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对于印度的共产党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印共马把持了34年之久的西孟加拉邦于今年5月宣告失守,被广泛认为是一次标志性的失败,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坚持武装斗争的毛泽东主义者又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印度学者achin vanaik发表于今年七月的这篇文章,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进行了相对详尽和深入的分析。本文不仅提供了一些我们或许还不太熟悉的印度各党派发展状况,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基于这些状况着重探讨了印度共运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并从印度国情出发提出了一种对未来道路的设计。
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考验着当前的印度共产主义者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在上一阶段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失败的今天,面对政治上的后冷战格局和经济文化上的新自由主义统治,新一代的革命者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同样作为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印度和中国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也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宗教影响)更甚于我们。无论是印度的议会左派还是纳萨尔主义者,他们的困境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旧时代的重重束缚和对新时代的后知后觉。但三十年来,他们在新时代所进行的斗争为我们,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而作者的呼吁是尤其有价值的:上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让我们勇敢地直面新的时代,探索一条激进的和群众性的新道路。
次大陆的策略
achin vanaik
带Q过人 译
过去二十年间,左翼势力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内经历着衰退。然而有那么三到四个国家,那里的政党追随着第三国际或毛主义的传统并保持了稳固甚至有所发展:南非、尼泊尔、印度,而菲律宾则富有争议。在南非有南非共产党(SACP),毛派成为尼泊尔最大的政治力量,而菲律宾的毛派也保持着全国范围内的存在。印度的情况则非常有趣,那里有两个阵营的代表,在二十年间程度不一地保持或巩固着他们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式的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M)和曾经较大而现在日益衰微的印度共产党(CPI),都保持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34年之久的CPM最近输掉了选举,但仍获得了大约30%的选票,而以其为首的左翼阵线得票率是41%。 [1]与此同时,联合在毛主义传统下的阵营,近年来则切实地增加了其成员数量并扩展了影响力。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呢? (全文…)
编者按:对葛兰西的定位似乎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然而根本的分歧始终存在。时至今日,葛兰西仍然不时被冠以“西马”的帽子,遭到并不了解的人的冷眼——而实际上这顶“高帽”却多出自反马人士之手,正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等于独裁;至于所谓“西马”,概念上也错漏百出。作为与列宁同时期的革命者,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直接影响了葛兰西对革命的理解,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哲学上一脉相承。当列宁在东方战场纵横捭阖掀起壮烈的浪潮,努力实践并探索出路的葛兰西在西方遥遥相应;其行动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如政党路线、工运形式,对当代氛围的运动更具指导意义。
人的活动限制因素与能动性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在相关的理论探索的诸多方面,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葛兰西提出的一系列独到见解无疑都极具创见性和科学性。本文对葛兰西的革命实践、理论实践做了综合的论述,读者可用作对葛兰西相关著作的导读。
另见本站相关文章:陈越《葛兰西和孤独》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352
(原文载于《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编辑资料来自中国知网。http://epub.cnki.net/grid2008/detail.aspx?QueryID=82&CurRec=1)
作者:田时纲(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意大利和西方主流学界从不承认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高度评价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又是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葛兰西同所谓“西马”创始人柯尔施、卢卡奇在政治立场(如对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和理论倾向(如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态度)上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葛兰西的实践和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安德森和科莱蒂把葛兰西说成“西马”出于其政治需要: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西马”非“马”是个筐,萝卜、白菜一块儿装;“思潮”凝聚左、中、右,真、非、反“马”大合唱——“西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国内个别学者认为葛兰西是“西马”,除受安德森、科莱蒂影响外,主要是研究对象的复杂、研究材料的匮乏和研究方法论的缺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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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果,在我们登山的途中,发现前人探索开辟过的路走着走着竟然成了下山的路,抵达山顶明显是不可能的了:看起来我们走上了一条歧路。此时,我们需要的是鼓起勇气,发出一声回到山脚然后重新出发的呼号。显然,在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巨大挫折而社会主义者们又无所适从,在天堑边上徘徊时,或者沿着歧路一路下山时,我们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要发出回到马克思的呼号。要正确反思昔日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的挫折从而重新开创共产主义运动就需要我们回到列宁去、回到马克思去。不同于黑格尔体系遭遇困局就有人呼唤回到康德去这种大厦倾覆重新筑巢的盲动,我们是要回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最早的阐述者那里,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早的开创者那里,反本溯源,重新发掘历史科学的真理价值。显然,这已经是全世界进步左翼的共识。
固然,回到XXX这样的句式表达了对后来的理论家革命家的扬弃,但绝不是说我们只需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教条,无视历史的新动态而只顾闭门造车。毕竟,我们只有通过解剖巨人从而能真正站在巨人肩上傲视未来。本文通过重新叙述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我们理清了马克思主义被修正被庸俗化的历史脉络。同样的,这也是我们回到马克思去的动员呼号,尽管作者很俏皮地加上了反省XX还原真相这样的真相党式的标签。
作者:钟离不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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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常常有左派朋友对少年中国的政治观点表示疑惑,表示天马行空,捉摸不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发文多侧重理论而现实性相对较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确实没有推出全方位阐述观点的文章。这次借着人人网著名左派网友陆遥遥君抛出建立人人左派共识的想法之机,彭凌璨同志就当前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我们认为,在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他的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因此我们全文编载,以便广大革命同志详细了解。当然,革命左派的共识绝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完全建立起来,更希望的是能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联合。愿闻其详者,请细全文。
作者:彭凌璨
此文是受陆遥遥兄邀请,对其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供讨论稿)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论证和修正补充。
有一些左派同志因陆兄曾经的伯恩施坦主义立场而对我有一些善意的提醒,我认为在此应该申明这个问题:首先,伯恩施坦的反动性与民族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而陆兄已无数次表态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其次,伯恩施坦的时代,欧洲各国有社会民主工党,且有第二国际的统一领导,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再次,陆兄已经就自己对列宁主义的敌视致歉,主动伸出橄榄枝,谋求整个左派的和解与共识,难道我们应该冷面以对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摆在眼前,而许多泛左翼青年却没有看清或不愿看清——即便是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都比沙皇走狗进步一万倍。
当前的左派声音,似乎被这样一些关键词所充斥:反转基因、中医、共济会、汉奸。从这些词语中,充斥着阴谋论和道德审判。我们希望以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愿所有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耽于空谈的左派青年加入这个工作,对此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全文:我们,痛感当代中国左翼思潮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并忧心这种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会葬送中国的左派运动,或者将这种付出不小牺牲和努力才达到今天规模的运动引向彻底错误的不归路。有感于此,我们本着开诚布公的原则,首先交换了我们之间的看法,并达成以下若干简单的共识,我们选择将这些共识公布出来,以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若能引起讨论,则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若能成功地消除一些在我们看来无疑是错误思想的影响,便是我们工作的大大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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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夜里的牛
韩德强先生在他的一些讲座中表达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历史未必总是进步的。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必然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人类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危机和战争之后,很有可能不会走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资本主义秩序的重建。即便发生了革命,那也无非只是上一次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性重演。更糟糕的结局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的战争之中,相互仇杀走向毁灭。
这种诘难对于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宿命论来说,的确是致命的。在苏联解体之后,如果谁还敢于宣称“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那就首先要回应这种关于人类“危机——革命——复辟——危机”或者“危机——重建——危机”的历史循环论解读。虽然从1945年至今,无非大约过了60年即一个甲子,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但对于人类来说,关于其自身命运的思考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二战的废墟之中,人们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毁灭,也看到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在无数追求正义的人们心里,不断涌起的是对那个触手可及的新世界的向往。但到了21世纪初的某个时刻,我们的世界是平淡无奇的,除了边缘角落里零星的枪声和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历史的确要终结于此,无论终结于当前的苟且偷生,还是终结于真正的毁灭,结局似乎已经命定了。所以,倘若哪个无名小卒还要不仅把共产主义当做理想,当做韩德强所说的“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还要视为我们这个混乱寂静时代的必然出路,那简直是在制造一种新的宗教了。即便是少数因为各种原因仍旧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人,也感觉到“必然性”是一个难说的话题。什么是必然?存在必然吗?如果存在必然,那这种必然性又如何为自己开辟道路呢? (全文…)
编者按: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的10年人民战争曾经是中国左翼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此话题在中国被遗忘的这2年内,尼泊尔发生的一切,貌似是在走着一条老路——党执着于议会斗争,却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基础。党内的不同路线,在公开表决时居然也不能统一,这“不统一”在广大群众中间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态度,在政治上体现为各种政敌倾向于支持少数派,帮其宣扬推广其主张,进而让党的不同路线呈现均势状态。就这样,党失去了独立性,再加上倒退的土地革命政策,更是斩断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同时放弃的还有曾经视为双手的武装斗争,这一切终于让党陷入了窘迫的困境。类似的故事曾经发生在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身上,外部环境的严酷是优柔寡断的党唯一能为失败找到的借口。在借口之外,我们需要得到的教训必须是对内部原因的发掘。此文介绍了尼泊尔的政治现状。
作者:胡亦男
尼泊尔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唯一缓冲。这两个全球人口最多,并各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是它仅有的两个邻居。尼泊尔末代王朝创始人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在18世纪的名言 —— 该国是“两块巨石中间的一个山药蛋” —— 当地人至今深信不疑。 (全文…)
【编者按】
我们的同志在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从整个的西方哲学史中机械的抽离出来,然后,专门加以研究,对西方哲学中一以贯之的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须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从近代西方社会、从整个西方哲学史中发展出来的,没有这样的视野,抽象的、个别的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对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脱离社会现实和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仅局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维度,而且截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方向。张汝伦先生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向同志们推荐,其意义就在于,他不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方向,同时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根本不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从而开启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中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
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他的时代。”哲学的问题,其实是时代的问题;时代的问题也必然反映到哲学之中。张先生这篇文章,以“哲学的终结”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对马克思、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罗蒂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考来做对比,凸显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与其他人的根本不同,这一点很值得注意。马克思之所以和其他人的思考有所不同,乃是因为马克思将哲学看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现存的社会意识”,而这个社会意识背后其实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批判一个时代的哲学,应该将这个时代的哲学同这个时代的现实一起批判,从理论上批判的同时,更应该通过实践,对整个时代的现实进行彻底的批判性的改造。这恰恰是马克思能够超越其他哲学家、能够超越哲学的理论形态的根本之点。反过来说,我们今天研习马克思主义,显然不能脱离时代空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更是哲学在现实中的实践,是解放哲学,“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哲学,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克服“任何学院式的玄谈或机械僵硬的比附”、克服“无视现实问题,只会凿空蹈虚”的错误倾向。
“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壮哉斯言! 这大概是这篇文章向我们揭示的最有意义结论。 (全文…)
作者:Elisseos Vagenas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负责中央委员会国际部)
发表于《共产主义者评论》 2010年第六期
黑夜里的牛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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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新的全球力量的崛起,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分析家和普通工人的巨大兴趣。在那些懂得开始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随后在全世界引起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政治斗争的这一社会革命时期的政治化人群中,这种兴趣更加强烈。关于中国兴起的兴趣是矛盾的,因为它的实力增长是在红色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进行的。
然而,苏联的反革命事件的教训之一就是,并非凡是苏共所说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每个共产党,在他们仍旧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时候,都应该研究自身成长的情况,以及国际共运的经验。关于这些,都应该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工具,形成自己的观点。希腊共产党与有不同方向的共产党保持双边关系,同时也正视其对马列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背离。
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共产党在继续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双边关系的同时,也系统地关注新事态,并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公开发表,同时还传达给了中国共产党。纵所周知,希腊共产党从十七大(2005)起就已经开始注意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在以后时期中,这种趋势得到加强,甚至愈加明显了。
中国国际地位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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