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2014年10月23日 08:45

帝国幻象

帝国幻象

〔英〕亚历克斯·柯林尼克斯

Lukex 译

 

冷战过后,特别是在欧洲,曾经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则神话:经济全球化正在扫除国际间的对立,并将各国带入一个“全球治理”的良性系统,而世界人民将从中享受到自由和繁荣。曾任布莱尔政府外交部欧洲司部长的彼得·海恩甚至在千禧年之际预测道:随着各国政府愈发追求共同合作的“新全球规则”,以解决像艾滋病和“恐怖主义”这样的问题,单边的“外交政策终将消亡”。[1]但列强在乌克兰危机中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角力使这一理论归于破产。

意识形态虽然是虚幻的,却也能导致实际的结果。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证便是,欧盟自视为“列强模范”:与众不同地体现了全球化的善,同时又能够免于令美国全球政策声名狼藉的穷兵黩武、仗势欺人。[2]但这种看法一般来讲是不厚道的。正如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指出:还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前,欧盟就变得只能专注于外交和贸易等软实力,因为它只能依靠美国的军事硬实力来维护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稳固地位。[3]

即便在欧元区溃烂后,欧盟依然保持着这种盲目自大。它带着不时流露的傲慢,允许维克多·亚努科维奇那现金拮据的乌克兰政府参加“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不过回报也只是承诺会为乌克兰求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怜悯。弗拉基米尔·普京则抓住这个机会,在去年11月给乌克兰提供硬通货,试图以此拉拢其加入他自己的“欧亚联盟”。但亚努科维一上钩,便引发了一场深信欧盟的繁荣和人权承诺的群众运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

为什么接踵而至的叛乱以及亚努科维奇被逐出总统宝座,可能会骤然导致1961年柏林危机(这是冷战时期最紧张的时刻之一)以来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最严重的对抗?答案在于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意义。正如蒂姆·加顿·阿什〔Tim Garton Ash〕所言:“只要还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仍是个帝国。”[5]由罗曼诺夫王朝在17世纪从波兰立陶宛联邦手中攫取而来的东乌克兰给其后续政权提供了战略纵深、谷物和原材料。凯瑟琳大帝1783年消灭克里米亚汗国后,克里米亚得以使莫斯科政权的海军力量能穿越黑海、进入地中海。但1954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却将克里米亚轻率地划归给了乌克兰。

因此,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独立对于残余的俄罗斯联邦来说是一大损失。而对这一损失唯一的补偿便是允许俄联邦黑海舰队继续使用塞瓦斯托波尔基地的协议。但比尔·克林顿和乔治·沃克·布什执意推动的欧盟和北约经由中东欧向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扩张的计划造成了一个更严重的威胁,对此,诚如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所言:

“乌克兰与莫斯科之间的最短距离是300英里。如果白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加入了北约,那么曾处于苏联纵深地带的斯摩棱斯克就会变成一个边境城市。历史上,俄国是用它的纵深来保护自己的。它竭尽所能地向西扩张,从而要么打消了冒险家们的野心,要么就像对付希特勒和拿破仑那样,消灭他们。失去乌克兰、使之成为西方的缓冲地带,将会使俄国在欧洲和美国的野心与实力面前失去原有的战略纵深和优势。”[6]

对于那些给全球化意识形态帮腔的人来说,这种过时的恐惧是毫无必要的。但普京却非如此。在这方面,他是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俄国就常常被归入这种经济体集团,比如金砖四国)统治阶级的代表。普京领导的俄式资本主义通常也被描述为“独裁主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与世界市场相隔绝。恰恰相反,俄国作为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商(占其出口额的75%)有着不小的商机,而其45%的消费品也是通过进口获得的。[7]众所周知,俄国富翁们喜欢伦敦,因为这里可以让他们参与金融市场、享受金融城的财富管理服务和梅菲尔区的豪宅。

但是,如同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统治者一样,普京希望全球化进程遵循他的意愿,即更有利于俄国的强权并削弱美国的霸权。他致力于在原苏联范围内的“邻邦地区”〔near abroad〕重建俄罗斯帝国强权。他也信念坚定地要把北约拒之门外。而他在2008年8月发动的对格鲁吉亚的战争正体现了他的这一决心。

普京熟练地利用叙利亚战争来增强莫斯科的全球影响力、贬斥美国的全球野心。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将《纽约时报》作为讲台,批评巴拉克·奥巴马去年秋天流产了的用巡航导弹攻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计划:“我们必须停止使用武力,回归外交谈判和政治解决的文明道路上。”[8]

所以一旦乌克兰向西方靠拢,俄国必定做出反应,于是普京首先试图阻碍乌克兰与欧盟的入盟谈判,然后在亚努科维奇下台后夺取克里米亚。但这也不过是一段漫长历史的延续。自独立以来,乌克兰就被帝国主义列强间的争斗搞得四分五裂。而这些内部裂痕可以进一步地往前追溯。20世纪上半叶的乌克兰就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称的“极端年代”的缩影。

20世纪初,乌克兰的国土散布于不同国家——沙皇俄国与奥匈帝国。俄国革命点燃了革命者(也即以东部顿巴斯矿工为群众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与乌克兰、波兰民族主义者之间、红军和白军之间的激烈冲突。结果是乌克兰被分而治之:东部是苏维埃共和国,而西部(加利西亚和西沃里尼亚)则被并入波兰版图。苏维乌克兰是斯大林主义的农业集体化的主要牺牲品之一,并在1932-1933年间遭遇了一场大饥荒。尽管富有争议,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是声称这是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径。[9]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掀开了新的恐怖篇章。1939年8月签订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瓜分了波兰。莫斯科虽然夺取了西乌克兰,但当德国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时,这片土地也和其他国土一道丢掉了。乌克兰成了人间炼狱。纳粹在这里屠杀了400万民众,而斯捷潘·班杰拉率领的民族主义的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纳粹结盟,希望以此赢得乌克兰的独立。红军1944-1945年间的胜利西进粉碎了这一念想,但苏军直到1950年代初才把反抗军的叛乱镇压下去。在克里米亚于1944年被收复后,斯大林立刻下令把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驱逐到中亚,理由是他们与德国人合作。这些驱逐行径和后续的移民使俄罗斯人成了克里米亚的多数民族,这也为普京所谓“克里米亚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的谎言提供了理由。

1989-1991年间斯大林主义的瓦解使得选择性地将上述历史全然描绘为苦难和暴行日渐风行起来。众所周知,西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和乌克兰语区无论文化、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倾向欧盟,南部和东部、东正教和俄语区则倾向俄国。班杰拉(在1959年被克格勃暗杀)在西部是个英雄,在东部则是个法西斯分子。1989年后回归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组成了一个经济上边缘化的土耳其穆斯林少数派,他们坚决反对克里米亚半岛重新并入俄国。

乌克兰的过去仅仅是为冲突创造了可能性:历史不是宿命。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认为,正是苏联期间形成了乌克兰民族认同,也正是在这时乌克兰才首次获得了统一:“准确来讲,乌克兰境内的俄国人是苏联的遗民,他们对自己缺乏确定的身份认同,但与自己乌克兰家园的关系却比俄罗斯祖国更为紧密。”[11]

使冲突在乌克兰成为现实的则是美国、欧盟、俄国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种种争斗,以及乌克兰从国家资本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就像俄国一样,乌克兰的生产资源被廉价卖给具有政治关联的寡头。这些寡头通过掠夺乌克兰经济使自己成为亿万富翁。两国都因此造成了一段帮派混战的时期。在那时,软弱而腐败的国家允许敌对的“商人”通过暴力结账。但俄国步入21世纪后,普京在这种经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恢复了政治秩序(比如,把能源产业巨头收归国有)。然而在乌克兰,帮派仍在统治国家。21世纪初,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被指参与残忍斩首反对派记者事件。[12]2012年12月,在哈尔科夫,人们发现一名法官及其三位家人被人斩首[13]

与此同时,乌克兰遭遇着甚至比俄罗斯1990年代所经历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更严重的经济崩溃,而且从未经历过类似普京治下俄罗斯那样的恢复。2012年其名义人均收入是3877美元,低于牙买加、突尼斯和乌拉圭(俄国是14302美元)。[14]21世纪初,低利贷款和高昂的商品价格掩盖了潜在的问题,但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导致出口乏力(2009年出口量就降低了15%),格里夫尼亚(译者注:乌克兰货币)在货币市场上也贬值了。外贸储备从2011年的400亿美元降低到现在的120亿美元。《经济学人》称:“乌克兰今年需要250亿美元才能弥补自己庞大的经常帐赤字,并使外国债主满意。”[15]全球危机导致了政治波动,亚努科维奇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左右摇摆,以及接踵而至的巨变,正是全球危机造成的政治结果之一。

乌克兰的政治是帮派主义的变相延续。政权在两个对立的、地区性的政治寡头帮派之间轮转。2004-2005年的“橙色革命”是维克多·尤先科和尤利娅·季莫申科为首的西部帮的胜利。那场争斗中落败的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的总统大选中击败了季莫申科。但由于他拒绝了加入欧盟的协议,反对派在2013年11月发起了占领基辅独立广场的行动(“亲欧盟示威”- Євромайдан)。

表面看来,抗议活动的原因错综复杂:对亚努科维奇的反对,对“欧洲”的幻想,对一切寡头及其政治盟友的憎恶,以及给极右翼大开方便之门的西化版的乌克兰民族主义。[16]极右翼的影响及其在新政府中的存在是危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亚努科维奇是“法西斯政变”的受害者(这样认为的不仅有俄国民族主义者,甚至还包括许多西方左翼)。他之所以下台是因为曾是他的地区党的关键后台的寡头们——特别是雷纳托·阿克梅托夫〔Рінат Ахметов〕和德米特·菲尔塔什〔Дмитро Фірташ〕——由于群众运动而不再支持他,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代理人在乌克兰议会投票赶他下台。[17]新政府上台后,一些寡头因此获得回报,被任命为一些东部州的州长。

所以,尽管说是“亲欧盟示威”,但是最近这次“颜色革命”只是乌克兰两股半斤八两的政治力量之间腐败游戏的结果。但对普京来说,却搞得太过头了。可能他期望的解决方案是维持一个完整却虚弱且裂痕重重的乌克兰,以为抵御北约提供一个缓冲区。兼并克里米亚的举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个前景变得黯淡,因为这样一来乌克兰政治舞台便失去了一批亲俄选民。

3月16日克里米亚公投后,俄罗斯打算使克里米亚半岛留在一个联邦化的乌克兰之下,并使乌克兰留于北约之外。但西方让其打算彻底落空。即使如今普京也是逐个兼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可能这也是为未来的谈判打算的吧(3月末巴黎的美俄外长会议开启了一系列对话)。无论如何,他的动作不仅令乌克兰,更令所有那些有着俄裔少数民族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欧盟的波罗的海成员国)——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还存在亲俄飞地——倍感压力。

但是西方对此反应有限。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打算采取军事行动。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冷战政策(彼时,西方容许苏联分别在1956年和1968年动用军事力量维持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卫星国地位)的继续。虽然普京或将成为承认莫斯科势力范围已大举东退的第一人,虽然两位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提议让乌克兰“芬兰化”(即经济上融入西方,但是地缘政治上保持中立),但乌克兰寡头的西方派还是吵吵着要求加入北约。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双手都沾满了鲜血,但他们明白,乌克兰并入北约将会把美国拖入一场保护乌克兰的战争。

到目前为止,普京所遭受的惩罚是对他的政治盟友进行针对性的经济制裁(并威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问题是,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俄国已融入世界市场意味着,它的资本家们将由此受到损害,但与他们做生意的欧洲资本家们亦是如此。欧盟里摇摆不定的德国有38%的能源进口依靠俄国,与俄国的贸易总额在2012年也达800亿美元(而与美国的贸易总额只有190亿美元)。[18]这些联系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时设法阻碍对俄制裁。

但是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能损害俄国的经济利益。一位著名西方银行家告诉《金融时报》:“白宫和国会只要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美国各家银行。”[19]一位俄国官员曾预计,2014年头3个月的资本外逃量会从650亿美元增加到700亿美元。[20]由于经济上的损失少得多,并且主要对付中国,所以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故作冒险姿态,另一方面却把制裁的账单和倘若失败可能遭受的抨击留给了欧盟。不过,如果俄罗斯采取进一步动作(也就是说,进入东乌克兰,或者对波罗的海诸国动手),而美国还是保持沉默的话,那么美国就会面临长久以来困扰其霸权地位的问题:如何维护自己在盟友中不断丧失的的威信。

在乔治·布什侵略伊拉克时,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曾提醒他:“你起的头,你负责。”如今欧盟也不得不面对如此境况。西倾让乌克兰能企盼来自欧洲的经济救助。但欧元区“外围国家”的财政紧缩使得布鲁塞尔由于政治因素而无法对乌克兰慷慨解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立刻提供一笔贷款,但条件是格里夫尼亚贬值、大幅增加消费者能源价格。亚努科维奇拒绝了这些条件,但临时总理阿尔谢尼·亚采纽克则哈巴狗一般地爽快接受了。于是,乌克兰国内天然气价格将在5月1日上涨50%。

西方左翼对这次巨大危机的反应(说得好听点)是糊涂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本该清醒的人)对俄国的军事干涉或者选择性失明或是为其找寻借口。产生如此态度有种种原因:认为俄国更可敬〔ascending order of respectability〕、斯大林主义的乡愁、对极右翼在反亚努科维奇运动中作用的夸大,以及对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势力的企盼。最终结果便是重又出现冷战期间所谓的“选边站”——将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冲突的国家(曾经的苏联,现在则常是俄国和中国)视为左翼某种意义上的进步盟友。

这类态度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毫无关系。1939-1940年(此时欧洲已经卷入了二战的漩涡),托洛茨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一直在思考乌克兰的命运。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17年10月后仍然继续的争论(其中列宁一直坚持捍卫被压迫民族自决权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托洛茨基提炼出要捍卫“独立统一的乌克兰”(即包括波属加利西亚地区和沃里尼亚地区)的观点,即便这意味着“苏维埃乌克兰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独立出去”。而那时托洛茨基还在激烈地论述:即使苏联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革命者也应该保卫她免遭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害。[21]

尽管引述托洛茨基有点教旨主义的色彩,但是考虑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俄罗斯帝国主义概念转换为某种“抽象”甚至赞成乌克兰的分裂,他的看法还是值得人们留意的。那些为普京辩护的西方左翼必须阐释一下,他们的立场如何与民族自决权相统一。如果他们赞成克里米亚从乌克兰分裂出去的(极度可疑的)声明,那么他们面对被普京野蛮镇压下去的、车臣长久以来争取独立于俄罗斯的斗争又采取了怎样的立场?如果俄军进入东乌克兰并镇压必然会激起的民族主义反抗时,他们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美国仍然是全球头号帝国主义势力。奥巴马和他的国务卿约翰·克里谴责俄国抢占克里米亚的行为也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伪善。他们在谴责俄国的同时却忘记了华盛顿在自家后院的干涉行为,比如1962年10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又比如1989年12月入侵巴拿马(一个西奥多·罗斯福不经意间在20世纪初下令从哥伦比亚分割出的国家)。

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不仅仅是指美国霸权。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无外乎资本家内部竞争的理论。帝国主义是一种系统,其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则是,资本的集中导致了资本之间的经济竞争与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集中。[22]普京的行动显然地体现出这条帝国主义的逻辑,将地缘政治考量(主要是防止北约扩张)与经济动机(担心俄国企业被欧洲对手挤出乌克兰市场)结合起来。

冷战后美国在所谓“单极时刻”显而易见的全球主导地位所产生的幻象,也是导致这种对乌克兰危机的糊涂的左翼立场的原因。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看上去如此地势不可挡,如此地邪恶,以致一切都应该以反美为中心。但准确来讲,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霸权一直就遭受挑战,这表明帝国主义实际上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进行等级式的权力分配的。这一事实现今正变得愈发重要。

美国强权的相对衰弱在伊战后日益明显。这一衰落也开启了这样一个竞争更具流动性的时期:较弱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宣示自己的权利。普京的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反映了这一点。随着本国的经济增长促使中国统治阶级在地缘政治舞台耀武扬威(尤其是锻造军事实力,以期把美国海军从中国海岸线的“临近海域”驱逐出去),亚洲越来越可能出现一场重大冲突。中日之间就争议的钓鱼岛/尖阁列岛所爆发的冲突便呈现出山雨欲来之势。[23]

在这个帝国主义之间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政治上的清醒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极为重要的。[24]在纽约、伦敦和莫斯科,主要敌人就在国内(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针对帝国主义大战所提出的口号)。但是承认这一点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向本国统治者的敌人道歉。帝国主义是条九头蛇。我们要整个地消灭它,而不只是消灭其中之一。

 

注释:

[1] 彼得·海恩:《外交政策的终结?》(费边社,绿色联盟及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01年,第7页。〔Peter Hain,The End of Foreign Policy? (Fabian Society, Green Alliance and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1〕

[2] 见佩里·安德森:《描画欧洲》,载《伦敦书评》2007年9月20日。〔Perry Anderson, “Depicting Europe”, inLondon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0, 2007〕该文细致入微地解剖了欧盟的这种自恋自大。

www.lrb.co.uk/v29/n18/perry-anderson/depicting-europe

[3] 罗伯特•卡根:《天堂与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大西洋图书,2003年。〔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Atlantic Books, 2003〕

[4]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9页。

[5] 蒂姆·加顿·阿什:《乌克兰局势危及普京、俄国和欧洲的前途》,载《卫报》2014年2月21日。〔Tim Garton Ash, “At Stake in Ukraine’s Drama is the Future of Putin, Russia and Europe”, in Guardian, February 21, 2014〕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feb/21/ukraine-putin-russia-europe-independence-disintegration

[6] 乔治·弗里德曼:《俄国检讨自己可以如何回应乌克兰》,载《斯特拉特弗地缘政治周刊》2014年3月18日。〔George Friedman, “Russia Examines its Options for Responding to Ukraine”, in Stratfor Geopolitical Weekly, March 18, 2014〕

www.stratfor.com/weekly/russia-examines-its-options-responding-ukraine

[7] 《索契还是垮台?》,载《经济学人》2014年2月1日。〔“Sochi or Bust”, in Economist, February 1, 2014〕

http://tinyurl.com/qcbtrsn

[8] 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呼吁精谨慎》,载《纽约时报》2013年9月11日。〔Vladimir Putin, “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 i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2013〕www.nytimes.com/2013/09/12/opinion/putin-plea-for-caution-from-russia-on-syria.html?_r=0

[9] 对于乌克兰饥荒的不同看法,参见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收割悲痛:苏联集体化与大饥荒》(哈钦森出版社,1986年)〔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sation and the Terror Famine, Hutchinson, 1986〕与约•阿奇•格蒂的《饥饿的乌克兰》(载《伦敦书评》1987年1月22日)〔J. Arch Getty, ,“Starving the Ukraine”,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22, 1987〕(www.lrb.co.uk/v09/n02/j-arch-getty/starving-the-ukraine

[10] http://eng.kremlin.ru/news/6889。对克里米亚历史的精彩描述,参见尼尔·阿舍森:《黑海:文明与野蛮的摇篮》,古典书局,1996年,第12-33页。〔Neal Ascherson, Black Sea: The Birthplace of Civilisation and Barbarism, Vintage, 1996〕 [11] 阿纳托尔·利文:《乌克兰与俄罗斯:兄弟阋墙》,美国和平研究所出版社,1999年,第49页。〔Anatol Lieven, Ukraine and Russia: A Fraternal Rivalry,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12] 贾克•科谢夫:《斩首:一位记者之死》,阿尔特米亚出版社,2002年。〔Jarko Koshiw, Beheaded: The Killing of a Journalist, Artemia Press, 2002〕

[13] 埃迪·雷恩:《法官及其家人在乌克兰中世纪式屠杀中被人“用弯刀”斩首》,载“《每日邮报》在线”2012年12月17日。〔Eddie Wrenn, “Judge and His Family Beheaded ‘With Machete’ in Mediaeval Ukrainian Massacre”, in Mail Online, December 17, 2012〕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249317/Judge-Vladimir-Trofimov-family-beheaded-Ukraine-gruesome-massacre.html

[14] 《为何乌克兰经济陷于如此混乱?》,载《经济学人》2014年3月5日。〔“Why is Ukraine’s Economy in Such a Mess?”, in Economist, March 5, 2014〕

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4/03/ukraine-and-russia

[15] 同上。

[16] 见这篇对一位乌克兰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采访:

http://avtonomia.net/2014/02/20/maidan-contradictions-interview-ukrainian-revolutionary-syndicalist/

[17] 克里斯蒂安·尼夫:《亚努科维奇的陨落:乌克兰百万富翁的政权》,载“《明镜周刊》国际在线”2014年2月25日。〔Christian Neef, “Yanukovych’s Fall: The Power of Ukraine’s Billionaires”, in Spiegel International Online, February 25, 2014〕

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how-oligarchs-in-ukraine-prepared-for-the-fall-of-yanukovych-a-955328.html

[18] 理查德·麦格雷戈与斯蒂芬·韦格斯蒂尔:《白宫依赖默克尔维持制裁》,在《金融时报》,2014年3月17日。〔Richard McGregor and Stefan Wagstyl, “White House Relies on Merkel to Maintain Sanctions”, in Financial Times, March 17, 2014〕

www.ft.com/cms/s/0/fbf9046c-aded-11e3-9ddc-00144feab7de.html?siteedition=uk#axzz2wJzX9ryv

[19] 杰克·法奇、凯瑟林·希勒与考特尼·韦弗:《美国制裁令市场不安,俄国老总们震荡》,载《金融时报》2014年3月21日。〔Jack Farchy, Kathrin Hille and Courtney Weaver, “Russian Executives Quake as US Sanctions Rattle Markets”, in Financial Times, March 21, 2014〕

www.ft.com/cms/s/0/3f35068a-b119-11e3-9548-00144feab7de.html#axzz2whiPRQnz

[20] 凯瑟林·希勒与理查德·麦格雷戈:《俄国面临700亿美元资金外流》,载《金融时报》2014年3月24日。〔Kathrin Hille and Richard McGregor, “Russia Braced for $70bn in Outflows”, in Financial Times, March 24, 2014〕

www.ft.com/cms/s/0/19b9ad88-b37c-11e3-bc21-00144feabdc0.html#axzz2wpGdcFqO

[21] 列夫·托洛茨基:《乌克兰问题》,见《托洛茨基著作,1938—1939年》,探路者出版社,1974年,第305页。〔Leon Trotsky, “The Ukrainian Question”,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8-39), Pathfinder, 1974〕

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9/04/ukraine.html

[22] 亚历克斯•柯林尼克斯:《帝国主义与全球政治经济》,政体出版社,2009年。〔Alex Callinicos,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olity, 2009〕

[23] 见金夏泳(音)的《帝国主义与今日东亚的不稳定》(载《国际社会主义》第138期,2013年春季号)〔Kim Ha-young, “Imperialism and Instability in East Asia Today”,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Vol. 138, spring 2013〕(www.isj.org.uk/?id=882)与杰夫·戴尔的《世纪竞争:与中国竞争的新时代》(企鹅出版社,2014年)〔Geoff Dyer,Contest of the Century: The New Era of Competition with China, Penguin, 2014〕。

 [24] 关于冷战第二次高峰如何保持这种清醒,参见克里斯·哈曼:《勃列日涅夫的头疼》,载《社会主义评论》1981年1-2月号〔Chris Harman, “Brezhnev’s Headache”, Socialis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1981〕(感谢罗布·弗格森〔Rob Ferguson〕发现此文)

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81/01/poland.htm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第142期(2014年春季号)

原文标题:Imperial Delusions

原文地址: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959&issue=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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