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1年12月19日 01:42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吗?

编者按:对葛兰西的定位似乎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然而根本的分歧始终存在。时至今日,葛兰西仍然不时被冠以“西马”的帽子,遭到并不了解的人的冷眼——而实际上这顶“高帽”却多出自反马人士之手,正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等于独裁;至于所谓“西马”,概念上也错漏百出。作为与列宁同时期的革命者,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直接影响了葛兰西对革命的理解,他们在思想上一脉相承。当列宁在东方战场掀起壮烈的浪潮,努力实践并探索出路的葛兰西在西方遥遥相应;其行动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如政党路线、工运形式,对当代氛围的运动具有指导意义。

人的活动限制因素与能动性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葛兰西提出的一系列独到见解无疑都极具创见性和科学性。本文对葛兰西的革命实践、理论实践做了综合的论述,读者可用作对葛兰西相关著作的导读。

另见本站相关文章:陈越《葛兰西和孤独》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352
(原文载于《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编辑资料来自中国知网。http://epub.cnki.net/grid2008/detail.aspx?QueryID=82&CurRec=1

作者:田时纲(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意大利和西方主流学界从不承认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高度评价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又是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葛兰西同所谓“西马”创始人柯尔施、卢卡奇在政治立场(如对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和理论倾向(如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态度)上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葛兰西的实践和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安德森和科莱蒂把葛兰西说成“西马”出于其政治需要: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西马”非“马”是个筐,萝卜、白菜一块儿装;“思潮”凝聚左、中、右,真、非、反“马”大合唱——“西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国内个别学者认为葛兰西是“西马”,除受安德森、科莱蒂影响外,主要是研究对象的复杂、研究材料的匮乏和研究方法论的缺陷所致。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年)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英勇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又是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然而,他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却被我国个别学者说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是对伟人的贬损和英雄的亵渎,而且不利于准确把握和学习其理论遗产。因此,很有必要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加以廓清,还葛兰西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葛兰西;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柯尔施;卢卡奇;克罗齐;佩里·安德森

一、葛兰西——富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意大利和西方主流学界从不承认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大利百科全书》、《哲学百科辞典》和《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葛兰西条目均把葛兰西作为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介绍。前南斯拉夫著名学者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1978年)中称“葛兰西是一个光辉的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1](P191)英国著名学者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9年)中写道:“除俄国革命家之外,葛兰西是最近五十年最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贡献……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整个领域”。[2](P262)

在意大利召开的历次葛兰西国际研讨会(1958年、1967年、1977年、1987年、1989年、1997年、2007年)上没有论述葛兰西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报告。譬如,1989年10月在意大利福尔米亚举行“葛兰西在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各大洲30多个国家的50多位学者与会(笔者有幸应邀出席)。他们一致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对当代社会、政治、文化、宗教诸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对当代世界进步进程、道路与模式做过深入的探讨。葛兰西的理论遗产,尤其是实践哲学和领导权理论,无论对于西欧、北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现实意义。[3]

苏联学者戈利格列娃分析葛兰西在斯大林时代及后斯大林时代长期被贬低的原因,因为早在1926年葛兰西就对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多数派对少数派进行斗争的残酷性提出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又对苏联官方哲学和政治体制进行批判。这说明葛兰西是同苏联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不是脱离传统马克思主义。

法国学者托塞尔指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从葛兰西对第三国际教条主义的批判中受到启发,在其领导权和阵地战思想中找到修改法国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阿尔都塞强调,葛兰西不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革新者。西班牙学者布埃指出,早在1933年西共的毛林就认为葛兰西是“意大利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佛朗哥死后,葛兰西成为西班牙出书、读者和评论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巴西学者柯乌丁赫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葛兰西思想在巴西得到广泛传播,葛兰西主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受到巴西左派的尊敬。巴西共产党和“左”派开始应用葛兰西的范畴分析巴西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应用“民族——人民文化”概念分析巴西文化问题和知识分子发展史;应用“被动革命论”理解“来自上层”的变革促使巴西资本主义向现代化过渡的历史过程。阿拉伯社会学学会秘书长拉彼博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葛兰西就成为阿拉伯进步文化界的热门话题。他分析了葛兰西受到阿拉伯世界欢迎的原因:葛兰西思想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这同“阿拉伯的特殊性”并不矛盾;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尤其是文化领导权思想对革命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葛兰西的威信变得更高。2000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四届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关于葛兰西哲学专题讨论会多达3场,参加者甚多;在关于马克思著作的讨论会上,与会学者高度评价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的杰出贡献。与会学者在批判那种把资本主义看作世界一体化基本形式的观点时,认为必须研究葛兰西的理论思想,以反对把资本主义绝对化的错误思潮,并确立世界发展多元化的思想,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的理论思考是在十月革命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法西斯主义猖獗一时,国际共运遭受挫折的形势下进行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于世纪之交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葛兰西热”。

正是鉴于国外学界主流的评价,国内权威辞书和权威出版社对葛兰西的介绍比较准确。譬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葛兰西条目称他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4](P246)《马克思主义人物词典》称葛兰西是“著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著述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批重要财富”。[5](P597)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狱中札记》(1983年)的“出版说明”称葛兰西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他进行理论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6](P1-2)《葛兰西文选》(1992年)“编者序”称葛兰西是“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意大利实际”。[7](P1)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楠森教授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96年)第8卷下册第九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大利》(撰稿人为陆相淦教授),用大量篇幅介绍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的贡献,肯定葛兰西是“20世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8](P524)早在1987年,余其铨教授就指出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外,还有其他支线,比如从马克思→恩格斯→拉布里奥拉→葛兰西→陶里亚蒂就是一条支线。[2](P39)他的看法很有见地,也同意大利“左”派学者的观点相近。意大利葛兰西研究所所长(现任主席)瓦卡(Giuseppe Vacca)教授说,从拉布里奥拉到葛兰西,从考茨基到卢卡奇,是两条泾渭分明的路线。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及内在矛盾

在西方最初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他1955年出版的著作《辩证法的历险》的第二章的标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其后,1976年,英国“新左派”佩里·安德森的小册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问世,完善并充实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正是佩里·安德森最早开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13个代表人物名单(其中意大利有3人:葛兰西、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的特征,还把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称作“西马”的“真正创始人”和“第一批理论家”,称“《狱中札记》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品”。[9](P36-71)

安德森的“西马”概念一出现,就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批判。譬如,美国学者皮扎和阿托拉认为安德森的“西马”是个不折不扣的“托派概念”。1978年,美国的理查·沃尔夫对安德森归纳的“西马”的“根本特征”,即“理论脱离实际”、对欧洲革命失败以及十月革命的“悲观情绪”,研究领域由经济和政治“转向”哲学等进行了批驳。美国学者卡尔·波格斯同安德森针锋相对,称颂葛兰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理论家,葛兰西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构成一种“新理论与战略体系”。[10](P98-99)

20世纪80年代初,“西马”概念引入我国,开始带着引号,后来有去掉引号的,也有坚持带引号的。20余年来,虽说做了补充和修改,但仍然没有脱离安德森的框架和模式,如“思潮说”、特征、创始人、各个流派及代表人物等。安德森的“西马”可以简单概括为:“西马”非“马”是个筐,萝卜、白菜一块儿装;“思潮”凝聚左、中、右,真、非、反“马”大合唱。因为,这里既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也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探索(有时出现失误)的共产党员学者(德拉·沃尔佩),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反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也有攻击列宁主义、被清除出党的极左派(柯尔施),更多的是研究马克思学的资产阶级教授(萨特等)。

《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词条“马克思主义”的次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统的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组织上比较松散的‘新左派’,它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否定”。[11](P98-99)《中国大百科全书》“西马”条目称“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1955年,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的对立……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

由此可见,“西马”具有三要素:极左(政治派别或“思潮”)、反对列宁主义(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自称马克思主义”)。这就不难理解“西马”常被加上引号使用,而不带引号的“西马”往往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确实,柯尔施从列宁主义的拥护者沦为列宁主义的攻击者(以1930年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为标志)。但他在短短10年间发生巨大变化事出有因。组织原因:在共产国际内部同意大利共产党机会主义首领波尔迪加结成极左反对派集团。为此,1925年被德国共产党解除《国际》杂志编辑职务。1926年,又因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德共决定而被开除出党。理论原因:是他从未放弃黑格尔主义。在柯尔施思想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始终起作用。[12](P233-234)

同样,卢卡奇在十月革命后表现出极左倾向。他在1919年9月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创办的《共产主义》杂志成为在共产国际中散布极左思潮的阵地。他还同意大利极左派同情者、荷兰“左”派共产主义者潘涅库克及罗兰·霍尔斯特为伍,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列宁严厉批判《共产主义》杂志的政治倾向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并点名批判其在《共产主义》第6期(1920年3月1日)上发表的《论议会活动问题》“左得很,糟得很”。同柯尔施一样,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带有浓厚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色彩,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2](P196-220)

三、葛兰西与列宁

然而,同柯尔施和卢卡奇截然不同,葛兰西在十月革命前后积极投入意大利工人运动,先同社会党改良主义派做斗争,受到列宁的赞扬,后同意共波尔迪加机会主义做斗争,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列宁主义,对葛兰西的思想,尤其是领导权理论和实践哲学的形成产生过决定性影响。

(一)葛兰西的革命实践与十月革命

1917年3月18日,沙皇政府被推翻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葛兰西被列宁的尽快实现和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所吸引。他在1917年4—7月的《人民呼声》周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赞扬列宁,并指出俄国革命的前途。葛兰西认为,二月革命“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革命的继续”,[13](P124)“列宁善于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历史的推动力,激发出永不枯竭的能量。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深信,随时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他们是革命者,而不是进化论者。正是革命观否定时间是进步的动因,否定革命理想在实现之前,一切间接经验都要在时空中得到绝对、完全的证明”。[13](P124)

正是由于葛兰西等社会党“左”派的热情宣传,意大利工人阶级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寄于希望——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当克伦斯基派临时政府代表到意大利活动时,葛兰西在8月13日组织了4万都灵群众集会向他们示威,“列宁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由此可见,早在十月革命前,葛兰西和社会党“左”派就受到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强烈吸引,已经把列宁作为效仿的榜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葛兰西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11月24日,他为《前进报》撰写了社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他写道:“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反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与其说是无产者的书,不如说是资产者的书。它批判地论述了一种命定的必然性:在俄国,甚至当无产阶级想到战斗、阶级要求和革命之前,首先要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开创资本主义时代,并建成西方式的文明。但事实超越了这些思想……布尔什维克批驳了卡尔·马克思,他们用明确的行动和实现的成就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则并不像人们可能和已经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13](P150)显然,葛兰西称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这是错误的,但透过这不确切的判断,不难发现他要表达的真正思想:他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决定论。

一周后,针对《社会批判》杂志诬蔑葛兰西要用唯意志论代替决定论,葛兰西写了一篇《批判的批判》。他指出,社会主义“新一代想要回归马克思的纯正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人与现实、生产工具与意志,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在历史活动中相互统一的……他们认为战争并没有摧毁历史唯物主义,而只是改变了正常历史环境的条件。因此,人们的社会、集体意志具有通常所没有的重要性。这些新的条件本身也是经济事实,它们使生产体系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必然要适应这些经济事实,在俄国必然要导致专政”。[13](P155)

通过上述两篇文章,可以看出葛兰西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条件的巨大变化,强调发挥革命主体能动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确信庸俗决定论不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学说,而是使无产阶级无所作为,“坐等良机”的“惰性学说”。葛兰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脱离现实存在的个体、人们的意志和社会活动的自然规律,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不会自发地起作用,只有当无产阶级获得阶级意识,并决心改变世界,在革命实践中应用并发展历史唯物论时,社会规律才起作用。

从1918年起,葛兰西随着对《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列宁著作的学习,随着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深入研究,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种摆脱社会党改良主义领导集团影响,对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新期刊。

1919年5月1日,《新秩序——无产阶级文化评论》创刊,葛兰西先任编辑部秘书,后任总编辑。他认为,杂志应探讨对意大利工人阶级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并提出革命的“具体纲领”。他结合意大利社会现实研究苏维埃经验,提出“厂内委员会是苏维埃政府的萌芽”的思想。

同年6月21日,《新秩序》周刊刊登了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合写的社论《工人民主》。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潜在地存在于被剥削的劳动者阶级典型的社会生活机构中”。因此,社会党人应在农民协会、厂内委员会内积极工作,使这些机构团结一致、协调统一。这意味着现在就应着手创造一种真正的工人民主,以便积极而有效地同资产阶级国家相抗衡,为将来全面替代资产阶级国家管理与统治的功能做好准备。葛兰西提出战斗口号:“一切工厂权力归工厂委员会!”“一切国家权力归工农委员会!”

正是从建设工人民主的战略目标出发,葛兰西主张对大战期间都灵各工厂成立的厂内委员会进行革命的改造。首先,他建议将选举工厂委员会的权利扩大到全体劳动者。工人、职员、技术人员,只要积极参与了生产过程,不管其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如何,也不看是否为工会会员,都有权选举自己的民主机构。其次,工厂委员会必须突破资本家强加的种种限制,不应局限于签订劳资协议、捍卫工人在劳动场所的权利等经济斗争领域。作为工人民主的机构,工厂委员会当前要限制资本家在工厂的权利,行使制裁和整肃的功能,它们必将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权机构。

这篇社论立即在都灵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成立工厂委员会的战斗号召深入人心。1919年9月初,菲亚特第一个工厂委员会选举产生了。这年秋天,工厂委员会运动迅速发展,参加的工人有3万多,工厂委员会纷纷成立。12月3日,各工厂委员会统一行动,在短短1小时内,动员了12万产业大军,充分显示了这一运动的巨大威力。1920年4月,都灵工人为争取工厂委员会对生产的监督权举行了罢工,9月即占领工厂。以葛兰西为首的新秩序派是整个工厂委员会运动的领导核心,葛兰西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尝试。

由于社会党各机会主义派别的一致反对、破坏,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由于新秩序派的影响仅限于都灵,1920年4月的都灵工人总罢工和9月占领工厂运动都失败了。

如果说在工厂委员会运动初期,葛兰西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阐述不足的话(但不能认为他根本忽视这个问题,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把建立和发展工厂委员会同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小组”联系起来);那么,在都灵工人总罢工失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斗争离开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就不能成功。为此,葛兰西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起草了《为了革新社会党》的九点建议,他明确提出“党应从小资产阶级议会党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党”,“应成为一个符合自己的理想、策略和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党”,“党应该发表宣言明确提出革命夺取政权问题,要求工农无产阶级做好准备并武装起来”。[14](P513-514)

在同社会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葛兰西制定了列宁主义纲领——《社会党都灵支部纲领》。葛兰西的革命立场,受到列宁的赞扬:“至于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该党都灵支部对该党提出的批评和实际建议,即刊载在1920年5月8日《新秩序》杂志上的向意大利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第三国际的一切基本原则的”。[15](P247)

1921年1月21日,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同社会党决裂,创建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后担任总书记,领导全党清算波尔迪加机会主义,并同法西斯主义做艰苦卓绝斗争。综上所述,列宁主义有力地指导了葛兰西的革命实践,并且对他的理论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也产生深刻影响。前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具体指出葛兰西从列宁那里汲取了三个主要思想:第一,给予主观因素、自觉行动和政治主动性以决定性的重视,从而为工人运动指出了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摆脱对资本主义屈从的道路;第二,赞扬党作为整个先锋队组织和有觉悟的部分的作用;第三,指出联盟问题的首要意义,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同一些社会政治力量结成联盟的体系,从而表明自己有能力赢得认同,以确立领导权。

(二)无产阶级领导权与无产阶级专政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就不会有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葛兰西高度评价列宁对形成领导权理论的伟大贡献:“实践哲学的现代大理论家(指列宁)也按同一方向构建理论,‘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环节被系统地重新评价,以反对经济主义的机械论和宿命论的观念。甚至还可以断言:当代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领导权’的历史—政治概念”。[16](P433)葛兰西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17](P98)

在狱中,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葛兰西,思考十月革命后,德、奥等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意大利法西斯崛起的原因。他从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特征出发,提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战略——“阵地战”,进而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西方学者竭力强调葛兰西与列宁的矛盾分歧,似乎葛兰西主张西方革命的主攻阵地是市民社会,这样,无产阶级领导权就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这是对葛兰西真实思想的严重歪曲。

早在1926年,葛兰西就写道:“都灵的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18](P13)这就是说,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具有的国家形式,而无产阶级领导权则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社会基础,二者的紧密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1926年,葛兰西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17](P327)

葛兰西还认为,“只有当无产阶级成功地创立了动员多数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体制时,才能使自己成为领导阶级和统治阶级。”[18](P13)这里,葛兰西强调了工农联盟对领导权与专政的意义,同时也说明他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总任务的高度来区分“统治”与“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

实际上,领导权与专政并不矛盾。葛兰西指出,当无产阶级“行使权力甚至把政权牢牢掌握在手里,成了统治者时,它还应当继续充当领导者”。[19](P170)

总之,葛兰西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实际,懂得西方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仅靠暴力不行,他反对“没有领导权”的专政,但决不是主张“没有专政”的领导权。在他看来,代议制民主国家也是要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也要由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还需注意的是,葛兰西在不同场合应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概念时,其含义是变动的。多数情况下是指无产阶级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但有时还扩展到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领导权,而当他涉及列宁的领导权理论时,就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葛兰西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继承和补充。

葛兰西借用“阵地战”和“运动战”这些军事术语,形象生动地说明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两种不同的革命战略。阵地战就是首先粉碎资产阶级领导权,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然后才有条件夺取国家政权。葛兰西告诫西方无产阶级,更要注意开展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成为统治者之前,首先做领导者。这是葛兰西从西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经验。

葛兰西在阐述自己的阵地战思想时,还将托洛茨基同列宁做了对比。他写道:“有待考察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否为运动战理论的政治反映,最终说来,只是一个民族生活只具雏形、松散、还未能成为战壕和堡垒的国家的一般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托洛茨基仿佛是个西方主义者,而实际上是位世界公民(无国籍者),即表面上的民族的和欧洲的——西方主义者。伊里奇的论述则是深刻的民族的。”[20](P82-83)葛兰西认为,托洛茨基标榜具有国际意义的“不断革命论”,实际上是典型的俄国社会状况的反映,只有市民社会解体,强大的正面冲突,决定性的阶级交锋才有可能。与托洛茨基相反,列宁“懂得需要将1917年在东方胜利地采用的运动战变为阵地战——这是在西方唯一可行的”,“只是他未来得及深化这一思想,虽然他懂得只能在理论上深化和充实,但基本的任务是民族的,即要求洞察环境并确定市民社会的哪些因素类似战壕和堡垒”。[20](P82)

(三)葛兰西反对反映论吗?

显然,说葛兰西背离列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说葛兰西反对列宁主义更是荒谬的。然而,某些西方学者,如科莱蒂,硬说葛兰西和卢卡奇(他本人承认“反对反映论”)一样,反对列宁的反映论,其哲学思想同列宁的格格不入。实际上,葛兰西的哲学思想同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

首先,葛兰西不能容忍把辩证法作为某种形式逻辑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分开。他指出朗格的《唯物主义史》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庸俗唯物主义解释的根源,正是这本书把辩证法“仅看作形式逻辑的一章,而不是将它本身看作一种逻辑学,一种认识论”。[21](P151)葛兰西一再强调辩证法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这种看法同列宁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观点完全一致。

其次,葛兰西“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将主体选择、需要、价值、实践结合起来考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更加丰富更加完整。

葛兰西指出,人们只是认识自己——人们的需要与利益,现象是人依靠实践和利益而区分的质,即根据探索世界秩序及事物分类的必要性而区分的质,不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客观的东西。

从实质上看,葛兰西旨在纠正20世纪20、30年代盛行的被动的、直观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论。他强调自然现象并非自动闯入人的感官,人是在变革自然时才与其发生关系,而实践又与人的需要、利益密切相关。人们为了生存,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就要首先区分出与实践有关的、对人有用的东西。人们以同动物完全不同的方式,仅仅把握周围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认识是一种干预,一种选择,现象是由主体翻译的客观实在。诚然,他在表述时某些概念把握不准,给人以“矫枉过正”——背离反映论的印象。但只要联系葛兰西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就会得出他用选择论充实并完善反映论的结论。

意大利的卡米斯教授,在1931年11月出版的《新文集》上,表示完全赞同“微观现象不能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观点,说什么这“再次提出了宇宙的主观存在的问题,很发人深省”。葛兰西深刻批判了这种否定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马赫主义观点。他反问道:“难道显微镜下被观察的物质就不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成了人们精神的产物:”[21](P60)他进而剖析上述谬论的信仰主义本质:如果说“微观现象不能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观点“很发人深省”的话,卡米斯教授首先应思考这个问题:“就像今天人们设想的那样,科学不再存在了,而是成了某种对他们个人判断的信仰活动”,“如果微观现象真的不能视为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话,那么,它们就不是‘被观察’,而是‘被创造’,而且坠入个人纯幻觉的王国之中。还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人是否可以‘两次’创造(观察)同一现象。这已不再是‘唯我主义’,而纯粹是造物说和巫术。不是现象(它不存在),而是那些幻觉成了科学的对象”。[21](P62-63)

由此可见,葛兰西主张一种选择—反映论。毋庸讳言,列宁在1907年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主要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国际新康德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经验批判主义等唯心主义倾向,着重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还应当注意,列宁将此书副标题定为“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称自己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对我们理解这部杰作的某些局限性会有所帮助。但我们不能苟同部分西方学者全盘否定此书的观点。因为,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明确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提出“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研究观念的思想。1914-1916年,列宁撰写了《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谈谈辩证法问题》,弥补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某些不足。因此,说列宁的认识论同布哈林、斯大林一样,是机械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论是没有根据的;进而把葛兰西同列宁对立起来,更是毫无道理的。

四、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如果说“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源于佩里·安德森的话,那么说“葛兰西用黑格尔哲学改造马克思主义”则出自科莱蒂。因为,正是科莱蒂说葛兰西哲学思想受到克罗齐的强烈影响,是反对唯物主义的。

(一)葛兰西要用唯心主义改革马克思主义吗?

有人说“实践哲学”是葛兰西用唯心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尝试,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实际上,实践哲学是带有意大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是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战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独立思考。他着意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葛兰西反对把马克思看作几位伟大学者的简单综合的肤浅看法,认为马克思是新的世界观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是独特而完整的新世界观,代表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只要这个时代没有完结,只要在全世界尚未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就不会被超越。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历史条件下,葛兰西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质(实践哲学),强调“回归马克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可见,实践哲学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和发展。

葛兰西独具特色地指出:“据我看,正是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学说变成了哲学的语言,因为实践哲学赋予其发现一种通用的性质,并且适当地把这些发现推广到全部历史上去,从而在自己创造新世界观时,首先利用了它们”。[21](P82-83)凡是读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人都会记得马克思本人承认,正是通过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总结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法则。

不仅如此,在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时,葛兰西认为不应绝对化。从历史长河看,“实践哲学是以过去的一切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加尔文教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整个现代人生观基础的历史主义……这是哲学也是政治,这是政治也是哲学”。[21](P104-105)也就是说,由于先进思想一旦武装了群众,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从而“哲学也就是政治”。另一方面,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也具有认识意义:“既然领导权机构(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创造了新的思想领域,决定了意识和认识方式的改革,那么这种建立也就是一种认识行为,一种哲学行为”。[21](P4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高度评价了列宁对实践哲学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里,看不到唯心主义对葛兰西的所谓强烈影响,更看不到用黑格尔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的“雄心”;相反,可以见出葛兰西视野的开阔,认识的独特,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性、实践性、革命性和自主性。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袖,葛兰西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历史条件下受到歪曲和阉割的严重情况。由于马克思主义影响日益扩大,已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以致连唯心主义者也不能忽视,他们“不能不多少利用一些实践哲学的成分,以便使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主张得以立足,以便用新理论的历史现实主义来美化过分思辨的哲理”。[21](P84)也就是说,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内容篡改后,吸收到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另一方面,教条主义者——“正统派”从与人民群众中传布最广的宗教先验论的斗争需要出发,认为只要用庸俗唯物主义就能战胜它,从而“他们基本上把实践哲学与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鉴于在20世纪30年代实践哲学受到来自两方面修正的严重局面,葛兰西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形势下哲学领域的战斗任务:“在现实中依然重现关于费尔巴哈第一个提纲中受到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立场(虽然我们也达到更高的阶段),必须要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阶段上的综合”。[21](P71、84)

无疑,这为我们正确理解葛兰西的所谓“实践一元论”提供了一把钥匙,指明了一个方向。只要我们联系他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赞誉,对黑格尔、马赫、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布哈林、波尔迪加庸俗唯物论的批判,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葛兰西同马克思心心相印。葛兰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他正是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反对任何一种片面倾向上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的。正是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他的哲学“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22](P124)

我们若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尽管他们都是对十月革命后西欧各国革命失败的理论思考,但方向是相反的:卢卡奇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表现出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而葛兰西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时代精神的独特、完整的新世界观,是超越以往传统的思想表达方式。葛兰西看到马克思主义面对的两种危险——机械、形而上学、庸俗唯物主义和新唯心主义的倾向。为此,葛兰西主张写一部《反克罗齐论》,正是要同恢复黑格尔传统的唯心主义倾向做斗争。

(二)葛兰西反对唯物主义吗?

像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葛兰西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主义”的误解上。葛兰西认为,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相连,“散发着决定论的、宿命论的、机械论的气味”;并且说马克思“从未把他的世界观称作‘唯物主义的’”。[23](P196)的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旧唯物主义进行过尖锐批判,但说马克思“从未把他的世界观称作‘唯物主义的’”则与事实不符。另外,葛兰西面对着庸俗唯物主义者,批判他们抛弃革命辩证法时,有时在某些概念的把握与理解上有偏失,某些不确切的表述在客观上起了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作用。葛兰西还把忽视人和实践的直觉唯物主义物质观同宗教创世说相提并论。应当说,他的意图和出发点都是对的,但在批判时没有瞄准靶心。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葛兰西实际要表达的思想是:离开历史和实践活动而迷信客观必然性就类似宗教信仰。因为“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们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然而,庸俗决定论扼杀斗争的主动性,宣扬“红旗必胜”,如同“橡子必然长成橡树”,从而导致斗争失败。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说直觉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因耻于与那些唯物主义次货的小贩(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为伍,而重复着对唯物主义的偏见;那么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葛兰西则对伯恩施坦、屠拉蒂、布哈林、波尔迪加等宣扬的“唯物主义”嗤之以鼻,从而不同意“唯物主义”这一名称。还请注意: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从未提出异议,反而高度赞扬。由此可见,他不是对唯物主义抱有偏见,而是对旧唯物主义和庸俗(机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十分反感。

从本质上整体上看,葛兰西决不反对唯物主义。从自然观上看,葛兰西从未把自然看作精神的产物,而是坚决批判唯心主义自然观。他在强调实践的革命作用时,并未否定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一定的人的社会以一定物的世界为前提,且人的社会只有存在一定物的世界才是可能的”。[21](P35)

有趣的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到卢卡奇(另一位所谓“西马”创始人和“黑格尔流派”主要代表):“有待研究卢卡奇教授对实践哲学的立场。卢卡奇似乎认为只能就人类史而不能就自然谈论辩证法??如果他的论断以自然与人的二元论为前提,那就错了。因为他堕入一种纯粹宗教的、希腊—基督教哲学及真正唯心主义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尚未能将人和自然统一和联系起来。但人类历史若被视为自然史(也通过科学史),又怎么能使辩证法脱离自然呢?可能卢卡奇因反对《通俗教材》(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怪论,才陷入相反的错误,陷入某种形式的唯心主义”。[21](P179)显然,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葛兰西坚持把人类历史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的唯物史观。同时,他也批判了克罗齐把自然消融在人类史的唯心主义观点。从历史观上看,其更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在他对“精神教皇”——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中凸显(请阅下节)。从葛兰西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看,他实际上奉行的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正是从对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分析出发,并总结十月革命后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葛兰西才形成了领导权理论。葛兰西还从意大利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不是“一般地”考察农民和土地问题,而是“具体地”考察南方问题和梵蒂冈问题。应当说,葛兰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意大利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三)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的首要性和决定论吗?

葛兰西敏锐地发现“克罗齐的历史理论著作为当时(指19世纪末)两大‘修正主义’运动——德国的伯恩施坦和法国的索列尔提供了思想武器”。[16](P428)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克罗齐适应资产阶级需要,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鼓吹社会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唯心史观。因此,葛兰西认为,为了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为了确立无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的领导权,必须清算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

像马克思一样,葛兰西抓住“以‘水果’概念代替具体水果”的要害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克罗齐用从具体历史活动中抽象出的概念否定活动本身,就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使主观脱离客观。从而,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是“以头立地”的哲学,因为“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实践;对于克罗齐来说,历史还只是思辨的概念”。[21](P287)“克罗齐的历史观只能被称作‘思辨的’和‘哲学的’而不是伦理—政治的,这种历史观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不在于它是伦理—政治的,而在于它是‘思辨的’和‘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排除伦理—政治史,因为伦理—政治史是‘领导权’环节的历史,相反排除‘思辨的’历史,就像排除任何‘思辨的’哲学一样”。[16](P434)

进而,葛兰西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揭露“绝对历史主义”的思辨性。他指出,克罗齐把意识形态的历史机械地、随意地实体化,从而脱离了它的经济基础。克罗齐使上层建筑独立存在,用上层建筑的历史代替了实际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这样,在这个思辨的历史观中,出现了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观念,精神成了现代上帝的代称,“实践哲学是实在的历史观,没有超验和神学的残余……而克罗齐唯心主义的历史主义还停滞在神学—思辨的阶段”。[21](P238)克罗齐硬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是“隐匿的上帝”,是新的形而上学——用经济解释一切。葛兰西指出,“结构(指经济结构)作为现实的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关系的整体,作为客观条件的整体,可以用并应当用语言学的而不是思辨的方法来研究”。[21](P235)葛兰西认为,经济结构本身就是历史过程,而不是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的、僵死的东西。

克罗齐批判马克思主义割裂了经济结构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神学二元论。葛兰西指出,克罗齐的指责毫无根据,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它们内在的联系、必然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它们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结构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但并不忽视和排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实践哲学并不排除伦理—政治的历史,它批判只把历史归结为伦理—政治史的做法,认为这是不合法的和随意的”。[21](P235)葛兰西一针见血地指出克罗齐的《十九世纪欧洲史》“忽视斗争阶段、经济阶段,以便证明它是纯粹的伦理—政治阶段的历史,仿佛这个阶段是从天上掉下来的”。[16](P435)

从葛兰西对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可以看出,硬说葛兰西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优先地位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早在1918年他就认识到,理想、精神的“本质在经济、实践活动中,在生产与交换的制度及关系中”,“理想得以实现,并不因为它逻辑地与纯粹真理、纯粹的人道相一致,而是由于它在经济现实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据及成功的工具”。[13](P219)实际上,葛兰西并没有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他反对对此作庸俗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他是在庸俗决定论泛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五、葛兰西被打成(或被错认为)“西马”的原因初探

既然葛兰西不是极左派,又从未反对列宁主义,更未用唯心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那么为什么个别西方学者硬说葛兰西是“西马”创始人,甚至是“黑格尔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呢?笔者以为,主要由他们的政治立场所决定。譬如,“第四国际”“新左派”佩里·安德森,这从他对托洛茨基的赞扬中可以看出。再如,丹布拉诺(Giuseppe Tamburrano)这位意大利社会党的“理论家”,他对葛兰西的评价,对“西马”的解释,都受意大利社会党反对意共的政治路线制约。还如,科莱蒂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宣称“马克思主义危机”,开始批判马克思主义。80年代科莱蒂接近康德,贬斥黑格尔,宣扬无矛盾原理。90年代初他沦为右翼政党议员,后“痛惜追随马克思时间太长”。

总之,安德森和科莱蒂把葛兰西打成“西马”是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有时公开反对,有时打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旗号)。由此可见,“西马”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

实事求是地说,认为葛兰西是“西马”的我国个别学者不同程度地受到安德森和科莱蒂的影响;但主要因研究对象的复杂、研究材料的匮乏和研究方法论的缺陷所致。

我们在阅读《狱中札记》时,一定要考虑到葛兰西写作的特殊条件:环境恶劣——监狱(全部札记都要经法西斯监狱当局检查,研究资料严重匮乏)、时间漫长(从1929年至1935年,时断时续,长达7年)、体弱多病(经常失眠、发烧、头昏脑胀)。

《狱中札记》是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之一,因其篇幅巨大、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概念新颖、语言隐晦和笔记性质(若孤立、表面地看,有相互矛盾之处),又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颇为费解的作品。这在客观上为具有不同政治色彩和不同理论修养的人们对它的不同解释与评价提供了条件;以致有人说“只要有多少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差不多就有多少打出葛兰西旗号的办法”。

葛兰西的著作颇丰:《狱中札记》六卷本(联合出版社1977年出版),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民族复兴运动》、《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文学和民族生活》和《过去和现在》,长达2352页;而中译本篇幅不足原著的六分之一。上世纪80、90年代由艾伊纳乌迪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葛兰西前期著作集(1914-1926)新八卷本,有《都灵纪事》、《未来城》、《我们的马克思》、《新秩序1919-1920》、《新秩序1921-1922》、《共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书信集1908-1926》,长达5000多页,至今没有中译本。若再加上《狱中书简》,在意大利出版的葛兰西著作多达15卷,总计8000多页。可见,若根据中译本研究葛兰西,视野将非常狭窄。因此,我国学者大多根据英译本研究葛兰西。但英译本同样有局限,因为只占原文版的一小部分。让我们聆听埃科(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的教诲:“如果你没有读过一位外国作家的原著的话,则不可以写一篇论该作者的论文。如果涉及的是一位诗人,那么这个问题不言自明,但许多人认为对于一篇有关康德、弗洛伊德或亚当·斯密的论文来说,这种小心谨慎就没有必要了吧。相反,其原因有三:首先这些作者的全部作品并不都有译文,而有时由于不了解一篇小文章,就可能妨碍人们对其思想及思想形成的理解;其次鉴于有关一位作者的大部分参考读物往往都是用该作者写作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即使该作者的作品被翻译了过来,但翻译的不一定就是其代表作;最后,译文也不能完全忠实于作者的思想,与此同时,写一篇论文则意味着重新发现那被以译文或各种传播方式歪曲了的原始思想”。[24](P42)

鉴于上述客观原因,再由于个别学者研究方法论上的缺陷,从而对葛兰西的理论,尤其对其哲学思想的评价出现失误。譬如,在《狱中札记》中不难发现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论述,若忽视它针对的具体问题、写作的时代背景,又不看其唯物主义的论述,再不联系其全部理论和实践,而只是抓住只言片语或零碎论述,就会以偏概全,犯“盲人摸象”或“管中窥豹”性质的错误。葛兰西启示我们,一个政治家的真正哲学思想应到其政治著作中寻找。的确,政治家的哲学立场决不取决于对于“物质”和“意识”的简单表态,而要看他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以什么哲学思想指导,这对于确定葛兰西哲学思想的性质至关重要。笔者以为研究葛兰西理论遗产的正确方法是:将完整理论文本同全部革命实践(葛兰西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结合,将理论的独特性同时代的特殊性相结合,将哲学思想(实践哲学)同政治学说(领导权理论)相结合,将《狱中札记》及《狱中书简》同前期著作相结合。只有研究材料充实、完整,研究方法正确,治学态度严谨,才能对研究对象作出准确判断和公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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