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共早期因师法苏俄和接受苏俄“先党后军”的指示,未能积极注意军事,待北伐推进,国民党武装坐大,中共方感受到危机,开始关注“枪杆子”问题,并试图有所补救。但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中共始终未能组建自己的党军。零星而边缘化的军事尝试并不成功。然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军事武力的认知与构想并非没有意义。从短期看,中共因忽视军事而遭致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但从革命长程观察,中共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却具有全局性和长远的意义。后来被誉为“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中,至少有两大法宝是在陈独秀时期奠定的。若以1927年为视点,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显然是中共早期革命顿挫的要因;若以1949年为视点,则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又似乎是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不二之途。

【关键词】共产国际;国共合作;枪杆子;兵士运动

【作者简介】任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提醒中央“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此后这一表述被精简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并广为流传。按现行教科书的看法,“八七会议”后,中共始组建军队,转入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取得最后胜利。统观中共1927年之后的革命道路,应该说这一描述大体成立。值得探讨的是,中共自创建至北伐前,何以不注重“枪杆子”?进而言之,中共早期革命究竟有着怎样的谋划?此种谋划与早期疏远“枪杆子”又有何关联?其次,中共起初介入军事的方式主要是“兵运”,力图直接将“反动士兵”转化为“革命将士”,所运用的手法与工农群众运动相似。此种军事发展方式是中共自觉的追求,还是另有他因?其得失何在?既有的研究,多简单指责大革命时期中央不注重军事,而对此种“异常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影响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即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一、苏俄经验的输出与国共的迎拒

1921年7月,中共纲领第一条就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②;1922年6月,第一次发布对时局的主张,又明确提出要用战争的办法打倒军阀。③此后,中共的诸种文告中,“打倒”、“铲除”等词语处处可见。然而在北伐之前,中共极重宣传与组织工作,相对忽视军事武力。若寻根探源,此种看似“重文轻武”的革命模式与苏俄极有关联。在介入中国事务初期,苏俄不仅不主张中共开展武装斗争,也极力劝国民党不要急于发展军事。1923年1月,苏俄确定支持国民党的战略后,即对国民党的革命路径有所建议,提醒孙中山不要过于注重军事而忽视党的组织建设,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④同年5月,马林发表的一篇文章大致代表了莫斯科的意见。马林观察到北方吴佩孚的力量强劲,却并不主张直接以军事手段将其打倒,而是强调先组建一个全国的革命政党。他声言,“我们只用武力一种方法,我们决计不能打倒吴佩孚的武力专制”,若没有一个强固的党,则不可能有“强固的武力”,有了党,才能造就“信奉主义的武力”。⑤同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俄,请求苏俄按红军的样式帮助国民党组建新军。但苏俄对此反应冷淡。苏俄方面再次规劝国民党应集中全力于政治工作,不要急于发展军事,并举俄国革命的例子,称“俄国革命的完成不仅是十月起义的结果,而且是通过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做了准备的”⑥;强调“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建议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甚至声言,“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⑦对苏俄的劝告,孙中山并未全然接受。他虽然借鉴俄共模式于1924年改组了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并开始致力于扶助农工,但其革命重心仍在军事武力上。据伊罗生的观察,“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1923年时,他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⑧不仅如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始终是围绕军事武力展开的,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是国民党联俄的重要考量。

应该说,采取“先党后军”的革命路径,是苏俄对国共两党的一致期许。然而与“苏俄之友”国民党不同的是,对身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来说,莫斯科的指示必须绝对服从。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即使不同意,也要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还有关键的一条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却实际存在: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的最高人事任免权。共产国际实为高踞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俄共则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据很多中共党人的回忆,中共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仰,几乎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对早期中共党人而言,共产国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⑨正因如此,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对来自莫斯科的“先党后军”的既定路线,中共党内几无异议。不仅如此,中共还一度规劝国民党接受苏俄的建议。如1923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委员联名致函孙中山,劝说其停止军事活动,致力于国民运动,认为“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所谓新方法,也就是先训练民众,再从中建立军队。⑩国共正式合作后,陈独秀更公开建言国民党:“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11)不难看出,此一时期,整个中共领导层都自觉地接纳苏俄革命经验,先建设好革命党,组织动员民众,等条件成熟时,再创建革命武力,最终通过武力夺取政权。这意味着中共早期看似“重文轻武”的“非武装革命”,其实并非否定武装革命的必要性,只是依苏俄设计的“先党后军”路径,1927年以前尚处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即侧重党的建设和群众运动阶段。

这样一种“先党后军”的路径,其理想图景是先发动、教化民众再建造武力。中共在大革命时期以群众运动为重心,即是这一路径的实践,且这一实践在起始阶段也确有立竿见影之效。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似乎证明“先党后军”路径的可行性。然而,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民党的武力和政权为后盾的。广东与两湖农运的兴盛轨迹与北伐军事进程相一致。而一旦国共分家,军队反戈相向,之前那些动员、组织、宣传等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便不再那么灵验。1927年7月以后,国民党军队全面反共,中共处于空前的弱势,农民运动便难以发动。夏明翰就观察到,恐惧失败后大祸临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中共所到之处,农民并未起来,其踊跃程度“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12)北伐时期中共鼓动农民得心应手,但同样的党,同样的革命口号及策略,一旦没有武力的保障,运动效果便大打折扣。秋收起义失败后,彭公达曾一语中的地总结道:“军事势力一消失,农民政治上影响简直没有,党的组织亦随之消灭了。”(13)

以后见之明观之,“先党后军”的革命路径,无疑过于理想主义。中共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过,国民党从黄埔建军,到北伐壮大,一路都是军事当先,结果形成“孤横的武力”,武人持枪自重,最终形成“枪指挥党”的局面,其后续的负面影响似更显著。而中共先致力于党的组织建设,且从基层民众入手,数年之后才转向“枪杆子运动”,革命就不会轻易被武人挟制,其韧性逐渐凸显。中共后来始终能做到“党指挥枪”,正是因为党组织已经足够严密有力,可以通过“政工”、“党工”和“支部建在连上”等机制得以控制住武人而不为武力反噬。反观国民党,因为武力先行,党力不足,结果造成新的军阀割据与纷争。所以,中共前期疏远“枪杆子”、注重组织宣传,虽然导致了1927年的革命失败,但从长远来看,并非没有积极意义。

二、苏俄的利益考量与国共军事失衡

苏俄虽然从革命路径上建议国民党“先党后军”,而在大力援助国民党的过程中,实际助长了国民党的军队建设。中共早期的活动经费固然全部仰赖苏俄的卢布,但相对苏俄对国民党的巨额物质援助,实不可同日而语。1923年1月,孙中山向俄国要求200万墨西哥元的援助(基本等于同样金额的卢布),这笔钱后来主要被用于建立黄埔军校及其它军事用途。(14)此款仅是苏俄援助国民党的一笔。据统计,1924年至1927年6月,苏俄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总额高达1 400万卢布,而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间,莫斯科对中共的经济援助总共才26万卢布左右。(15)

苏俄给予国民党大量援助,中共及共产国际方面也有不满。1923年苏俄对国民党200万墨西哥元的援助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表示反对,认为孙中山的军事行动毫无意义,空耗钱财而已,建议将部分款项用于资助共产党人搞宣传。(16)中共更是强烈反对援助国民党,1924年10月,中共中央给鲍罗廷去信,就极力贬斥黄埔军校,指出军校中右倾势力大,政治工作难开展,并断言“俄国的血汗”,“花在这种学校上(指黄埔军校)”,“很不值得”。(17)与此同时,陈独秀还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写信,坚决反对苏俄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8)稍前,张国焘也给维经斯基写信表示,“在国民党领袖们还没有放弃其陈旧观点和老一套的行动方式的时候”,苏维埃俄国却去支持他们搞军事武装,“是很不明智的”。(19)然而,中共的抗议并未起到什么作用,此后苏俄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有增无减,甚至达到空前的地步。

例如1925年5月,俄共政治局决定在广州为国民党组建部队,即一次性派遣200人的教官团,拨款约50万卢布,另提供2万支步枪、1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炮弹和手榴弹。(20)同年9月30日,俄共通过给黄埔军队援助398.8万卢布,给冯玉祥的军队援助348.6万卢布,此外,还提供25架飞机和毒气弹等,分别配给冯玉祥、岳维峻和国民党的军队。(21)

据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1923年中共从苏俄接受的援助约为1.5万元,1925年前后,当苏俄花费上百万卢布援助国民党时,它给中共的经费每月仅2 250元,即便这点小钱,还时有拖欠。中共碍于经费不足,不要说发展军事,有时连宣传工作都受到牵制。1924年12月,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请求从给国民党的援助款中拨划出一部分用来支持中共搞宣传。(22)

据俄共政治局的指令及其它文件分析,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从1925年起,苏联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革命的决定因素是军事力量,而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群众运动则只能起辅助作用。(23)所以,从1925年起,苏俄在中国进行了巨量的军事投资。问题是,为何苏俄把主要钱财都投给了国民党而没有投给自己在中国的“嫡系”力量?

这里主要涉及了苏俄国家利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矛盾。(24)在理论上,中共与苏俄同属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应该是援助的最大受惠者。但事实上,苏俄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首先援助的是那些能保证其远东利益的政治军事集团。在192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无疑是最具历史和实力的革命团体。成立不久的中共不过是苏俄介入中国的一个小工具。对此,孙中山在“联俄”之始就看得很清楚。孙认识到,俄之所以愿与之合作,乃在于他有所凭藉:“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25)孙中山还说:中共青年“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孙还称:“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26)1924年6月,国民党元老谢持、张继与鲍罗廷谈话时亦直言:“中国共产党,原无足轻重,因其不过第三国际之差遣,第三国际为苏俄所创,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俄国认中国共产党为俄国之子,中国国民党或可为俄国之友。”(27)虽然鲍罗廷断然否定“子”与“友”的论说,但就早期国共与苏俄的关系而言,这一比喻可谓贴切。作为“苏俄之子”的中共对苏俄只能言听计从,而作为“苏俄之友”的国民党则可与苏俄讨价还价。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前,瞿秋白整理《中国同志向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答的问题》,就有中共代表质问苏俄:“为什么共产国际当时大力帮助国民党军阀武装起来,却不帮助共产党武装工农,以至国民党最后得以用苏联无产阶级的子弹枪杀中国工农,而共产党人却不能利用这些武器来推翻国民党军阀?”(28)可以说,这一尖锐的质问,既揭示了中共在苏俄眼中的地位,也揭示了中共武力不彰的要因。

需要指出的是,苏俄虽然基于自身的利益首先武装国民党,但对中共的军事也不是全然不顾,尤其是随着北伐推进,中共及苏俄均感受到了国民党武力的威胁。由此,苏俄开始有意识地帮助中共加强在军事上的影响力,包括指示中共向军队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传影响士兵、笼络权势武人等,甚至还帮助中共训练军事人员。虽然有此努力,但相较于国民党掌控的武力,中共的军事活动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国共一旦由合作转为对峙,中共在军事上根本无力与国民党抗争。这也由此给人留下了大革命时期中共不注重军事的印象。

三、中共的军事应对举措

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汲汲于军事和政权建设,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中共专注于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因重心不同,结果形成了国共两党分别驾驭着“军队”与“工农运动”的局面。随着北伐胜利推进,两党所控制的“军队”与“工农运动”都有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到分裂前夕,他们各自的能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国共“携手共进”的同时,彼此间的疑忌也在潜滋暗长。国民党嫌工农运动“过火’’,恐惧中共“尾大不掉”;而在中共看来,虽然工农运动如火如荼,但国民党迅速崛起的军事武力,也让中共党人时时感受到压力。在国共由合作走向分裂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转向压制工农运动;另一方面则是中共通过“兵士运动”、“与将领办外交”等手段试图“驯化笼络”武人。就两党分裂后的情形看,无疑是国民党的军队压制住了工农运动,而中共则未能拉拢到多少国民党将士。失败的结局,导致陈独秀时代被长期诟病为不注重军事。其实,大革命期间,中共亦有过一些军事应对举措,只是方式较“隐蔽”,行事较“克制”,成效更不彰,故而甚少为后来史家所关注。

中共最早是以“兵士运动”的方式介入军事。所谓“兵士运动”就是鼓动敌方士兵与官长对抗,诱导他们脱离原有队伍,投身革命,类似于策反。早在1922年8月,维经斯基就指示中共,应趁着全国开展反督军的形势,伺机在北洋军队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29)但这一指示并未被中共重视。国共合作以后,尤其是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中共关于兵士运动的指示明显增多。1924年5月,中共中央要求向北方军阀的队伍进行渗透,“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30)。1925年6月,黄埔军校东征期间,周恩来曾组建起一支特别宣传队,成员主要是滇、桂叛军中的伤员,共30多人,共产党员李之龙任队长,专做对滇、桂军的宣传工作。(31)7月间,周恩来在省港罢工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明言“工人不仅要努力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32)。稍后,中共中央强调在工农运动中要特别注意乡村教师,实际上也包含着军事上的考虑,因为乡村教师可以输入革命思想于青年农民中间,而此等青年又容易输入军队,“所以亦便是我们军队运动之途径”(33)。1926年7月,中央更是明确要求党员渗入反动军队,“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34)。

此种先打入敌军内部,再暗中宣传、组织、策动的做法,与工农运动的手段颇有相似处,只是兵士运动多暗中进行,工农运动多公开进行。“兵士运动”的成就和影响更不如“工农运动”。究其原因或许有二。其一,相较于散漫的工农大众,军队组织严密,防范森严,不太容易被渗透。1923年底,国共合作已提上日程,中共在广东日渐活跃,开始印发一些具有鼓动性的小册子,但那些小册子极难散发到军队。(35)1926年,加拉罕回顾在广州做军事工作时的情形,就曾慨叹那段时光之艰难,称“那里有孙,有党,但不让我们到任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为了争取让我们下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36)彼时国民党军队尚是中共的“友军”,所遇阻力都如此之大,可以想见,若要到其他军阀部队中开展工作无疑更难。其二,在敌人军营中闹革命的风险远大于在革命区里搞工农运动,党员同志不很积极,有很多人因为“怕死”而不太情愿到白军中做“兵士运动”。1926年6月,维经斯基就观察到,“尽管我们去年和现在从莫斯科发出种种指示,但我们的同志在军阀部队中的工作很少取得成功。他们不大相信这项工作会取得成功。传单印了也发了,但我要说这几乎是被迫进行的。”(37)

除了在北洋部队进行兵士运动外,中共还通过政工制度、政治教育及其它隐蔽方式协助或“运动”国民党军队。1924年6月黄埔军校创立,第一期招生近600人中,中共党团员有60人左右;(38)11月,周恩来就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第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张际春等分别担任军校教导团下属各连的党代表。(39)军校的政治教育基本被中共掌控。与此同时,军队中的党代表职位,也大都被共产党员占据。1925年9月,黄埔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周恩来为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第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中,2人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7人是共产党员。其它如第二军、第四军中的党代表职位也多被中共占据。(40)苏俄顾问曾直言:“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军队里的全部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41)

从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看,中共的政治工作颇著成效。在东征、北伐等一系列战役中,政治工作人员在宣传民众、鼓励士兵、阐发革命经义上都有出色表现。国民革命军焕然一新的气象与中共优异的政治工作不无关系。但中共在军队中的工作除帮助国民党军提高作战能力外,还有一重要任务就是在军队中建立秘密支部,教化士兵,拉拢将领,使之“左倾”。1925年8月,苏俄专门指示中共的军事工作,称军事工作分为对内与对外,对外是打入北洋军队,瓦解敌对力量;对内是渗透到国民党军队,暗中占据关键位置。苏俄明确要求:“军事部的领导人一定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要“小心谨慎地但又坚定不移地争取使实际领导权一定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使党的委员会成为整个军事工作的实际领导者”。同时还要在国民党基层军事单位建立党支部,秘密进行工作,加强在军队中的影响。(42)其后,莫斯科的指示又多次言及这一计划。1926年2月11日,加拉罕提出掌控冯玉祥军队的办法,先打入革命干部,通过干部在军队中的活动,将冯玉祥的国民军改造成“一支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军的军队”(43)。2月17日,共产国际对中共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即一方面要维护国民政府的军队,但“同时又应该在军队本身底内部关系(它的编制、挑选、和改造干部、严正的组织政治工作),以及在其与经常或临时驻扎区域的民众之相互关系上,进行革命化底最坚毅的和坚决的工作”(44)。显而易见,莫斯科的指示并非要中共削弱和瓦解国民党的军队,而是要渗透并改造其军队,保证其军队的“革命性”。1926年12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此有过明确表述,称“我们不能瓦解军队和政府。我们的政策是不断地设法夺取军队、政府及各省和中央国家机关中的阵地”(45)。

国共分裂前夕,共产国际不断指示中共,要求加强“兵士运动”,试图从“明”、“暗”两个方面操控国民党军队。1927年1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应该十分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要派遣优秀分子去做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党还应该争取在组织广州政府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工作中由党员来掌握指挥岗位”。(46)稍后,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也指出党在军队中的基本任务之一便是秘密掌握指挥职务,并且提及“目前我们在各部队中有近500名同志担任下级指挥员和几十名同志担任中级指挥员”(47)。1927年3月,俄共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决定,“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的工作”;“必须加强军队中国民党支部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凡是不能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通过秘密共产党员开展强有力的工作”。(48)可以看出,秘密渗透入国民党军队,并试图掌控武力,是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个持续性努力。

后来的诸多回忆也证实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确实进行过“运动”工作。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的萧劲光回忆,当时有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军事指挥官,部队中不许中共设党支部,不许发展党员,主要的任务是宣传和政治工作。但事实上,师部里有中共秘密支部,也秘密发展了一些党员。(49)可为佐证的是,1927年3月,布哈林谈到,“我们党的同志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在工农当中以及在军队中的工作已有很大的加强。他们采取各种方法,公开地和隐蔽地,通过共产党支部或通过人们不知道的所谓的‘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进行工作”。(50)对于秘密党员的能量,中共及苏俄方面是颇为自信的。鲍罗廷就宣称“如果我们能建立25%的左派,那么胜利就有保证。如果我们能以军队中25%的左派为基础,那就足够了”。鲍罗廷甚至自信地宣称,“毋庸置疑,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处在国民党左派和我们的影响之下”(51)。

当然,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曾多次遭遇“清除”,但中共仍设法隐藏下来了一部分力量。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蒋介石就要求中共交出在黄埔军校以及军队中的党员名单。周恩来以事关重大,需请示中央为由,予以拒绝。(52)1926年4月,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直接要求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退出,党代表必须纯粹由国民党员担任。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党员撤出第一军及黄埔军校。这批人随后大都被派往第四军所属的叶挺独立团。(53)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清理中共人员。即便如此,未暴露的中共党员仍得以隐伏在军队中工作。黄埔军校里的中共党团核心成员饶竞群曾请示广东区委,问:军校的共产党员如何处置?周恩来和陈延年明确指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身份的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在该校各部门工作。”(54)到北伐开始时,各军队中仍留存大量中共政工人员。当时军队中的“左倾”气氛也颇为浓厚。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运动”成效不容高估。国共分裂后,同情中共的将士并不多,跟随中共干革命的除叶挺独立团外,更是绝无仅有,反倒是国民党将领一声令下,士兵纷纷调转枪头,开启了一段“清共”的“白色恐怖”史。

中共本计划通过思想宣传、组织渗透等手段从内部控制国民党军队,可是以政工人员为核心的“兵士运动”并不成功。究其原因,首先,应该与政工人员地位不高、影响力较弱有关。一方面,虽然国民革命军仿照苏俄引入党代表和政工制度,但在权力分配上,党代表和政工人员与军事长官并不对等。军事长官牢牢控制住军队的领导权,政工人员根本无力与之抗衡。这与后来红军时代的文武关系绝然不同。另一方面,从信仰、感召力等精神层面看,他们也未得到士兵的普遍敬重,甚至一度被唤作“卖狗皮膏药”的。可以说,国民革命军中的政工人员充其量只是个“帮衬”的角色,对军队的实质掌控很有限。其次,国民党对中共介入军事极具戒心,屡次在军队中“限共”、“排共”,态度强硬,也在相当程度上狙击了中共的企图。中共在开展工农运动上风风火火,一个客观原因是国民党人对工农运动兴趣不大。鲍罗廷就曾指出,农民运动之所以是中共主导,主要是“国民党从不具体关心农民运动”,国民党人自己不想去农村,所以“关于农民有权组织起来的法令,至今只有共产党人在利用”。(55)但对军事武装问题,国民党则对中共盯防严密。1926年8月,鲍罗廷与蒋介石讨论两党问题时就发现,“一般问题他能够从容不迫的谈论”,但谈到军队时,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坚决要求共产党人退出黄埔军校和军队。(56)除国民党高层外,一些中下层将领也对中共政工人员心怀疑惧。鲍罗廷曾谈到,在军队中,共产党与旧军事指挥官多有摩擦,一方面是“老的指挥人员始终反对政治,特别是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另一方面,随着共产党人员在军队中增多,影响增强,一些党员“没有分寸”,看到一些指挥官的盗窃、玩忽职守行为,“他们不能保持沉默”,因此时常发生冲突。鲍罗廷批评政工人员太直率,至少是没有足够的经验去“玩弄权术”。(57)其实,不论政工人员是否会“玩弄权术”,一旦介入军队,有分享权力的企图,多半会遭致武人的抵制。此外,两湖工农运动“过火”,导致国民党将士,尤其是中下层军官对中共心生恶感,亦属事实。夏斗寅、许克祥反共就与工农运动“过火”有直接关系。

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中共既没有金钱组建自己的党军,又不能与国民党公然对抗,采取曲折迂回的“兵运”方式,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不能因其成效不彰而忽视其历史存在。

除“兵士运动”外,中共另一个应对策略是试图借助工农运动来挟制国民党军队,使其保持“左倾”。早在1923年5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行动时,便要求在军事占领区开展农民运动及其它革命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58)共产国际的指示已隐藏着借工农运动影响军事的意图。待北伐推进,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不断膨胀,中共更是持续强调民众运动要跟得上军事发展。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向导》上撰文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因此之故,陈独秀疾呼武力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59)1926年底,中共中央再次指出,“军事发展太快而民众运动的发展不能相应”,担心军强民弱,“不足以保证军事力量不致右倾”。稍后,中央制定工作任务时,第一条便规定:“努力发展国民政府势力所到地方的民众运动,使之能与军事势力的发展相应,能影响军事势力左倾”。(60)与此同时,负责上海工作的罗亦农对“一切革命运动都以军事为中心”的状况表示担忧,并指出若革命中“只看见军事领袖而不易看到民众的领袖”,那么就很容易发生军事领袖“操纵一切党务、政务的现象”。罗亦农提出的解决之道,与中央的方针基本一致,也是强调“使民众力量之发展,赶得上军事力量之发展”,以此迫使军事领袖“不敢抱武力独尊之谬念而轻视民众运动”。(61)此种试图以民众运动抑制武力的观念,也为张太雷所认同。1926年10月,他也号召猛烈发展民众力量,让武力屈服于民众,使之成为民众的武力。(62)

在具体方法上,中共也有一套借群众制衡军事的举措。“四一二”政变前夕,罗亦农在上海的工作部署最能体现“以民驭军”的构想。1927年3月,在上海区委会议上,罗亦农指示各劳工团体准备慰劳北伐军。而慰劳的目的是试图感化士兵,使士兵不遵将命,不去做压迫工农的事。罗亦农相当乐观地估计,“北伐军一到,各慰劳队都分期前往慰劳,导以军乐,携带食品,整队跑到军营里面,做各种联络兵士、宣传兵士的工作,使各军队官长将来不能随便指挥兵士做反革命、压迫工农的战斗。”(63)4月6日,蒋介石全面清共在即,罗亦农虽然已预见到武装冲突,但其应对手段仍是“群众运动”,期望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手段来应对军事压迫,仍旧组织民众去军队宣传,与士兵谈话,冀望“兵士将来不受上级命令而打工人”。(64)

一方面,从底层兵士着手,向其灌输革命义理,造成士、将分离,将兵士导向革命;另一方面,挟民众以反制军队,借群众的声势迫使军队左倾。这是中共军事应对的两大举措。而实际的历史表明,军队并没有中共想象的那么容易分裂,民众运动并不能给军队多大压力,军队对民众的威力多无所顾忌。1926年9月,张太雷就发现,“本来明白民众重要的军人与党员就很少”,北伐军攻下武汉后,“一般党员与军人轻视民众之倾向不免因此更甚”。(65)这一段观察很好地提示出,北伐的胜利,不仅未能加强工农在武人心中的地位,反而使二者冲突加剧。10月间,张太雷更是注意到武力试图驾驭民众的现象,并预感到“此等武力的势力已有长足的发展,自己势力愈大则愈易轻视民众,因此民众运动愈有受抑制的可能”。(66)当上海、武汉先后宣布清共,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压制工农,此前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很快便偃旗息鼓。中共原本设想“以民驭军”,而最终结果却是国民党“以军压民”。

四、革命武装的理论与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很快组建起自己的部队,且日渐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过往研究者多从“八七会议”说起。事实上,中共建军的一些原则和别具一格的组织制度,多在国共分裂前已萌生。“八七会议”后,中共革命固然有转向“枪杆子运动”的趋势,但决非“另起灶炉”。厘清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部队建设的构想,有助于认清中共军事制度的源起流变,同时也可借此观察1927年前后中共革命的连续性。

五卅运动前后,苏俄开始提醒中共注意军事。1925年4月,苏俄“为了领导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作”,在北京成立了由加拉罕、格克尔、沃罗宁组成的专门工作中心。(67)8月,苏俄向中共发出了关于“组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正式指示。9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成立军事部,成员有张国焘、王若飞、任弼时。机构初成立时,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正忙于工农运动,所谓军事部仅是一个空架子。直到1926年初,才真正开始运转。(68)当时军事部处于秘密状态,共产国际曾特别指出,军事部的工作无论对内对外,“都应当坚持极严格的秘密活动原则”,甚至要求地方军事部人员,只应知道自己的直接领导人,“不应了解整个军事组织系统”。之所以如此谨慎,主要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的疑忌。

在创建军事机构前后,苏俄曾给中共关于组建军队的指示和建议。以后见之明观之,那些意见极具前瞻性,可说其奠定了中共后来颇具特色的军事制度之雏形。

先是1925年7月21日,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专门谈及革命武装。瓦西里耶夫首先建议建立工人武装,“最好按企业组织工人部队,以便使每个企业都拥有独立完整的战斗单位”;认为“工人部队是革命军队最可靠的核心”;“革命军队的军政干部都将从工人队伍中选拔”。其次,瓦西里耶夫指示以村为单位组建农民部队,各村联合困难时,负责人应当定期举行会议,交流经验。他认为,虽然这些农民起初不适合正规军生活,“但在武器装备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一旦部队进行动员时,他们能够维持乡村的内部秩序”。此外,他还特别指出“部队的政治方向特别重要”,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农民协会等相应委员会。(69)

1925年8月21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再次就军事工作给中共发出指示,建议首先成立军事部,同时特别强调“委员会应当把军事部的任何摆脱其监督的倾向,哪怕在很小程度上的这种倾向,制止在萌芽之中”;具体工作上,除开展“兵士运动”外,还要积极组建农民游击队和工人战斗队、纠察队等。关于部队的领导问题,再次强调不能使部队摆脱相应的组织关系,且举出其它国家的教训,称:“应当很好记住各国纠察队和部队的经验,在各个国家,‘战斗队伍’哪怕稍许摆脱党委的直接有力领导,它们就会很快堕落成为无政府匪帮。”(70)

可以看出,苏俄对中共军事工作的指示,着重强调两点:其一,工农武装,即以工农为基础组建部队,尤其是建立地方游击队作为后备军,一方面可补充正规军,一方面可维持地方秩序;其二,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反复提醒要注意部队的政治方向,强调党组织的控制力。当时中共不掌握军队,苏俄的建议似乎言之过早,但国共分裂后,红军的组建与发展却基本上是依据这两个原则进行的。北伐时期,苏俄虽然没有大规模资助中共建立正规党军,但给中共提供了有关军队建设的“思想武器”。就革命历程而言,“思想先行”有深远意义,后来红军之所以没有“堕落成为无政府匪帮”,与毛泽东等革命领导者吸取苏俄前期的指示不无关联。“党指挥枪”的原则,并非毛泽东凭空创造。

北伐时期,编练农军曾是中共发展军事的一个设想。在搞农民运动时,为对付民团,中共曾武装了一部分农民。1926年7月,维经斯基就声言:“在军事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将率领这支规模较大的农民队伍,并且一般说来他们在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同时,也还会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地位”。(71)毛泽东也曾力主建立农民自卫队,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72)但这部分农民武装,一方面是名不正言不顺,得不到国民党的认可,不可能向正规军转变;另一方面,因无财力支持,装备很差,根本难以与正规军抗衡。(73)

中共最早直接掌握的部队,是周恩来在黄埔期间创建的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部队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74)1925年11月,铁甲车队扩编成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党支部隶属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周恩来亲自过问排以上的干部任免。(75)这应该是大革命期间,中共唯一掌握的正规军事力量,1927年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军。相较于国民党军事力量借北伐之势迅速膨胀,中共的这一个团,经过北伐后仍旧是一个团。鲍罗廷后来称,原本计划将叶挺的团扩成一个师或一个军,但后来“情况并不妙”,“叶挺走的时候带来一个团,到达华中时还是一个团”。(76)鲍罗廷是1927年10月讲这番话的,那时他正在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做自我辩护,所以这个“计划”是否属于“事后诸葛亮”尚可存疑,但中共没有能借机壮大“枪杆子”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蒋介石分共前后,共产国际已经意识到不论用何种方式实际上都难以控制国民党军队,鉴于此,建立中共自己的党军便显得急迫而重要。1927年3月3日,俄共政治局会议指示中共:“在可能的地方着手建立特别忠于革命的部队。”(77)5月13日,俄共政治局再次指示:“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78)5月30日,俄共政治局重申,“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虽然宣称“还不晚”,但莫斯科也意识到“这是很困难的事情”。(79)6月5日,当武汉方面出现军人镇压工农时,罗易建议,“立即派200名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去领导农民起义”;“保证武装农民。武器可以向民团购买,甚至可以收买一些军队”;“立即扩充在我们控制下的部队的人数”。(80)

对于苏俄的指示,陈独秀在6月8日回应称:“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81)陈独秀的这一番话,长久以来被当作其“不敢发动工农”、“放弃武装斗争”等“右倾”的证据。事实上,当时武汉国民党军队已虎视眈眈,中共既缺资金又无武器,要在强敌环绕下筹建部队,无异痴人说梦。6月26日,鲍罗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坦言:“现在武装工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82)其实,连斯大林也预感到中共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组建起与国民党抗衡的部队,认为中共必将引颈受戮,他说:“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83)

从中共建立起,苏俄就介入并指导中共革命,历经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前后约有6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苏俄虽下达过与军事相关的指示,亦有过零碎的尝试,却不曾积极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正规武装,等到国民党军队剑拔弩张时才仓促应对,已经太晚。检讨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活动,可以说在“坐而论道”上内容丰富;在“起而行事”上明显不足。

五、艰难的转向:“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语境及遭遇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也由此而生。史家多将此次会议看作中共走向武装斗争的标志。从大处看,这一判断并不为错,但省略了许多历史细节。中共党人接纳“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其实是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绝非毛泽东登高一呼,便全党影从。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强调与诠释,与毛泽东日后的成功有密切关联。若重返历史现场,“八七会议”后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因提出“枪杆子”理论而“发达”,反而“因言受累”。(84)

出席“八七会议”并发言的代表中,国际方面有罗明纳兹;中共方面有李维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瞿秋白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人员的发言记录稿中,只有毛泽东着重提到了军事问题,其他代表的发言,大都是批判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层之一般“右倾”错误,对军事武装几无关照。在当时与会代表中,毛泽东的地位并不高(中央候补委员),瞿秋白、李维汉、蔡和森、罗亦农等人的地位均在毛之上。或许是人微言轻,毛泽东的“枪杆子”理论并未得到响应。据陆定一回忆,“会议对武装斗争的路线问题并没有认真讨论过”,虽然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但“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武装斗争上面”,“党内多数领导人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85)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军事工作一直处于“喊口号”阶段。全党同志的目光仍聚焦在工农运动上。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表示要准备武装起义,但仍强调发动群众才是工作重心,明确指出“暂时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口号”(86)。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奉命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关于此次暴动,既有的研究多关注毛泽东与中央战略路线的分歧——即攻打大城市还是转向农村。这一分歧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的革命观念。在毛泽东看来,要发动暴动,单靠工农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他直言:“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护或去夺取,这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87)毛泽东的此番言论与在“八七会议”上的主张基本一致,是把“枪杆子”当作革命的主要力量。可作比照的是,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央总结教训,虽然认可军事暴动有一定的意义,但同时也明确指出,“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88)革命是依靠工农群众还是职业革命武装,毛泽东与党中央已隐然不同。

毛泽东将革命推向“枪杆子运动”的主张,遭致了党内相当多的批评。1927年8月22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就有人注意到“枪杆子”理论同中央的意见相左,称“中央的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89);毛泽东的主张显然是将其倒置过来了。就依靠何种力量发动秋收起义,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有过激烈的争论。省委书记彭公达就强调不能把军队当作暴动的主要力量。在彭公达看来,“军事工作的主要意义是破坏敌人的军事组织”,并不是去建造自己的队伍。(90)彭公达的意见得到相当多的支持,与会者就暴动是依靠军队为主还是依靠农民为主一度争执不下,最后勉强达成“农民力量与军事力量要占一个同样的地位”的结论。

中共中央也严厉批评毛泽东依赖武力的观念,指责暴动“这样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91)1927年10月,秋收暴动失败后,中央改组湖南省委,更是大力清算那种“认为农民暴动必须有大的武力的掩护,然后才能普遍的发展农民的运动”的观念。批判的矛头正是指向毛泽东所说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92)1928年2月,《中央政治通讯》上发表关于湖南工作的决议案,再次点名批评毛泽东的单纯军事主张,强调群众斗争的重要性。(93)此后不久,毛刚当选不久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亦被拿掉。可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因“枪杆子”理论在党内相当孤立,且遭受着不小的压力。直到1936年,毛与斯诺在延安交谈时,犹记“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94)。再到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回首当年往事,对瞿秋白指责其“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话仍未能释怀。(95)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反复强调暴动不要依赖军事。1927年11月中央通告指出,暴动若是专靠武装力量,而不发动群众,便是军事机会主义之第一种。(96)12月,中央给朱德去信,强调军事是暴动的副力,称“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没有工农群众广大的参加,专靠一部分的变兵,或已拿着几杆枪的武装队伍,工农暴动不会发动起来的”。(97)在一般的认知里,暴动应当与军队、枪杆子相联。但那时中共关于暴动的构想,却是百姓为先,军事其次,强调工农群众的主体性,认为军事只是一个辅助力量。在中央看来,“如果一说起暴动,便只想着军事行动”,那是国民党式的旧观念,是机会主义的余毒。(98)如李立三就认为“暴动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没有群众便无所谓暴动”。他对那种“注全力于军事组织”的做法相当不满。(99)1928年3月,广东省委对海陆丰地区的指示,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共对“兵”、“民”在暴动中的认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成立后,因敌人围剿,故对红军依赖很大。但广东省委认为应当引导农民自己动手,不能等待红军来解放,明言:“战斗时绝对不许以红军为主力,亦不许有一点养成群众依赖红军的错误宣传”,为发动群众参与暴动,竟而痛批“红军为民众的救星”这种标语。(100)同年6月,湘南工作决议案也明确指出,“对朱毛部队不应有过高的希望”,要打破群众等待红军的观念,“尽可能的开始农村暴动”。(101)

中央在较长时间内并没有把正规军建设提上议程。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初也未入中央法眼。据郑超麟回忆,最初中央对偏远的红军不感兴趣,认为没有前途。(102)直至1929年7月,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信,仍认为城市是中心,“在城市工人中建立一个支部,比在农村中发展几支枪,发展几十个同志都要宝贵”(103)。直到1930年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基础完全丧失,而苏区不断壮大,最后连中央也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入苏区后,中央的工作重心才由群众运动转向军事武力。(104)

需要指出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注重“枪杆子”的,并非毛泽东等少数人。虽然中央屡次要求基层党组织搞独立暴动,不要依赖军事,但中央的反复强调,恰恰反证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对“枪杆子”的看重。地方党员直面敌人的真枪实弹,其认知自然不会像中央那样不切实际。他们对军事有着强烈的期待。当然,一般地方领导者并没有把“枪杆子”问题提到夺取政权的高度认知。他们对“枪杆子”的注重更多是出于切身的对敌经验,甚或是“保命主义”。1935年,方志敏在狱中撰写回忆录,谈及“左”倾盲动时期,“立三路线开始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曾经开会坚决反对过,认为是错误”,但后来中央决议来了,“大家才不敢说话”。方志敏反省到,“我们反对那种错误”,但“都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不过多半是觉得实际上行不通罢了”。(105)

六、结论

中共早期因师法苏俄和接受苏俄“先党后军”的指示,未能积极注意军事,待北伐推进,国民党武装坐大,中共方感受到危机,开始关注“枪杆子”问题。然而,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且因人力、财力不济,中共始终难以直接组建自己的党军。这一时期,中共的革命重心放在党的组织宣传和动员民众上。两党分裂时,掌控武力的国民党快速占据优势。从短期看,中共因忽视军事而遭致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后来的起死回生也是多数人不曾预料的。正如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伊罗生所言:大革命时期,中共因受国民党的保护,获得了真正发展群众运动的机会。但“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中共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太沉重。(106)但从革命长程观察,中共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实际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后来被誉为中共革命“三大法宝”之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三者中,至少有两大法宝是在陈独秀时期奠定的。或许正是因为早期没有直接掌控枪杆子,集全力于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从而为后来的革命打下了牢靠的基础。若以1927年为视点,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显然是中共早期革命顿挫的要因;若以1949年为视点,则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又似乎是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不二之途。

(本文承蒙王奇生老师、谢维老师指点,特此致谢!)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作者：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