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4年10月26日 08:20

《走向新社会主义》第九章:计划和信息

《走向新社会主义》第九章:计划和信息

 

保罗•科克肖特 阿林•科特尔 著

袁军、政南 翻译

 

我们正提出一套计算机计划系统。这套系统涉及到对经济行为的极其详细的模拟。为了使它具有可行性,就需要向中央计算机提供大量的技术信息,例如,生产的产品清单和每一个生产过程中所用技术的定期更新等。其它计算机系统则将记录每一种原材料的库存量和每台机器的型号,使得这些约束可以被加入到计划过程中。

信息问题有社会方面的也有技术方面的。我们不仅需要优良的硬件和软件,也需要正确的措施和激励,这样提供准确的信息就能符合人们的利益。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研究这两个方面(该主题的相关材料见第3章最后一节和第6章的最后部分,其中在第3章里我们讨论的是信息交换如何参与劳动价值计算的,第6章则概述了斯塔福德·比尔在智利阿连德时代下建立的控制论系统)。

 

信息和财产

显然,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计划系统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够支持数字信息传输的国家电信网络。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这一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可能有些落后)。但仅拥有通信网络是不够的。商业机密已经影响过去数据通信系统的发展方式,且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不太可能收集到生产计划所需的信息。详细的生产工艺只掌握在私营企业的管理层手中。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电信部门已经铺设了计划所需的有线网络,且其他必要的生产数据也已经放在公司电脑的文件存储器中了,但是这些计算机并不会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开放。

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担忧是所谓的“数据保护”或“计算机安全”问题。许多计算机公司会花费数百万英镑来专门研究和完善限制访问计算机信息的机制。计算机上的数据都以某种方式被加上电子标签,并根据公司等级只供特定的授权人员使用。计算机的用户可被分配不同的权限,以此来规范他们对计算机文件的访问许可。这种对秘密信息的崇拜是如此根深蒂固和习以为常,以致于从未在计算机行业里被质疑过。在现实中,建立一个只让管理者了解员工工资而禁止工人知道老板赚多少钱的系统已经成了数据库设计中的一个典型教学案例。

所有这些努力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信息是作为一种私有财产而存在的。但这是一种奇怪的财产,原因是它一边可以被窃取,一边又能完整地保留在原地。事实上信息并不适合作为一种财产,因为它很容易被复制也很难保护。但不管怎么说,计算机产业还是围绕着信息保护和隐蔽的理念而发展了起来。而要建立自由、开放的信息流来支持合理的计划系统,则我们不仅需要废除商业机密这样的法律条款,也要重新设计当前大多数已在使用的计算机软件。

 

一个统计服务要求

 

让我们思考一下,如果是以国家统计服务这种方式来开展计划,那么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以及如何通过技术上可行的手段将它建立起来(所谓“技术上可行的手段”,并不是指人们上街随时就能买到的产品,而是指在当前水平下可以实施的技术)。

 

产品编码

计算机处理的是符号;它只能模拟以符号来表示的外部世界。如果我们想写一个电脑程序来计算如何将资源分配至不同的生产流程,我们要用一些方法将资源进行识别。在写程序的时候,一种简便的方式是跟随经济理论学家的思路,简单地将资源的所有类别贴上从1到n的索引号。但是如果这一程序必须要有客观指示物,那么这些数字就得要以某种形式与真实的产品联系起来。这一计划过程会涉及大量进行着信息和指令交换的计算机,如果它们之间使用不同的标识符,就会造成混乱。

如今,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库存控制代码编号系统。同样的产品可以分别被初始制造商、批发商和使用产品的公司分成三个不同和不兼容的代码。这样的多重代码系统会给计划过程带来很大的麻烦。为此我们需要一个通用的产品编码系统:即每一类产品将被分配一个特定的识别号,而该代码可以在所有的计算机信息交换中使用。

一个标准化的编号系统具有如此明显的优点,以至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对它采纳也面临很大的压力。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条形码来识别产品。用于识别产品类型的条形码已经包含了计算机计划所需的大部分属性。条形码有12字节的标准长度,可被机器读取, 并且每个码只标识一类产品。不过它也有一些不足,就是来自不同公司的相同产品会被分配不同的代码,但这是一个操作上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改正。

 

统一的库存控制

接着我们将产生第二个需求:一个标准化的库存控制系统。我们可能会希望为条形码加上额外的字节使其功能得到延伸,这样一个特定的编码就不仅能精确地识别某产品的类型,同时还可以确定它的来源和/或位置,从而使得库存控制系统能够在整个经济流通过程中跟踪到每一个产品的走向。我们在计划方法上所做的一个理论预设是资源可在选择性使用之间进行切换,但是这需要计划系统准确地知道每间工厂里有哪些资源目前正在使用,并能针对重新分配的对象发布清楚明白的指示。

 

统一的信息格式

计划系统预先假设在不同计算机之间存在着日常的信息交换。比如货物的流向、库存状态、可用的最优生产技术等信息都要进行交换。这就要求信息交换的技术要有一个标准。当前国际电信机构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简称“CCITT”)便制定了通过电子方式进行图文交换的标准。而对于经济数据的交换我们也需要一个类似的标准。

 

技术系数

从前面的各章节我们应该清楚,计划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能获得生产工艺的准确数据。但收集这些数据存在技术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技术问题主要与必须收集的数据纯粹数量有关;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故意提供不正确的信息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将在下一节讨论。

虽然收集每一个应用于经济目的的生产工艺信息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信息正在被记录下来。它们可能被正式记录在公司的内部计划或者非正式地记录在公司的采购订单中。一个公司的采购信息为我们展示了该公司所用技术的轮廓。因为多数公司都实行计算机管理,它们的订单便以计算机可读的形式来保存。而大公司已经开始利用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来完成生产计划的制定。只要进行相应的标准化,这类信息便可以提取用于计划目的。

小公司大多用计算机的电子表格做计划,所以在任何时候市场都会由几个电子表格程序所主导。可以想象的一种情况是,有一天我们所有的计划可以用几个软件来完成,而它们的功能中已经包含了将现有技术的详情传到计划网络的能力。其中从工厂层面详细阐述技术的过程中所捕获的数据将被用于制定国家计划。

 

信息社会问题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企业管理人员在统计报告中将数据虚报给规划部门这种系统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假如企业管理者想过得“舒服一点”,他们便倾向于低估当前技术的生产力,对应的便会是对该技术的投入产出系数有所高估。如果这些高估了的数据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定,企业会被分配比完成实际生产指标所需还要多的资源,让企业“松驰”下来并更容易地完成计划(当然这种结果也可被认为符合当前企业工人的短期利益)。另一方面,当涉及到对投资项目的评价时,企业管理者对资源则会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国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夸张地描述对他们的业务经营范围加大投资将会取得怎样的好处。

我们应该使用单一的程序来记录当前生产和未来投资的技术详情,以尽量避免这种扭曲。假设我们有一个系统能让生产工程师通过它将技术记录在计划计算机上,那么他们就会对所需的投入和预计产出提供详细的信息。在对不同生产技术进行集中评价的基础上,规划系统会选择每一项将要被使用的技术的强度。然后要求生产项目用某个已经记录的技术来开始生产。因为某个工艺流程的提出者事后可能要对它加以实施,因此尽可能准确地指出该生产所需的投入和预计的产出就会对他形成某种激励。

 

信息绩效衡量和激励

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不妨将它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种情形进行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上面提到的那些倾向,即管理者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而高估当前所需的投入,而同时又夸大他们自己业务范围长期扩张的好处,也可以很好地适用于一个大公司的分支机构。假如这些部门是通过公司内部规划而不是经由市场而整合的,那么在这个范围内,那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考虑的因素对它们也同样适用。但当涉及到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时,这些倾向就会被市场竞争力量所制约(假设我们所说的市场本身确实存在竞争的话)。

资主义的公司也时常会希望“过得舒服”;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且如果进入他们这个特定市场的门槛并不太高,那么更有进取心的企业就有机会进入该行业,而这些新的企业会通过接近现有技术极限的方式开展生产并削弱现有的公司。这就迫使原来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否则就要承担市场份额丧失、盈利减少,甚至最终走向消亡的痛苦。另一方面对于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很明显其最大阻碍是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为投资目的所借贷的资金支付利息,因此过度借贷无异于自杀。为此人们有很强的动力来对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估(尽管如此,严重的投资错误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还是时常发生)。

那么我们如果也将这类制约对社会主义经济下的企业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为进行模拟的话,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解决两个新问题:即如何对企业的绩效进行评价,和什么样的奖励与处罚是适当的。

 

评价企业绩效

关于绩效评价,第8章里清楚地说明了针对消费品的市场相关准则(这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产品的市场清算价格与该产品劳动价值的比率。有人认为该比值越高就意味着越“成功”,且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倾向有关企业。对于生产消费品的企业来说,这应该会阻止对投入需求的夸大,因为高估会导致更高的劳动价值,从而使得市场价格与价值的比要远低于对投入需求的正确估计。

我们希望强调这一点,因为选择一个合适的绩效衡量指标对于经济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即使管理者有社会责任感,希望促进公共利益,但如果实施欠考虑的绩效衡量方法也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Nove(1977)指出苏联历史上曾因为目标设定错误而产生企业投入越大(比如尽可能多地使用钢材)反而越受奖励的荒唐故事。

这个特定的标准,即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仅可直接适用于具备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即我们所提出的系统下只针对个人消费品)。但是,同样的原理通过归属方法也可以间接扩展到这些进入消费品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后者的产品如果本身是不可消费的就不会有市场价格,但以它们作为投入而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价格对评估其 “社会效益”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生产资料企业统计评估

我们可思考一下这个公式:产品X的市场价减去产品X的劳动价值。出于在第7、8章中解释的原因,我们会希望这一公式针对所有消费品的平均值都接近于零,然而,会有许多独立的作用力推动这一差值偏离零:比如伴随着供应方面短期和长期的变化(如技术的变化,材料的可用性等)而产生的消费需求模式的各种变化。这个被统计学家们所熟悉的“中心极限定理”原则告诉我们:大量的独立随机变量作用的总和趋向于“正态分布”,即形成一个带有知名统计属性的光滑对称的钟形曲线。因此当我们认为在所有的消费品中,市场价减去劳动价值的差将遵循一个近似零均值的正态分布时,这种假设看起来是合理的。对有些产品其差值可能为正,有些则可能为负,而与零偏离得越大,则与零发生任何特定绝对偏差的可能性会在可预见的方式下减小。

现在假设一个产品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大量消费品所做的投入。消费品的相关子集可以被看做全部产品的一个样本。如果我们从这些产品的零均值正态分布的数量中随机选取一个样本,我们也希望得到一个样本的零均值。只要我们能确定该数量的标准偏差(即对数量的要素围绕它们的平均值分布的广度所做的测量),那么正态分布的列表能让我们对随机样本的平均数提出概率推断。例如,随机样本的平均值有95%的可能存在于零加上或减去数量标准偏差除以样本大小平方根两倍的这个范围内。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来判断为消费品生产所做的各种投入能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假定我们有这样一个投入,譬如某种类型的机床。我们记录使用机床所生产的每份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差异,同时计算这些差异的样本均值。假设该均值最后大于零这个“预期值”。这或许只是碰巧,但运用上面提到的统计推理,我们应该可以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评估,并发现这仅仅是一个随机事件。与此相反的假设是,上述大于零的平均不仅仅是随机的,而是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机床本身是在高于社会平均效益下生产出来的(比如它可能是为某项工作特别设计的产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别高的质量,以及/或者它可能是是用最少的劳动和最少的材料损耗生产的)。所以这个有社会效益的投入导致与其相关联的各种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产生了正的平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规划部门应该能够识别哪些投入在社会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果我们发现使用该投入而生产的消费品中,其市场价格减去劳动价值的结果明显为负数,那这一投入就应属于这一类(在该语境中的“明显”一词意思是指与零的差值远大于单纯可用几率来合理解释的情况)。

那么我们的建议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对所有用于生产消费品而投入的生产资料进行例行评估。只不过这种方法是概率性的,它并不能产生明确的结论;因为即便几率很小,某种生产资料碰巧得到一个明显的“好”或“差”分数的可能性却始终存在。但这个程序的结果可被合理地拿来做进一步详细研究的基础,比如针对那些从表面上看做得特别很好或很差的企业。[1]

 

反垄断

一些商品和服务是不可以用于直接消费的,且它们也不直接作为生产资料投入用来生产消费品的。这些商品没有市场价格,此外也不能随意拿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来间接地对它们进行评估。但即使在这里,劳动价值的计算也还是有帮助的。只要存在一个以上的产品生产者,计划部门就可以对来自不同企业所生产的相同产品计算出来的劳动价值进行比较。对于在某些情况下的劳动价值超过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释,否则就应该促使高成本生产企业进行整改。换句话说,“竞争”也是有优点的,尽管我们不一定要用资本主义模式,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也应当防止在某个特定产品上形成一个垄断的供应商[2],除非对重复建设生产设施的论证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奖励与处罚

我们已经强调对经济表现采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为这样的衡量能够让企业觉得提供正确的信息以及与中央计划部门进行合作是有利的。但问题出现了:如果经过衡量后的业绩会影响到工人的财富,那会怎样影响呢?此外工人们在雇佣他们的企业所取得的“成功”中能获得什么利益?

那种认为金钱激励是人类的最大动力的观点是一个商品生产社会的产物,而并非源自普遍的人性——这种观点在西方经济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业的成功,在那里雇员对公司的忠诚要远高于对个体激励的重视。

我们只需想想商业之外的职业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标准的重要性,如士兵们的荣耀、解除他人痛苦的护士,对学者的尊敬和演员的声望等等,并由此意识到有些回报比起金钱来说毫不逊色。虽然穷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希望得到金钱来维持生存,而富人对它渴望主要是因为它是成功、地位和声望的象征。

然而我们却仍然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保守派会如此狂热地相信金钱动力对获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须的。对资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标准是自我扩张,这确实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而对于资本家个人和其理论的提供者庸俗经济学家而言,所有一切似乎都颠倒过来了:金钱似乎成了行动的必要激励或奖励。事实上,将崇高的意义附加到对金钱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资本的内在必要性鼓吹的结果,或是这种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为资本的代理人,经理人和企业家不得不将金钱看做是人类动机中的最终驱动力。

当然,这里的矛盾是,一个资本家的利润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工作,而是取决于他的员工如何努力为他工作。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在自己受益之前的很长时间内都要先让别人富足,而资本家的最终成功恰恰就建立在这些慈善家自我牺牲的利他精神之上。假如对东方传播的这些信条是由西方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经济学家从自我激励的必要性出发对其宣讲,并且是按照其表面意义被他们所接受的,那么人们将被迫得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结论。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被说服为了他们雇主的利益而自愿奉献自己呢?[3]

因此我们并不建议将奖金与企业的价格价值比挂钩。当然这会与第2章中的分配原则相冲突。的确,某个行业的高价格价值比意味着该行业需要扩张。企业可以通过开发一种人们非常喜欢的产品,或利用一个特别有效的生产方法来达到一个高比率,这两种做法都是值得赞许的。但我们还可能遇到与工人的工作绩效完全无关的价格价值比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因为企业的一些不可控制,甚至无法预测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产技术、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资源的成本和获取上发生了变化等等。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来的,哪些是靠运气的来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现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为坏运气造成的。只不过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是一个问题:好运气和良好的判断力都会获得回报,而坏运气和磨洋工也会受到同样的惩罚。但我们希望这种任意性不要进入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体制。

即使我们避免将个人薪水、奖金与企业绩效挂钩,但是对效率的激励却仍然有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奖励。从消费品营销算法形成的结果表明,那些在使用社会劳动力上特别有效的企业将被分配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因此工人也就会获得更多机会(比如有更好的晋升前景,有机会参加和打造一个不断增长的业务等)。而当企业呈现出持续低于平均水平的效率时,那么该企业就会缩水,同时他们的工人将会被分配到别处。而要让这一机制得到良好的运转,工人们就不应该任何固定的企业或行业内长期工作下去(虽然他们有被聘用的权利)。我们将在第14章对维持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所需的财产关系进行讨论时再回到这一点。

 

[1] 对类似一般类型企业的监控由Stafford Beer在智利实施过。Beer并不关心对劳动时间的测量,但是他的系统与我们相似的一点在于它能进行实时的数据收集,同时有一个智能的统计过滤器将无意义的随机差异筛选出去。详见第6章。

[2] 苏联的计划部门通常只为某一特定产品建立一个工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知道其它的生产工艺是否会更有效率。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前面提出的统计方法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有用的。

[3] 资本有自己的手段来确保他人服从,这在Harry Braverman(1974)对现代生产流程的记录中有精彩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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