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击水 2011年12月04日 00:02

“唯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作者:黑夜里的牛

    韩德强先生在他的一些讲座中表达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历史未必总是进步的。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必然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人类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危机和战争之后,很有可能不会走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资本主义秩序的重建。即便发生了革命,那也无非只是上一次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性重演。更糟糕的结局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的战争之中,相互仇杀走向毁灭。
    这种诘难对于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宿命论来说,的确是致命的。在苏联解体之后,如果谁还敢于宣称“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那就首先要回应这种关于人类“危机——革命——复辟——危机”或者“危机——重建——危机”的历史循环论解读。虽然从1945年至今,无非大约过了60年即一个甲子,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但对于人类来说,关于其自身命运的思考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二战的废墟之中,人们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毁灭,也看到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在无数追求正义的人们心里,不断涌起的是对那个触手可及的新世界的向往。但到了21世纪初的某个时刻,我们的世界是平淡无奇的,除了边缘角落里零星的枪声和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历史的确要终结于此,无论终结于当前的苟且偷生,还是终结于真正的毁灭,结局似乎已经命定了。所以,倘若哪个无名小卒还要不仅把共产主义当做理想,当做韩德强所说的“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还要视为我们这个混乱寂静时代的必然出路,那简直是在制造一种新的宗教了。即便是少数因为各种原因仍旧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人,也感觉到“必然性”是一个难说的话题。什么是必然?存在必然吗?如果存在必然,那这种必然性又如何为自己开辟道路呢?
    或多或少被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是这样解释这种必然性的: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辩证运动,人类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五种社会形态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没落的垂死挣扎的时期——帝国主义时期,而这个时期同时也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生产上的无政府,这就是危机的根源。危机导致革命,革命的来临和危机的来临都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则是历史上最大公无私最有眼界的阶级,这一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终结私有制,走出人类的史前史,开启真正的文明时代。现代的大生产虽然是资本家为追逐利益所推动发展的,但由于真正的生产者是工人,所以实际上掌握生产的是工人。工人不仅从物质变换层面控制了社会财富,同时还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在与资本家的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中锻炼了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从而使得自己能够担当起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无产阶级要完成革命,不仅需要资本主义危机准备客观条件,还需要通过在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为革命准备主观条件,而这二者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人类还能持续发展生产,只要这一进程没有被偶然事件——比如小行星撞地球——打断,那么社会主义的到来就是必然的。
    这一表述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我认为,除了历史分期上可能存在一定的争论之外,这种观点即便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至少也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如修正主义者算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所信奉的。而这种观点之所以受到质疑,在于其推理过程中存在逻辑缺环。暂且不论资本主义是否一定会发生危机,也不谈工人阶级能否组织起来,就针对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能够夺取政权这一点发问就足够了。夺取政权不是哲学事件,不是经济学事件,而是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力量对抗的结果,而不是历史想象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相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最大的劣势是拥有较少的货币(或资本),也就是说,拥有较少的购买力,来充实自己的“阶级保安部队”。危机不会给无产阶级准备足够的时间“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除非是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比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或者现在的尼泊尔。资本主义通过短暂的不平衡来实现平衡,这本来就是其自身的规律。因此,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要能够发生,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无产阶级政党储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可以在斗争中收买足够多的工人农民,和部分国家机器;第二种是无产阶级政党把自己的理论灌输到相当多工人的头脑里,使得在危机中,整个阶级从整体上坚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两种可能性都还必须以党能够做出英明的决断为前提的。但客观地说,这两种可能性未必都能转化为现实性。第一种可能性往往是不可能的,每次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总有一批工人阶级会为了小恩小惠为资本家卖命;第二种可能性也时常不会具备,希特勒不就是被工人阶级选上台的吗?在另外的意义上讲,中国革命不也是在工人阶级的默许之下被修正主义者葬送的吗?而且,作为这两种可能性前提的党本身也是一个问题,疯狂镇压卢森堡们起义的不也是社会民主党人吗?
    那么从哪里能够看到从生产力永不停息的发展导致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呢?人们能够说,金融资本主义终结了工业资本主义是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吗?当然,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使得整个生产的控制权集中在少数金融企业的手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是实施国有化还是开始布局社会主义生产都容易了很多。但注意,前提是要夺取政权。一旦夺取政权,无论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金融资本主义,这都是实施共产主义的起点上的差别,而不是道路的差别;只有夺取政权本身,才能把人类导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韩德强就不同意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不认为整个阶段是进步的,所以列宁才称之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历史是螺旋下降的。
    可见,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本身出发,从《资本论》出发,是没有办法得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的,至多得出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人类就不能得救。但人类凭什么这么幸运,就一定要得救呢?
    不可避免地,人们会陷入悲观,不得不从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仅仅视为一种“理想”,或者视为巴迪乌所谓的“Communist Hypothesis”。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革命左派极度贬抑的韩德强,却对共产主义理论本身提出了巨大的诘难。能否回答这个诘难,不仅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宣传的有效性,也对我们自身所信奉的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这一问题,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过于理论化,群众不关心,所以无聊。但请注意,当你需要群众为了你所认定的目标贡献出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定有人会把这个理论问题提供给他,要求你作出合理解答的。就像马前卒所说的,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想清楚共产主义是否可能,又能有什么样的底气去向广大的工人阶级做宣传呢。何况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认为他们已经有答案了,那就是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洞的社会理想,其价值在于引导人们向善,以此限制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
    马克思本人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解答。这是由于马克思的一生主要是还在为无产阶级解放创制理论物质,而不是进行现实地夺取政权的斗争。而且,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要迫使资产阶级用承认危机和战争的周期性出现来消解共产主义社会来临的必然性。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不过他只是批判了那种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各种形式对历史发展的现实作用。但就工人阶级是否必然胜利这一问题来说的话,恩格斯基于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迅猛发展的势头,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真正对共产主义必然性问题做出了理论贡献的是列宁。在不朽的著作《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断然否认经济主义者搬出马克思的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认为在理论混乱的时候谈这个是不合时宜的,而他则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个判断是意义深远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停地跟各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作斗争,但他们却未明确提出理论跟运动的这种关系。恰恰相反,相对于列宁来说,他们对于群众的那些尚未达到社会民主主义层次的运动,寄予了更多的希望。他们相信,群众最终都会导向正确理论的,而现实的运动则是推动思想转变的最佳途径。但是,我们又要回到值得尊敬的韩德强那里,因为他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命题:“群众是没有历史感的”。也就是说,群众并不不能保存无产阶级的斗争智慧,每一次洗牌之后又得重新开局。所以,列宁提出的这一命题相当关键,价值在于不再给予群众的自发性以某种期待,恰恰相反,是要把这种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的阶段。要实现这种从自发到自觉的提高,唯一的方式就是把群众团结在“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的周围”。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只有党才是保存无产阶级斗争智慧的唯一载体,所以党的纲领、理论倾向就被赋予了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于现实本身保持着优先的地位。如果韩德强先生有幸认真阅读此书的话,可能会觉得非常地畅快。在无数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唯物主义理论捍卫者的列宁这里,居然能够发现最赤裸裸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么大的一个理论秘密,一百年来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

    但这真的是唯心主义吗?

    韩德强先生想把对历史主动性的强调解读为唯心主义,从而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本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这种行为,我们的回答是:当然,这就是唯心主义!我们不仅不拒绝,还要无比珍视这种唯心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类从无统一理性的史前时代走向具有统一理性的文明时代这一变化的关节点上,对人类的历史主动性,对精神力量做出无论多高的强调都不为过。因为,以后的历史就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人类已经可以开始在掌握了必然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地进行生产生活,那么,作为这个“唯心主义”阶段的前身,也必然在相当程度上是唯心主义的。对于前者,“唯心主义”几乎贯穿了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对于后者来说,则是贯穿了最能体现人类集体理性之能动性的领域——政治。所以,列宁没有说“没有公有制的社会设计,就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形态”,而是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对于人类历史的这一大变革时期,政治革命是唯一具有巴迪乌所谓的“真理”性的事件。而所谓真理,就是要超越出现存社会既有的约束(constraints)性条件所规定的可能性空间,创造出新的能够创造出新的约束条件,新的可能性空间的行动。显然,真理总是在进行着政治谋划的大脑中诞生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里,书写真理的是被人民赋予期望的“新君主”;而另一个意大利人,葛兰西,则指明了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新君主——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

    葛兰西关于“新君主”的思考集中在《狱中札记》的第二部分。在提出“现代君主”即政党,接着讨论党存在条件时,他指出党要存在就必须达成三个基本要素的结合。那三个要素呢?他认为是“最通常的要素——普通的正常的人”、“主要的联系要素”“将领或首长”、“中间要素,结合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葛兰西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普通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核心,以及联系二者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三个要素之中,纯粹由于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用,受到阶级压迫、资本主义零散的或者集中的即危机的打击而产生出来的要素只是第一个,即我们平常说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看到,第一个要素的确是最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广义的革命主体,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最狭义的革命实践即政治谋划的意义上,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出现的。对此,葛兰西说到:“无疑义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同样无疑义的是如果党‘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塑造了了工人阶级的纪律性,而罪恶的现实又让普通工人阶级必然具有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发展趋向保持忠实的潜质。但他们并不是构成革命的最为特别是因素。这样讲是不是否认了历史唯物主义了呢?
    对于那些教条主义者来说,这的确是够唯心主义的了。但真理从不屈服于权威,何况已死的教条。第一要素既可以作为革命政党的材料,也可以作为改良政党的材料,这一切都取决于革命政党的后两种要素是否产生,以及是否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在纳粹分子疯狂攻击德国工人阶级,对工人武装进行缴械的时候,工人们可以按捺住心中的激愤,尊从纪律,按照卑鄙的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的要求,交出武器!既然有这样的历史先例,我们就决不能说第一要素是革命政党最为重要的材料。不知道在狱中的葛兰西是否了解这样的历史事实,但他以自己非凡地理论勇气做出了如下的判断:“党不能只靠这一个要素(——即第二要素,党领导集团,本文作者注)而形成起来,可是他保证这种形成的程度却大于上述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一般都惯于讲究将领而不及军队。但是在实际上建立一支军队比造就将领要容易得多”。葛兰西明确指出了党的领导集团的作用,从而也就强调了理论的精神的能动的因素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因而也就是对革命实践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那么有人会说,第二种条件不是从第三种条件中派生(或升华,升级)出来的吗?革命知识分子的产生有其客观基础,那么领袖集团的产生也是客观现实作用的结果了。但是,革命知识分子,假如真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的学习,对现实的深入思考,在斗争中对人生观进行不断地自我塑造,不要说成为可以转变为第二要素的材料,甚至作为一个合格的结合领袖和群众的第三要素都往往是不能胜任的。
    在《狱中札记》里,葛兰西表达了如此“唯心”的思想:“要想使这一切都解决,应该具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对成熟了的问题做一定的解决是一种必要。没有这种信念,就不能形成第二个要素,而这个要素由于为数不多最易于打破”。接着,葛兰西还详细谈到了如何保存党的第二要素,如何在第二要素被消灭的情况下使它复生。具有戏剧性的是,葛兰西居然跟我们这群被视为“托派分子”人人网豆瓣网少年中国评论网的小青年想到一块去了。他说,因而我们也说,“既然在斗争中必须经常预见可能遭受的失败,那么准备自己的接班人,其意义的重要,不亚于为了胜利而直接进行的工作”。最可笑,最可怕的是所谓的“党的自满”,葛兰西认为这比维科所说的“民族自满”更为危险。什么叫做“党的自满”呢?那就是由于迷信“天命”、“必然性”,或者自身的“二逼性”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有人就把党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无论自己做了什么,党一定会存在!这种“自满”之所以比“民族自满”更危险,是因为除了少数悲剧性的民族之外,民族是不得不存在的,“在它存在的事实本身中经常可以发现命运的命令和特别深刻的意义”,但党的存在就不一样了,因为党经常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停止其存在”。必须认真地理解葛兰西指出的这一问题,党可以自己停止存在的含义似乎什么?社会主义需要革命来实现,革命需要政党来实现,而政党可以停止自己的生命,结论是什么呢?不用我说,读者朋友应该都知道了。

    好,终于可以向葛兰西做短暂的,但绝不是永久的告别了。因为我们需要回到正式回到主题,回到韩德强先生那个也许让他感到自己具有智力优越性的高明诘难了。韩德强先生素来喜谈精神对物质的决定作用,对于高级矛盾有更多偏爱,并把这一仅仅适用于人类发展特定领域的观点推广至所有的时代。这还不是问题的要害。如果仅仅谈能动性的话,的确还具有片面的真理,但如果把这种能动性仅仅解释为“理想主义”,解释为“人的幸福”,那就丧失了自己仅有的一点合理性,在对“猪”的一片嘲笑声中,背着历史大道沉沉睡去了。

    我们在前面也经谈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作为结束非理性“野蛮”时代,开启理性“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具有以往历史发展所罕见的那种主动性,不可避免的要被资产阶级低端理论打手们视为“唯心主义”的悍然泛滥。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从而消灭一切真正的革命了。他们既然知道,从理论上证明共产主义理论是错误的就能使得人不去追求共产主义,从而共产主义就不能去取代让他们感到舒服的资本主义,怎么就不能更聪明一点,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也能够接过你们的话题,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往前推进呢?你们以为自己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漏洞,可以把幽灵打入十八层地狱了,结果造成了革命知识分子理论水平的普遍提高,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韩德强先生也谈到了革命的下一次胜利,下一次复辟,再下一次胜利和复辟,他认为这没什么,只要每一次撑的时间更长一些就行了,那就算是人类历史的大进步了。在这里我不得不感叹资产阶级学者是多么缺乏历史感,即缺乏发展的眼光,他们只能理解已经发生的事物,并将其绝对化。他们理解革命,也仅仅是因为曾经发生过革命,因为这一事实不可能被否认。革命的意义在于创立新社会,而韩德强则认为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甚至不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具有其自身的意义,而且他安然于这种反复的周期。他们未必不知道世界革命,未必不知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等等。但他们看到社会上自私者众,而利他者寡,所以那种可以使得人类一劳永逸地解除复辟危险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使然。因此需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再次来临,需要圣人展示道德高度,怜悯众生,而革命则是自我表现的最好舞台。他们可以无视人性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经济关系的改变而不断改变,可以拒绝推断在新的社会关系之中会产生怎样的新人,而只是在抱住现存社会的一切重大方面(个人主义、民族国家等等)不放,要求人们发动“灵魂深处的革命”,脱离经济关系的变革来斗私批修。这到底是在为新社会的来临鸣锣开道,还是在为旧社会进行辩护呢?我想理智的左派同志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实际上,韩德强未必就不是真诚的,从他关于“梁稳根”的几次表态可以看出某种真诚的因素。但真诚的未必就是可贵的。他的真诚也正好表明了,最唯心的人往往能表现得最唯物,因而也最具有欺骗性。

    行了,回到正题。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理论,以及理论的能动载体——政党,特别是党的核心领导力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人类社会分为两大领域:必然领域和自由领域。必然领域就是指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冲突,各种延续冲突或者解决冲突的要求,有意义无意义的行动,等等。这一领域并不能够自己终结自己,即便他把刀准备好,把脖子伸过来,但也需要请求自由的行动者给他抹上一刀。自由领域则并不是一个实在的领域,只是必然领域所居于的那个虚空,必然领域没有占据它,但可以去占据它,如果有某种力量施以推动的话。如果我们定义必然领域为现实所具有的各种约束性条件所决定的那个可能性空间为第一类可能性空间的话,那么自由领域则是第二类可能性空间,即开辟这一空间的主体介入到现实(或称形势)之后所能造成的可能性空间。
    如何看待这一新的可能性空间呢?我们必须把阿尔都塞请出来,借助他著名的矛盾多元决定的观点。矛盾多元决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阿尔都塞转换了社会构成的图式——从总体图式转变为整体图式。在总体图式中,生产力作为一种本质的力量,作为“普照的光”,“弥散”于社会的其他构成要素之中,可以对其进行“内在”的决定,因此生产力的不同发展状况就规定了时代的状况,生产力的发展就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而在整体图示中,其他构成要素虽说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派生出来的,虽说也受到生产力的作用,但这些要素一旦产生,就具有自己独立的现实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连同与其派生的其他矛盾,一起构成了具有特定结构的矛盾整体。在这一矛盾整体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通过在微观上个人的经济生活制约着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必须解释一下,这里的制约不仅包括限定了其存在的条件,也包括了构成其存在的理由),对生产建筑中的阶级矛盾,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起到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时间点上,各种要素的对历史事变所起到的作用,不是以其在结构中所起的位置而定,而是在那个时刻客观上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而定的。对于唯一的真理就是革命的我们的当下,上层建筑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用一个拟人的说法: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即我们)可以等待经济基础变化,等待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促使工人阶级倾向于革命,但经济基础本身却不知等待为何物,因为他们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不是能动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能在经济关系中表现出自己的这种能动性,即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灵活地改变生产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以往的社会因为人类分裂为阶级而显得遥不可及。
    于是大家就知道政党、革命知识分子、理论等等要素在整个矛盾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了。社会是物质的客观的,因此可以被人研究。而一旦可以被人研究,就不能保证没有人不去研究。所以,马克思天才地研究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创立了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一旦产生,就会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的载体就是革命知识分子,更经典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人类历史发展能动的因素,因为他不是在为了在现存的社会状况下发展自己的生存,而是力图消灭自己的生存条件,用理性的建构代替“看不见的手”。如果有人说,这不对,党要能成功还是需要客观条件。我们的回答是,难道农民种地不需要客观条件吗?如果一个年轻的农民冬天跑去插秧,那将是再愚蠢不过的了。布朗基主义者不就干过这种愚蠢的事情吗?有什么好奇怪的!人类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来到以前都是无主体的过程,就像禾苗生长,母猪下崽一样都受着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但如同科学家们可以研究禾苗生长开发更优质的水稻,研究母猪的习性,使之产更多的仔以服务于人类一样,革命者也可以研究人类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将其引导至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从而造福于未来无穷世代的人类,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又有什么事业比这更加功德无量的呢?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的造成无产阶级的贫困,不可避免的造成生产的不平衡也就是危机的发生。这就使得无产阶级由于其社会地位,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于共产主义,甚至为无产阶级事业做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斗争的潜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恩格斯说,即使没有马克思,也有别的人,或迟或早地在各个领域完成马克思的事业),使得一个可以促使共产主义来临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成为必然。工人的政治倾向,革命知识分子的产生当然不可能直接就保证了革命的最终胜利。但是,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及其更加政治化的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保存无产阶级斗争智慧的能力。面对着资本主义遭遇越来越深刻的经济危机的历史性机遇,我们相信这个群体即便在这一次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黑暗时代,也将在下一次,下下一次,成功地实现人类大同的夙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无比曲折的,恩格斯曾说:“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也许恩格斯过于悲观了,问题从不在于某一次斗争是否能取得胜利,而在于我们有可能胜利。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可以不断积累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地成功奠定基础。
    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无产阶级只要胜利一次,游戏就结束了。对于资产阶级不一样,他们只要失败一次,就永远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仅仅在于,只要资本主义不消灭,那么消灭资本主义的条件就必然被创造出来,而这种种创造出来的要素中,就有一部分是能动的要素,一旦出生,就谋划着如何消灭自己的“父母”。可以说,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那种“强”必然性来说,这是一种“弱”的必然性。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社会主义是各种因素的“偶然相遇”促成的(细胞的产生过程,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值得研究。)仅仅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使得胜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我们才将社会主义的来临视为必然的。
    至于资本主义是否会消灭人类,我们无从知晓。也许在某一个平行宇宙上,资产阶级在革命途中遭遇了小行星撞击,地球毁灭了,那自然谈不上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取代封建制度。环境的改变,相对于社会形态的改变来说,是更加基础性的,温度的变化导致人类有机体不再事宜生存,那就没有条件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实际上,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等等,虽说被赋予更多社会意义,但其实跟我们上面举出的那些极端的例子没有本质区别。也许在别的星球上,那里的智慧生命体由于没有那么严苛的自然条件限制,在他们的“现代君主”的带领下,步入了文明社会。那是他们的幸运。如果我们被困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也不用哀叹,毕竟我们是死于唯物主义,而不是死于唯心主义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不幸,用不着乞灵于上帝。但是,我们可以之所以如此悲观,在各种可能的悲剧面前打颤,疑神疑鬼,无不因为力量的薄弱。假如革命势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展开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工人阶级,从而具有了抓住历史机遇的可能性,我想问题可能就从人类是否会走向黑暗时代这种无聊问题转变到如何快速解决战斗了。前一个问题,人类的各种惶恐无济于事,如果真要解决,也只有通过真正的阶级斗争。
    从一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诘难出发,我们穿越了这么多理论的惊险,淌过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险滩,终于到达了期待的终点。于是,革命者应该知道,能否谈“必然性”,不是一个理论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是否具有宽广的历史眼界的问题。我们相信,就像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会终结于“带路党”,生育制度不会终结于“计划生育”一样,历史也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不会终结于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从当下的现实运动中看到了遥远的胜利的曙光,而资产者则安于已有的胜利,幼稚地谈论“历史的终结”。未来到底属于谁,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必然性,最终只能有斗争的胜利者来提供答案。显然,列宁早已说过,“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希望上面的讨论能够帮助无产阶级蓄积“唯心主义”力量,并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向固守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们举起自己高傲的利剑!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英特纳雄奈尔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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