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 2014年01月22日 15:48

彝族童工背后的社会困境

编者按:2013年底有媒体曝出,深圳一电子厂涉嫌雇佣数十名彝族童工,彝族“失依儿童”的概念再次引起关注。失依儿童是指失去了父母照顾的孩子,凉山彝族中此类孤儿极多,达到了2.5万人,其中包含7000人左右的双亲死亡孤儿。更重要的是,凉山的失依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是地区社会治理难题的突出表现,而当下媒体上的讨论不乏误区。

凉山地区毒品和艾滋病泛滥,每百人中就有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少父母在壮年即因病死亡,成为凉山彝族失依现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又跟彝族历史上的奴隶制度是分不开的。民国时期,鸦片是凉山奴隶主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对于这里的奴隶来说,鸦片则成了他们最常用的药品和精神麻醉剂。新中国后,凉山的鸦片种植一度被禁绝,但到了90年代,海洛因等新式毒品又卷土重来,个中原因不难理解。

那么,这些失依儿童应当由谁抚养?有人提出,奴隶制时期的“家支”系统和“转房”婚制,可为失依儿童的生活提供保障。这一论点存在严重的问题。显然,“家支”的保护不可能覆盖到等级低下的大多数人;而下文则显示出,家支体系绝不是现代人想象中的温暖大家族,而是承担对内对外统治职能的严酷组织,除了最高统治者之外,个人往往只是冤家械斗的牺牲品。即使在当代,家支仍然是众多犯罪问题的根源,也是童工外出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们转载《三联生活周刊》这篇去年的文章,仅仅作为对凉山彝人现存问题的简要介绍,而关于落后地区的民族问题,新中国曾有过系统的历史总结和初步的改革尝试,怀有公益之心的读者,不妨去做些扎实的了解。

四川凉山毒品艾滋病流行 2.5万儿童无父母抚养

本文来自于《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葛维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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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失依”

哈西梳着整齐的马尾巴,只是头发因为营养不良发黄了。一个人抱了一捧干草回家,再放两根柴在一个土坑底,开始生火。她一句汉语不会讲,不知自己几岁,衣服和大多数彝族孩子一样脏得发黏。对于一点现金还是懂得点头,立刻放进棉衣里面的衣服口袋。午饭看起来还不错,有挂面和一点盐巴和辣椒面。几公里外的姨妈一两个月估摸哈西没有饭吃了,就会带点过来。哈西会用电饭锅,床上也有一双新袜子,然而铺盖却是由几条烂布、破衣服、烂毡块堆成,看不出哪个可以当被子盖。

哈西有父母,父亲5年前吸毒跑掉了,母亲3年前也走了,杳无音讯,只剩下她和哥哥在家里。彝族人结婚后都是独立生活,爷爷、奶奶这一辈早已去世,哈西就不记得自己几岁了。哥哥哈者的作业本平摊在桌子上,非常工整漂亮的字迹,没有一丝修改,看得出是高小水平了,但是哈者并不常上学,学校离家走路要半小时,但他没有表,一旦睡过头怕老师责问,也就不去了,甚至不常和妹妹在一起。他的任务是去觅食,到任何一个远房亲族那里去蹭一点饭,晚上回来再给妹妹带点。

对于“失依”儿童这个说法,更确切的是指失去了父母照顾的孩子。目前国家规定可以享受孤儿补贴的,是父母双亡的孩子,而哈西这样只记得妈妈的样子,对于父母长辈的概念都模糊了的孩子,却实际上没有人抚养了。凉山彝族的此类孤儿极多,按照民政部门统计,包含7000人左右的双亲死亡孤儿,失去父母抚养的孩子达到了2.5万人。

这个数字是近两三年来不断统计细化的结果。但侯远高认为:“数字还是有水分的,实际数字到村里去一问,因为不断增加的死亡、逃离失踪的父母的增多,孩子到底处于什么状况是在变动的。”他从2001年左右开始,以本地出生的彝族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小范围帮贫助困的活动。“一开始就是世界儿童妇女联合会给了几万美元,我就办了爱心班,当时收人的条件是父母双亡。”当时是初一这个程度开始收,第一批近50名孤儿在侯远高的拉扯下,上到了凉山州排名前三的凉山州民族中学。一旦进入正统的教育领域,竞争是残酷的,州民族中学已经下调了针对孤儿们的分数线,而在市场上一分一万元的名额依然难以抢到。这样以孤儿、失去抚养人照料的孩子为对象的班级在凉山州一共有30多个,除了侯远高,还有各式其他捐资助学基金的组织。

“我是1981年上的大学,1986年留校做了教师。我只是想做彝族的自救。孤儿是最近几年才变得突显和引起社会关注的话题。”侯远高说。他组织过彝族歌舞团到处巡演,拍宣传戒毒的电视剧,给少量孤儿的抚养人发一头母猪,给最贫困的一个至今没有电没有路的村子发羊,并帮助他们盖和家庭分离的羊圈。“我只做了一些最小规模的尝试,申请到一点资金就做一个。”然而,最终矛盾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了人身上。现在的“失依”孤儿问题,正统的学校教育已经无法解决。

从鸦片到海洛因6号,惯性?

古次者狄的理由是,钱不能花,是两个孩子以后活命的,老两口一个70多岁一个60多岁,奶奶脚上的伤口长年溃烂,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死,他们希望这些补助可以让孩子活到十四五岁能够出去打工的年纪。凉山的彝族村落,现在还有没通电、通路的。对于这些上完了小学还说不出几句汉语的孩子,大部分小学毕业依然是文盲,除了自己的名字会写,能坐长途车,在家里务农几年稍微长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打工在近20年作为绝大多数彝族子弟的唯一出路,是最受欢迎的。然而彝族在打工地却占据了先天优势,他们身处川滇中间大凉山与小凉山脉系,是西南最主要的毒品通道,在昆明、成都从老乡手里拿到海洛因,带回家乡转手就是暴利。他们的曾祖至祖父都是凉山地区罂粟的种植和贩售者,至于自己吸食,在贩卖早期还极少,后期则普遍起来,连最穷苦的奴隶也可以靠鸦片改变生计。鸦片在当时是唯一使经济条件好转的途径。

凉山的罂粟种植止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但90年代末,毒品又重新回潮,这些村庄现在虽然大都把禁毒的标语写在明显处,但当时几乎是青壮年都开始沾染。

这和近十几年的吸毒贩毒泛滥究竟有何联系?古次格日的儿子古次小龙,本来是村里青年的优秀代表。古次格日从1978年开始成为庆恒乡的兽医,不仅精通汉语,也有知识。“以前对于海洛因不懂,都叫6号,我看着很多年轻人因为打工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在外面比在家里累多了,彝族人又喜欢玩,性方面很开放,所以在城里染了一身坏毛病,家里人也不当回事。”兽医希望儿子不要再重复民国时鸦片经济带来的当地人好逸恶劳的老传统,独生子小龙在17岁的时候,经过层层选拔入伍,家里现在还挂着他在河北保定服役时寄回的相片。几年后退伍,城市兵回城市,农村兵回农村。古次格日说:“小龙不是跟着乡人、家族里的人混的,他和战友一起玩,又受了部队几年教育,我以为能在城里找到个工作。”但是小龙退伍回家结婚后,又去了河北打工,“当过保安,也干过建筑工。头几个月挣了8000块,就被同族的老乡教着吸毒,把钱花光,回到家就开始到处偷东西,要钱去吸毒”。

古次格日有一堆培训证,本来他是学习医学的,“早就不信彝族的迷信了”。可是儿子让他一筹莫展,只好请家支来帮助小龙戒毒。“先是杀了一头牛,这钱是家支合伙凑的,让他发誓不再吸,如果吸毒就要罚我赔几万块钱。”拥抱文明失败,古次格日只好回归原始手段。但这只让小龙彻底和父亲妻子决裂,直到“快死的时候回来了,死在了家里”。孙子古次使者今年8岁,母亲早就改嫁了。虽然父亲帮助儿子戒毒,但平时几年两人从不往来,互相躲避行走。格日说:“我们这里的男人结婚后都是单过,父母把房子盖了就不管了。”彝族对于婚嫁有特殊的概念,男方娶妻,要给女方大量身价钱,把女方当财产占有,并且婚姻约束少,没有怀孕的妻子不用住在夫家,有了孩子才算真正是男方的人。一旦丈夫死亡,妻子大多看家里有没有小叔或其他男性可以转房,这样孩子既可以名正言顺归男方抚养,又可以留住母亲。丈夫没有兄弟,才会选择改嫁,改嫁也从来不带孩子。

初到城市的贫困劳累,传统中对毒品意识的淡漠,让彝族打工者很容易接触到毒品买卖的交易并吸食。凉山州的GDP这些年飞速增长,山里架起的高压线密密匝匝,在各山头之间架得非常漂亮。几乎所有的山里水源河流都有了小电站,再合并电网向外界输送,但我们去的那些村子却至今还未通电。当地人觉得最好的工作是从事高危行业,爬上几十米高去架线,能挣到5000元以上的月工资。昭觉县除了水泥厂,基本没有工业。矿也都是少数人承包,并且几乎不用彝族人,本地人不被老板们信任。

本地经济来源除了耕地几乎为零,亲子关系又被传统忽略。之所以现在有如此多的孩子失去父母照管,是因为原本在家支体系里,父母对孩子的权利取决于很多家庭以外的事务。解放前奴隶主可以随意带走奴隶的孩子,而成人后又必须承担家支责任,在冤家械斗中被随意牺牲生命。家支这词,只是彝语“楚加”的汉译,彝族从奴隶时代发展至今,有等级之分,家支其下还有房、户,附庸在等级制度上,导致血缘拥有了难以想象的权力。一个彝族人说这是我姐姐、弟弟、叔叔、阿妈,指的大多是难以想象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但是各家支在解放前却是互相打杀驱赶,聚集居住的,后来虽然固定了地域也还是按照家支居住,村子是新中国建立后的行政区划,对于彝族人,某地有某个家支才意味着行为规范。

早在毒品最猖獗的五六年前,凉山地区的家支就开过头人大会,恢复古老的私刑来帮助吸毒者戒毒。马海木几今年45岁,曾经吸过几年毒,被头人玛古尔等人联合起来帮助戒毒成功后,自己就成立了凉山州第一个民间戒毒小组并担任组长。“家支禁毒在最初几年还是管用的。”家支头人说了算,只要分配下来的任务,包括让某人去给别家抵命,都是必须承担的。彝族人把这种勇于承担家支责任的叫做“好骨头”。所以家支对吸毒贩毒者进行惩戒还有作用,都是以打牛打鸡为盟,若犯者则会遭到重大财产损失。玛古尔说:“前几年这样做了之后,吸毒的人就跑掉了,因为怕连累家里人,跑到外边去我们就不管了,在村里不能吸。”

家支失效导致的无序

家支的严厉至今可见。尔古村的村口树上倒吊着一只被捆起双脚的鸡。“每个月全家支合钱买一只鸡,杀掉挂起来。”可是除了加速吸毒者向外地散去,家支本身的权威也遭弱化。家支禁毒做了两三年后,凉山州所有的民间禁毒协会小组,统一被村委会一级领导了,现在每个村的村委会都挂着一块禁毒小组的牌子,然而这样的做法却起到了反作用。“禁毒小组抓个吸毒的,送到派出所,人家交两三百块钱就出来了继续吸。”马海木几对于派出所和戒毒所都非常不信任,“没见过几个进去就不吸了的,反而越来越坏,我们这给派出所抓人,倒还增加了他们的财路。”马海说,有些家支的禁毒小组学起警察,自己有了权力后,居然也开始私自收罚款。“与其让派出所罚你,又放出来,还不如我罚你。”为了管理混乱的局面,村委会开始对禁毒小组进行管理,头人的作用大大被消减。玛古尔说,很多头人不是选举不是继承,而是自然以威信和智慧服人的年长者。苏易负责解决纠纷执法、德古是威信长者,村干部的思路和他们不同,“还是要往派出所交,也不让用私刑。大家不再去求苏易和德古,而是求村长去了”。

彝族人生存依靠的家支系统,也开始出现了新的权力形式。带工头是出外打工的组织者,自己并不工作,基本都是家支里可以被信任的人。从美姑县的一个乡就有开往东莞的班车,带工头不断输送新的劳动力到外地去,自己则要从工资中拿一些提成。尽管如此,带工头在老乡们举目无亲的城市里,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组织作用。吸毒者产生的联盟失掉了家支的保护作用,在外地,家支的作用仅剩下一些基本照料,同乡之间互相介绍吸毒贩毒无法受到约束了。家支对于失去父母照顾的孩子们依然有所照顾,但是并非完全靠得住。仅在村里,土墙上都是玻璃碎渣,猪、牛和自己同屋睡才能不被偷。

社会失序首先导致了女性犯罪率的升高。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教授罗庆春告诉我们:“从女子监狱的统计看,近10年来的彝族女性犯罪率升高了10倍。”成都女子监狱一半犯人是彝族女性,除了少数家庭暴力,大部分是贩毒者。“母亲未改嫁而决定养起几个孩子的也有,这样山里没有活路,就只好被人介绍着贩毒,一次就有几千上万元收入,母亲们铤而走险大多是这个原因。”经常去监狱用彝语给他们上课的罗庆春说。

女性犯罪导致家庭彻底地分崩离析。家支的个体单位是家庭,但是长期形成的以家支为重,打冤家都毫无躲避余地,家庭对于家支是完全的服从关系。个人对家支的依赖,过去体现在家庭困难、受到欺负、被劫掠杀害,全部都有家支出面,生命财产得到家支保护的情况在农村依然存在。家支的权力被逐渐消解后,家庭内部的矛盾就无人可解,责任也无人承担了。

在昭觉县巴普镇小学的爱心班里碰到呷铁晓明和呷铁小林,是一对小兄妹,都在读三年级,看上去就比村子里那些被老师从亲人手里接走的孩子懂得和外来者打交道。一问妹妹,果然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贩毒被关进成都女子监狱,父亲在8年前吸毒死亡。“我们的哥哥长大了,就跟亲戚出去做洗车工了,他看到招爱心班的消息,就托人给我们捎话让我们去巴普镇小学。”两个孩子当时在西昌捡破烂流浪,一个月给一个旅馆交3元钱就有了住处,“在西昌待了两年”。那时妹妹小林完全被哥哥藏在旅馆附近,还保持天真可爱的笑容。“哥哥有时候被大人欺负,打他,让他去当小偷。”说完她就被哥哥一记巴掌扇在脑袋上,赶紧改口说,“有时候大人从兜里掉出100块,我哥哥就去捡起来。”哥哥晓明13岁,靠玻璃弹球绝技成为爱心班的偶像级大哥,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最珍贵的东西是一个木头陀螺和一个充电器。小林说:“手机坏掉了,以前哥哥留给我们一个手机,我自己买了充电器,就一直留着。”他们俩进爱心班都得到了捐款者的资助,吃住和学习不再发愁,但是两年都没有见过哥哥了。

土地在非农社会里的低效使用

凉山彝族的土地大多处于山谷山坡上,彝族人在50年代还很少拥有像样的农具,如今也谈不上精耕细作,还在用很多木头犁,种些土豆、玉米和荞麦,连牛羊粪便也懒得收集积肥。这里没有从事农业的商人,没有任何独立经济部门的商品交换。彝族的土地每家耕种不多,极少有集中的大片土地。

尽管有半个世纪没有终止罂粟,彝族人依然对土地只有基本生存需求。贫穷是凉山农业化程度低的结果。常见的农村发展方式,大面积集中耕地,采用更高效的种植手法和选择更有经济价值的作物,走向市场,这些在凉山完全无法推广。“把彝族农业推向市场是最危险的做法。”侯远高说。他是第一个梦想破灭的先行者,2007年他向尔古村租了130亩土地,全部耕种韩国品种的辣椒,一株能产十几斤,是高效益良种。他说:“给他们种子绝对不会种,我们先带头种,他们看到效果就会来学。”然而,他的凉山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几十个职工自己耕种和贩卖,却无法制止老乡们蜂拥而至的偷盗。再加上2008年地震,辣椒价格一落千丈,第二年辣椒价格上涨,侯远高告诉村民不能拿没有育种能力的二代辣椒籽再去种,“韩国种子要年年买的,可是老乡不相信,种了什么也不长了,就更没人种了”。

土地的低效使用,毒品泛滥,使农民和市场无法关联。尔古村有人贩毒赚到了钱,开了土豆淀粉加工厂,投资100万元,然而厂子还没投产,老板又开始吸毒,而后死亡,厂房至今仍废弃在田野中。国家给予的补贴也有,然而却并不针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形态。寡妇吉克希提家里抚养了6个孩子,除了她自己的一儿一女,还有妹妹的一对儿女,她们的丈夫都吸毒感染艾滋病死亡,妹妹改嫁了。此外还有一个邻居阿妈的孙子,也是父亡母嫁,阿妈失去了照顾能力,就和孙子一起到吉克家来。还有一个叫阿勒的孩子,父亲吸毒死亡,母亲改嫁,孩子就也到吉克家来吃饭。40多岁的吉克自己没有低保,又没有一个孩子是能够达到国家给予的孤儿补贴条件,一大家子完全靠她一个人,土地也是她一个人种。最大的孩才9岁,为了多一口吃的,也跟着妈妈下地干活。

像这样临时组建、拼凑的家庭,在昭觉、美姑、布拖三个县随处可见。土地虽然都被荒弃,可是土豆玉米和荞麦带来的收入仅够糊口。对于这些人口,家支也越来越没法子。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到村里去,必然看见绝大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中青年男人极为罕见。我们走过的三个县的几个村庄,总能见到几个已经感染艾滋病的幼儿,也不乏男人死亡的消息。艾滋病在这里从来都是被公开谈论的,因为政府免费的治疗,使大多数患者有所缓解,他们熟悉死亡。

“我们这里不歧视艾滋病,因为不管什么病都会死。”大多数人说不清亲人怎么死的,有肺炎死的,有胃病死的,也有因为山路险峻遭遇车祸的,最匪夷所思的是村里不到两米高的泄洪道,里面还有很多落叶枯枝,过年喝了酒回家路上摔下去就死了。他们不会说汉语,进医院更视若畏途,大部分人在乡上看不好就放弃了,回家听天由命。彝族有很多治疗方式,让得病的人蹲在大蒸笼里,用大锅烧开水蒸,笔摩念完经一袋烟工夫,病人才能出来。一位母亲拉扯三个孩子,丈夫艾滋病死了,大女儿背着弟弟,还患有心律失调,母亲从没带她上过医院,她以为现在医院还是要先交押金看完病很久才能报销,并不知道可以直接交很少的部分。他们更习惯的方式,是找笔摩来念经驱鬼。河沟处有一些枯枝捆成一束束,上面挂些破鞋子,就是为了把鬼打跑。而死亡最简单,找笔摩算好方位时间,直接堆柴火葬。

基础教育的薄弱

在都是孤儿的爱心班,一样的嘈杂快乐。侯远高总是很大声地说:“答应我了啊!必须上中学!”他是最乐观的、充满精力和勇气的人。大多数孩子虽然看上去很瘦小,七八岁看起来还像四五岁,但都入学时间很晚了。有的小学六年级就18岁了的,叔叔们希望女孩子赶紧回家去嫁人,好得到一份身价钱。我们到达时正赶上美姑县300多人的头人聚会,叫做基各蒙格,讨论的议题却充满现代色彩。彝族婚嫁,女方的身价钱是头等大事,留过学的女博士身价钱达到100万元,在城市生活的彝族女孩身价过高,是目前彝族婚嫁最困难的问题,这种上涨带动的农村彝族女儿的身价也往高冲,所以头人们的决定是农村至多2万元,城里10万元,这个价格对于那些抚养孩子的叔叔或其他亲族家,已经足够有说服力。男孩子自然从十四五岁接受全家支的劝说,快点进城去打工。

已经在学校读书的孤儿们,遇到的是社会化的问题。已经上了初高中的孩子,一方面难以考上最好的学校,一方面是如果上大专或三本,费用难以负担。何况他们上小学往往是“睡过来的”,乡村校的教育质量让很多十几岁的孩子还不太会讲汉语。家里有父母的,也只是勉强念到小学毕业至多初中,就会出去打工了。孩子们分散在凉山州几个县各个乡的中小学里,以班为单位,爱心班虽然设在普通学校里,自带管账的管理员、生活教师和厨师。每个孩子每月160200元的生活标准,都来自于一对一的赞助人。一年赞助费2600元,但凉山本地农产品单一又昂贵,侯远高还得到处化缘。除了每星期两次吃肉,一个学期发两套衣服,也要支付一个厨师、一个管理员的1000元工资。食宿和学习是封闭式管理,无论多小的孩子,一般不允许请假,平时他们也没有路费回家。

孩子们吃着米饭和土豆酸菜汤,有时饭碗里只有几块沾了辣椒的魔芋,只有城里的来客才会认为伙食不好,对于他们来说,吃饱就已满足。一个一年级看起来非常小的孩子脊骨突出,穿着单层的宽大西服里面却几乎没穿衣服。因为回答不上来客人的问话,一会就独自背对人们开始哭泣。近千名孩子的家庭情况都被凉山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老师一一核实家访过,导致村里的人一听是中心来的人,立刻以为就能把孩子接走,都纷纷上来用彝语诉苦。

送走之后也只是希望孩子吃饱穿暖,在学校住几年,现在凉山即使乡里的中学都面临大批学生流失的问题,用教育改变命运的只是极少数人。“乡一级的中心校现在的师资都是关系户,待不长,想调走的,考公务员的,工资太低,流动性太大了。”课程和书本虽然看起来与城市无异,但乱糟糟的声音和讲台下呆呆的目光,却说明很多孩子连普通话都听不懂。凉山州有彝语编写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材,罗庆春对于母语的教育丧失深感失望:“过去村里老教师还知道教彝语的读写,可是会写彝语,却得不到什么彝语的教育,电视台最近开播了彝语频道,而高考却只是给少数民族降多少分。对于那些已经高度汉化的当然很好,对于凉山那些世代只会说彝语,基础教育又差的,小学三四年级以后,差不多才能听到老师在说什么,高考优惠多少也是考不上。”

采访中碰到一个想要投资建学校的香港基金会,对于彝族孩子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观念:“教导本民族的自尊,同时对家庭进行整体教育。”他们的做法不是投钱了事,而是要求当地政府按照比例对半承担经费,在侯远高所说“公办民助”的模式下,成立针对孤儿学校的校董会。凉山2.5万失依儿童,解决了上学问题的只有3000人,越来越多的未到学龄的孩子即将长大,而优势教育资源的紧张和短缺,使这些先天不足的孩子更加难以找到合适的学习环境。政府拿出最好的一块地皮和人员配备,却再也拿不出经费,侯远高乐观地大包大揽下来,他说:“我来找另一半资金,1000人的学校要9月份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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