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2013年05月10日 22:02

加加美光行:文化大革命与现代日本

编者按:文化革命结束距今已近四十年,但文革的影响却远未消失。国内思想界每次重大论辩中总能够听到文革的回声。自由派认为文革时期的极权主义政权泯灭人性,践踏法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要彻底反思文革,实施民主宪政,不能再让悲剧重演。毛左派则认为文化革命是一场旨在反修防修,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文革虽然失败了,但文革精神永存。文革之前之后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这一决策是无比英明的。无产阶级应该高举继续革命的大旗,跟修正主义作斗争。普通老百姓对文革的态度就更为复杂,他们时而嘲笑文革狂热,时而怀念当时吏治的清廉。矛盾的话语背后,有着开启真正地政治思考的可能性。只不过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人民鲜活的记忆被“十年浩劫”的标签粗暴地掩盖了。
    与许多中国人的想象相反,文革并不只是中华民族的“癫狂”。革命的瘟疫曾经飘洋过海,传染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青年。日本是受文革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赤军”,“全共斗”等日本战后历史无法回避的术语,标志着文革对一整代青年人的影响。回顾日本那个时代的历史,对于中国人认识文革具有特别的意义。下文是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加加美光行关于文革的论文。加加美光行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文革问题的研究,所著的《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是文革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著作。

文化大革命与现代日本

作者:加加美光行

一、文革时期日本的社会状况    
二、与日本有着不同经历的中国——日本人礼赞文革的背景 
三、成为狂热支持者的中国问题专家     
四、文革批判派的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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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日本的社会状况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席卷了中国一国的“动乱”,而且是震撼了亚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乃至欧美和日本的一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至少对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对各自国家的政治秩序以及由美国支配的既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而绝非“动乱”。  
要理解发生在中国的文革为什么会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必须对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作一番考察。  
    文革爆发的60年代,正是日本在池田勇人内阁的“所得倍增计划”政策下取得高速经济增长、同时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时代。自1966年至1969年,熊本县的水俣病、新泻县阿贺野川的水俣病、四日市的剧咳病以及富山县神通川的“疼痛”病形成了四大公害,由于患者及其后援团体提起诉讼,日本政府置公害不断扩大于不顾的行为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公害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由于工业废水的排放,日本的河川及近海污染加剧。有关药害的诉讼也不断发生。例如因服用安眠药萨利德迈而导致畸形婴儿的大量出生,因服用整肠剂奎诺仿而造成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病的群发。上述事件的真相暴露以后,受害者们对制药公司和政府提出了控告。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另一场斗争。政府要在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冢建设新东京国际机场而强制征用当地农民的耕地,受其影响的大约1000户、3000农民起而强烈反对。对成田农民及其支持者来说,该事件正是战后经济发展中政府的重工轻农乃至抛弃农业政策的露骨体现。实际上,从此后不久的1970年起,政府开始实行了限制水稻播种面积的政策。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首先在于高速增长政策下中央政府和地方自制体的城市规划与主要产业企业相勾结,优待企业而轻视居民的利益。其次是由于对支撑着产业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医学的盲目信仰。例如,环境污染引起的诸种疾病的真相之所以迟迟未被解明,正是因为科技人员、医务工作者与相关企业在利益上连成了一体从而丧失了客观、科学的判断力,致使他们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这种背景下,东京大学的两个学院——一个是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工学院城市工学系,另一个是位于医学界顶端的医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们对教授们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于1967年进入无限期罢课。上述举动逐渐波及其他大学,到了1968年1月,全国116所大学实行了集体罢课。此时恰值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以及青年工人造反运动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  
     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所引发的上述各种矛盾,是1945年8月日本战败以后20年演变的必然结果。上述经济发展的进程是在日本一味追随美国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的。例如,在麦克阿瑟(联合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的占领下,日本由于获得了美国的援助而得以打下战后复兴的基础。随后,1950年6月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介入朝鲜战争,带来了对日本的特殊需要(“朝鲜特需”),促使日本经济在1952年后步入景气局面。  
     在此期间,在1951年9月由美国主导召开的旧金山和会上,在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日本获得了西方盟国放弃要求战争赔款的权利这一巨大恩惠。而同样没有参加这此会议的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也于1952年4月同日本缔结了“日华媾和条约”,在美国的压力下也放弃了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的权利。结果,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也放弃了战争赔款要求。这是因为,除去中国、越南(北方)、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上述国家在战后的国际形势下都不能缺少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样,在美国的呵护下,日本回避掉了本来应该付出巨额赔款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战败当初的日本历史,正是明治维新以来近现代日本追随欧美,抛弃亚洲这一“脱亚入欧”政策的延续。  
     毫无疑问,正是战败当初确立的追随美国的道路,保证了战后日本的惊人发展。美国在当初与日本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的同时,还订立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美军在远东地区发起军事行动时可以自由使用日本全土的军事基地。作为回报,日本此后置于美军的保护之下,军费负担轻减到仅需维持保安队(1954年改称“自卫队”)的程度。这样,日本几乎沦为美国的附庸国,高唱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事实上渐渐变成一纸空文,在50年代后期美苏核竞争时代到来之后,更是完全钻入了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这正是战后国际秩序中美国所追求的称霸世界(PAX–AMERICANA)战略中指给日本的一条不容选择的道路。 丂在上述背景下,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之际,日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组织“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为中心的反对该条约改订的“60年安保斗争”,这是力图摆脱美国统治的运动的初现。这一运动虽然未能阻止条约改订而以失败告终,但却为下一次运动积蓄了能量。  
     1964年8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所谓美国驱逐舰受到越南北方鱼雷艇攻击的事件,事实上并非如此)为借口,正式介入越南战争,1965年2月开始对越南北方的洞海进行轰炸。自然,日本本土及冲绳的美军基地在这次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日本由于所得倍增计划造成供给过剩,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破产企业达4212家,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而越战所引起的特殊需要(“越南特需”)无疑解救了这场危机。1965年,日本再度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如此这般,日本在继朝鲜战争之后,又一次从别国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战后的20年里,如前文所述,高速经济增长的消极后果如环境污染、公害、药害、农业遭到冷落等事件的接连发生,激发了患者、受害者、农民以及学生们的批判运动。这些运动自然成了对战后日本追随美国政策的严厉审判,也成了针对以公然卷入越南战争为代表的美国霸权的反战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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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日本有着不同经历的中国   
        ——日本人礼赞文革的背景  

     正如1965年林彪在“人民战争的胜利万岁”一文中提出“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反对美国的世界霸权的鲜明姿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成立以后的20年中所走过的道路与日本恰恰相反。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有着同时与东西两个阵营缔结国家关系的意图,并非要闭关锁国。实际上,到1950年初,应中国的要求,不仅苏联、东欧诸国以及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甚至西方的挪威、丹麦、瑞典、瑞士等国家也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荷兰等国也流露出要同中国建交的意向。但是美国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国,并于1950年卷入朝鲜战争,致使其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一筹莫展的敌对状态。由此可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非是由于中国的喜好,实在是被迫的。结果,中国事实上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愿望而断绝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朝鲜战争是君临全球的最强国美国与代表着贫困亚洲的中国之间持续了3年的一场战争。许多日本人把1941年12月8日的偷袭珍珠湾看作是导致1945年日本战败的直接原因。认为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日美两国之间的物质、经济实力过于悬殊。因此,战后初期的许多日本人都有这样一种意识:敌视和反抗美国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那么做。无疑,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日本战后对美国的追随。同时,对日本人来说,贫穷的中国挑战富强的美国本身是令人惊诧的。而且,中国出乎意料地把美国逼入苦境,并于1953年迫使美国不得不签订与战败无异的板门店停战协定,大大改变了日本人的对华认识。从这时起,对追随美国持肯定态度的反共保守势力阶层,甚而开始把中国看成威胁。而对追随美国持抵触情绪的容共的革新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年轻阶层,随着民族主义感情的高涨,则增强了对中国的赞美。  
     对中国的赞美是导致后来一部分革新阶层支持文革、赞美毛泽东的初始原因。在他们看来,中国一定蕴藏着能够战胜美国的物质实力的某种强大力量。那如果不是物质力量的话,就必然只能是精神的力量。于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日本民族在精神和伦理方面的堕落与中国人在精神和伦理上的高洁——就被想象了出来。  
     曾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文学界的竹内好,于朝鲜战争最激烈的1951年4月,在《中央公论》月刊上发表“毛泽东评传”一文,高度评价了充满抵抗精神的中国民族主义,首开了赞美中国的先河。堪称日本政治学界领袖的丸山真男,则高度评价了1956年5月由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认为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由革命政权推动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一项尝试。在这种形势下,鸣放运动后发生的反右派斗争的消极影响几乎当然地被忽视了。即使到了60年代前期,当毛主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消息经由香港片段地传来以后,对中国的肯定评价仍占日本各界的主流。  
    60年代中期全面爆发的越南战争展现出了与朝鲜战争同样的构图,即作为贫穷亚洲的一个小国越南,为求得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而敢于挑战强大的美国。当1965起美军受挫的消息不断传来时,对追随美国持批判态度的那部分日本人便开始公开站出来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北方,并力图发现越南人那种不畏美国的物质实力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文化大革命恰好是在越南战争持久化时期勃发的,这也是当时支援越共和北越的革新势力对文革的极端精神主义特征缺乏批判的一个原因。  
     文革是社会主义中国在战后国际形势下走上与日本截然不同的道路途中发动的一场革命。因此,愈是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人性之堕落的日本人,就愈是表现出肯定文革的倾向。比如,中国在50年代后期由农业集体化向人民公社过渡时,实现了没有机械化的集体化、公社化,这一点具有依靠人力的浓厚精神主义色彩。而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具体表现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则是以大型机械化为前提条件的。虽然同属农业社会主义,但是后者与中国的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不可相提并论。公社化、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所要求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正充分显示了这一运动的精神主义特征。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失败以后,中国从1962年开始进入了调整期。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当时所推行的“三自一包”政策及“猫论”所代表的唯生产力理论,在今天看来是摆脱疲惫重建经济的不可或缺之举,但是对支持越南、憎恶美国依仗实力称霸世界的日本人来说,在1965、1966年间却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的精神主义会失败,而且会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因此,当文革中刘邓的调整政策被当作“唯生产力论”受到批判,刘邓二人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列入打倒对象时,得到了倾倒于精神主义的日本人的理解和毫不迟疑的支持。

三、成为狂热支持者的中国问题专家 
     有必要指出,在对文革和毛泽东持赞美倾向的日本人中,有不少人陷入了狂热的无条件的赞美之中。成为战后日本研究当代中国之主流的那批研究者正是这样的一群。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呢?  
     战前日本的中国研究,特别是大学和研究机关里的中国研究,基本上以古典古代至明末清初的中国为对象。在当时,担当19世纪以后处于列强的半殖民地统治下的清末中国(而非“历史上”的中国)、特别是本世纪30年代以后遭受日本侵略的民国期中国研究的,是隶属于满铁研究所和东亚研究所等由日本政府或军部直接管辖的国策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当战后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关心逐渐增加、要求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呼声高涨之时,能够适应这种要求的与其说是大学和研究机关里的学者,不如说是那些战前属于国策机关的学者。他们当中有不少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系日共党员,在社会主义中国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有助于他们的中国研究,而且使他们一跃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主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进入国策研究机关可以使他们寻得一顶保护伞,从而免遭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政治迫害。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基于“亚洲主义”感情,梦想与中国携手的学者,因为与近卫文枦(首相)、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的东亚同盟论持有共识而积极卷入了上述国策研究机关。例如,1946年成立的战后最初的研究机关“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以及以它为母体于1951年结成的“现代中国学会”的参加者当中,就有许多学者可归入此类。如果对他们的思想特征加以概括的话,则可以说他们兼有“亚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亚洲社会主义”之类的倾向。  
    这部分学者在战后重新开始其中国研究的时候,对自己战前的研究违反了日中同盟的主观愿望、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这一事实,深怀强烈的赎罪意识和自责之念。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当社会主义中国明白无误地成为对抗美国世界霸权的一股力量之后,他们的中国研究开始过分偏向于中国崇拜和毛泽东崇拜。由此延伸,他们进而无条件地赞美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
     但是,这些学者们对文革的无条件赞美,与前述对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环境污染、公害、农业问题等持批判态度的革新势力对文革的肯定和支持,显然是不能同等论述的。因为,前者的文革赞美是以基于对战前自己研究的赎罪感,而后者对文革的共感与支持则是要批判日本的现实。如果说前者以反思过去为基轴,那么后者则以“现在”为出发点。立足于现实的革新势力的关心点主要在于批判战后日本人在精神和伦理上的堕落,而对于毛泽东的中国则只是认同其精神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侧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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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革批判派的三种类型 

     当然,日本人中并非没有文革批判派。这部分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日本共产党主流派的宫本显治。第二种属战前居于主导侵略战争立场的保守的既得权力阶层。第三种则是原则上肯定西欧的现代化,视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为“前近代的”产物而予以批判的“现代化论”者。总起来说,他们并不反对日本战后追随美国,相反,要么是全面地、要么是部分地对其持肯定态度。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种类型即马克思主义者们。  
     由于宫本显治等日共领导人在军国主义统治时期曾被投狱,而释放他们的是美国占领军(GHQ),因此战败初期的日本共产党带有将占领军看作“解放军、民主势力”的倾向。一般说来,基于唯物史观,日共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发展阶段,而社会主义的建立则应以统治战前日本的半封建、前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体制的解体和民主改革为前提。基于这一点,在占领军于1945年11月着手解散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并于同年12月宣扬“把日本农民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期待着其民主的再建,”从而实行农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之时,日本共产党曾表示坚决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日共负责对外联络的领导人野坂参三曾在延安活动过,又是中共党员,日共从国共内战时就开始支持中共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表示予以全面支持。更进一步,前述委身于战前国策机关的一部分日共党员,基于赎罪意识而赞美中国的背景,也强化了日共作为一个政党支持中国的倾向。  
     在实行“民主改革”后的1948年,美国占领军受美国政府政策转换的影响,发出了“日本是防止共产主义侵略的堤坝”的声明,开始了“清共”(red purge)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对其表现出敌视的态度。为此,日共也渐渐改变了其支持占领军的立场,到1961年终于确立了反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方针,但是对占领军当初实行的“民主改革”的肯定评价仍未改变。基本上仍延续着其发展资本主义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日本共产党的主流派始终排斥党内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已至最终阶段的派别。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污染、公害、药害、轻视农业等社会矛盾日趋严重时,日共的这种姿态也没有改变。正因为其肯定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未能积极支持那些受害者和农民对上述社会矛盾所作的斗争。  
     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的中国,在其利用资本主义、推进富农经济、导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日共曾表示全面支持。源于赎罪意识而支持毛泽东和中国的一部分人,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与党内的主流派之间没有滋生任何矛盾。  
    但是,1958年以后,当中国试图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一举实现共产主义而推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政策时,日共的主流派转而开始持批判的态度。在这方面,日共主流派与赫鲁晓夫的苏联站在同样的立场,导致了1966年宫本显治率领的日共访华团在对苏批判问题上与毛泽东的对立,引起了中共和日共的决裂。结果,在源于赎罪意识而热烈赞美中国、赞美毛泽东的党员们中间,产生了分裂,要么是顺从党的主流派转而批判中国,要么是与此相反继续支持中国。汇入主流派转向批判中国的有米泽秀夫、尾崎庄太郎、金丸一夫等人,而继续支持中国的则有岩村三千夫、安藤彦太郎、齐藤秋男、浅川谦次等人,后者全都被日共除名。正是后一部分人在文革期间无条件地赞美毛泽东和文革。除此之外,赞美派中还有少数年轻党员如菅沼正久、新岛淳良等,后来也都被开除出了日本共产党。  
     结果,在60年代后期青年学生起来反对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运动中,当一部分人歌颂文革、赞美毛泽东时,日共整体上不仅没有参与其中,而且持一种敌对的态度。文革结束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日共的主流意识也发生了转变,对此基本赞同,但是仍然关注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完整性,并就此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持批判的态度。  
     文革批判派的第二种类型是保守的既得权力阶层。这方面的典型首推那些战后初期曾作为甲级战犯受到判决而系于狱中,在1948年又突然被麦克阿瑟的占领军司令部释放,随后复归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1957年登上首相宝座,1960年在反安保斗争中受到国民批判被迫下台的岸信介便是其中的代表。此外,还有在战前即与军阀政权相勾结而推动战争的财界大老,他们在战败当初曾因财阀解体政策一度失去其经济基础,但在1948年前后同样获得赦免,重新成为主导财界的要人。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的占领军司令部在占领日本初期曾推进过解散财阀和土地改革等民主改革政策,但是在1948年却掉转了方向,要将日本变成与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进行军事对抗的前线基地。随着这一战略转变,使日本尽早实现战后复兴以发挥其作为前线基地的作用,便成了美国占领政策的至上目标。而作为复兴的捷径,占领军谋划出了让战前的旧统治阶层复出这一通常被称为“走回头路”的政策。  
    可以说,1955年实现保守派联合后上台执政的自民党主流派及其支持者财界主流,是以战前旧统治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势力复活的代表。由于这种背景,卷土重来的旧统治阶层具有浓厚的反共色彩。他们自然走上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的道路。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必然要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一贯持批判态度。而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判,都是那种一贯性的表现。  
     自然,这部分人并非没有期望摆脱美国控制的民族感情。但是他们从战败的教训中生出了一种强烈意识,即与美国对抗将导致日本的灭亡。正因如此,他们意图通过追随美国来加速日本的复兴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分阶段地再整军备,以此来实现完全的独立。在实施这种追随美国的政策过程中,他们认为,他们的问题并不在于对中国或亚洲的侵略战争中犯下了什么罪行,而在于他们最终以物质实力远远超过日本的美国为敌。    实际上,在他们看来,裁决他们罪行以及赦免他们罪行的,都不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而是美国。结果,复辟了的统治势力的诸如此类的认识,对明治维新以来以欧化主义和“脱亚入欧”为基础、以富国强兵和大国化为目标,并最终走向侵略亚洲的近现代日本的历史没有任何反省。相反,他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着。因此,他们在敌视毛泽东的中国及文革而加以批判的时候,并非只是单纯地反对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对“亚洲”本身有一种内在的根深蒂固的蔑视。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文革批判的第三种类型,即“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中的许多人从战后比较朴素的亲美感情出发,对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际政治学抱有浓厚兴趣,以欧美的现代化模式为判断基准,即倾向于现代化论。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接受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影响的呢?  
     在战后初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是一味机械地敌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无条件地反对共产主义的。1946到1948年,由乔治·凯南(G·Kennan)和汉斯·摩根索(H·Morgenthall)提出、被美国政府采纳的冷战理论对此有较大影响。凯南和摩根索虽然强调苏联继承了沙俄帝国以来对外扩张的传统,但同时也否定了其实施军事进攻的可能性,认为只是存在着苏联影响下社会主义革命向西方国家渗透的危险性。基于此,他们提倡以非军事的对抗政策来加以预防。这一政策以1947年6月以后美国对西方国家(主要是西欧)实施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为代表。那是一项防止西欧国家因战争导致的经济贫困激化阶级矛盾、引起社会主义革命为出发点而出笼的政策。这一冷战理论构成了战后美国新的国际政治学的基础。  
     这种冷战理论的国际政治学,初看容易被理解成反共的,实际上是反对那种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视为恶魔的带有过分“价值规范”色彩的解释,主张把苏联与沙俄帝国视为同样国家的现实主义的解释。这一理论最终将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置于一边,创造出一种只是客观地观察分析苏联国情的“苏联观察学”的方法。它在方法上的特点是,以不惊动对方为原则收集情报,并不奢求通过对话寻求相互理解。  
    指导着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的J·K·费正清基于和冷战理论同样的认识,在哈佛大学和唐·麦克伊(Don Mackey)等人一起组织了“国际·地区研究专门委员会”,创立了被称为“地区研究”的新领域,使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ehwartz)、迈里斯·詹特森(Marius Jantzen)等中国研究的俊才辈出。他们主张,美国政府应停止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一味敌视中共政权的政策,相反,应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把中国当作形成战后国际秩序的一员来接纳。他们在此也采取了与“苏联观察学”同样的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被称为“中国观察学”。  
     1949年初,作为对期待着毛的中国能否也与南斯拉夫一样脱离苏联控制采取“铁托化”路线的一种帮助,美国政府作出了支持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的姿态。但是到了1950年2月,参议员麦卡锡突然刮起“猎赤旋风”,费正清等人的中国研究广遭批判。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到1954年,在国务卿杜勒斯的主导下,美国与日本、韩国、台湾结成了敌视中国的相互防卫条约,形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封锁线。 
     但上述敌视中国的政策直到60年代初基本上并未影响到日本的中国研究,只是为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和财界的保守阶层所接受。也就是说,在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以前,由费正清倡导形成的中国研究的方法,特别是对一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年轻学者有较大影响而为其所采纳。在这方面,1953年成立的“亚洲政经学会”的部分参加者如石川忠雄、卫藤沈吉等可以说是代表。针对日本保守的统治阶层视中共政权为缺乏正统性、具有不安定性的庸俗看法,上述的一些年轻学者提出了疑问,从实证分析出发进行了提供反证的研究。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即便以现代欧洲的国民国家模式为标准进行评价,中共的政治统治也是有效、安定与合理的。比如,他们曾以西欧的标准来评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现代性质的民主化过程,对其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也认为那不过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合理的政策调整而已。上述意见中含有在战后国际中应给予中国以应有地位的观点。但也就仅此而已。他们基本上肯定欧美的现代化模式,同时也肯定日本战后在美国主导下的对美追随政策。虽说同样是支持毛的中国,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与那些猛烈批判因追随美国而导致战后日本人精神堕落的革新势力的研究者截然相反。  
     倾向于现代化论的上述研究者的中国评价,在日共主流的中国评价发生逆转一两年后,于文革爆发的同时也出现了转变。导致他们转向批判中国的是基于以下的认识:从现代化论的水准来看,狂热的毛泽东崇拜的登场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权威统治的合理性相反,具有非理性和不合理的“前现代性”。他们认为,中国的内政外交已经不是经国民合意而成的,只是由一小部分独裁者恣意推动的。从这种观点出发,冈部达味和卫藤沈吉共同分析了中国的外交,断言说“掌握着最高权力的独裁者的恣意行为决定性地左右了外交的方向”。因此在分析外交政策时不可缺少对中国领导层内部权力斗争走向的观察。在这里,认为并非基于国民合意的中国没有资格构成国际社会一员的立场非常露骨。  
    总起来说,支持日本的对美追随政策,从现代化论的立场出发批判文革的学者们,60年代后期渐渐与政界、财界的主流汇合联手。尽管如此,在文革期间,文革批判派在日本的中国学界中仍属少数。形成多数的仍是支持毛泽东的文革礼赞派。  
     1971年的林彪事件,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以及同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的访华,对于把毛的中国看作反美解放斗争堡垒的毛泽东·中国礼赞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追随美国的政界、财界主流丝毫没有改变其亲美立场,而且其战争责任问题丝毫没有受到追究,就那么成了推动日中友好运动的主要角色,相反,从前的毛泽东·中国礼赞派却被赶到了舞台的角落。于是,后者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缓和对日本追随美国的高速增长政策的批判,在方法上转向现代化论。  
     但进一步的打击又来了。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以后,中越关系开始迅速恶化,以反美和民族独立为基础的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一举解体,1979年1月甚至爆发了中越战争。再后来是1981年6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决议在某种程度上解明了文革的真相,对此进行了总的否定。与此同时,日本的文革礼赞派的大部分实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观点靠向了现代化论。在这一过程中,此前为少数派的现代化论者取代了文革礼赞派而一跃成为学界的主流。日共主流的中国批判派也渐渐转向现代化论。到了冷战以后的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冷战时代产生的“中国观察”的方法仍然在日本的中国学界未经任何反省地、大摇大摆地通行着。  
     这样,在6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将日本社会出现的诸多矛盾当作精神堕落而进行批判,并且因此而支持文革的现状批判的观点,进入80年代以后被忘得一干二净。与此相应,支配着日本人对华认识的只剩下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意识,即在对日本现状无批判地肯定的基础上,将中国视为未成熟的落后的资本主义。    
     由此必须认识到,日本人对文革的否定,是与中国人对文革的否定在多方面有着决定性差异的。受此状况的影响,我们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日中两国之间合乎逻辑的、冷静的相互批判已经很难成立,而且这种危险性正在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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