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唤起工人群众,使其觉悟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奋斗,于1920年8月15日出版了一个专门刊物,名为《劳动界》(周刊),这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刊物,也是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真正为工人阶级利益说话的第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对于有关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从劳动者创造一切社会生活的物质资料;劳动的价值、价格和剩余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剥削阶级 ──资产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不可免的灭亡,直到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都给了最通俗的一个普通工人能够懂得的解释,并以俄国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建立了“劳农政府”的实例来证明,这便唤起了和鼓舞了工人中先进份子的向往和信心。

此外,《劳动界》并登载了关于中国工人,特别是上海工人受剥削和被压迫的实际情形的许多报导(这些报导多数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工人中调查的结果),以及工人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如罢工等)的事实记录,同时又介绍了战后欧美和日本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形,以资效法和鼓励。

由于《劳动界》在工人中的散布和宣传,很快就得到工人的响应,例如在它的第七期(1920年1月26日出版)便登载一个工人名叫李中(上海海军造船厂工人)的投稿,标题为“一个工人的宣言”,这个宣言说:

“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我可亲爱的工人呀!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要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但是不贯彻联络,就会没有力量。”

所以李中向工人群众发出呼吁:

“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的大团体联络其它一大团体,以成中国的大团体,由中国的大团体,再联络他国的大团体,以成世界大团体。世界团体呀!中国团体呀!我们团体呀!发端就在我们少数工人哪!”

李中的“宣言”不仅是《劳动界》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有力回声,而且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共产主义的向往,对于它的前途的信念,以及要求自身团结的一种明白的宣告,而且事实上,李中在《劳动界》发表他的宣言之后,很快就受到一些工人的支持,首先他在他所工作的海军船厂里得到一部份工人同意发起工会组织,经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协助和指导,李中又联络了电灯厂,厚生铁厂和几家纱厂的机器间的工人,于1920年11月21日正式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虽然这个工会所包括的会员只有三百七十人,但它是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主义者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后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1920年12月),人数在一千以上。此外,并着手组织纺织工人,虽然这一工作,由于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很少,尤其在那些作工人运动的干部离开上海而去莫斯科学习以后,组织工人方面便停下来了。

为了联络各方面的工人活动份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组织了“上海工人游艺会”,它的第一次会议,也就是成立的会议,于1920年12月中在复旦大学举行,到会的工人将近三百人,我们外国语的学生也参加这次会议,由李启汉作主席,陈为人任记录。李在他的会议开幕词中说:“我们各人是从前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除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联合起来,讨论办法;我们不独得到这样的游艺会而已;甚么金钱万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此外,还有杨明斋和几个工人演说(陈为人的记录登载于1920年12月26日出版的《劳动界》20期)。后来并计划成立一个“劳动俱乐部”,作为工人经常集聚之所,这个俱乐部的章程已发表于1921年1月10日出版的《劳动界》23期,但也由于留俄学生的出国而停顿了。

自留俄学生出国,外国语学校也解散了,留在上海继续作工人运动的只有李启汉,他一个人当然不能发展工人运动,他所能作的是把已有的工人组织,如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等继续保存,这便是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成立后,在上海从事劳动运动的基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外的社会主义宣传,决定把《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它的机关报,因而从它的第九卷第一期起开始改变它的内容,即比较明白地和肯定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方面,并特辟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登载那时可能得到的材料,使一般倾向社会主义分子有可能去了解苏俄的真实情形,以此加强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

陈独秀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一号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不但表示陈本人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主张(他自称是“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 ”),同时也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方针的公开宣布。在这篇文章中,陈一方面批评了当时不同政治或反对从事政治运动的几种倾向,特别是较为详细地分析和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一般地“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的论据;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是消极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事实上说起来,......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斗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致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去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不可免。”(底下是驳克鲁特金的“国家论”)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份,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上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咀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咀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咀咒的;若是咀咒他,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评修正主义派,即德、法、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机会主义派。陈评修正主义派说:“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采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反对马格斯(马克思,下同)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的特权。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

“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倒成了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陈独秀的“结论”是:
(一)“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纪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二)“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 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喜欢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对于时局的我见”,载《新青年》第8卷第一期)

(三)国家、权力、法律这三样本是异名同实。无论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阶级一党派的权力造成国家的意志所表现。我们虽然应该承认他的威权,但未可把他看做神圣;因为他不是永远的真理,也不是全国民总意底表现,他的存废是自然跟着一阶级一党派能够造成国家的权力而变化的。换句话说,法律是强权的化身,若是没有强权,空言护法毁法,都是不懂得法律历史的见解。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化,也不像无政府党那样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四)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五)“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份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一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国庆纪念的价值》(刊于《新青年》8卷3号,1920年11月1日)

“...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是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让社会主义,......但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所以眼前还是政治问题要紧;又有人以为中国封建式的武人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经济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紧,还不须经济革命;我看这两种话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从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指西方各国)的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至于说中国只须政治革命不必经济革命,我便有七个疑问:......(六)中国除劳働界有了阶级的觉悟,组织强大的革命团体,绝对打破资本家生产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国的经济的侵略进而为政治的侵略?(七)单是政治革命,能否解决官、匪、政客、游民兵过多的问题?我不但不反对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实现;但我断然不能迷信他能够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说中国此时只须政治革命不须经济革命,我便要请他解答上面的七个疑问。”

注释:
<1>1919年末和1920年初,在北京曾发生一种所谓“工学主义”或“半工半读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理想”是“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使社会上劳力的人都去念书──要求高深的学问;念书的人去作劳力的工。”这样,便可以“破除职业的阶级与奴隶的制度”(见当时散发颇广的《工学旨趣书》),起初由北京高等师范一部份学生成立“工学会”,跟着,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随后,上海亦成立了同样的组织,这些工读互助团都是靠捐款开办食堂、石印、洗衣等来维持团员的生活(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也曾经在《新青年》杂志署名登广告,号召捐款帮助互助团)。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圻,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之一,认为这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但由于捐款的耗竭,这些工读互助团的存在不过几个月便自行解散了,这给无政府主义的空想一个实际的教训,所以工读互助团中最好的份子后来都转到社会主义青年团。

转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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