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4年07月17日 23:22

《走向新社会主义》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走向新社会主义》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作者:科克肖特

黑夜里的牛 译 Siegfried 

本书的目标旨在描述一系列原则和经济学机制。这些原则和机制能防止前一章节中论述的各种不平等。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好处。我们认为,对雇员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失业造成了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是可以有效地消除的。我们认为,消除了这些经济活动人口中的不平等,会创造出这样的政治条件:有利于结束老一辈人经历过的经济贫苦。我们认为,新的公社家庭形式的逐步发展会大大地有助于消除性别不平等。最后,我们还认为,尽管(新的社会中)还会有与技能和培训方面的差异相关的经济不平等的残余,但是我们能使之减少到当前的很小一部分。

相关的经济原则并不新鲜。这些原则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初,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潮诞生的早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继续往前追溯到早期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个基本思想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劳动者获得其全部劳动收入的原则上。长久以来,这一原则是社会主义原则中最特别,也是最流行的。它赋予工人们权利,根据每天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等量地拿回换算成工资的劳动所得;由此寻求解决剥削问题的良策。与之相伴的是第二个原则:只有劳动才是收入的合法来源。

这就排除了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地租、分红和利息等。这些收入的受惠者并不是通过个人努力,而是靠财产所有权才获得相应的收入。杜绝不劳而获的收入显然是第一原则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一个生产者获得其全部劳动所得的社会里,不会有剩余去作为非劳动收入。

这些是相当古老的社会主义原则(有人甚至会说这已经过时了的)。仅仅时间长短并不能证明一个经济原则是否站不住脚。沉湎于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十八世纪经济学的“新”右派指责社会主义原则复苏是守旧,这完全是用错了地方,因为这一原则是作为对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反击(回应),在十九世纪才兴起的。

 

这些原创性的原则的重要价值在于,他们是为一整个制度(不仅为包括经济组织,还包括所有新的法律、道德和社会秩序),提供了连贯一致的基础。这意味着货币系统不是基于任意的无意义的货币单位比如英镑、美元或欧元,而是基于时间。在每一个周末,记入人们账户的将不再是钱,而是工作的小时数。人们将会以时间为单位支付产品和服务。你会用你自己的两小时来支付一件需要两小时来生产的衣服。人类平等的民主设想是内在于基于时间—价格的经济之中的。[1]

马克思把我们心中的这一制度概括如下:

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选集》第三卷)

注意,这些劳动券起着与货币非常不同的作用。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得到劳动券,而且只能用来交换消费品。在另一篇文章里,马克思认为罗伯特·欧文的所谓“劳动货币”完全就不是货币:

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

当马克思说劳动券同戏票一样,不再是货币时,我们可以发掘某些隐含意思:

(1) 劳动券不能流通;只能用来直接交换消费品。

(2) 像许多种票一样,他们不可转让。只有完成了劳动的人才能使用他们。

(3)就像进入剧院的时候就销毁戏票一样,它们在一次使用后即被注销。当人们从商店里拿走货物时,他们的票券就会被注销。这家店作为公社的机构,并不需要购买货物,只是分配货物,所以它只是为了进行记录的作用才与劳动券发生关系。

(4) 他们不是充当价值贮藏。他们会有一个“使用”日期加诸其上。除非人们在年底之前拿回他们在这一年产出中的份额,否则就会认为他们不想要。如果劳动券没有花出去,那么这些包含了劳动的货物就不会被使用。许多货物都是容易变质的,它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处理掉。

现在,人们不必按把劳动券想成是已完成劳动的纸质证明。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使用某种劳动信用卡,这种信用卡可以记录你做了多少工作。当填补过失,或者使用直接借记终端时,就会从你的社会劳动信用账户中扣除。

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社会主义模型——一个轮廓而不是清晰的模型,这一社会中没有商品(例如,专门为了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而生产的货物)。人们完成工作后以劳动信用的形式获得报酬。为了公社的需要,进行一些扣除。货物依据其中的劳动量进行分配,并在人们的信用账户中做相应的扣除。产品按照直接的社会原则组织起来,而中间产品也绝不会表现为商品形式。

自从按照劳动时间报酬的原则首次提出后,就招致了郑重的反对。第一个反对意见是,人类并不平等,所以给他们平等支付报酬既不正义,经济上也没效率。我们下面就详细究这个论点。

有人认为,尽管鲁滨逊·克鲁索的岛上,按照劳动时间计算也许是可以的,但在实际经济中,由于问题全然的复杂性,这完全不可行。我们认为,跟踪多少工作被用在生产东西,对现代计算机技术来说,不会有一点困难。第三章会研究这一问题。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提出了另一个对使用劳动价格的反对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劳动货币与市场运行是不相容的。这一论点宣称,在面对供需波动时,按照生产产品的劳动成本来固定产品的价格的尝试都会失败。我们在第八章研究这一问题。

不过,我们先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的报酬制度实际上有哪些好处。

收入再分配的好处

在社会主义报酬制度下,普通人会富裕多少呢?

一小时劳动能生产能多少东西?

我们估计1987年的英国,每小时劳动生产价值7.5英镑的产品。这就意味着以劳动货币形式的报酬应该相当于1987年的7.5英镑的计时工资。这就意味着,我们说的是相当于每周四十小时劳动获得300英镑。当然,这是税前的情况。

2-1说明了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数据来自1988年版的《英国国民经济核算年鉴》。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我们从中扣除资本折旧的数值。资本折旧是一个国家资本存量损耗或破败的速率;审慎的做法要求留出国民生产总值中相应的一部分,用于更新损耗的资本存量。近年来,并没有一直这样做下去,而听任国家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比如交通系统、下水道和住宅——损坏衰败。缩减资本更新的政策在短期看是便宜的,但最终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未来的需要;所以在我们的计算中,扣除了资本折旧,得到国民生产净值(NNP)。这就是1987全年可以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

2.1: 1987年每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英国国民生产总值

4200亿英镑

减去 资本折旧

480亿英镑

等于 国民生产净值

372亿英镑

雇佣劳动人口

2570

所以:净产品每雇员

14474英镑

每周工作小时数

40

每年星期数

48

所以:每年工作总小时数

1920

所以:每小时创造的价值数=14,474英镑/1920=

7.53英镑

请注意这里低估了每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因为部分劳动力是兼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间少于40小时。

我们接着将其除以雇员总数,得到每雇员的国民生产值:大约14500英镑。这是每个雇员在1987年创造的价值的平均数。[2]如果再将其除以平均每年工作的小时数,就得出结果是每小时劳动创造大约7.5英镑的价值。

四十小时的工作周可以得到300美元的税前收入。我们不是说人人每周都可以随意花费这全部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为了支持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投资和科学研究等等,个人纳税的水平也许比现在还高些。与之相比,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较少的税收来为社会安全提供资金。但是,通过税收制度分配国民收入根本上不同于剥削,因为税收制度接受民主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可以影响税率,所以税收会代表人民准许分配给公共目的的资源。与之相反,市场经济造成的收入分配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民主决定的结果。

每周300英镑的平等税前收入是否显得有点多或者中等,取决于你的角度。如果你认为是中等,那么你要么是被1987年的通胀水平所误导,要么是对人们的收入之少毫无概念。

新收入调查(New Earnings Survey[3]显示1987年女工周收入中位数是145英镑。收入中位数是收入分布的中点:一半女工每周挣的不到145英镑,一半比这更多。

2.1显示了更加详细的收入细分。可以看到,超过75%的女性体力劳动工人每周收入不到145英镑。甚至在非体力劳动工人中,也只有25%的人每周挣的钱超过213英镑。把这个图标和每周300英镑的平等报酬标准相对照,看起来一半女性劳动力会发现自己的收入在社会主义模式下会增加一倍多。接下来的百分之二十五会发现他们的收入增加了50%。即使在最高的四分之一的女性雇员中,大多数也多半能看到薪酬大量增加。很明显,女性会从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中获益甚多。同样情况对男人们也成立吗?

2.1同样表明,虽然男人一般要比女性多得三分之一,但大多数男人也会从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中获益。收入超过300英镑水平的唯一一类人,是男性白领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这表明雇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被剥削的。也许在平等的薪酬方案中,他们会因为级差工资受损,但如果不再受到剥削,获得的益处也会多于抵消级差工资带来的损害。几乎所有雇员的收入会感受到收入大量增加。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社会主义薪酬制度中,财产性收入被废除了。社会主义以牺牲股东和其他财产所有者为代价,让雇员们成为受益群体。

平等比增长更有效率

 

这是一个需要紧紧抓住的重要观点,因为常常有人宣称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得不到多少好处。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主张,让整个经济增长以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生活水平,是更加妥善的办法。随着经济增长,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会从上层“滴漏”下来的财富中获益。(这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译者注)看看数字,就能发现这类说法的虚假了。

英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为每年2.5%。按照这个增长率,一个中等收入的女性要多少年才能达到每周300英镑?答案是30年:用你的计算器核对下吧。社会主义再分配可以直接做到的,在另一个制度下却必须要花上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一大半。有了社会主义,员工就能够“鱼和熊掌兼得”。通过再分配,她一劳永逸地获得了收入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停止,所以她会继续享受收入的逐年增长。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反驳道,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激励。他们指出,1980年代中期就是证据。作为计划用来增加不平等的政策的结果,英国政府声称促进了3%的持续经济增长。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时期,而只是比英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长率高一些。让我们姑且认为这额外的每年0.5%的增长率代表不平等(而不是北海石油)的成果。与收入再分配同样的好处,每年0.5%的增长要多少年才能提供?

答案是要150年。那就是六代人。而且这还是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平等的增长意味着与更高收入者相比,劳动妇女收入增长会更低。中等收入的劳动妇女是否能得到那0.5%的增长是很成问题的。

劳动的不平等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都假设劳动本质上都是同等性质的。我们说过,社会主义最初依据的是民主假定。这一假定认为,人类是平等的,因此也应该同样地看待他们的劳动。我们暗中假定每一小时劳动生产等量价值,而所有工人应该由此获得相同比率的报酬,比方说,每小时一劳动劵。尽管我们依据哲学上的理由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却不能否认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存在实际差别。让我们探究一下这种劳动力不平等的后果。我们想看看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是什么:技能上或者培训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阶级差异吗?

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工人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异——一种与他们受教育或培训的方式和学位有关,另一种则是“个人品质”方面的差异,比如努力工作的决心,与其他同事默契合作的能力等等。这两种区别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更好技能或者能力的人是否要比较少技能和能力的人获得更多的报酬。第二个问题是,尽管秉承人类平等的哲学,但为了计划(分配)的目的,他们是否也会不得不承认不同类型的劳动。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教育/技能的差异化报酬?

我们先考察下技能和教育级别的差异与个人工作报酬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更有技术和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人一般说来收入会高些。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些理由在何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呢?

一种公认的解释是,这种薪酬溢价中至少有一部分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是对教育和培训费用和此前放弃的收入的补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对自己的教育和培训在经济上负责的程度是变化的,但在所有的情况中,都存在着放弃的收入这一因素,人们可以挣得更多——如果一开始在完成基本教育后就直接就业,而不是继续接受额外的教育。因此,为了形成充足的受教育劳动力的供给,一旦受更高教育的工人就业,就必须付给他们一份加价。理由就是这样。

这又有多实际呢?相比于离开学校到建筑工地上班,当学生真的是一种“牺牲”吗?与许多工人阶级的年轻人相比,学生的日子很好过。这项工作干干净净的,也不是太苛刻。还有很好的社会设施和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是一种可以在未来的生活中要求经济补偿的经历吗?

即使补偿的论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对经济现实的一种精确反应,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中,专业工人应该获得同样的差别工资。那时,教育培训的费用会完全由政府承担。不仅教育将完全免费,就像在英国已经实现的情况那样。而且学生在学习期间还将能获得一份正常的工资。学习是一种正当而且对社会来说必要的工作的形式。学习“产出”掌握技能的劳动者,因此就该相应地获得回报。所以,学生不需要有任何个人花销和收入的损失,就不需要补偿了。

在当前的社会,阶级制度使得人口中的大多数永远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在工人阶级社区长大的孩子甚至意识不到教育说提供的机会。他们的职业展望在一开始就被抑制了。许多人囿于现实——向他们开放的都是低级工作,谁又需要为了这些而接受教育呢?

其中一些正是反映了孩子们所看到向其父母开放的工作。如果没有社会革命建立起(同工)同酬制度,这些工作自己并不会发生改变。同工同酬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提升人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但其后的民主设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一方向上产生效果。同工同酬是一个道德上的表述。它宣称一个人和其他任何人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宣称,“公民们,社会面前人人平等;你们可能干着不同的事情,但不再分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只要残酷的经济现实仍提醒着你:社会将把你看做是下等人,谈论教育机会的平等就是虚伪空洞的。除了所能购之物以外,工资还是社会地位的符号;而工资的拉平就会在自尊心方面引发革命。与工人阶级大众不断增加的舒适和安全感想伴随的,是他们对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们更高的期望。

如果社会在金钱方面平等地对待人民,这将鼓励人们争取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教育是比金钱更充实更丰富的东西,但是“凡有的,还要给他”(译者注:出自《圣经》(马可福音 4:25),指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现象,即“马太效应”)。目前,教育机会总是与金钱相关。一旦工人阶级赢得了经济平等,他们就有信心去为自己和自己孩子追求文化和教育上的平等。巨大的经济潜力将会在这一过程中被释放出来。人类的创造力和智慧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通过教育发展这种资源,经济进步会随之而来。

 

特定劳工短缺

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高教育获得高工资的一般趋势之外,还可能不时出现特定类型的劳动力短缺(未必一定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造成此类劳工的市场价格暂时上升。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就好像是稀缺品的“租金”。

我们用“租金”这一术语,以此类比土地收取的地租。“租金”这一术语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比喻。它是指稀缺资源所有者收取的垄断价格。马克吐温的忠告道出了租金的本质:“赶紧投资土地,因为上帝已经停止制造”。因为土地的供应是短缺的,而且由于它为私人所有,所有者就可以从需要耕种土地或者以此为生的人那里获取报酬。如果某种特殊技能或专长的供给相对需求是短缺的,拥有那种技术的人就有点像土地所有者。没有他们的技能,经济就没法运行,所以他们可以就他们的劳动要求额外报酬。

在某些情况下,这一高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供给短缺的特定专业。在其他情况下,这一高价将会继续存在。可能存在引入该专业的障碍。美国医学会在医学院训练新医生,以及控制医生移民的规则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就运用这种影响力来控制进入这一专业的人的数量。这就造成医生收取更高的费用。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同样很可能出现特定技能的供给相对于社会需求短缺的情况。因此,必须有扩大供给的机制。一个教育、培训和劳动力配置已经社会化了的体系将更容易预计和宣传潜在的短缺。如果他们追求针对性的职业,也更容易用更好的工作机会的希望来吸引新成员进入需要的专业。要是这样还不能保证足够数量的人进入这一行业或专业,那就需要劳动管理或者支付高于正常劳动券的“租金”。

劳动管理听起来很残酷,而苏联在3040年代的建筑工程中使用的强制劳动也符合这样的形象(尽管为了劝说人们自愿地进入新的工业专业,广泛使用强制劳动相结合的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工资级差和激励报酬。)。激励性报酬和劳动管理都来自于快速工业化时期重新配置劳动的需要。都不受欢迎,所以赫鲁晓夫政府实质上摈弃了劳动管理,同时大大地减少了工资级差的等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减少工资级差仍在继续。(参见Lane, 1985)。

很可能,告诉人们应该做某种工作,或者给他们很大的工资级差,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会一直受到人们厌恶。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对平等拥有强烈的感情。据说在俄国,新合作社成员赚取更高收入引起了普遍的怨恨,这正好证实了上面的说法。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管理每天都以更微妙的形式发生。英格兰北部的工人必须南下到伦敦工作,只能在周末见见家人。失业福利办公室被告知要取消拒绝工作的人的福利。每当工作短缺一出现,这一隐蔽的强制就会发生。失业迫使你接受提供给你的工作。以前苏维埃的特殊奖金报酬和显式的工人管理的方法是需要的,因为有充分就业。当缺少这些措施时,比如在勃涅日涅夫时期,工人们倾向于频繁转变工作,以至于企业很难维持稳定的劳动力。英国的1960年代的时候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当时失业率非常低。如果工作岗位比就业工人多,那么一些雇主就愿意提供激励,诱使工人离开当前的工作。供给格外短缺的技术会很受青睐。当这一情况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时,某些体力工人开始赚取专业工人的工资,造成短暂的媒体轰动。

应该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计划设计成完全使用可用的劳动力资源,既没有过量需求也没有过量供给。尽管如此,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总体平衡,并不能应付特定专业不足的问题。假如存在着电气技师的短缺。如果这是由于没有训练电气技师的设施造成的,那么给技师们付更高的工资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加强版的培训计划。现在假设存在着深海潜水员的短缺。阿伯丁海洋技术学院有空缺,但申请者不足。拥有冒险气质的人可能天然地对潜水生活感兴趣,但其他人,却害怕危险和艰苦,不愿意申请。怎么办?

在市场经济中,答案很简单。给潜水员支付高于一般体力工人的工资。然后,你就会发现人们愿意为这一份额外的收入冒险。这能让人满意吗?另一种途径可能是承认并没有太多的愿意冒生命危险下海,因此耽搁了离岸石油开发,直到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自动机器造出来。

潜水员是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一些工作比另一些工作更让人不愉快,这一事实是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决定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提高工作条件和质量,还是给愿意做这种恶劣工作的人以激励性报酬。如果整个经济是基于劳动货币,那么给予激励报酬就存在风险。危险在于,如果人们每干一小时可以得到两小时的劳动券,那“一小时”就会贬值了。这些激励报酬是以其他人遭受收入下降为代价的。为防止通货膨胀,让公众对工资级差能有所控制,这种激励报酬就必须由总税收提供资金。

“稀缺租金”这一概念也许有更广的应用。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保证其对熟练劳动的投资不会被浪费,要么通过熟练工人移民,要么就是他们决定把精力用于更高回报的“非正式”活动。先不管道德劝告——虽然这是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但却并不够。只有两种办法能保证熟练工人持续地按照预期方式工作——监督或者足够的报酬。收入不平等是不受欢迎的,但全面监督也同样不可取。计划体制可能造成某些类型的工人缺失,当政府处于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支持某种程度的“租金”报酬的实用主义论证。

给“个人能力”支付级差报酬

 

在任何给定的以教育或技术的级别和形式来定义的工人阶层中,明显仍然会存在天赋、精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差别。级差报酬制度应该承认这些差别吗?

在尝试回答之前,考虑下问题的含义——我们在这里触碰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取剩余产品的问题。“剩余产品”这个词的意思是超过维持工人自身的产品之外的额外产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表现为剥削收入的形式:利润、利息和租金。

剥削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适用,因为剩余产品的配置是民主决定的;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保证从生产性工人身上“提取”剩余,用于满足非生产者(士兵、犯人、小孩、病人等等)的消费需要,以及生产工具的积累。正式一点来说,这一目标将会在我们提出的制度中,通过对劳动收入征税和收取地租(例如,这些国家“财政”“收益”转移给非生产者,社会服务和积累,如第七章中讨论的那样)达成。但这一正式机制的存在决不能保证能实际生产出充足的剩余;真正要紧的是,工人必须充分的勤劳和高产的(或者他们选择少生产,那他们的个人消费就相应地受限制)。什么办法可以保证这一点?

作为比较,考虑一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情况。在这里,生产剩余产品的要求表现为,一个公司需要获得利润。我们知道加强或提高生产率的机制有利于创造利润。工人订立的雇佣合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最低可接受表现的概念;然后,这个合同由企业监工(经理,组长)来执行。如果工人不能达到要求的绩效标准,或者不够顺从,就通过解雇这一最终处罚来兑现合同。当然,解雇惩罚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单个企业控制之外的状况,主要是全经济范围内的失业情况,以及失业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补助的水平。除了对劳动力的这种“消极”控制,企业还有一些积极的提高生产率的办法:奖金和可变薪水;升职的前景;对取得优秀绩效的杰出个人进行宣传;以及创造一个工人能够感觉到他们提出的提高公司生产率的建议能够被倾听并得到回报的环境。当然,资本主义企业对后面这种更“开明”策略的偏好程度,是多变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失业处罚被有意地取消了。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机会,那社会主义的情况与资本主义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我们可能希望争辩说,如果工人们感觉到他们不是为“老板”的利润,而是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产,社会主义可以为剩余的生产提供良好的总体社会环境。但如果认为这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就太幼稚了。除了普遍使用“开明”资本主义企业的“开明”策略(公开认可工人的成就,构建民主的工作环境),仍然会有使个人报酬适合生产率的某种需要。如果人们认为投入了比平常更多的努力却“白费力气”,或者认为某个同事在偷懒,敷衍了事,把事情推给其他同事,就会产生士气问题。

要使报酬与贡献相适应,一种办法是全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分级。比如,有ABC三个劳动级别,其中B代表平均的生产率,A高于平均,而C低于平均。新工人可以从“B”级工人开始,然后通过审视他们(自己发起的或者他们工作的项目发起的)工作绩效,可能评定为A或者C。注意,这些等级与教育和技能水平无关,而只考虑和所在行业或职业的平均水平相比,工人的生产率怎样。

出于计划的目的,这些劳动分级会看作是以不同速率“创造价值”。工资率会与这些级差生产率相对应:“B”级工人每小时能得到1劳动券,“A”级工人得到更多,“C”级工人则得到更少。为了保持发行的劳动券总量与工作总时长相等,工资率必须以这样的比例固定下来。一旦知晓每个级别的人的数量,精确的工资率会计算机自动算出来。

做一个“C”级工人没有什么可丢脸的。这样的工人基本上是选择以更轻松的节奏工作——从而相应地接受稍微低一点的消费。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斯达汉诺夫。如果一个生产率较低的工人没有怎么装模作样,就不需要怨恨他。这样,高生产率工人的贡献得到了承认并被鼓励,同时计划人员对社会劳动力的分布有了更精确的了解。

 

作为“生产出来的投入”的熟练劳动

我们在上面指出,工人可能会被分为个人生产率不同的几类,并出于计划的目的,承认这种分类。计划者知道,比如,某个需要1000工时(人小时)平均水平的劳动的项目,就需要800工时(人小时)的A级别劳动。现在的问题是,计划者是否需要知道技能差异的存在,如果是的话,又应该如何安排?

在中短期,劳动力技能方面的差别是重要且不可简化的。采矿工程师、外科医生和计算机程序员的技能不能互换。这样,在这个时间段内,计划者就不能简单地考虑“劳动”的配置,而必须承认提供特殊技能的可能性所加诸的约束。这就暗示了,必须保有每种专业资格的人的详细记录。那么,怎么处理价值的劳动概念以及劳动—时间作为记账单位的使用?

从长期看,工人会重新接受培训,而社会主义“民主”的消费则是,除了某些极端苛刻的任务和某些有缺陷的人,几乎人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长期性计划的语境下,当前有那些特殊类型的熟练劳动可用并无所谓,重要的是培养这些技能的成本。而正像机器的价值可以按照生产它们所需的时间来计算一样,为了长期经济计算的目的,也可以这样来计算人类技能。

我们可以设想建立一种基线水平的普通教育:接受这种级别教育的工人只会被视为“简单劳动力”,而接受了额外特殊教育的工人,才会被视为“生产出来的投入”,这很像其他生产工具。这种作为生产出来的投入的熟练劳动的概念,通过如下示例说明。

假设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需要在基本水平的教育之外,再学习四年。这四年生产技术工程师的过程涉及到各种劳动投入。首先是学生的工作——听讲座,在图书馆学习,做实验,等等。像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会视为有效的生产劳动,因而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些学习工作按照“简单劳动”投入计算。然后是教学工作,分配到被教的学生身上。这是熟练劳动投入。第三,还有与教育相关的其他“开销”(图书馆管理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工作。这就可能是技术和简单劳动的混合了。[4]

这就阐明了一个笼统的观点,即熟练劳动的生产通常需要投入简单和熟练劳动。原则上,测量当前的简单劳动投入是很简单的;难的是如何处理熟练劳动投入。如果熟练劳动表现为过去劳动投入,就要按照简单劳动的倍数来计算,但是如何确定这个乘数呢?

在衡量投入到技术工程师劳动生产中的技术(如教育)劳动时,出现了随后衡量合格工程师劳动时所遇到的完全相同的问题。在下面的讨论和本章附录中,我们一并处理这两个方面,使用一个简单化的假定,即所有“技术”劳动的生产都要求相等量的劳动投入。

拿无生命生产工具作个类比。确定从这样的生产工具“转移”到产品的标准方法是,把生产工具的劳动内容“分布”在其所处贡献的产品总额上。比如,如果一个包含1000小时劳动的机器,在生产一百万单位的X产品过程中用完了,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机器转移了1,000/1,000,000 = 0.001小时的劳动到每单位X产品中。进一步计算,假设我们的机器以每小时100单位X产品的生产速率运行。这样,机器每运营一小时,“传送”100 × 0.001 = 0.1小时的物化劳动。

现在回到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并使用同样的原则。假定一旦取得资格,她每年工作45周,每周35小时,也就是,每年1575小时。假设她的工程技能的“折旧时限”为10年。(换句话说,在这个时间结束时,他需要去或者说符合条件,去接受另外一段时间的全日制教育,以更新她的知识或技能,或者改变专业,只要她愿意的话。)在这10年里,她将工作1575 × 10 小时。为了确定在这段工作时间里,她的物化劳动的传递率,我们将她所受教育的总劳动量除以15,750。

本章附录说明了用简单劳动作为记账单位,计算熟练劳动中物化劳动总量是如何可能的。按照这些计算,“传递率”可能大约

10年折旧的情况下为0.50

15年折旧的情况下为0.33

20年折旧的情况下为0.24

例如,0.33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我们的工程师的技能在15年的时间内折旧,每工作一小时传递0.33小时的物化劳动。与机器只传递过去的物化劳动不同,我们的工程师每小时也工作了一个小时。我们的工程师的直接和间接劳动贡献之和因此是每小时1.33小时,是简单劳动工时率的倍数。就是说,如果计划人员在长期计划的背景下考虑一百万小时技术工程师劳动的使用,他们应该认识到,这相当于承诺了133万小时的简单劳动。

我们并不是说,就因为一个熟练工人的社会成本估价比普通技能的工人高出三分之一,他们就应该多得到三分之一。这多出的三分之一代表了社会使用熟练劳动的额外成本。在为工人的教育付钱时,社会已经支付了这个“额外的三分之一”,所以,没有正当的理由要求为个人付额外的工资。尽管不会影响到个人收入分配,熟练劳动乘数在计算工程的社会成本时,仍是重要的。对社会来说,需要熟练劳动的任务代价高得多,即便熟练工人得到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一样多。

与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作比较

结束这章时,把马克思的模型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达成的做一番比较,可能会有帮助。就我们所知,马克思分配原则得到运用的唯一实例是在中国19607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那里,产品按照工分制度进行分配。成员一年之中投入的工作小时数会记录下来,而收获时他们的份额就基于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也应用了这种原则,不过我们还不清初。

大体上,社会主义经济体都保留了货币。他们发行进入总体流通的纸币和硬币。这些货币在五种不同的流通中使用:

1)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间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基础是国有企业在运营和管理上的相对自主。

2)国家和集体农场部门的交换。

3)集体农场和城市工人在市场上交换农产品。

4)家庭农场向城市工人的出售其产品,而这一交易的基础在于家庭农副产品的继续生产。

5)国家零售机构和国有企业职工的交换。

经常有人提出,在第一种情况下,货币已经不是真正地作为货币发挥功能了,因为不涉及所有权的转移。如果企业A向企业B交付货物,企业B可能会为此付钱,但由于他们是国家所有,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权变化。[5] 这其中有一定道理,因为大部分交付都是按照计划来的,但这种合理化只反映了部分真理。如果没有所有权的转变,那为什么还有货币名义上的交换呢?

如果生产是直接社会化的,那就没有理由企业B应该为企业A交付的货物付钱。而是B单位——比如说一个医院——可以被给予X小时劳动的预算。单位里所有护士、保洁和医生的工作都从这个预算中扣除。任何药品、食物和公共所有的药厂的药物供应等,都从这个预算中扣除它们的劳动量。但是,医院不会向他的员工或者供应者付钱。国家或者公社会把工人所做的工作记账,而药厂不必要求“付钱”,因为它们会有自己的劳动预算。

我们可以看看国民医疗保健系统中处于萌芽状态的这种制度。在保守党进行改革前,企业不用为实验室的测试和卫生部内生产的X光机付钱。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工业部门保留商品形式的程度,远超过了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看起来所必须的程度。斯大林说,商品形式的持续源自其他形式的交换,主要是集体农场和国家之间的交换。[6]一开始这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想到了保加利亚——集体农场对国家的的独立特征,在1960年代末全都消失了。然而,货币的使用在所有情况下依然保持不变。

如果整个经济中流行劳动会计,就可以设想农业生产中的过渡形式,其中集体农场作为一个整体,为交付的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得到酬劳。这就让农场劳动离直接社会劳动还差一步,但已经与货币的消灭相一致了。

最后的交换系统——消费品市场——是最关键的。在这里,根本性的阶级冲突在阻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完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是激进平等主义的。除了劳动之外,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而所有的劳动都得到平等对待。要达到这一点,就会要求消灭官僚享有的特权和工资级差。马克思主义计划与任何精英阶层的继续存在都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为巴黎公社采取的政府官员不能得到超过一般工人工资的原则欢呼。[7]在最近的几年里,毛和中国的左派反对工资级差,指出中国要达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们认为,八级工资制仍是社会主义的障碍。

中国是独特的,因为废除资产阶级劳动级差制度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它是文化革命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随着那里的左派被击败,以及邓小平路线获得主导权,向实现马克思主义计划进一步推进变得不可能的。在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劳动为基础的薪酬制度的问题,甚至从未排上过日程。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都很少对“平均化”感兴趣。尽管反对极端的财富积累,他们仍然认为应该维持某种程度的差别。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以货币形式完成的,在意识形态上证明差别合理就简单些。如果会计以劳动时间的形式完成,那么专业级差工资的骗局就变得有点太明显了。为什么一个秘书每工作一个小时只能得到30分钟的报酬,而隔壁专家每投入一小时就能得到2小时的报酬呢?

秘书和保洁员很快就会说:“等等!这是哪种社会主义,可以让你们比我们贵五倍呢?”。那个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平均化倾向(如此原始如此纯朴),就冒出来了:“我们都是约翰·汤姆森的小孩(Jock Tamson’s bairns)”,“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A Man’s A Man For A’ That 《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是著名的苏格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1795年发表的著名诗歌。歌中极力赞美无论贫穷我们都保持做人的尊严,不贪钱财,不畏惧权贵,不能丢失洞察真理的睿智,这才是做人值得自豪的品格。——译者注)。这一民主感情一直处于每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到19世纪晚期,认为一个人的劳动与另一个人的劳动一样的主张,现在依旧是社会民主运动的指导原则。每当资产阶级民主在那宣称“人民平等”,又用“法律面前”予以限定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就要求现实的经济平等。平等投票权对资产阶级民主意味着什么,劳动平等对无产阶级就意味着什么。

政治民主的敌人,比如南非的白人,谴责一人一票的原则无视人类的天然不平等的态度。文明的白人真的可以跟刚从丛林里出来的黑鬼相比吗?经济民主的敌人则谴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因为它错误地使人们均质化。就像一个中国访问学生对我们其中一人直言不讳地说道:难道我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与一个无知醉酒的工人相比,不更有价值吗?

确实,人和人不一样。大学教授的工作跟劳工的工作不同。布尔人的文化跟祖鲁人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对那些处于社会高层的人们来说,差异证明了工资级差的合理性。底层的观点是不同的。

附录:

熟练劳动乘数的说明性计算

这一附录就文本中讲过的熟练劳动乘数的计算,做更详细的解释。我们先说明熟练劳动总的物化劳动量的计算。

(1)学生方面。假定学习四年,每年工作45周,每周40小时。总计:7200小时。

(2)教室教学。假定每周十五小时,每年35周,共四年,分在平均30人的班级大小之上(大讲座班级和小的实验室和讨论班等等相平均)。每个学生总计:70小时。

(3)辅导工作。假定每周两小时,每年30周的一对一辅导。在四年之中,共计:240小时。

(4)教育开支。让我们假定这方面贡献的量与教室教学劳动相当。总计:70小时。

把这个总的劳动量细分为简单劳动和熟练劳动,再逐一检查。学生自己劳动贡献是简单的;教师的贡献是技术的;让我们为了讨论方便,假定“开支”贡献的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是50:50。然后我们就获得如下:技术生产的总劳动量大约等于7,600小时(四舍五入),其中熟练劳动占到差不多百分之五(再次四舍五入)。

上面引用的物化劳动总小时数只是一个初步近似值(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是低估了)。让我们把这个近似值记为TH0。使用TH0我们作出有熟练劳动转化为物化劳动的传递速率的近似:

R0 = TH0/AH.D

这里的AH 代表每年熟练劳动取得资格后的工作小时数,D是折旧年限的年数。我们现在可以使用R0来重估总的物化劳动小时数(假定在复杂劳动生产中,老师和其他提供复杂劳动输入的人的传递率与他们的学生相同。)如果TH0中熟练劳动占比记为SP,总物化劳动的估算则改为:

(1 + R0)SP.TH0 + (1 − SP)TH0 = (1 + R0SP)TH0.

但这个总物化劳动小时数的新数字可以用来重新估算传递率,然后新的传递率又可以重新估算总小时数——等等,如此递归下去。生成的对熟练劳动生产中总物化劳动小时数的连续近似形成一个几何级数,其第N项为:

使n趋近于无限,我们可以推出估算的总小时数的最终极限值,即(1-R0SP)1TH0,而相应的物化劳动的传递率的最终估算值为:

记得R0=TH0/AH.D,Rf 可以重写为

Rf = TH0/(AH.D−SP.TH0),

使我们可以直接计算最终的传递率。使用上面的用作说明的数字TH0 = 7600, AH = 1575 和SP = 0.05,我们得到

当 D = 10,Rf = 0.50

当 D = 15,Rf = 0.33

当 D = 20,Rf = 0.24

像文章引用的一样。在每种情况下,熟练劳动乘数无非是1加上Rf 。

注释:

1第十三章展开讨论考虑到民主控制经济的劳动时间带来的影响。

必须铭记在心的是,这样的数字在通胀期间很快就过时了。读者们要记住,在她堵在此书时,每个工人生产的价值会相对高一些。

3,英国政府每年发布。

4,注意,为学生提供生活物资的劳动并不真的是熟练劳动的生产成本。无论是否学习,这一劳动都必须由某人进行。

5 有关财产关系的要点在接下来的段落会涉及到,在第十四章中会进一步发展。

6,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1952

7.,见《法兰西内战》(马克思,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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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社会主义》前期已翻译章节链接:

《走向新社会主义》导言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604

 《走向新社会主义》第一章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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