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击水 2014年03月23日 13:47

漫谈脑体分工

漫谈脑体分工

 

 

黑夜里的牛
脑力劳动者之为脑力劳动者,绝不是因为他在劳动中只使用脑力;同样,体力劳动者在其劳动中,也并不只是使用体力。劳动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总会耗费脑力。而另一方面,人类之间的任何脑力成果,都必须通过身体活动才能变成一种物质的存在。所以,当我们说建筑师是脑力劳动者的时候,他通宵达旦地绘图也必然会造成巨大的体力支出;而流水线上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工作,仍需大脑指挥。所以劳动者对脑力和体力运用的方式和比例的不同,只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表象,真正的问题在于生产内部的分工。作者近期在重读《资本论》第一卷的过程中,思考了脑体分工的问题,感觉有一些收获。正好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就斗胆把自己一点点体会拿出来,供同志们批评指正。

脑体分工的历史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脑体分工,并不是生产过程内部的脑体分工,而是一种社会分工。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国家官吏,教士等人,并不真正的从事生产劳动。这时的脑体对立,其本质是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对立。那时的劳动者,无论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完全掌握着生产过程。小生产的规模也决定了,生产中并不需要专门的管理者或者监督者。

资本主义工业的最初形态是工场手工业。正是在这一时期,生产中的脑体分工普遍地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中所蕴含的新的生产力要求专门的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何为协作?“许多人在统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但马克思同时又指出,许多工人参与到协作中来,只是因为资本家付给他们工资,而资本家之所以愿意雇佣他们,是为了剥削他们。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参与协作的工人的数量以及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都在增加,如果没有人进行监督和管理,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就必定大打折扣。所以,“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不过,如同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二重性一样——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这种监督和管理,也具有二重性:一部分可算作是生产性劳动,而另一部分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得不消耗的非生产劳动。

而在劳动分工变得发达的工场手工业中,“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特殊阶段是同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局部操作完全一致的。不管操作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因而仍然取决于每个工人使用工具时的力量、熟练度、速度和准确。手工业仍是基础。”(第392-393页)但正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旧是生产过程的基础,所以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他的劳动力就转化为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所以,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工人仍旧是生产过程的中心,只不过这一过程被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所割裂和局限化了。

分工的发展必然要求总劳动过程的管理者,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协作也使得监督必不可少。于是,参与生产过程的人分成两类:管理监督者(资本家本人以及雇佣的监工)和被管理被监督的工人。这样的分工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比如古代社会的各种大型建设,往往是劳动者在官员们的监督下完成的。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逐渐排挤了绝大多数的家庭手工业,从而使得这种脑体分工变成工业产品生产中的普遍形式。在工业生产的下一个形态中,这种分工不仅没有消灭,反而获得更大地发展。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的脑体分工存在于:社会的公共管理以及(当然是更重要的)阶级压迫领域,和生产中的管理以及(同样是更重要的)维持剥削的领域。在具体的劳动中,工人仍然是主导力量,他仍然在运用自己的大脑,指挥四肢完成生产。而工业革命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一领域中,把工人置于物化智力的控制之下。

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复杂或者简单,也不在于动力。机器与工具最大的不同是,工具是为了让人使用的,而机器则是取人而代之。关于机器,马克思如下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而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29页到第432页)

“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操作。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实现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37页)

机器把工人手工重复的运动变为机械结构的运动,它一开始是用工具机取代手,把工人变成纯粹的动力;接着是用蒸汽力代替人力,并最终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这里的机器,绝不能狭隘的理解为一种物,不能将其理解为物对人的统治。机器对人的统治,绝不同于自然界对人的统治。机器是人思维的产物。从前,工人们大脑中的各种生产技术,通过每一次劳动,物化在产品中;现在,这种脑力,变成了对象化在机械中的智力,将工人从这一生产环节中排挤出去。自此,在生产的所有环节中,工人都变成了被统治的附属品。而与此同时,出现了负责研究和维修机器系统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这些劳动者虽然也会从事体力,甚至是相对不复杂的工作,但从整个生产过程来说,他们所处的环节属于制造物化智力的方面,而所谓“体力”工人的工作是配合这种物化的智力——机器。所以,这样的科学家和劳动者,就是再一次从劳动者队伍中区分出来的所谓脑力劳动者,与之对应地,也产生了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只有在这时,脑力劳动才取得了对体力劳动全面的彻底的支配: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87页)

所以,资本主义的来临,也意味着人类生产从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劳动者内部也逐渐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设计维护机器系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服从于机器的工人的对立,加上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普遍存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官僚和意识形态家与劳动者的对立,三大脑体对立就形成了。从简单协作到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完成了否定原始的脑体统一,实现脑体分化,并为在更高层次上达成统一奠定基础:

“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从马克思的时代至今,资本主义在脑体分工上并没有本质改变,只不过是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科学的方式加强脑力对体力的控制。资本主义除了不断提高自动化水平之外,还通过“科学管理”的办法来加强企业内部的计划性,减少劳动支出。泰罗制,流水线…这些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的真正目的,就是控制工人。而在劳动条件为资本完全掌握的时代,脑力对体力的合理化使用,在工人阶级看来,就成为与之完全对立的无所不包的控制。推崇泰罗制的列宁,自然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矛盾:

“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1918)

工场手工业时代就出现的管理监督者与工人之间的脑体分工,在二十世纪的大公司里,逢勃发展起来。职业经理人阶层也随之发展壮大。这一脑体分工的加强,甚至与所有制无关。无论是私有制占主导的美国,还是公(或国)有制占主导的苏维埃俄国,都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推行泰罗制,而苏联甚至推广地更彻底。企业的规模越大,管理就越重要。如今,占全球生产能力一般以上的跨国企业,都几乎是由职业经理人控制的。股东对管理者的权力,就像美国公民对政府的权力一样:你可以换总统和高级官员,但不可能换整个官僚体系。就这样,管理者阶级在美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控制者,而在苏联,管理者阶级的另一种形式——企业和政府官僚——甚至变成全社会的直接主宰。

脑力劳动(机器)的每一次胜利,同时也意味着体力劳动的败退。失业——这就是代价。从历史看,从当前的数据看,都是如此。近两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纪第一。但是,制造差不多的产品,中国投入了差不多一亿劳动力,而美国制造业工人数量为一千多万,日本甚至不足一千万。如果保持当前的产量,仅仅是把中国制造业提高的美国的水平,就会造成几千万失业人口。在这方面,美国的历史能让我们明白很多道理:

“从1999年到2009年的这十年间,工厂的裁员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们几乎抹去了过去70年间所有的就业人口红利。差不多每3个制造业的相关岗位中,就有一个消失了,也就是说,大约600万人遭到了裁员。目前,在美国制造业工作的工人数量和大萧条结束之后的工人数量差不多,但是美国如今的人口却是当时的两倍以上。但当下,美国本土的制造业正在制造和销售的产品数量几乎是历史上最多的。仅就过去十年而言,美国工厂的出口,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条件下,依然上升了1/3。”(《美国蓝领岗位持续减少 10年间工人数量降3成》http://finance.qq.com/a/20120412/004960.htm)

中国、拉美、东南亚和印度的廉价劳动力实际使得机器代替人的进程减缓了。但是,一旦这些劳动力变得昂贵,自动化的进程就会加速。所谓产业升级,就是用机器代替人。大力发展研发和制造机器的产业。使用机器的人变少了,自然意味着研发和维护机器的人变多了。减少一部分工人,总得增加另一部分工人。脑力劳动者逐渐代替体力劳动者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但即便暂时受阻,资本主义竞争的压力终究会推动企业消灭一切障碍。美国日本德国这三个主要发达工业国的工人阶级组成结构在半个世纪来所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

脑力劳动者的演变

人们对何种劳动才算是脑力劳动也许又不同看法,但一般说来,科技研发的工作,应该都会被看做是脑力劳动。我国高等院校的理工科学生,相当一部分是在这一领域工作。这些脑力劳动者一度被视为知识分子,或者小资产阶级。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这些劳动者是小资呢?如果是的话,他们的资本又是什么?

当然是科学技术,或者简单点说,是知识。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为知识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缺少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将变得不可能。工业革命以来,无数发明家就靠着能够带来生产力变革的知识,顺利从工人变成了管理者或资产者。这些人故事依旧在激励那些贫穷家庭出身的有志青年们。但是,当历史的车轮已经滚过漫长的二十世纪,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知识改变命令即便不是一句空话,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造成了脑力劳动者当前的困境呢?

先讲劳动组织的变化。人类劳动经历了个体劳动,到分工协作,再到机器大生产等几个阶段。这一过程并不会只出现一次。可以说,人类的任何生产领域,都会发生这种发展过程。以前是纺织工人,然后是印刷工人,农业工人等等,而现在我们看到,连脑力劳动者也不能幸免。现代研发型企业或者大型企业的研发部门里,真正的主力早就不是天才,而是“汗水”了。像手工业者被资本家买了,放在同一间屋子里制造产品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才(——考虑到各级政府都建立了所谓的人才市场)”也被集中到办公室里,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研发新科技或者新产品。早期,这种“工场手工业”仍处于简单协作阶段的时候,脑力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主导权还是比较大的,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培养一个掌握全面技术的工人,是相当困难的,撤换掉一个技术人员,也许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招来合格的继任者。所以,这些人才的技术就好像也是一种“资本”,使得他们在企业中取得了某种地位。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组织方面的技术也在发展着。原来的个体劳动慢慢地就被分解为各种局部劳动,让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与当年的工场手工业工人一样,局部工作把工人变成了“局部工人”。生产的管理掌握在经理手中,而“技术”掌握在少数技术专家和高级工人手中,剩下的大部分工人,就好像可以随时撤换的零件,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与这种劳动组织方式相适应的,是高度发展的科层制,这种科层制不同于制造业企业里几乎是行政人员把持的科层制,而是把少量专家和高级工人吸纳进来。但是,总的原则仍像是马克思当年分析工场手工业时所说的那样:

“因为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所以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因此,工场手工业发展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05页)

之所以说大部分资本主义研发企业尚处于工场手工业,而不是出于大工业阶段。是因为,当前的生产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体系。脑力劳动的处理对象不是直接的物质对象,对象化只是脑力劳动的最后成果。劳动过程中的中间产品,是信息。这些信息要么是以自然语言的形态,要么是以逻辑语言的形态存在。这些活动都大量地要求理解的能力。这一能力目前机器暂时还达不到。人类当前的科技水平,还只能把自己的部分智力物化在机器中。比如,在科研工作或者程序开发领域中的许多工具,仿真设备等等,就是把从前由脑力劳动者完成的事务,转移到机器手里。“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

与机器大工业不同,工场手工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脑力劳动的工场手工业的一大特点是,没法使用流水线一类的技术来进行生产管理。所有的管理都需要人来进行,各种流程,软件都只能起到辅助的效果。所以,其中管理监督者的比例会比其他企业更高。管理者和普通劳动者矛盾在这类企业中是非常明显的。这一对立,也就是我们之前谈到过的脑体分工的第二种形式。

但是,即使是脑力劳动领域,也有相当的劳动已经被机器所完成了。许多工人已经变成了使用机器,而不是直接将自己的智力成果物化在产品中。当然,这些机器也许不会像工厂里的机器那样,甚至只是一套软件。但是,这种温柔的面孔并不表明它对工人会手下留情。

分工的进一步专业化,工具的发展,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这一切都在改变者人们对脑力劳动的理解。一方面,脑力劳动中仍然有所有劳动中最复杂的工作,为了胜任此类工作,甚至需要投入十几年的时间接受教育;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非常简单的脑力劳动,也许只是理解一段话,然后将其输入程序,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机器完成了。当然,前者无论如何仍然是专家,他们的技术具有稀缺性,甚至具有垄断性;而后者则像使用了机器的棉纺织工人一样,越来越多地由非熟练工人完成。劳动力市场中流行的派遣工制度,正好符合这种发展趋势。核心技术由正式员工掌握,而非关键技术工作由派遣工完成。在某些所谓的跨国科技企业中,派遣工的比例几乎超过一半。

再提一下生产的社会化。现在的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也越来越复杂。要完成一项工作,往往需要依赖他人的劳动。而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则要去为这种使用付费。这就增加了创业的难度。如果没有一定的初始资本,就很难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活动。前些年中国盛行的盗版,一方面制约企业壮大,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使得创业的成本更低了一些。但即便是能够省去软件开支,硬件开支却免不了,像通信业这样的领域,出身贫寒的人就不要想在其中创什么业,因为随便一套设备的硬件投入都可以耗掉你的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首付。这就意味着,即便你是小资,你也是走下坡路的可能性远远高于走上坡路的小资。

这就是我之前专门强调所谓的小资其实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背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大多是是脑力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少部分是脑力机器大工业的工人。仍然处于手工业或简单协作阶段的脑力劳动者,相比其他劳动者,会更稀缺,甚至取得垄断,可能造成其工资收入等于或高于自身总劳动投入的情况。所以,这一类人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就中国和不少工业化国家的现实情况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人数几乎都多于社会对脑力劳动力的需要。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会迫使劳动者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劳动技能,进而造成具有垄断性的高科技岗位的减少,如果不是彻底消灭这样的岗位的话。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是资本主义运行所要求的,因此,只要有人愿意交学费,我们看不到大学停止扩招或者缩减招生名额的可能性。

脑体分工的相对性

在讨论脑体分工时,人们往往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体力劳动是简单的,而脑力劳动是复杂的。其实,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有许多体力劳动需要长期的学习和锻炼才能胜任——如裁缝,但一些脑力劳动,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比如普通文员。也不能说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就是脑力劳动,不需要知识的是脑力劳动。某些领域中,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普遍地要高些,脑力活动普遍地要多些。但这些劳动也许消失得比一般意义上的体力劳动更快。比如,接线员程控交换机出现后,整个职业就消灭了。因为,接线员相对于研发交换设备的通信工程师来说,也无非是体力劳动者;在接线员和工程师之间,存在着体力和脑力的对立。后者的成功,必然带来前者无可挽回的损失。

如果要在全体劳动者划线,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区分开,那这就不能是一条线,而必须是两条线:管理/被管理、研发制造机器/使用机器。但这种区分也会允许两种矛盾的情况:第一,研发制造机器的劳动者相对于使用机器的劳动者是脑力劳动,但相对于管理者来说又算是“体力”劳动了;第二,研发制造机器领域自身出现机器以后,就存在一些使用机器来研发(注意,不是制造)机器的工人,那么,这些脑力劳动者相对研发机器的人来说,又只是体力劳动者了。

单独指出这两种情况并不是因为爱钻牛角尖的偏好,实际上,它们是现实生活在理论上的反映。当一个IT民工发现自己的工作被一堆流程、制度和经理们控制,自己的工作以小时为单位分派到不同的项目,完全失去了工作安排的自主权之后,他就已经感受到了自己与管理阶层之间的脑体对立。这种对立是矛盾的,因为企业的管理是必须的,按照科学原则进行管理,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但是,越来越多的智力集中在了企业机构中,而自己却被告知只需要好好干活,不必有太多“想法”。说到这里,又忍不住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未开化的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做他的个人机制来施展一样,——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18页)

是啊!每进行一项工作流程的改进,每开发出一个自动化工具,这都是在把工人个体的职能变成企业的所拥有的职能,都是在加强企业的力量,削弱了工人。所以,企业才愿意鼓励工人搞自动化,搞改进,因为工人为了这些改进所失去的,会远远超过他们能得到的。

另外一个情况也很普遍。由于自动化的普及,许多脑力拉动着的工作就是往系统里输入一些信息,点点鼠标。工作变得越简单,就越容易被取代。只要掌握了一定的背景知识,稍加培训即可上岗。必然使得廉价的工人代替昂贵的工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些人其实是体力工人。这种说法没错。因为他们与他们使用的系统(其实就是机器)之间的对立,就是体力和脑力的对立,是单个劳动与集体劳动和科学的对立。但是,这种体力劳动者相对于车间的工人来说,又算是脑力劳动者。因为它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维护和加强统治工人的力量——机器系统。

脑体分工消失的前景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这种发展,而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同应该把脑体对立的消失放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经过第一阶段的发展后,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但是脑体分工具体如何消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消灭分工时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的解决办法是让工人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职业间进行转换。这当然是一个消灭分工对人造成不良后果的办法。但终究给人感觉带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比如,工人自己是否愿意频繁地在各种工作之间进行切换。这种切换带给工人乐趣和成就感到底有多少呢?而且,在不同各种间切换需要大量的教育培训投入,这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一项昂贵的支出。消灭脑体分工的办法当然可以考虑让脑体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换着干,但如果体力劳动者不愿意去做脑力劳动者的事情,该怎么办?难道需要实行义务制,强迫体力劳动者去从事脑力劳动吗?除了马克思的思路外,是否还有其他脑体分工消灭的可能情景呢?

上面已经分析过,脑体分工存在三种形式:社会管理者(含镇压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的构成者)与生产者、管理监督者与从事具体劳动的工人、研究维护机器系统的工人与配合机器生产的工人。这三种脑体分工肯定不是同时消灭的,而且,它们消灭的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

随着国家的消亡,公共管理机构将不会再有镇压职能。对市场的扬弃要求统一的计划机构,而其他社会生活的管理则下放到社区或公社。制定经济计划和监督经济计划执行的劳动者,仍可算做管理者范畴,放到下面一起论述。就其他的社会管理职能而言,在计划机构给予足够的物资的条件下,社区自己就可以完成。社区的管理将以完全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者可以是轮流上岗的社区活动积极分子。当管理工作不再由一个官僚机构完成,管理职位也不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就可以说脑体分工在社区管理方面已经消亡了。

至于中央计划机构和各级生产单位中的管理者,则不可以随随便便让其下岗的。中央计划机构中的劳动者大多数算是进行总体生产管理和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他们在接收到总体生产指标后,对这些指标进行分解,最后确定各个生产单元的投入品、劳动力和产出的数量。这些工作的目标是实现全民的意愿,但实现的方式却不是群众自己能决定的,而是由生产系统的技术构成决定的。所以,这个领域不可能民主决定。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生产管理者和执行者的脑体分工不可能消灭呢?

当然不是。我们知道,造成脑力无产阶级出现的原因是因为脑体分工的复杂纠缠,即脑力工人一方面受到来自管理者的支配,另一方面则受到脑力劳动机器系统的排挤。就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的矛盾位置,让他们成为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这样对待脑力劳动者,社会主义可以用类似的办法对待管理者。新社会应该大力发展生产管理的自动化系统,将绝大多数管理工作交给机器系统完成,而管理者只是对这一系统的补充。同样,机器系统的出现,就意味着原来的脑体结合的手工劳动被分裂为研发机器的脑力劳动和运用机器的体力劳动。人类的生产管理不再交给人,而是交给已经物化在机器系统中的智能来完成。就这样,管理劳动已经变成普通的脑力劳动,这方面的脑体分工也将大规模消失。当然,仍然会存在生产方面的高级技术专家,他们的部分智能是机器系统所不具有的。这同时也是一场比赛,机器学习的效率如果超越了人,那么,连这些专家也会被淘汰。不过,你要是问我,那机器是不是成了比人更高的智能,而人类整体则成了与之对立的体力劳动者?我只能说,也许吧,但谁说人类的创造物比人更聪明一定是坏事呢?毕竟我们还不能断定,这种聪明一定意味着机器具有自我意识。

至于研发机器系统和操作机器的工人之间分工的消灭,我们只用一句话来回答:让操作机器的工人消失。大力发展和普及自动控制技术,通过物联网将生产单元变成无人值守的工厂,所有的监控任务都自动完成,只有故障无法自动恢复,需要劳动者参与时,才进行通知。劳动者将完全转入研发和教育,即完成机器(即人类物化的)智能暂时还不能完成的工作。

结语

脑体分工的这种解读,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从事生产的脑力劳动者和进行管理的经理阶层的差别。后者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脑力劳动者,而且同时还是为更大程度地剥削工人服务的劳动者(因此往往在劳资对立中倾向于资本家)。脑体分工的复杂性使得脑体分工不在于阶级划分重合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无产者。消灭私有制、超越资本主义的伟大事业,再也不只是制造业流水线工人和建筑工的任务。社会主义是所有无产者的事业,也只有让所有劳动者都参与进来,光明的未来才能早日来到。本文对脑体分工消失的相关论述也许带有科幻性质,但对于那些不信马克思的人来说,共产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科幻呢?

抓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相对性,是理解脑体分工的关键。为了理性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求教马克思,跟着他一起对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发展作一番历史回顾。但仅仅就这么一回顾,就让人看清了许多现实问题,把之前自己只是模糊地感觉到的东西变成了清晰的思想。马克思的智慧让人惊叹,这让我我想到了熊彼特的一段话:

“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到极度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份而重现,而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结在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伟大这一词适合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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