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最为令人惊异的特点：他花费了毕生精力与真实的亦或想像的敌人作战, 可他的作战总是借窃取对方的最优点来完成。
与其说这是新加坡的一个故事, 不如说新加坡隶属其事:把个人经历等同于其国家的经历难免涉嫌夸大其词, 但就李光耀来说却并非全然不合情理。作为地理概念, 新加坡在李光耀之前已经存在;不过, 我们今天通常所指涉的新加坡则在相当程度上是依李光耀的形象塑造的。这位前总理“最早最生动” 的童年记忆可以说别具深义, 格外对应于他成年期事业的本质。小哈瑞·李(即Harry Lee )。直到开始以其中文姓名取悦华裔选民以前, 他都是以这个名字为人所知)被父亲拖曳而走, 父亲抓着他的两只耳朵,把他悬在井口上。这惩罚是因为他动用了老李先生最喜欢的一罐好吃的。哈瑞的耳朵居然没被拉掉, 也可算得上是个奇迹。这一经历从此留在他的脑海。这个挥之不去的印象顽固地困扰着他,因为他原本是个以经得起折磨为自豪的人。不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他终于找到了答案,从《科学的美国人》这类书里边, 他了解到,“疼痛和震撼在人脑里释放出神经肽酶物质,将新经验的印迹载入脑细胞, 使这一经验得以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保留在记忆中” 。
我们资政先生的回忆录特别令人回味之处,还在于他讲述所有这种小故事时, 不带一丝自嘲或幽默。李光耀以一种工程师的作风撰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及其国家的建设;他的原则永远注重在技术性———他的
生活, 他的国家, 甚至具体到这本书, 如他对读者坦言, 也是由九个助手协作, 在电脑上打出来的。毋庸讳言, 这位工程师是个攻克堡垒的大师。据他本人口述, 他自己及其国家的建设都是基于严格的纪律, 辛勤的汗水, 以及对惩处的异乎寻常的偏爱。他的回忆录也是以同一方式制作的:“我主要的写作都是夜间在电脑上不间断地完成的, 都是在白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好几个收到我初稿的年轻人问过我, 我的电脑计时设定是不是有问题, 为什么文件的改写时间常常显示为早上三四点钟。我都告诉他们那时间没错。”
对惩罚, 尤其是对施诸他人之惩罚的偏爱,也许是李光耀令世界上许多保守派政治家感到亲切的因素之一。他的回忆录封皮上包括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亨利·基辛格的阿谀之词。不过,以社会主义者起家的李光耀, 也确实抓到了一些左翼里的温和派, 像托尼·布莱尔和海尔曼·施密特, 也加入了喋喋不休的吹捧。“世界领导人”的要言摘录无一例外地夸赞着李光耀的杰出智慧。乔治·布什相信他是“本世纪真正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雅克·希拉克倾倒于他的“天才” 。撒切尔夫人则认为他“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
一个小小的亚洲城市国家的前总理, 怎么会获取了这样巨大的荣耀呢?一种解释可以说, 在亚洲, 他是惟一的一位政治家, 其英语表达能力比大多数的历届美国总统还要强。不过, 这理由并不足以解释李光耀现象。毋宁说, 把右派和左派领导人拉到一起的是他们对新加坡的赞叹, 叹赏新加坡所自矜自夸的那种严厉秩序与辉煌繁荣的结合。李光耀建设的这个国家, 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富裕, 却似乎保持了秩序井然, 并没有其他资本主义社会那些无所不在的麻烦:没有毒品,没有喧哗的示威, 没有绯闻, 没有依赖社会福利的单身母亲, 没有不守规矩的学生, 没有族裔冲突, 没有多少违法犯罪, 而且,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居然没有任何政府以外的反对派。
所有这些问题, 不管是在什么程度上, 都不会浮现到表面;那表面上的, 就是造访新加坡的贵宾们从他们奔驰牌豪华轿车的窗口所能看到的一切。大多数新加坡人都表示他们挺满意。一而再, 再而三, 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李光耀的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People’ s Action Party,PAP)。一九九九年二月, 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季顺远博士(译音:Dr .Chee Sun Juan), 一个少数派民主党的领导人, 因为在市中心发表了并不刺激的演说, 立即被当局拘捕。很多新加坡人认为, 他真是愚蠢, 哪里就轮到他说话了呢。有个在金融咨询公司工作的年轻女性对一位记者说:“政府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他(Chee)说的都是人民行动党的阴暗面。可是你不能不承认,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下, 我们的生活相当不错。”
这样看来, 李光耀的新加坡可以很方便地归类为一种专制下的天堂, 一个整洁、富裕、学生讲究、校园绿遍的寄宿学校, 有充分的新鲜空气和体育锻炼, 由一位出色而严厉的纪律训戒者建立并管理, 他从不放下手里的鞭子, 而且, 他从来没犯过、也永远不会犯错误。这个和谐繁荣的模式如今已经成了某种亚洲特殊性的代表, 代表着据说是典型的“亚洲价值” 。李光耀在他自己的演讲中曾经提到过这个说法, 不过, 主要的阐述发扬工作还是留给政府各机关和外事部门的文书们去做了。凯绍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 一个国际研讨会表演场上的常客,新加坡现任驻联合国大使, 就是其中的一位。《亚洲人是否会思维?》, 这么个奇怪的书名安在了他最新的一本宣传小册子上, 他自己的一张大照片, 一副沉思状, 罩住了书的封面。马布巴尼在有关思维方面可算是个专家了。这个书名取自他发表的一个报告, 那是一九九七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思维问题国际研讨会”上。
马布巴尼坚信, 西方在亚洲以及别的他仍然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地区提倡民主、人权、出版自由, 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确实, 尽管自己也承认尚未得到证明, 但他认为很可能有“一种因果关系存在于一个过于放肆的自由媒体和一个日益失效的政府这二者之间” 。他引用美国政府的债务作为例证之一。最近印度的某些社区暴乱也给引来, 算是另一个例证。只是事实上, 恐怕是印度媒体坚持真实报道所有事件, 才协助了冲突的平息。不管怎么说吧, 他告诉我们“政治公开性”不是观察亚洲时的“关键因素” 。马布巴尼把亚洲价值定义成下面这几条:“忠诚家庭制度, 服从社会整体利益, 节俭, 以保守态度对待社会习俗, 尊重权威。”
读者有理由问, 这些东西不就是保守主义的那一套吗, 有什么必要冠以“亚洲”呢? 读者甚至会猜想, 在哪些亚洲都市社会里, 这些东西会是有目共睹、不证自明的:是曼谷, 上海, 雅加达, 还是孟买?何况读者可能并不同意马布巴尼的意见, 比如他声称“西方” 正在“要求” 亚洲实现民主。要是西方真的愿意而且能够坚持这样的要求, 这世界说不定倒比现在要好一点了。
事实是, 提出这些要求的正是亚洲人民。只不过不是马布巴尼眼里的亚洲人, 不是他所谓的“亚洲的头脑” ;据他说, “亚洲的头脑”们要的并不是民主, 只是“好政府” 。说得不错,谁不愿意要个好政府呢? 问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专制者们最近运气不佳。他们或者是——在群众性压力下——被更加民主的政府形态所取代,或者正在崩溃边缘,在晚期腐坏状态。其中的例外倒确实是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仍然以它自己严格管束、充满威慑、非自由的方式, 繁荣地一路活跃着。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证明的是,这一例外和它鼓吹的“亚洲价值”没什么太大关系, 有关系的是其国土和人口的微小, 是它的历史, 是它所承继的社会体制与机构, 以及塑造它的那个人的特殊本性。
“哈瑞”李光耀生于一九二三年, 接受的教育是要成为一个英国人,至少要成为一个殖民地的、“亚洲”版的英国人。他的祖父, 自己就是个循规蹈矩的绅士, 不管天气多热, 从来不解开硬领和领带, 而且认为英国人从来不会错。他尤其钦佩英国人的“秩序、实力和效率”。小哈瑞那时就很崇拜他。在学校, 哈瑞学的全部是英国文学, 英国历史, 英国地理。在一次政治演讲中, 他说:“我给送到了一所英语学校, 让我有可能上一所英国大学, 以便我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绅士———相当于任何一个英国人, 即, 完美的化身。”
他是以一种遗憾的语气说这些话的, 目的是取悦那些说汉语的听众。但在某种意义上, 英国人始终是李光耀心目中的完美的化身——这当然不是指今天的英国人, 那颓废的、后帝国时代的软脚骨, 而是说那种老派的英国人, 在赤道附近的酷热里坚持西装革履, 硬着头皮承担所有白人虚荣心的负担。秩序, 实力,以及效率, 从来就不是让亚洲人特别引以自豪的重点, 倒是对于英属殖民地的印度上流社会更为典型；同属此一来源的还有这个说法:殖民地人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才能“具备参与民主制度的素质(ready for democracy)” 。这些才是为李光耀的新加坡提供的范式。只是就李的共和国即将实现的而言,印度殖民地上流社会在其晚期要更自由派一些。
然而, 亚洲确实也有过自己的秩序典范, 使李可以对其表示热情。一九四二年, 从日军长驱进入新加坡的那一刹那, 欧洲人的高大形象就被粗暴地一脚踢开了, 他们原来站立其上的那个基座突然间显得毫无根底。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武装部队, 被一队人数远少于他们, 但却有秩序、有实力、有效率的日本人制服了。阿瑟·派尔塞沃, 一个没下巴的家伙, 穿着短裤, 向脖颈粗壮的山下将军正式投降。这是大英帝国屈辱的一个不幸象征(这一景象已被塑成蜡制图像, 永久性地保存在新加坡的三头沙岛, 成了一个特别吸引日本旅游者的景点)。用李的话说, “英国人制造了一个他们生来就高人一等的绝对神话, 大多数亚洲人都信了,以为向英国人挑衅是绝无希望的。可是现在就有一个亚洲的种族敢于蔑视他们, 同时也就粉碎了那个神话” 。
李光耀对于主子的变换做出了及时反应, 并决定学习日语。在日本人的宣传部里, 他找到了一份英语编辑的工作。后来他在黑市交易上干得也不错, 增加了不少收入。考虑到李对这些往事的叙述丝毫不带感情色彩, 他既可以使宽容者看出精神力量, 也可能让不大宽容的读者不寒而栗。以黑市为例:“那是个不可能失算的状况。所有的东西都供不应求, 而且货源越来越少。……我先是设法弄到了一些钱, 很快就积累得更多了。”
不过, 不难预料的是, 日本人所灌输的严酷纪律才是所有印迹中最深刻的。“日本人军事行政部门的管理方式就是散布恐惧感。它根本不以任何文明行为的假象来遮掩。惩罚的酷烈带来的是极为低下的犯罪率。”是不是至今回忆起日军的残酷时, 李仍然会颤栗呢?当时的经验是否曾软化过他的立场?没有的事。作为对日本方式的见证, 李说, “我从来不相信那种主张在犯罪和惩罚上采取温和方式, 认为惩罚并不能减少犯罪率的人。这绝不是我在新加坡的经验, 不管是在战前, 在日据时期, 还是那之后, 从来不是。”这里, 耐人寻味的不在于李的说法是否正确, 而在他那种宾至如归的自信恰恰产生于日据时期的这样一个特定的生活方面;其实, 这也包括了此前的英国殖民地时期。日本人倒是毫无疑义的亚洲人。可是, 要把战时日本皇军的作为等同于“亚洲价值” , 恐怕就要对亚洲文化持极其悲观的看法了。何况,李从来不是因为日本人也属于亚洲人才特别钦佩他们的, 他是因为他们的毫不留情。这并不是说他就喜欢日本人。事实上, 他从来的表现都是更喜欢英国人。但他尊重日本人。他那时是否认为日本人是他的敌人呢?无论怎么说, 日本人对当地的华裔格外残忍——主要是为了做给马来人看。
这就直接联系到了李最为令人惊异的特点。他花费了毕生精力与真实的亦或想像的敌人作战, 可他的作战总是借窃取对方的最优点来完成;这样, 到最后他总像是在拙劣地模仿他的敌人, 如同沐猴而冠。作为一个华裔, 一个“英国化了的中国人”(他自己的说法), 他基本上不可能支持日本占领军, 可他竟在他们的宣传部门工作, 欣赏着而且模拟着他们的严酷训诫。作为一个左派民族主义者, 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时,他必须反对英国人, 可就在反对英国人的统治权力的同时, 他却和他们合作以镇压自己在本地的竞争者, 而且在殖民者撤离后, 还保持了他们最具压迫性的各种制度。
李的后期政治生涯主要是与共产主义者作战,与那些他决定要给他们贴这种标签的人作战, 可他利用了这些人以攫取权力, 而且模仿了他们的组织形态和大众化的宣传口吻。如果这里有任何规律可寻的话, 那就是李对强权的尊重, 对所有那些能施展强权者的尊重;还有就是他的急切,急于学到那些用以维持强权的手法。李的霸道和所有的横行霸道者一样, 是专门为那些比他弱、不如他残忍的人准备的。
李自己也总是觉得不舒服。从字里行间, 或者他采取的行动, 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恐怖, 恐惧于仅只被看作是一个强权者。当第一次作为政治家上电视时, 他自己都曾震撼于自己的形象何其相似于一个咬牙切齿的黑社会头头。他的历程一直是政治上的辛辛苦苦, 极少乐趣。没有女人,没有音乐, 没有酒, 没有艺术, 没有电影, 没有小说。也就是定期打一次高尔夫球而已。可以说是个工作狂, 加上点平庸市侩。然而, 有关李的轶闻逸事也表明, 自我约束完全可能由于自我利益而放松。一九四六年的李是个拿到了特别奖学金的学生, 乘船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后来又转到剑桥), 他那时的举止可说是相当出格。一个同乘一艘船的
旅伴后来回忆说:
淡水是严格定量的。我们六个人一间舱房, 服务员每天清晨送来三桶水, 每人半桶。可是, 哈瑞却在早上五点或者六点就爬起来, 把他那个舱房的三桶水全用完, 还要再到别的舱房去拿。这当然弄得他非常不得人心, 不过, 他看来也并不在乎。(见T .J.S .George 著《李光耀的新加坡》)
讨好人心从来就不是李的风格。他更情愿使人畏惧。
这本自传的大部分都在讲李光耀与共产党人及“共产主义分子”为敌的关系———这一册叙述到一九六五年, 恰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之际(下册尚未出版)。一九五〇年返回新加坡时,他用典型的李光耀语言保证, 他毕业的那个剑桥大学“并不同于那些毛头小伙子的剑桥, 那些人只想享受一段好时光, 互相之间以附庸风雅相标榜。”李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 急不可耐地盼着独立, 而且, 据他并无丝毫自嘲意味的回忆, 当时他极度反感“低劣的媒体”和当地政治家“毫无新意的演讲” , 因为他们“从来不敢挑衅英国人的高人一等” 。简言之, 他饥渴难耐地向往权力。可是要获得权力, 他需要左派的帮助, 因为只有左派有能力号召当地的广大华裔群众起来, 反对英国的统治。
说汉语的华裔占新加坡人口的大多数。李则属于极少数由英语教育培养的精英集团。那些受中文教育的工会领导人和马来亚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们, 可以汲取华人民族主义的渊远源泉。他们说的是汉语方言, 同时还现成地分享着毛泽东革命成功的威望。而李那时的汉语还“非常可怜,几乎就是相当于无” 。一九五五年和一位澳大利亚记者谈话时, 他很简洁地总结说:
任何人要想在新加坡领导华裔人口, 就没法反共产主义, 反不起。华裔对中国特别自豪。如果我必须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之间做选择,我就会选共产主义, 绝大多数人都会跟我一样。
然而, 就在如此声称的同时, 李正在与英国殖民当局拉关系、套近乎, 以便共同对付左派,而左派则在组织各种反对殖民制度的罢工罢市。李于一九五四年创立了人民行动党, 这时,他首先邀请威信最高的左派分子, 如林信雄(译音, Lim Chin Siong)等人, 加入这个表面上似乎和左派一致的政党。然后, 他又引导英国当局相信, 只有他才是新加坡将来独立后惟一可以接受的领导人, 因为他的宪制策略与左派煽动乌合之众、诉诸暴力的方式恰成对比。李希望英国殖民地当局帮助他从人民行动党中清洗掉在群众中最有号召力的对手, 但又不应在这些对手还未为他所充分利用之前动手。当这些人为人民行动党赢取了广泛支持, 削弱了英国人的统治之后, 李光耀, 至少是在私下的场合里, 并不反对英属特种机关(British Specitial Branch)把这些激进分子投入大狱。如同描述战时与敌伪合作以及他的黑市收益那样, 他再次以施行手术式的不动声色观察道:“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分子对现行法律的破坏并诉诸暴力, 我的方式并不可能取得效果;只是在对比下, 我提供的选择不那么令人不快, 结果英国人才接受了我。” 如果李真的如他的崇拜者所说的那么杰出, 则他的杰出性就体现在这些马基雅维里式的玩弄权术上。正是他对自己两面三刀的奸诈所表现出的一种赤裸裸的、近乎童稚的快感, 才使这本拖沓沉闷的自传成为极其耐人寻味的历史记录。
不妨看看下面的例子。一九五七年, 李到伦敦讨论新加坡的新宪法。那时的方案是, 新加坡将成为一个自治领, 英国将继续对其实施政治上的“ 监管” 。李拜访了英国当时的殖民大臣博伊德(Alan Lennox-Boyd), 他们在后者位于伊汤(Eaton Square)的私宅会面。让座奉茶后, 博伊德向李提出, 凡是曾被英属当局因颠覆活动起诉的人, 都应当被禁止参与在新宪法下进行的第一次选举。李表示了反对。这种对权力的滥用同样可能施于民主派。这一刻的李还是作为那个年轻的民主主义者在说话。博伊德于是问道, 如果李那些受过监禁的党内同志们参加竞选, 会是什么结果;李说, 他们肯定会成功地赢取所有席位。这时说话的是那位相当现实的李。博伊德就说, 既然如此, 这些人就必须排除在竞选活动之外;李回答说, 那他还是要表示反对, 不过不会很强硬。此刻发言的, 已经是那位马基雅维里式的李光耀了。事实是, 即使李光耀真的曾经信仰过民主, 这一侧面也很快就从他的生活中隐退了。那位具现实态度的李光耀则常常屈服于偏执妄想。只有其马基雅维里的本性, 几乎从未更改。
共产主义者可以用高效、无情的训戒加以管束。李光耀欣赏这一品质。但是, 在自治政府的早期岁月里, 究竟有多少李的政治竞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呢?毫无疑问, 有些确属共产分子。而林信雄(译音), 当时最活跃的政治家之一, 则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很多当地中文大学的激进分子们都是大中华沙文主义者, 但却未必就是共产党战线的一部分。何况李的主要竞争者, 前市长王永光(译音), 其实是一个温和派,他对李构成的主要威胁就是他在选民中的巨大威望。可是, 李光耀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担任总理的那一刻, 就始终摆出一副新加坡正受到共产阴谋全面侵扰的架式。他不厌其烦地谈论着“敌人”, “赤色分子” ,“共产党人” , 还说, 要不是他立场坚定, 这些人早就“收拾”他了。他向英国人, 也向马来西亚政府明白地表示出, 只有他自己, 李光耀本人, 才是处于良好秩序和暴力革命之间的惟一的力量。他收拾竞争对手的方式既毫不留情又工于心计。
其策略乃是双向进攻:马来西亚当时的总理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 是一个个性友善的贵族, 喜爱美女和快马, 李使他相信, 防止共产主义革命在新加坡发生的惟一途径, 只能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联邦, 并以李为新加坡的首脑。就在与拉赫曼进入秘密谈判之际, 他却又警告自己党内的左派同僚, 一个泛马来西亚的联邦政府很可能会镇压他们。这些人的反应恰是李所暗中希冀的:他们反对李与马来西亚合并的提案,并因此造成了人民行动党的分裂。
这时, 李主持了一次关于合并的公民投票,公投内容所提供的选择, 不外是在与马来西亚合并时, 应该取对新加坡较佳的条件还是较差的条件。各家报纸都得到了通知;这位当初鼓吹强劲的自由媒体的急先锋, 此时警告, 任何有损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关系的言论报道都会“直接作为颠覆考虑” 。投票是强制性的, 空白票一律计为同意合并, 同时就有谣言流传, 说是所有的空白票都会被追查并受到惩戒。人民投票赞成了政府的合并计划。一百三十三个曾经反对合并的活动家、新闻界人士和工会领导人自然是按部就班地被投入了监狱, 有的一直到一九六五年以后还在监禁中, 尽管那时这个合并已经破产, 新加坡也已经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
人民行动党中的左派分子发觉他们无法再忍受李, 下决心组成了一个新的党, 即由林信雄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自治的新加坡此时仍然是民主制度, 而社会主义阵线比起李的人民行动党来,有多得多的民众支持。这就成了李必须把他们解决掉的时机。于是, 他提出重新举行大选。只不过, 这是一次布置得相当单一的大选。因为李此时已发展出他自己对民主的理解。早在一九六〇年, 他已经告诫新加坡的政治家们,“所有这些关于民主权利, 关于自由主义的放任政策,关于自由与人权的言论, 面对一个以地下斗争夺取政权的严酷现实时, 只可能困扰有教养的英语世界(the English -educated world)。”有教养的英语世界(原文
这里的八个字有着重号———译者注)!这也就是说, 李自己的世界。而他政治上的主要对手都是有教养的汉语世界的政治家, 享有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这样的事实将如何适应于亚洲人并不认真需要民主的说法呢? 李光耀以相当的技巧处理了这个问题。他在自传中所描述的全部都是他自己巨细无遗、周到备至的竞选活动, 从乡村到学校到城镇的中心广场, 马不停蹄了好几个月。据他自己说, 他都快成了“大众政治明星了” 。而且, 当社会主义阵线的支持者对他挑衅时, 他有本事将群众注意力集中于他们, 使他们成为被审视者。他这样回忆道:
嘲弄和呼喊停止了, 集会场合成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 我在他们的威胁面前善于应变、坚定不移,即使那些威胁很粗暴;这样我就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形象和立场, 因为我表现出充分的准备,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回头。
李在回忆录里避而不谈的细节显示的则是他如何从根本上阻止了社会主义阵线党参加竞争的任何可能性。与李光耀本人周游四乡游说竞选的活动相反, 官方规定的竞选期只有九天, 其中还包括好几天的官方节庆安排。曾遭到过羁押的人被强行阻拦, 无法进入登记处注册为
候选人。公共场合的集会许可几乎没有可能获得, 反对党的印刷设备被封锁, 悬挂标语的许可申请被官僚程序拖得遥遥无期, 搅得一团糟。七个左派工会被解除注册, 有三个工会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最后, 终于实施了一个用以结束长痛的致命打击——— “冷库行动”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凌晨, 三百七十名新加坡警员和一百三十三名马来西亚警方人员突然袭击了一百六十九名经过筛选的“亲共人士” 。其中一百一十五名在当天夜里即遭拘捕。行动的借口是在文莱发生的一场未遂起义, 文莱那时还是婆罗州(今加里曼丹)北部各州的马来苏丹管辖区之一, 要到一九八四年才会获得独立。借口新加坡面临类似起义的危险, 李使拉赫曼和英国人同时相信, 拘捕所有的亲共分子是必要的。在其自传中, 李声称这个主意是拉赫曼提出的, 他自己不过是个态度勉强的合作者。这并不符合李的批评者对于该事件的回忆。
李和拉赫曼的时间恐怕多半都花在确认最后投监的名单上了。只有当时的英国代办, 塞尔科克爵士(Lord Selki rk), 曾力图区分政治威胁与安全威胁之间的不同。无论如何, 这次行动成功了:李的人民行动党在那次大选中获得了五十一个席位中的三十七席。
林信雄的命运相当凄惨。在昌义(译音,Changhi)监狱度过的四年,穿插着长期的小号单独监禁, 使他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废物。他哀求李释放自己, 同意在放弃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悔过书上签字, 并保证好好生活, 今后概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李坚持要有一个电视直播的忏悔。林氏无法承受这样的羞辱, 在牢里度过了另外的三年, 等到终于被释放时, 他已完全崩溃了。这大约就算是为对手留面子的那些亚洲价值了吧。李光耀从他的左派敌对者那里学到了哪些特别的东西呢? 他的自传在这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 李从联盟那里得到的启发, 与他访问梵蒂冈时的观感融合在了一起。漫步在圣彼得广场, 他“快意”而不无
惊讶地发现教皇坐在敞篷轿子里, 正由瑞士卫兵抬着从广场经过。站在附近的修女们“欣喜得几乎要晕倒了” 。接着, 就是那无从模仿的李光耀文体:
有了和共产党人一起集会游行的经历后, 我总是本能地注意到带头的啦啦队。果然, 在我所立之处的上方, 合唱队的男孩子们正站在廊柱顶端的半圆形唱台上。早在共产党人之前, 罗马天主教廷就已经长期以这种方式动员群众。教廷必定有很多秘诀, 方能长存将近两千年。我还记得曾经读到, 一个新教皇是由一百个红衣主教选出来的, 而这些红衣主教本人又都是由此前的教皇任命的。这一记忆对当时的人民行动党提供了重要帮助。
你也许以为, 这样的观感只可能是出于黑色幽默。可惜, 李从未以其幽默感而著称过。李说:“从罗马回来不久, 我就正式提出, 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 应当采取选举教皇的那种制度。……我们终于完成了那些必要的变更。”
他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行动党的组成是准列宁主义式的等级制, 普通成员与干部不同, 而且干部身份保密。与共产党国家的情况类似, 执政党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界限几乎不存在。李和他的高级干部们组成了一个人民协会,囊括了所有那些与一般“公民社会” 有关的组织结构:义务性社会团体, 体育运动俱乐部, 音乐及戏剧联合会, 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组织都有社会福利部指派的全职书记进行监督。李光耀说得妙:“我们要给人民一些正面的事情去做, 同时使他们保持在法律和秩序的一边。”
于是, 新加坡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被严格组织在人民行动党的庇护下。对那些自由派,或是不同政见者, 则把他们当作新加坡的敌人,作为共产党阴谋的组成部分, 并进而当作对民族存亡的威胁。在一封写给澳大利亚政府的信里,李明确地表示:“您可以信赖我和我的同事, 只要我们还掌握着政权, 我们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保证新加坡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
在所有可能的共产党威胁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府仍然以阴谋颠覆为借口进行拘捕。一九八七年访问新加坡时, 我曾见到几位受到这种指控的都市独立活动者, 他们都曾因图谋将新加坡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而入狱。这包括一群令人愉快的年轻律师, 若干天主教的社区活动人员,还有一位女性, 曾为一个小剧团写作讽刺小品的脚本。从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曾参与过共产党人的活动。
在共产党阴谋之外, 只剩有一个小小的难题必须解决, 然后, 李光耀才可能相信其疆域已经处于完全控制下。怎样才能在一个新形成的马来西亚内部运作呢? 一九六三年九月实现的合并给他带来了新的敌人, 必须及时处理。华裔人口在新加坡是大多数, 可是到了马来西亚就成了少数了。合并时的协议之一就是马来西亚的总理必须由马来人担任, 必须是所谓“bumiputra”即土地之子的带头人。
马来西亚的华裔少数力图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 他们把自己的票投给“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而马来人则由“马来亚民族统一组织(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 UMNO , 又称巫统)”为代表, 这个组织一直到今天都是马来西亚的执政党。李在一九六三年间的野心根本就不可能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马来西亚下属邦的首脑。他倒是盼望着有一天能统治整个马来西亚呢。因此, 他坚持自己是新加坡的总理, 而且使他的人民行动党成为马来西亚惟一一个不以族裔共同体为号召的政党。人民行动党对所有人开放, 华人, 马来人, 甚至印度人。他对付马华公会和巫统时, 把他们都说成是危险的“宗派主义” , 即在政治上以族裔来划分山头宗派。在乡村, 为了不让精明的城镇华人占了上风, 马来媒体各栏目里歇斯底里的恐华症文章, 吉隆坡马来政治家们刺耳的声明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 李所提倡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即一个高于族群利益并且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的国家———既合情又合理。毕竟,李也曾批评过新加坡的华人沙文主义;他将其看作共产党阵营的表现之一。没人确切知道李在种族问题上的真实想法。他的书给人的印象是,他同时浸染了华人的和英国殖民主义的偏见。他这样回忆自己在剑桥第一次见到非洲人时所受的震动:“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会有这样奇怪的体臭, 跟我们在新加坡见过的各种族裔完全不同。那天晚上我觉都没有睡好。”而在出访纯白种的地区时, 例如澳大利亚这样在六十年代仍然奉行种族主义移民政策的国家, 李却发表演说,大谈东南亚人的缺乏纪律性, 并质疑马来人自称为当地土著的权利, 以之与“精力旺盛”的华裔或印度裔移民作对比。当然, 他至少是对自己的看法坦诚而言, 不过在那些已经对他有所怀疑的马来政治家听来, 这些言论只能是火上加油。话说回来, 要是李并没有充分地利用这些怀疑, 那他也就不是我们这位李光耀了。
李抓住每一个马来恐华症的事例, 将其攻击为对马来西亚的致命威胁。受人爱戴的拉赫曼在他那里变得既虚弱又迟钝。用当时内务部长伊斯梅尔博士(Dr .Ismail)的话说, 人民行动党“就是这么个党, 一边大叫`着火啦!着火啦!’ , 一边还在纵火” 。一方面因为马来人的煽动,一方面因为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的反华谩骂和诽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李光耀不间断的挑拨, 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之间一九六四年两度发生极为恶劣的种族暴乱。暴乱使一些人丧生, 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李与吉隆坡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
李再次摹仿他的敌人, 就在他声言反对族裔宗派主义的同时, 又把自己打扮成族裔宗派主义鼓吹者。
我们刚刚从共产主义的热锅里跳出来, 就落入了马来宗派主义者的烈火。我们不得不设法在任何华人敢于抵制马来统治的地方, 以种族暴乱,以华人的被杀戮被残害, 来抵制这个恫吓性体制。我们认识到, 一种有效的自卫方式在于把联邦内所有城镇的反对派都组织到一个系统里, 这样, 一个主要城市发生的暴乱就会引起其他城镇类似的暴乱, 直到警察和军队根本无法应付, 而所有的邪恶都被释放出来。
难怪那个马来西亚联邦的婚姻最后只落得个离异。一九六五年夏天, 拉赫曼在伦敦治疗带状疱疹。据他说, 病痛越严重, 他对李光耀就越感愤怒, 在他看来, 正是这个李光耀, 把马来西亚族裔和宗教方面的微妙平衡整个给破坏了。李自己则意识到, 在新加坡当皇上比起做一个马来西亚属下的领班, 恐怕是个更好的选择。这样, 拉赫曼和李于一九六五年八月签署了分离协议。双方都表示很难过, 李表现得令人瞠目。在记者招待会上, 李在讲话中间失去控制, 哭起来了。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公开的情感表露, 这以后也不会有第二次。他说, 这是出于他因未能建立一个超越种族的马来西亚社会而感到的深刻失望。别人则毋宁相信这些眼泪乃是愤怒的爆发, 因为李将永远不可能统治比这个城市国家再稍大一些的任何地方。马来西亚现在的统治者马哈蒂尔总理,在关于亚洲价值, 关于由种族特性继承而来的本质等问题上, 与李光耀有很多共同的信念。马哈蒂尔相信马来人的本性造成了他们的落后, 而这一信念强化了他的部落式政治。例如, 他把对马来人的优待政策制度化了。耐人寻味的是, 这两位最卖力的亚洲价值鼓吹者———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在他们个人之间竟无法互相容忍。
在某种意义上, 李光耀使新加坡成为金融中心, 同时也作为国际大公司享受低税率及其他各种便利条件, 新加坡在他手下变得富足。新加坡的公务员享有高薪, 相对来说不存在贪污受贿现象。也许这是由政府控制新加坡生活中所有方面所带来的好处。对基础建设的特别重视——像那个豪华的飞机场, 还有那没准被窃听但肯定畅通的电话——同样有助于国际贸易。人民住得好,吃得饱, 受着高等教育。不过,他们真的能思考吗? 这正是马布巴尼先生在他的书里提出的问题。真实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能获准独立地自己思考, 也就是说, 像真正的公民那样, 可以公开地进行批判性思考。这里不妨引用恩瑞特(D.J.Enright)的文章, 一九六〇年时, 他是马来西亚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 曾经和李光耀的政府发生矛盾。至今我仍以为这是关于新加坡状况的最真实的证词之一:
从其孕育之初, 或者不如说, 从其开始运用权力之日起直至今日, 人民行动党始终有着多于其发泄渠道的精力, 以及大于其活动空间的冲动。这种情形是在党的领导层产生亢奋的适宜温床, 并造成了对外界刺激过度反应的倾向。这也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反复形容当地人口“精明干练”(sophisticated)的同时, 他们还是要把人民当成调皮捣蛋的低智商儿童来对待。
低智商儿童是不能指望他们来为自己思考的,因为他们是不能承担责任的公民。正是这种官方对待自己人民的态度, 使得新加坡成为令人极为压抑的地方, 尽管那里有舒适的宾馆, 高级的餐厅, 华丽的商业大厦。人民行动党执政五十年的结果, 就是大多数新加坡人已经惮于思考。称此为“亚洲价值”无异于对所有其他亚洲人民的污辱。
- 作者：马毅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