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喜， 孙亮
　　张文喜（1961-），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政治哲学。先后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等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其中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50余篇。个人代表论著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颠覆形而上学：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马克思论“大写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自我的建构与解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等7部著作。独立承担科研项目：《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总体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省级基金项目共计7项。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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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喜（以下简称张）：首先感谢《社会科学家》给我安排这次交流的机会，感谢访问者孙亮博士。刚才你对我的评价过奖了。其实，我跟你一样，还不算媒体眼中的知名学者，更算不上哲学家眼中的哲学家。在使用头衔如此廉价的年代，我仍然这么说。但若我要很正经地与你讨论学术评价问题，这实在并非合宜也不合常理。简而言之，我是自己眼中的哲学爱好者。人们如今认为，做不了哲学家眼中的哲学家，那就凑合着做个企业家眼中的哲学家也行。而别忘了，这些人是有东西可以教给他们的。我，作为哲学的爱好者，重要的事情终归是思想和学习。阅读和写作只是到了成年才感到迫切的需要，才感到这是我人生聊以慰藉、显得是最重要的事情。通过阅读，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积年累月的阅读，我的智性就类似于从小孩的世界进入成人的世界。阅读给我打开了面向世界的一扇窗，而同时把我引向为人生而阅读的方式。过了不惑之年，我还上复旦念博士，准确地说，是找到了为哲学也为人生而阅读生活的地方。于是，我的阅读和思考就包含在书中所说的与我未曾说出来的两个部分。而我确信，我的书从内部对哲学作了限制，也就自然地划出了一条条思想的印记。 (全文…)

编者按：一部分人文学科背景的左派同志，经常对专业的科学技术问题发表意见，但却缺乏应有的科学素养，结果经常上伪科学骗子的当，浪费了宝贵的革命精力，转移了运动大方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自从被列入乌有之乡真实世界书目，就一再被很多左翼同志不加批判地援引。方舟子虽然政治立场偏右，但不应因人废言，他对科学问题的很多意见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我们必须遵照列宁的教导，用人类所有最先进的科学文化来武装自己，才能将左翼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上个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C.P.斯诺的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出版了一本著名的著作《两种文化》，指出科学与人文学在现代社会中被割裂成两种无法交流的文化，而这成了解决世界问题的主要障碍。这本名著国内先后出过三个译本，但是三个译本的译者的英文水平都让人不敢恭维。比如书中有一段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是用并不复杂的英文写的，三个译本却都译错了。这段话说的是：
“我曾经多次参加过一些聚会，与会者根据传统文化的标准都被认为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他们一直兴致勃勃地对科学家没有文化修养的现象表示难以置信。有那么一两次，我被激怒了，问与会者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他们的反应很冷淡，回答也是否定的。然而，我所问的问题，在科学领域其程度相当于问：你们读过一本莎士比亚著作吗？”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在现在，如果再向人文学者问同一个问题，有许多人不仅会向你描述一番他们理解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而且还会自以为比物理学家更懂热力学第二定律，甚至兴致勃勃要用它来处理科学问题或社会问题呢。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测不准原理、光的波粒二相性一起，成了人文学者最喜欢引用的四大“科学原理”。 (全文…)

    作者：寒武

    译文“美国一代革命者的教训”，是美国左翼活动家麦克斯2002年出版的著作，《空中的革命——转向列宁、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六十年代左翼》的总结部分。美国六十年代受到第三世界解放浪潮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反战、反帝、民权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左翼组织纷纷建立，数以千计的学生走出学校，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极大的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空气。但遗憾的是，由于内部无力团结、外部环境右转，运动在七十年代走向低落，最终失败，而且没有给后代革命者留下任何组织遗产。作为这整个过程的经历者，作者在品尝历史失败苦涩滋味的同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篇译文较为集中的反映了他总结的成果，也是目前对这段历史最好的总结之一。我们关注这段历史，首要的目的是吸取美国同志的经验教训，避免他们在相似历史条件下由于自身问题而遭到的失败。

    六十年代美国左翼的第一个失误，是错误的估计了国内外的形势，没有将自己的路线和策略建基于美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他们成长于社会运动日益兴起并激进化的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因此想当然的认为这种历史趋势会持续下去。实际上美国社会运动却在七十年代走向衰落，政治环境右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在高潮中落幕。 (全文…)

21世纪-社会主义化的时代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发生过程
　文□榎本正敏(日本筑波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编著 陈明忠摘译

    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向来都不加批判地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工业生产力﹐必然为社会主义所继承以作为新社会的基本生产力。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明显的是根据此一前提﹐企图通过“生产手段国有化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系”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假若我们从历史唯物论来进行考察﹐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来看﹐这个前提就不无疑问。因为﹐如果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排除在这个新的生产关系中所发展起来的﹑起支配作用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替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新产业才对。

    事实上﹐早在1970年代前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将其生产力的重点﹐从先前的工业生产转移到所谓的“软件化”﹑“服务化”产业﹔到了90年代﹐“个人计算机互联网”﹙PC Internet﹚的出现﹐不但大大促进了知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效率化﹐更使得上述产业成为20世纪末新兴产业的核心。更重要的是﹐“PC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手段﹐不但打破了劳动力为资本所支配的客观的技术条件﹐创造出一种实现“自由﹑平等﹑自我实现”的劳动型态。同时﹐通过这些独立自营的个体劳动者所构成的“网络共同作业”﹙Internetworking Collaboration ﹚产生了一种新的分工型态和社会关系。这种新的“共同作业网络”社会﹐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社会主义理念的劳动社会型态﹐在“质”和“量”上的扩展﹑深化已成为历史上不可逆转的潮流。 (全文…)

    作者：深海

    1989年，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在这里曾经震动世界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宣告自己的失败。虽然在中国这样的拐点在政治上并没有出现，但是这个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已经市场化。历史仿佛在这一刻已经终结，曾经对立的两个世界现在成为一个世界，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
　　
    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就是西方式的工业化，是大型的工厂、新式的军队，以及后来逐渐提倡的西方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说到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化就是西化的代名词，以至于在中国近代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倡导全盘西化，说到底他们想实现的也就是全面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在中国逐渐扩张了自己的话语范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是民国知识分子内部的玩物，但是自由主义在当时所包含的西方式的现代化，则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事实上，问题不是在于是否要现代化，而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实质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赢了第一回合的。 (全文…)

巴黎市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巴黎郊区的加朗内——科隆贝小镇、布伦森林、雷诺汽车厂、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等处，是有文字记载的周恩来在早期旅法勤工俭学期间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戈德弗鲁瓦街17号，这座周恩来当年居住的小旅馆，1979年在时任巴黎市长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主持下,举行了周恩来雕像的揭幕仪式。在一块墨绿色大理石的周恩来雕像下面，刻着邓小平亲笔书写的“周恩来”三个大字和“1922—1924周恩来在此居住”的文字介绍。这是目前国内已知的唯一一处被当地政府立牌纪念的周恩来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纪念地。

　　2008年，笔者赴法公务活动之余，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意外地发现了一处被巴黎市政府立牌纪念的周恩来旅法革命活动旧址——花神咖啡馆。 (全文…)

刊于《环球时报》 2010-2-10第15版头条

2009年，中国城市的房价再现了2007年的疯狂涨势。与2009年年初相比，多数一线城市到年底出现了50%以上的上涨，深圳甚至超过了80%；在天量信贷资金的催动下，房价上涨迅速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三线城市及县级城镇的全国性普涨局面，年平均涨幅超过了30%。更令人惊奇的，是海南省在2010年初国务院通过国际旅游岛区域发展规划之后，一日一价，短短一个月时间房价平均上涨超过50%，创造了全世界史上最雄壮的泡沫制造奇观。面对房价的暴涨，既能听到有学者发声：房价不能再涨下去了；也能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现在的房价太低了，房价还会大涨。这些截然不同的声音令很多老百姓陷入迷惘：同样都是专家的声音，究竟哪种声音是为老百姓好的？那种声音说的是真话？在人人都能讨论房价的当下中国，房地产领域，到底有多少真话，多少假话呢？ (全文…)

    作者：智效和（北京大学马列所）

    关于如何认识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上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特别是存在着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在逻辑上保持一致的问题。多年来，许多研究者把凡是不能一致起来的说法都看作是理论上的“发展”，结果引出更多的麻烦。

    斯大林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式上都是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却存在着混淆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到当代的变化，就其中的“麻烦”而言，多源于这个“混淆”。

    混淆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始于斯大林，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都是跟着斯大林的“套路”讲下来的。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叙述斯大林社会主义观的变化，论证了斯大林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是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任务的社会主义，并未进入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本文第二部分，是对由于上述混淆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主要是理论上的麻烦，作举要分析和简明解释，这是本文的主题内容。最后，即第三部分，是一点补充说明。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