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2012年10月23日 04:01

卡米拉•巴列霍,世界上最迷人的革命者

    作者:弗朗西斯•戈德曼 2012年4月5日

    译者:sovietlijie

    黑暗的酒吧、厚重的家具、白衬衫配黑领带的酒保——笼罩在发霉似的、皮诺切特时代气息中的宾馆充斥着生意人。但是当得知我和朋友们要去参加学生游行时,酒保们为我们切了些柠檬放在塑料杯中,还往里面撒了些盐。万一碰上催泪瓦斯,你最好嚼些柠檬,这样能减轻催泪瓦斯的伤害。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微笑着,一边告诉我们他们支持智利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最耀眼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卡米拉•巴列霍。一位酒保说道:“卡米拉很勇敢,”他一边笑着一边补充道,“Está bien buena la mina”——“她很热辣。”

    23岁的智利大学学生联盟主席(FECH)卡米拉•巴列霍仿佛波提切利画笔下的美人(波提切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画风唯美,颜色鲜艳——译者注)。穿有银鼻环、学习地理的她是学生运动最耀眼的领袖。这场运动瘫痪了智利全国,并打破了智利是拉美地区政治和经济上最成功典范的幻象。而11月周三下午的这场游行将是自6月以来第42场游行。

    在智利的严冬里,全国的大学生和高中生组织罢课并占领校园建筑。这是自17年军人独裁统治末期以来智利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1973年,军方推翻了拉美第一位民选的马克思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学生们的不满在中东以及祖迪科公园他们的同龄人那儿得到了回音。智利或许是拉美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但也是全世界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相应与此,智利的大学教育在世界也算最昂贵的了:人均年工资8500美元,一年学费却是3400美元。

    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的右翼政府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危机。受教于哈佛并且作为智利最大信用卡集团“班卡德”(Bancard)创始人的皮涅拉是皮诺切特倒台后第一位右翼总统。他承诺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管理智利及其经济——作为一名商人,他的亿万家产不是来源于矿业或制造业,而是来自于投资。学生运动表明,皮涅拉的方式不过就是商业操作模式——如果皮诺切特在80年代完全废除了公共教育,那么他的后继者当然不会把它恢复起来。

    只有40%的智利儿童能在公共学校接受免费的中学教育;其余的人则要么争取助学贷款,要么在私人学校就学。为了支付大学学费,大部分学生都负有银行贷款,这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多年的债务。皮涅拉将教育称为“消费商品”,并以此维护智利的教育体制。巴列霍则反驳称,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而“三十多年来”,大公司们在千万青年和智利家庭的梦想与企盼中投机倒把,攫取财富。2010年10月援救矿工后,皮涅拉的支持率一直稳固坚挺,但在九月份,却跌倒了22%,成为现代智利史上最低的总统支持率,而学生运动在全国获得了72%的支持率。

    对于这些学生游行中乐趣丛生的、嘉年华式的疯狂,我早有耳闻:成千上万人搅和着圣地亚哥的大街小巷,人们穿着各色衣服,带着各种标志,在乐队的伴奏下嬉笑怒骂。当预定的游行日下起冻雨时,布满街面的抗议者便举行了所谓“雨伞游行”。古怪的“遭遇”和快闪族的行为吸引了国际关注。学生们在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外进行了1800秒(30分钟)的接吻抗议(Kiss-in),以表示公共教育资金需要18亿美元。除此之外,1800名学生还围绕总统府昼夜不断地轮班慢跑;抗议者装扮成僵尸的模样,跳着惊悚的舞蹈;用推特发起的敲锅打铁运动(cacerolazos,智利传统的抗议方式,起源于阿连德时期——译者注)蜂拥成金属昆虫盛宴。

    这场游行于傍晚六点半从意大利广场出发,横穿巴斯塔曼特公园(Bustamante Park)。这是一场相对来讲规模较小的游行(官方统计是7000人;非官方统计是15000人),但也是很难对付的。身着橄榄绿制服的骑警直挺挺地一字排开,站在广场边沿。装甲高压水枪和窗口装着铁栅栏的运兵车停在附近。抗议者举着印有学校名称的旗帜,游行的乐队则有着吉他手和鼓手。大多数游行者是学生,但是我也见到了各个年龄段的人。我想瞅瞅巴列霍,却没找着她人。街头的流浪狗一般会跑在游行大部队的前面。跟我一起来的朋友是作家兼记者拉斐尔•古穆西奥(Rafael Gumucio),他告诉我说,学生领袖巴列霍就在我们身后在年轻护卫的保护下走着,中学生抗议者们则叫喊道,“我的宝贝!”“脸谱上加我好友!”

    气氛是轻松活泼的,仿佛我们是在美好的夏夜去野餐。穿着随意的青年人倚靠着一座被占领的中学的窗户,一边喊叫,一边挥舞手臂。当另一队人拔掉一家电视摄影团队的电缆时,我的朋友、《诊所》的创办人特里西奥•费尔南德斯(大家都叫他“帕托”)喊叫着让大家平静下来。我敢说,即使是看上去如此和平的游行也非常可能变成暴力。为了打消人们对学生的支持,政府发言人和保守媒体将抗议者描绘为无法无天的激进分子。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戴面巾的人(encapuchados),他们用面巾包裹起脸庞,向警察投掷棍棒和莫洛托夫鸡尾酒。学生们坚称那些最积极的戴面巾的人是从运动之外混进来的,而且至少有些还是渗透进来的,企图激起警察的反击。

    游行快结束的时候,大约一打带头巾的人仿佛信号一般出现了,他们用青年人的舞步跳到大街上,向等在大街尽头的配有防暴盾牌的警察投掷棍棒和瓶子。人们开始取出自己的柠檬。一位身着连衣裙的漂亮姑娘坐在路边,红色的面巾包裹着嘴巴和鼻子。没人显得焦虑不安。(这些游行常常以逮捕和学生被送医而告终,但是迄今为止只有一位16岁的男孩被警察的子弹打死。)一辆装甲车从水枪(水枪被叫做guanaco,一种安第斯山脉能够喷水的长得像骆驼的动物)往四周喷水,围着带面巾的人打圈。帕托和我退到公园里,在那里的树间晃悠着数千游行者。被称为“臭鼬”的越野车开始往公园里放出催泪瓦斯。人群涌向另一面,一辆喷水车从那里驶来,围着我们打转。我抬头看到了朝我们喷水的带着头盔的警察冷漠的脸庞。人们惊慌失措,纷纷往树下挤,有的人滑进了泥泞的草地。帕托和我往南跑,结果遇上了另一辆喷水车。我们几千人被这辆喷水车钳制住了。我全身湿透,身上和眼睛里火辣辣的,几乎不能呼吸。我冲跑着,试图站起来,但还是倒下了。我的额头受伤流血。我站起来跑到右边去。装甲警察挥舞警棍,冲向人群。我一面跑着,一面听到身后的尖叫声。

    帕托和我在房客的允许下,躲在了一幢公寓的门后。臭鼬满街飞奔,找寻四散的目标来喷瓦斯。警察抓回逃跑的游行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或者把他们摁倒在地,或者把他们推进警车。一位从人行道上向我们喊叫着出来战斗的胖姑娘立刻就被逮捕了。我在门边用自己的iphone拍照,但是催泪瓦斯让我撤回了走廊。我的脸和眼睛可笑地肿了起来,皮肤发着烫。

    抗议运动最开始的时候,学生占领了智利大学主要行政办公室所在的主楼,警察向学生放出催泪瓦斯,教授们最初在楼里集合起来,不让任何人出去。但最终还是温和下来。“他们让我们出去,”巴列霍事后说道,“然后就直接攻击我们。”在随后的一次对抗中,巴列霍对《卫报》记者说:“我全身发烫。太野蛮了。”

    我回到宾馆后洗了个澡,但皮肤还是发烫,就像被凝固汽油弹点着了一般。从水枪里喷出的是些什么东西?几天后,我穿着衣服,手臂仍然隐隐作痛。

    十一月份,学生抗议运动迫使两任教育部长辞职,并使得国会将教育改革列为头等议案。这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巴列霍非凡的领导力和捕捉公共形象的天赋。2010年10月,那时正值“智大学联”(FECH)大选,很少有人意识到风暴迫近,更没人听说过卡米拉•巴列霍。巴列霍和其他四位同学制作了一段视频“左翼学生”。他们坐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配着摇滚乐,明确表达运动的立场,而巴列霍则像参加拼字比赛一样迅速吐出记下的句子。在他们理想主义的口号和承诺——“大学应该成为社会变革的发动机”——的下面是更加重要的内容。教育不只是学生的事情,它还是智利社会问题的表征。

    抗议运动开始几个月后,皮涅拉总统在拉莫内达宫的台阶上发表讲话:“我们希望像教育、医疗以及其它领域全都变得免费起来,但是当一切都免费的时候,生活中就不会有免费的东西了。总还是要有一些人掏钱的。”

    “当然得有人掏钱,”巴列霍反驳道,“但绝没有理由让家庭负担其中的80%到100%。”为什么不是国家——通过向大企业征税,资源的国有化以及减少军事开支——来负担?当另一场游行以暴力告终时,巴列霍和她的同伴们搜集起数百个催泪瓦斯的弹壳送到总统府去。“这些催泪弹值5000多万比索,”巴列霍称。她还说,这些钱本可以用在教育上。学生们在总统府外将弹壳摆成和平的标志,而巴列霍则蹲坐在中央。这个画面传遍了全世界。

    2011年底,巴列霍作为代表这一年全球政治抗议运动的典型人物成为德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她还被智利的全国性媒体和《卫报》评选为“年度人物”。巴列霍的推特账号有超过四十万的追随者。流行歌星们都向她献殷勤。(弗朗茨•费尔南多的头面歌手在推特中写道:“卡米拉•巴列霍,我为你疯狂。”)

    “他们把她变成了可能难负其名的符号,”小说家亚历杭德罗•桑布拉(Alejandro Zambra)说,“结果她做的比这还好。”他解释说,巴列霍沉着的自信,邻家姑娘式的举止以及漂亮的脸蛋赢得了全智利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的赞同和信任。不久,巴列霍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于电视新闻和政治脱口秀中。而且当人们倾听她的看法时,发现自己完全赞同她。凭什么让智利人二十多年来被迫忍受毫无信誉的独裁者施行的不公平的教育体制?

    去年十一月,仍被学生占领的智利大学主楼被嘲讽当政者的招贴画、涂鸦和卡通装饰一新。一面红旗上用大写字母写着:“斗争是全社会的斗争。为所有人解放教育。”一些人给智大创建人的塑像戴上了面巾。在一面墙上是真人大小的兰波(Rimbaud)照片的复制品,旁边用加粗的黑体字摘录了《启明》中话:“我的同伴们。乞讨的姑娘,畸形的孩子。带着你那不可能的声音加入我们。你的声音!只歌颂这卑鄙的绝望!”

    变化悄然降临。随着学年接近尾声,许多人变得焦躁起来,运动面临危机。几周前,智利大学的学生投票重新规划了学期。学期被延长,三个月的假期也被砍掉了一半。现在,巴列霍智大学联主席的任期也结束了。运动的另一位杰出领袖,来自著名的天主教大学的左翼分子希奥尔希奥•雅克松(Giorgio Jackson)也结束了他的任期。新一届学生会选举开始了。

    在智利,智大学联的选举是一件大事。学联在政府中没有官方职务。但是智利大学常常会影响到全国政治生态,尤其是在前皮诺切特时代:20世纪智利的三位总统,也是20世纪的全部总统都是从智大毕业的,其中就包括阿连德。像阿连德一样,许多人都曾是智大学联主席。为了削弱智大的影响,皮诺切特政府削减智大预算,关闭了许多院系,将圣地亚哥之外的分校划归地方自治,并在财政上扶持天主教大学,以为精英学生提供新的选择。

    这次竞选有着尖锐的辩论、集会以及电视秀。一共有九名候选人,他们大多和这样的边缘政党有着联系:这些政党和组织有着长期的地下学生运动的历史。一些人可能和右翼执政党有关联。只有作为共青团员的巴列霍毫不避讳自己和共产党的联系。学生运动走到了十字路口。运动从政府那赢得了一些让步,但是学生们依然沮丧,因为他们的主要的诉求——恢复免费教育,从小学和中学中撤出市政以及私人团体——并没有得到满足。巴列霍的支持者称,要实现这一点的最好的方法便是给巴列霍第二个任期。但是没人敢保证新的学年会发生什么——运动会是变得更加激进和暴力,还是会瓦解净尽?

    在主楼俯瞰一所精致庭院的露天阳台上,学生们在地板上展开20英尺的白色横幅,边上是打开的颜料罐。学生们在为“Luchar”(意为“斗争”)作竞选广告。Luchar惯常被媒体不准确地描述为无政府主义者。只有一面横幅完成了。两个姑娘垂下头,睡着了。后来,九位候选人的横幅都挂上了大学建筑的墙上,仿佛是船舶的售卖广告。

    下午的集会满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认真听着发言者的讲话。讲话的人最近领导了一次阿根廷的占领工厂活动。他的讲话时不时地变成绕口令一样的调调。这很难不让人想起1973年他们的那些同志。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遥远的星星》(Distant Star)的叙述者这样描述他们:他们的言谈中充满着“得自马克思和魔术师曼得雷(Mandrake the Magician,著名超级英雄漫画——译者注)的俚语和行话”,他们的革命梦想将最终要么走向折磨人的地牢和监狱,要么走向磨人的流亡和苦涩的猜想——一代人的故事。

    相似的论调也存在于学生运动的批评者中。“智利大学是革命的先锋,”智利大学工业工程教授帕特里西奥•梅勒(Patricio Meller)在《水星》(El Mercurio)中这样写道,“我们都看过那部电影,我们知道它会有怎样结局。”但梅勒的悲观主义或许正好忽视了智利的现实状况。这是第一代没有独裁记忆的人。在墨西哥杂志《豹》(Gatopardo)上刊登的希奥尔希奥•雅克松简介中,拉斐尔•古穆西奥问这位学生领袖:“对你来说,独裁意味着什么?”雅克松回答道:“不意味着什么,我是1987年出生的。”让古穆西奥和许多其他人吃惊的是,这场运动在实用主义地致力教育改革时保留的革命修辞。“父子角色的激烈变化或许是这场动员全智利的学生抗议运动的原因,”古穆西奥写道,“因为在智利,父亲们总是虚无主义者,总是自杀者,总是沉默、沮丧的人,而他们的孩子们则是改革者,现实关注者和策略家。”

    十一月末一个周一的晚上,我在公共管理学院参加了智大学联的一场竞选辩论。巴列霍站在一小群支持者中间,等待着自己的发言。我注意到其他人都让着她,她的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的发言把大家都逗笑了。她两眼放光,而她的微笑有时会变得肆无忌惮。后来,希奥尔希奥•雅克松告诉我巴列霍开的玩笑异常的“粗俗”(salty)。有多粗俗?我问道;但是他没回答。巴列霍用铁的纪律护卫着自己的私生活,那些和她长时间相处的人(包括一些她的敌手)都毫无例外地被防备着。对巴列霍私生活的知之甚少引起了人们小报式的兴趣。一些人贴出的巴列霍在海滩上穿着比基尼的照片就像病毒般流散开来。人们错误的以为巴列霍和帅气的雅克松之间有着童话般的罗曼蒂克,这甚至让雅克松交往很久的女友嫉妒起来。事实上,巴列霍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一名在少年时便移民智利的古巴人。他身材高大,长满胡须,两眼包含深情。我最开始还以为他是她的保镖。

    巴列霍并不情愿将自己推向前台,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有策略上的考量——她注定要给人运动的女发言人的印象,但是她也仅是千百人中的普通一员。当然,她还有其他原因。八月,一个低级政府公务员Tatiana Acuña在推特上写道:“干掉那个婊子,就能解决问题了。”这让人想起了皮诺切特在1973年政变时说的声名狼藉的话。那次政变中,面对军队袭击拉莫内达宫,阿连德自杀了。大家都明白这条推特是针对巴列霍的,而Acuña也由此被解雇。当月,巴列霍还收到了死亡威胁,最高法院要求警察保护她。后来有人把她的住址贴到了推特上,巴列霍的父母坚称,为了她的安全,巴列霍从家里搬走了。

    那个星期,由于选举需要,巴列霍更难像以前一样和个别人面对面的交谈。但是,我在一条遍布汽车配件店和五金店的街上找到了她的父亲雷纳尔多。他和妻子开了家小店,卖空调、取暖器。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聊了会儿。雷纳尔多长得敦实,有着一头金发和一双忧郁的蓝眼睛。他曾在1982年一部广受欢迎的智利肥皂剧中担任主演。他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参加了一家巡演全国的政治剧团,常常为铜矿工人表演节目。小女儿卡米拉伴他左右。在卡米拉的童年时期,一家人基本是生活在佛罗里达,一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混居的社区。她上的是一所非官方的学校Colegio Raimapu。这所学校专门为反皮诺切特的家长们的孩子提供教育(无论是雷纳尔多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进过监狱)。他告诉我说,巴列霍热爱艺术和绘画,最初申请的是智利大学的剧院设计专业。少女时期,她就加入了共青团。雷纳多尔希望能在家里见到巴列霍。尔后,话题便转到了选举上,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对失败已经习惯了。我告诉过卡米拉,除非认识到会失去什么,否则就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人。”

    在智大学联的选举中,巴列霍的对手们拿她和智利共产党的关系说事。他们指责她——虽然绝不可能是她一个人单独作出决策——领导运动和中左翼的民主联盟(智利最大反对党——译者注)的传统政客们进行谈判。除皮涅拉之外,所有的后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领导人都是来自于民主联盟,这带来了什么变化吗?十一月,包括巴列霍和希奥尔希奥•雅克松在内的学生领袖们前往位于海滨城市瓦尔帕莱索的国会,与一些联盟政客就教育预算问题进行来对话,但最终仅仅取得了微小的成果。智利独特的双重选举制度保证了国会两院中联盟和右翼智利同盟的密切联系。许多人认为,这使得任何一种结构性的改革在智利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的许多批评者从左边批评她的领导太过信任体制。她的主要对手加夫列尔•博里克(Gabriel Boric)谈论着要在体制外活动,要致力于彻底变革智利的政治结构。“本质上来讲,是1%的经济精英控制了智利,他们拒绝进行税制改革,”博里克的助手弗朗西斯科•菲格罗亚(Francisco Figueroa)有一天晚上这样跟我说,“我们必须为变革创造巨大的社会基石,因为仅仅召集集会和新的大会是不够的。”

    周五晚上,共产党在一家厄瓜多尔餐厅为巴列霍举行了一次筹款会。我应邀参加了这次筹款会。户外和屋内挤满了老共产党员(这些人经历了智利共产主义漫长且充满失败的征程)和共青团员,其中包括共青团总书记,黑头发、大眼睛的卡洛尔•卡里奥拉(人们常常争论卡米拉和卡洛尔,谁更漂亮)。在这些人中间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吉列尔莫•提列尔(Guillermo Teillier),他蹲过皮诺切特的监狱,现在是国会议员。年轻人看上去嬉皮摩登,而年纪大的则是严厉沉闷,让人想起了旧式的苏联共产主义。

    大家都想和党的最耀眼的人物、党的未来合影。我也站在一位高大健硕的共产党员和巴列霍中间合了张影,然后便和年轻人坐到一起,后来被拉到了荣誉桌。巴列霍坐在另一端。饭桌上的谈话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尼加拉瓜的一次对谈。那时,桑地诺主义者热诚地告诉我他们有多么温和,他们多么地相信民主、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以及等等。我可不想重复这样的谈话。老共产党员用水替代了酒——第一拨酒在屋里,但是我们得付钱——而且看上去是恶狠狠地。或许是因为他们把钱都捐给了巴列霍的竞选活动。我为这一桌点了两瓶酒,喝了起来。

    考虑到人们对她和共产党之间关联的批评,将自己世界的这一部分展示给我,巴列霍未免太过粗心。就像博里克和其他学生领袖,她公开支持拉美近几年的左翼总统浪潮,包括巴西的卢拉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但在接受关于古巴和委内瑞拉的访谈时,她常常显得有些踌躇。她先指责导致古巴缺少国际贸易的美国封锁,接着又会变得不耐烦。“只是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并不是完全支持古巴政权的。”她曾对一位访问者说。

    我曾透过一位年轻的政治评论员希望能够安排采访巴列霍,他告诉我可以明天在智利大学经济学院采访她。后来,我看看四周,看到巴列霍正疲惫地吻着她的男友。

    第二天,智大学联候选人举行了一次户外展览会,每位候选人都提供了食品和饮料,巴列霍和我终于在野餐桌旁坐下交谈。她强调说,自己和对手博里克都有着相同的目标,是“一边的人”:寻求更加广泛的参与民主和更加强大的国家。在一次辩论中,她称自己的对手是“弥赛亚主义者”,并指出和“所有的结构”对话是很重要的。她现在详尽阐述这一点。博里克集团“沿着自己的路线走,但那是幼稚的:因为联盟去年就这样做过,我们不能和他们合作,”她说道,“但是我们必须向联盟施压,让它更多地站在我们这边,而不是和右翼勾结。”她那温柔、坚定的话语有着音乐般的优美。谈到国会策略,她是清楚而且精明的。她提到政府对教育预算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私有化,现在学生们要能够说服联盟弃权。“这不是胜利,但这至少表明了立场。这是联盟第一次没有叛卖学生。”当她说着的时候,眼神平静而坚定。

    中学运动比起大学运动更加缺乏组织性,也更难驾驭。高中被少年占领,而对教育制度的不平等和教育支出大失所望的家长们常常支持学生,甚至还举行罢工。学生们也得多上一年学以补上落下的课程。一些学生住家里,其他人则连续几个月住在学校里。我听人们说,如果大学生的要求不被满足的话,他们的后辈——现在的高中生——会变得更加不妥协、更加暴力。

    一天下午,小说家亚历杭德罗•桑布拉和我一起来到智利最著名的公立中学National Institute,那里已被占领了六个月。这所中学建于1813年,为全国最聪明的学生进入智利大学和天主教大学做准备。

    当我到那儿时,教室里的椅子都被用来堵门了,这是智利所有被占领的中学的标志。我们在门口会见了校学生团体主席何塞•索托(José Soto)。他是个有着严肃气质的高个少年。他穿着学校制服,灰色裤子和带有学校徽章的水手装。索托不想让我们进去。家长们来了,他们穿过前厅,给占领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食物。一位接近老年的妇女走近并拥抱了桑布拉。她是位文学教授;在20年前,桑布拉是她的学生。她劝说索托跟我们谈谈。

    后来,桑布拉描述索托是“书呆子和革命者的完美结合体。”索托说自己想在大学学历史。学生们投票决定占领学校的那天,他们聚在校园里,站在俯瞰校园的走廊里聆听演讲,索托骄傲地说,那就像“古希腊的民主。”他最后决定让我们绕着学校走走,并让一名灵巧的、看上去很快活的15岁男孩克劳迪奥领着我们。这次访问打动了桑布拉。我们穿过院子时,他立刻记起了四十场足球赛的混乱和偷球的恶棍。他上学的时候是独裁时期,他说那时的教育是军事化且不讲理的。“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仍然可以在那儿经历到社会差异。”如果学校的学生有幸待在这儿——他们干嘛抗议?桑布拉和克劳迪奥都认为,如果智利有着合格的公共教育,那么National Institute这种学校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我应该能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上到好学校,”克劳迪奥说道,“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斗争,而是为了所有人和我们未来的孩子而斗争。”他已经在学校里住了六个月。他并不认为,占领结束后,会很轻松地重新在家住下;他说他已然放弃了这样的习惯。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听说少年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学校里的所有学生——占领了National Institute并且制造了危险的“蝇王”气氛。桑布拉问克劳迪奥,无政府主义者的女朋友是不是都过过夜,是不是有烈酒和毒品?克劳迪奥非常不爽地耸了耸肩;他不想谈这些东西。最后,“好”学生反抗了,并且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下赶走了无政府主义者。克劳迪奥说,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用刀子顶着他的肚子,并且告诉他新学年要干掉他。当我问克劳迪奥是否害怕时,他平静地答道:“害怕。”在墙上有一块匾刻着三十位被独裁政府杀害的校友和十七位在该校就学过的智利总统,其中就包括阿连德。这块匾已经被刷上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志,克劳迪奥厌恶地指给我们看,并说道:“他们根本不尊重这所学校所代表的东西。”

    在智大学联选举的第一天,巴列霍领先博里克200票。但第二天直到拂晓计票完成后,博里克以189票胜出。照片给人们展示出愉快的博里克站在懊恼的巴列霍身旁。尽管她获得的个人选票比谁都要多,但是巴列霍现在只能是副主席了。

    圣诞节前几天,学生代表大会结束了对智大主楼的占领,同时高中生也结束了对National Institute的占领,但仍然有70所高中被学生占领。放假的几个月里,博里克通过推特持续更新他的活动和想法。雅克松宣称他正在为激进改革组织“进步民主”运动。但是巴列霍依然是学生运动的招牌,她每一条声明都会成为新闻。巴列霍放出消息,她可能参与竞选国会议员。但是没人确定三月份新学期开始后,会发生什么。

    三月带来的是惊喜。大学新学年(智利是在南半球,所以三月份新学年——译者注)还没开始的时候,抗议运动就在许多城市展开,其中有卡拉马(Calama)、蓬塔阿雷纳斯(Puerto Arenas)和南部渔港Puerto Aysén。在Puerto Aisén,由当地公立大学学生和渔民以及其他人发起的运动最为火热。抗议运动还涉及了包括大公司掠夺自然资源、民众缺乏代表在内的当地社会问题。特别警察部队飞往Aysén,为社会媒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野蛮行径的照片,这让人越来越觉得当地政府在“把社会需求非法化。”(一位观察家这样写道)

    3月15日,举行了大学新学年的第一场抗议活动,这次活动旨在对中学生表示支持。它的规模相对比较小,而且以暴力结束。当警察突袭智大学联总部时,博里克不仅被喷了催泪瓦斯,还被警察拳脚相向。巴列霍没有参加那次集会。她之所以没有参加,据说是为了不让自己影响到后继者的首次亮相。许多人注意到,博里克并不能像巴列霍那样吸引大众目光,也许永远不能。

    希奥尔希奥•雅克松跟这两位学生领袖都很熟。他告诉我博里克的困境比较“麻烦”(unfair),但也不可避免。他说博里克“家境非常富裕,而这也使他更加难和一般人民联系起来。他是学法律的,如果你用他那种繁复的方式讲话,有时是很难让群众接受的。卡米拉用的是简单的话语,直截了当,这些使得一般人民能听懂她的话。”

    在三月份重新来到智利时,我发现很多智利人,无论男女,都对卡米拉赞誉有加。这使我非常吃惊。她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实力看来只增不减。巴列霍接受一位共产党矿工领袖的邀请去铜矿城市卡拉马参加了一次游行,这激起了一阵公众评论。一位“同盟”政客说道:“她和卡马拉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想在媒体面前显摆而已。”另一条推特留言则是:“她继续着自己的公共运动和时尚秀,我没觉得有啥不好。我只要安全部门别弄糟她的裙子或者头发。”皮涅拉的发言人Andrés Chadwick嘲讽她去那儿只是“为了上镜头”。

    巴列霍和雅克松不仅仅是学生领袖,他们还都成了全国性的人物。没人敢否认他们实际实力有所增强。如果学生和Aysén那样的起义运动合流的话,新的强大的社会基石将不是梦想。三月份的民调显示,有85%的人支持学生的要求,但是皮涅拉政府那边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让步。

    雅克松告诉我运动的目标是影响2013年的总统和国会选举。同时,他说,新一代学运领导班子要避免带面巾的人参和进来,这会给政府口实,指责运动只是鼓动暴力,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够打压游行了。他还说,游行必须仔细规划,以免让人们陷入一团糟。如果游行规模比较小,那么就会有50来个带面巾的人,但是如果是几万人和平游行的话,他们就会变得像小丑一般了。

    雅克松的组织里现在有3500人,都是志愿者。他说,除非发生特殊情况,或者是面临深刻变革,否则他不会竞选国会议员。他认为,创造认同改革的国会多数需要耗费数年耐心的政治工作。当我们的谈话结束后,穿着T恤和有点脏的百慕大短裤的雅克松奔入夏末的阳光,参加智大足球赛的年度选拔。路边上,一位穿着漂亮衣服的妇女问我那是不是学生领袖。“我想向他致敬,”她说道,“当我还是姑娘的时候”——那时皮诺切特还没上台——“我接受免费的教育,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让现在的学生上学交钱。”

    几天后的3月21日,我在Armas广场的声援Aysén起义的集会上碰到了巴列霍。她像朋友一般拥抱了我。我问她政客们对她的卡拉马之行有何反应,她笑了笑。那些评论是“歧视妇女,并且显得非常古怪,”她说他们是想“让我们的领袖孤立于社会运动。但是运动无边界,我们能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这是我们的权利。”她觉得学生运动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智利。“他们恐惧万分。但是只要这些狗崽子乱叫,”她轻轻一笑,“那就说明我们在前进,而且进展良好。”官场上挤满了人,一位乐手声嘶力竭地唱着政治歌曲。和我一起参加11月游行的帕托•费尔南德斯觉得警察会来攻击这里,或许马上就要来了。我们都不想再经历上次那样的事。于是便离开了,匆匆走过几个街区,回到Clinic的饭馆和酒吧。10分钟后,正在露天畅饮的我们嗅到了空气里催泪瓦斯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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