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4日，德意志帝国议会和法国国民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都一致投票批准了战争债券。在那天投票的议员当中，有些在不到一周前还在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的支持下进行会晤、争取和平。这些议员起初的反战姿态反映了国际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宣布、并在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重申的公开政策。这一政策不仅要求社会党人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战争，还要求他们应该“利用战争制造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鼓动群众，从而加速资本家阶级的统治的垮台”。尽管上述方针得到了一致认同，但在8月的第一周里，并不只有法德议员投票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企图。两天前，比利时社会党人投票与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边，而这一幕在不久前也由工党议员在英国议会上演了，虽然是在该党反战领袖拉姆塞·麦克唐纳下台之后。与此同时，通过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大量刊载叫嚣战争的文章，奥匈帝国的社会党人补偿了自己曾拒绝过一次的投票机会。
但仍然有人反对这股奔向爱国主义的热潮。事实上，德国社会党人的92名议会议员中有14人曾于8月3日召开闭门会议，反对投票支持战争债券。但是，党的纪律规范意味着并不能在帝国议会上表达这些观点——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14名反战议员中的一位，胡戈·哈泽〔Hugo Haase〕，向帝国议会宣读了党支持战争的声明。不幸的是，这种对反战言论的压制在国际中是典型普遍的。除了弱小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组织，在交战各国的社会党人中，唯一起而反对战争并且具有群众基础的团体是俄国党。
作为国际无可置疑的核心，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之所以投票支持战争债券，其部分原因在于借此或可进入政权决策中心：他们希望这次投票，尤其是它的一致性，能使党受人尊重。无论德国社民党是否如其所愿，这次投票理所当然地结束了社会主义国际的生命。它结束的方式也立刻被同时代的人视为“社会主义史上影响深远的时刻”。
投票支持战争债券不仅是对一代社会党人期望的叛卖。它也标志着一种根源于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组织形式的瓦解。在1889年成立时，国际就试图遵循马克思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时树立的榜样。面对民族和政治传统复杂多样的左翼分子，马克思制定了一套规则，以期在整个运动中尽可能地保持团结——而这项任务也基本完成了。除此之外，他拒绝了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派的批评，坚持革命者不应该把反对制度的斗争与争取制度内改良的斗争对立起来。实际上，他还提出过一系列改良主义诉求（缩短工作日以及限制童工，等等），以弥合这两种斗争形式之间的差距（而不是仅仅为了有益于这些诉求本身）。[5]马克思相信，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扩大，工人阶级必然或多或少自发地萌生革命意识。[6]
这种观点中宿命论式的乐观主义揭露了马克思的政治学中一条重要的缝隙：他从未对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形成一套系统理论。尽管他这条政治学上的缝隙作为当时制度化的改良主义相对不发达的必然结果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最终由于在第二国际内部的粗陋应用而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工人改良主义力量的日渐强大（尤其是通过工会官僚结构得以制度化）的背景下，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的榜样来论证他们逐渐将自己的政治观念附和运动的官僚领导层日益严重的改良主义实践的合理性。
如果说1914年残酷无情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支流派已然深陷工人官僚机构，那么列宁则为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的局限做出了最持久的努力。投票支持战争债券“撕碎”了运动的统一；作为对这些投票的回应，列宁与别人一道号召建立新的第三国际，取代已破产了的社会主义国际。[8]列宁通过对社会主义国际的破产进行尖锐的政治分析来支持这一号召：“已被机会主义所战胜”的第二国际领导层“背叛了”工人阶级；“第二国际死亡了，”他写道，“第三国际万岁！”（《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45页。）
为了把握国际破产的意义，列宁从三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一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析。同时，为了支持上述研究，他还将马克思方法论的源头追溯于黑格尔。通过彻底批判第二国际的理论与实践，列宁使马克思主义整体焕然一新。和佩里·安德森以及拉斯·利赫〔Lars Lih〕相互对立的解释不同，对于这次马克思主义的革新，既不理解为将第二国际的宿命论进行了自发论的颠倒，也不理解为仅仅是将第二国际的理论应用于俄国状况，是再好不过的了。尽管安德森认为投票支持战争债券的批判中包含有自发论倾向，并且利赫指出的列宁1914年前后著作的连续性，都是正确的看法，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很好把握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贡献。
列宁的成熟思想参与建构并且极大地深化了对第二国际宿命论的替代性理论。与卢森堡以及列夫·托洛茨基类似，列宁的成熟思想在与宿命论深刻决裂的同时，又避免了陷于自发论。作为这一决裂的一部分，列宁像马克思克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活动”〔action〕概念的片面性、将它们综合为一个更有力的“实践”〔practice〕概念那样，将社会主义实践抽象、升华为概念。更为特别的是，列宁将理论提升到实践批判的水平。而实践批判的对象不仅有第二国际的宿命论，还包括更为一般的、以激进言辞掩盖政治上消极无为的倾向。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革新中，居于核心的是将帝国主义理解为包含着内在矛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下，形成了他对当时政治前景的理解：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战争。除此之外，他还坚持认为，如果社会党人希望有机会实现自己对于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期盼，他们就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改良主义的组织。下面，我将首先概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之后再阐述列宁的替代方案的优势和缺陷。
1914：背叛工人阶级？
与列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国际在1914年背叛了工人阶级。曾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战争的前托洛茨基主义编年史家基辛〔S. F. Kissin〕认为：“法国社会党决定支持战争并加入政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提到德国不仅要求法国在俄国动员时宣布中立，而且要求它交出图尔和凡尔登的要塞，以作为中立的担保。与此相反，他指出，法国政府在临近战争的那段时期里并未有任何挑衅举动。可以想见，这种论证逻辑会使得基辛批评德国社民党投票支持战争债券。但实际上他辩称，由于相信了德国政府宣称的所谓只准备进行抵御俄法进犯的战争，所以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社民党议员们的投票是正当的。有意思的是，基辛还赞赏地指出，考茨基就曾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来捍卫这一说法。
在他的《社会主义与战争》（1937年）中，第二国际的头号理论家（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教皇”）考茨基试图为自己1914年的角色辩护。他从自己在战争爆发时的观点出发，坚称“马克思与恩格斯曾运用的方法”并不是首先“在一切情况下支持或反对本国政府；而是考察那些导致战争并且试图通过战争来实现的政策。”考茨基的结论是，首先明确哪个国家“发动”战争以及哪个国家相应来讲是战争的“受害方”，应该是社会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基辛评论道，“这些确实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判定战争中哪方胜利更有益时所采用的标准”。
如果基辛能够由此质疑列宁批评投票支持债券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乔治·奥普特〔Georges Haupt〕对第二国际这次分裂的标准的学术考察也表明，列宁错误地批判了第二国际领导层在1914年背叛工人运动。奥普特称，列宁之所以错了，是因为左翼在1914年面对战争时实际上“无能为力”。他还认为，指责大多数革命者面对战争现状时由于宿命论式的顺从而采取改良主义，这太过残忍。因为，甚至革命者中反对战争的少数派也无法就停止战争提出具体建议。通过引用列宁本人向出席1922年海牙和平会议的共产党代表们提出的警告，奥普特试图证明自己对列宁的批评的合理性。1921年，列宁似乎一反自己1914年的立场，提出：“工人组织即使自称革命的组织，在真正日益迫近的战争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11页）
近年来，凯文·卡拉汉〔Kevin Callahan〕提出，列宁所谓第二国际背叛了工人阶级的看法是基于这样的错误前提之上的：在1914年能够通过革命鼓动来阻止战争。卡拉汉认为，由于国际并非一个革命实体，所以指责它拒绝以革命方式活动就大谬不当了。在一定意义上，基辛和奥普特都赞同这一看法，虽然他们的角度不尽一致。在基辛那里，正是由于他无法批判性地考察考茨基支持为战争债券投票的观点，才使得他赞同这一看法。奥普特的观点则有细微差别。他确实将第二国际在1914年无能为力的观点与它的改良主义联系起来了，但却坚持革命左翼同时在这两方面的失败意味着，国际的无能为力并不能“在根本上”被归咎于它的改良主义。
在一定意义上，奥普特对1914年革命左翼的描述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将自己的分析仅限于直接导向1914年战争的事件，他便为革命左翼描绘了一幅扭曲的图像。对于革命左翼为什么没有察觉到朝向战争的转变，并且无法提出阻止战争的具体方案，我们或许最好考察他们是如何使得自己在1914年前陷于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组织的，虽然这些改良主义组织向革命的措辞致敬。尽管1914年表明，革命左翼无法成为替代改良主义的政治力量，但他们随后通过自己对于战争的反应，使自己区别于国际的右翼领导层。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性，并开始在理论上构建替代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模式。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在1875年哥达合并大会上，当时马克思主义集团和拉萨尔派集团的合并形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在理论上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德国的政治生态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走到一起：德国的国家政权迫使马克思主义压缩自己的革命野心，同时对工人的镇压和驱逐出政治生活意味着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不得不采取战斗的形式。正是通过这个新成立的党，马克思与恩格斯最为直接地影响到了第一国际瓦解后的欧洲工人运动。德国社民党在1889年第二国际的建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且直到1914年都在政治和理论上保持着领导地位。
但是自成立伊始，就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德国社民党。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去世后则是恩格斯单独一人）对于德国社民党在哥达合并大会上接受的纲领以及1891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的修正版予以了批评。在对前一份文献的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拉萨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份纲领回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问题。他认为，由于这一错误，德国社民党可能遭遇自由主义的改良。确实，在《哥达纲领批判》这封写给自己在德国最亲密同志的信中，马克思声称，“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有意思的是，在那年晚些时候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他还是马克思都不准备与接受了《哥达纲领》的新党决裂。他指出，资产阶级新闻界实际上已经从纲领中读出了他和马克思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工人们也这样做了，“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与恩格斯坚信，虽然党的纲领有种种缺点，但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派由于在总体上占多数而终将占据组织上的领导地位。在他那本杰出的德国社民党史中，卡尔·肖尔斯克〔Carl Schorske〕指出，当德国首相俾斯麦1878~1890间燃起针对社会主义左翼的怒火时，德国社民党“开始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俾斯麦的专制主义正好碰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出版。在这本著作中，恩格斯为争取党内的领导权而斗争，并且使许多组织干部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进程伴随着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修改党的章程而达到顶峰。
尽管恩格斯认为《爱尔福特纲领》相对哥达纲领而言是一种进步，从而值得称道，但他重复着马克思之前对德国人未能科学阐述国家政权问题的批评：“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由于“机会主义”正“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恩格斯认为，纲领的起草人有义务向德国工人清楚表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有“用暴力”才能实现。他坚称，如果德国社民党那时无法明确表明这一点的话，那么从长远来讲，党将被“引入迷途”：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因此在1891年，恩格斯重又提出了自己和马克思在1875年的看法。他提醒自己的同志们，社会主义只能由类似于巴黎公社的革命政权来实现：“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33。
肖尔斯克指出，本质上来讲，《爱尔福特纲领》给德国社民党党员传递了两条相互关联的信息。它告诉革命左翼要“忍耐”，对改良主义者则称：“改良是首要的任务。要争取改良。但要记住，你们必须为它们而斗争。对光辉灿烂的新社会的信念是你们斗争中的武器。不要忘记它。”他进一步指出，只要一方面工人阶级还被德国国家当作“贱民”看待；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工人生活水准的改善，使得革命尚未成为政治日程表上的紧要事务，这类妥协就要进行下去。
虽然战前十余年里德国社民党各派在这一基础上维持了统一，但1914年爆发出来的矛盾却深深根植于战前的二十年。尤其重要的是，18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工联主义的扩展，这反过来又巩固了党内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党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几年后，这一不断扩大的社会基础所带来的改良主义影响便开始显露端倪了。试图在理论上论证党实际上的改良主义的合理性的爱德华·伯恩施坦却是《爱尔福特纲领》两位作者之一，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核心观点是，当时的经济发展已经否定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由此也就使得马克思的革命政治学变得无关紧要了。《爱尔福特纲领》的另一位作者考茨基反驳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伯恩施坦的马克思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尽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击中了几处要害，但由于其所关注的是马克思“真正说了什么”这类语义学问题，因此它忽视了关键的一点：伯恩施坦观点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它那少之又少的思想内涵，而是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它是在替德国社民党内实际存在并且不断壮大的改良主义势力发声。
不幸的是，考茨基并未提及这一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改良主义的观点日甚一日地征服了德国社民党和工会运动的领导层的同时，他乐于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于修正主义获得形式上的胜利。这一新的力量对比在德国社民党1899、1901以及1903年代表大会（修正主义在这几次大会上遭遇了形式上的失败）的随后几年里变得显而易见。形式上的失败并不会阻止（尤其是作为工会官僚集团的表现的）修正主义加强自己的力量。
实际上，德国在1860年代以前并不存在工会。后来，工会首先是在与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下发展起来的，后来则在1875年与德国社民党合而为一。虽然无论是党的还是工会的领导人都倾向于强调工人运动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自主性，但在1893年科隆党代会上，工会领袖还是积极接受了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表明，工会会员资格以及工会的影响对于党来讲都是微乎其微的。这之后，随着工会在规模上的膨胀，他们对于党的影响也日益增长。例如，1893年德国社民党帝国议会议员中只有11.6%是工会官员，而到1912年，这一比例增长到了32.7%。这段时期也伴随着工会的日益官僚化：1899~1914年，在德国“总工会”中领薪的全职官员从108人增加到2867人。尽管工会成员数在那些年里也得到了增长，但全职官僚机器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通成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工会的日益官僚化，工会领导层在工人运动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保守。
关于群众罢工的争论将工会领导人和党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1905年德国社民党耶拿代表大会上，支持党的左翼赢得了大会在形式上对群众罢工策略的接受。但是，这一策略与当年早些时候工会自己的科隆代表大会采纳的另一项动议相互矛盾：那项动议认为，群众罢工问题甚至不应该得到讨论。这两份声明之间的矛盾在1906年曼海姆党代会上得到了形式上的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对于党和工会之间裂痕的弥合仅仅反映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工会领导人掌握了领导权：它仅仅是宣布相互矛盾的科隆决议和耶拿决议并不矛盾了事。尽管考茨基高兴地称其为左翼的胜利，但事实上，它是“工会官僚集团的历史性胜利，而党还没等到展示自己的力量就退却了”。肖尔斯克认为，正是从此时开始，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性毕露无遗。他很乐于党代会仅仅在在形式上接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而同时却将德国工人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交给了日益改良的工会和党的官僚集团。
在修正主义问题的争论中，罗莎·卢森堡的措辞尖锐得多。她承认，修正主义不仅仅是经济繁荣背景所导致的理论错误，而且深深地扎根于现代工联主义的结构中。她坚称，议会社会主义与纯粹工联主义之间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典型的政治与经济分离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此外，她还宣称，最好把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解为工会官僚集团——这是一个各方面生活水平都和工会普通成员大相径庭的阶层——的利益在理论上的反映。
肖尔斯克同意卢森堡对工会官僚集团的看法：“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06—1909年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期间的重大事件，我们就会发现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工会都将砝码放到了充满改良主义观点的一端。”他和卢森堡一样，用工会官僚集团的保守机能和结构来解释这一行径。类似于此，马西莫·萨尔瓦多里〔Massimo Salvadori〕也指出，考茨基无法像卢森堡那样明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由保守、温和的官僚集团（这一集团如今觉得，只有通过管控性的体制中才能强化组织）所掌控的‘手段’之间存在一种分离。”
由于试图在革命言辞和工人官僚之间保持平衡，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变得日益改良。卢森堡则由于考察过工人官僚的保守主义，从而能够在政治上免于改良主义。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几年，考茨基对工会领导层的批评愈发尖锐。不过，这段激进主义时期相对来讲是短命的：从1910年左右起，考茨基与工会的关系便恢复如旧了。
面对德国社民党内部修正主义派别的压力，考茨基保持着妥协倾向。这一倾向根植于马克思促成并维护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团结的尝试。不过，在这条道路上，比起马克思所能接受的，考茨基走得更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从来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时提出的对国家主义政治学的批判。在工会和党的官僚集团的行动愈发倾向改良主义的背景下，这一理论上的缺点便愈发严重了。这种情况下，官僚集团的力量得到增强，并和国家当局走得更近。而在考茨基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个问题，还不如说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他的政治讲话也越来越接近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因此在1912年，他写道：“我们政治斗争的目标一如既往：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且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但不是破坏国家政权。”（《新策略》，《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第133页）
事实上，他的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了议会政治学的激进表皮。这一蜕变终于在1910年得以完成。这一年，德国境内日益严重的罢工浪潮和争取选举权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了。而此时，考茨基站在工会领导人一边，用自己的力量压制群众运动，甚至拒绝发表卢森堡关于举行一次群众罢工、以在普鲁士争取普选权的号召。正是从此时起，卢森堡在政治上和考茨基决裂了：她认为，考茨基对党右转保持的调和立场反映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实际上的结合。
卢森堡的观点有双重的正确性：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对议会政治的附庸不仅促使他批评群众罢工，而且也影响到他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他宣称，马恩是通过区分“发动者”和“受害者”来考察战争的。这种观点不仅曲解了马恩早期对战争的论述，而且未能意识到，1870年普鲁士击败法国后，他们极大地改变了看法。此外，这一观点还表明，考茨基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对帝国主义的看法。虽然在1914年他试图通过分析谁是战争“发动者”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在1907和1909年，他一再“贬斥”这种分析模式“早已过时”。肖尔斯克称，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拉狄克“正确地注意到”，考茨基在战前几年重拾自己曾认为过时的理论，“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性质改变了，而是由于他之前的看法无法支持‘疲惫敌人’的费边主义策略”。与此类似，萨尔瓦多里也提到，“考茨基的观点在政治上是为了论证社民党正在可靠、正确的道路上进步前行”。因此，考茨基对于工人官僚较之以往更加缺乏批判性的态度，使他不仅在国内政治方面愈发温和，而且在分析国际局势时，也由于日益丧失现实主义眼光而开始为德国帝国主义辩护。
虽然第二国际内的革命左翼在1914年之前几年批判了“和平乌托邦”的幻想。但考茨基还是为那些致力于宣传削减军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点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的帝国议会议员提供了理论权威。这在他的“超帝国主义论”中登峰造极。根据超帝国主义论，最强的帝国主义列强乐于共同建立“摒弃军备竞赛”以便更合理地剥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者的神圣联盟”。于是，战争刚爆发，考茨基就支持一种空想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模糊了战争的实际根源，而且还为那些试图削弱工人阶级（它能够终止战争）的战斗性的党内分子提供了支持。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不是考茨基个人犯了过失；它是遵循着议会主义的逻辑的：与工人官僚的联系，使考茨基的政治学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日益密切。1914年8月，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党的统一。这表明他迅速倒向了右翼：一旦接受党内右翼投票支持战争债券，他就放弃了自己作为帝国议会议员应该投弃权票的观点，从而也将放弃党必须在各方面谴责帝国主义图谋的要求。最后，他试图用防御行动的理由来为战争辩护。他声称，“在战争时期，国际并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机构；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和平时期的机构”。这种看法残酷地揭示出他早期言论的无力：虽然在1909年就曾指出“战争也就意味着革命”（《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2，第118页），但考茨基并未通过为革命进行组织准备来将之付诸实践，所以这只是毫无意义的说辞。
虽然对于工会官僚集团的保守主义本质的批判使得卢森堡免于右转，但战争的实际情况却削弱她的武装，因为她在战前太过乐观地认为：革命期间，群众的行动会把官僚阶层“抛到一边”（这便意味着只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宣传）。克雷格·内申〔R. Craig Nation〕的看法是对的：尽管卢森堡对社民主义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但这些警告“完全没有成为全面的政治挑战”。在1919年前几十年里，社民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政治挑战不是来自卢森堡和左翼，而是来自伯恩施坦和运动的右翼。
尽管异常缺乏理论思辨，但伯恩施坦对第二国际正统思想的批判仍然是有力的。这是因为他看出了宿命论式的政治实践的局限性。考茨基声名狼藉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 《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2，第61页）便是如此。而这一看法也得到了考茨基后来观点的支持：“社会主义生产必须而且将要来临。它的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卢西奥·科莱蒂认为，这种看法反映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失败：“‘宿命论式地’、‘神佑般地’坚信经济变革的自动性使它认定，自己最终的掌权会是一个‘自发的、既定的、不可阻挡的过程，非常类似于自然进程’”。伯恩施坦将这种观点视作马克思的政治学的本质，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缺陷之一便是简单地将政治结果还原为经济始因。
他认为，这种方法反映出黑格尔主义所谓“概念的自我发展”的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恶劣影响，使之容易陷于随意还原。伯恩施坦向社会主义者所发的“康德反对空谈”的号召正是要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危害。所谓“空谈”是指，实质上改良主义的组织所发出的毫无意义的革命言辞。而替代革命言辞的则是他所阐释的伊曼努尔·康德。这些阐释“可作经常地识别错误、认识新的真理的前提的公平无私的纯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第137页）。同时，伯恩施坦还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能够论证自己为之斗争的社会模式的道德性。通过聚焦于实际活动，伯恩施坦揭露出考茨基的宿命论的严重缺陷。但是，他的用来替代考茨基主义的道德主义和改良主义与其说克服了这些缺陷，还不如说是颠倒了这些缺陷。
列宁复兴马克思主义
面对第二国际的崩溃，列宁最远见卓识的地方或许是，在避开伯恩施坦的（狭义来讲）道德主义和（广义来讲）政治自发论陷阱的同时，通过回归黑格尔来克服考茨基宿命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局限性。虽然这导致列宁改变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但也不能过分夸大1914年前后列宁著述的差别：他用以替代考茨基宿命论的非自发论，根源于二十多年来将理论水平提升到与俄国左翼的实践任务相适应的努力。
这一进程显然源于之前对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的批判。列宁认为，虽然传统的道德理论不能“使自己的‘理想’接近任何迫切的利益”，但司徒卢威“有站到”为现状“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因为他从相反的方向出发，错误地将唯物主义扭曲、还原为客观主义。列宁认为，唯物主义既不同于道德主观主义，也不同于经济客观主义，由于它考察社会进程的矛盾，因而“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363页）
因此，列宁的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行动主义的精神。而这一精神的重要性被像拉尔斯·利赫〔Lars Lih〕这类片面强调考茨基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承继性的人所误解。虽然列宁赞扬过考茨基，但早在1914年政治决裂之前很长一段时期，他们各自的社会主义实践概念之间就存在着重要的对立。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就像前所述及的那样，考茨基宣称“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而列宁则在《怎么办？》的倒数第二章中试图对将体制内日常的社会主义活动和最后推翻国家的起义结合起来的实践进行理论的总结。他指出：
“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
三年后，为了回应孟什维克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的批评，列宁重新提及了这一观点。在一篇文章中，马尔丁诺夫引述考茨基对革命的看法，指出列宁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一向认为人民革命是不能预先规定的。人民革命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自行发生的”。列宁的回复异常简单：是的，革命只能自下而上地发生，不过起义本身却是需要组织的：“必须向马尔丁诺夫说清楚，不应该把起义和人民革命混为一谈。”（《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240页）
这简单的一点揭示出利赫观点的局限和逻辑核心。他正确地指出，列宁版马克思主义在1914年前后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他错误地认为，这是由于列宁接受了考茨基主义，从而“毫无原创性”。不仅1914年的决裂展现出考茨基和列宁之间后来几年日益加深的分歧，而且这一点也能在首先在他们的各自的著作中体现出来。考茨基写东西一般都比较抽象，而列宁著作的关注点则更为具体。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焦点的差异。不过，这一差异使得考茨基能够用革命的言辞掩盖他日益保守的实践——这也是后来托洛茨基所称的他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与此相反，列宁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倾向意味着，他将行动置于自己思考的中心。于是，虽然考茨基将革命设定在几乎对日常实践毫无影响的遥远未来，从而将之想象为德国社民党的日常议会活动，但列宁却将革命理解为一种连续不断的进程，它扎根于即便在看似太平的时候也塑造着实践的社会矛盾。
这些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不同看法立刻产生了实践上的各种后果。例如，虽然伯恩施坦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决裂了，但考茨基仍然乐于保持他的党籍，而列宁则坚持，如果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就决不能允许党员摒弃党的基本信条。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反对党内争论和批评。恰恰相反，他坚称，只有使争论保持在公认的限度内，党才不会成为单纯的清谈会。这是因为，革命者在其中争论的党和改良主义者包围革命者的党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前者是一个活生生的空间，革命者在其中讨论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参与社会运动，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而后者则有可能由于基本策略上的分歧——是要赢取还是摧毁国家——而陷于瘫痪。简言之，列宁和考茨基之间的差异表面看来仿佛仅仅是策略上的。但是，战争的冲击迫使列宁认识到，这些差异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并且可以追溯到1914年许久以前。
列宁对战争和第二国际破产的最为重要的回应——《社会主义与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国家与革命》以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标题在他死后被改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替代品。一方面，列宁揭露出，走向战争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固有倾向；另一方面，他重新复活了马克思这样的看法：作为资本主义结构，现代国家必须被“摧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自由。列宁认为，考茨基等人向帝国主义的投降、归顺首先是因为，他们（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错误地认为左翼能够通过议会斗争赢取并利用现存国家，从而使之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机构。事实上，社会党人并没有掌握国家——而是国家掌握了他们。他还揭示出第二国际领导层向帝国主义投降的社会基础：“工人官僚”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关联。
在其最高峰（即列宁的帝国主义和国家理论），上述阐释模式标志着“20世纪初以马克思主义理解资本主义形式的[最为]严肃的尝试”。虽然列宁对于改良主义的理论总结并不是那么成功——查利·波斯特〔Charlie Post〕指出，工人官僚的概念“不仅在理论上不严谨，而且也并未合乎实际地解释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或保守主义”——但卢森堡对于工团主义的局限性（尤其是工人官僚作为出卖工人政权的掮客的保守本质）的论述能够使这一缺陷得以弥补。
虽然存在上述缺陷，但列宁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品仍然是强有力的，并且得到了他对黑格尔的回归的支撑。与考茨基的宿命论唯物主义和伯恩施坦的无能为力的道德主义不同，列宁像黑格尔那样宣称：
“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
斯塔希斯·库沃拉基斯〔Stathis Kouvelakis〕认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意义尤其重大的地方在于，列宁以‘革命的实践活动’的观念结束了关于‘哲学唯物主义’的章节。”列宁将主观实践活动置于“客观”世界的中心，并始终坚持社会科学规律不能被“崇奉为”脱离于有意识的人的活动，而应该被视作必然“狭隘的、不完整的和大概的”规定政治活动的企图。因此，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将黑格尔对自由的活动的看法理解为遵循必然性的还原性活动，而在列宁来看来，“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还创造客观世界”。与考茨基的宿命论恰恰相反，对于自己试图影响的历史进程的未来，列宁并未抱持未卜先知的态度：他的行动主义扎根于自己的“历史的不可预知性要求我们去塑造它”的信条。
这可与约翰·霍洛韦的看法大相径庭。他宣称，列宁承继了恩格斯的衣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所谓的“科学化”，从而将之扭曲为逻辑的、不民主的东西，并最终得出结论——要建立一个由自上而下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工人的“知识人”组成的党。89实际上，就像约翰·里斯所认为的那样，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承认“实践克服了主客体之间的区别和本质与现象之间的鸿沟”。通过重新将社会实践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列宁得以承认马克思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聪明的唯心论比愚蠢的唯物论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论。聪明的唯心论即辩证的，愚蠢的唯物论即绝对的，不发展的。”
不过，由于唯心主义的（道德的）对活动的思考倾向于将人们在其中活动的物质环境物化，从而使它们变得空洞起来：由此来讲，个人绝对无法改变世界！与此相反，列宁则试图从矛盾的、因而是能动的角度去思考物质内容，从而能够抓住它的变化本质。他比前人更加具体地表达出这样的观点：一定的历史人物在一定历史限度内的活动能够改变世界。
格奥尔格·卢卡奇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他在当时特立独行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初概念”反对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例如，列宁既不像宿命论者那样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也不像自发论者那样认为帝国主义是应该从抽象的道德角度加以谴责的邪恶政策。他进一步地将帝国主义解释为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形式，它具有并且表明着这样一种特定历史的、社会具体的可能性：中心地带的工人政权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伯恩施坦接受了作为第二国际宿命论翻版的康德主义（它“缺少……能力进行概括的总体范畴的主观方面”），列宁则摒弃宿命论，采取一种政治实践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区别于宿命论，具有真正主体性；另一方面又不同于自发论，能够进行实际的社会变革。列宁认为，历史中间存在“决定性的时刻”。但是他也同样意识到，就像卢卡奇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时刻不是历史自发赠与的，而是“客观进程”中的瞬间。
此外，列宁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自然而然地从宏观的战略分析出发，经过一般性的政治结论，最后达到具体的组织结果。相较于同时代人，列宁更明确地认识到，政党采取的组织形式取决于它们的功能：改良主义的党倾向于遵循地方和全国议会的选区结构；而无政府主义组织则比较分散，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尽量扩大直接行动形式的多样性。无论改良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目的都不在于摧毁国家政权：改良主义者希望赢取国家政权，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要绕过它。他们的组织形式因此便不同于革命的社会主义党。
虽然如此，列宁面对革命者应该怎样组织这一问题，实际上有着相当的灵活性（这与列宁主义的神话恰恰相反）。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的组织方法是没有本质的。只不过这种本质是政治上的，而非结构上的。
虽然与列宁主义关系密切，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早在列宁之前就出现了。而在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中，民主集中制实际上从属于这样的理念：革命党应该在政治上独立于改良主义组织。列宁赋予民主集中制以新的内容而非形式。诚如前述，正是由于民主集中制，1914年德国社民党内部的反战声音被压制下去了。于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集中制的批判倒也不是毫无价值的。但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组织的孩子和改良主义的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1914年德国社民党的问题在于它的改良主义，而非民主集中制。这样一来，那一代陷于德国社民党改良主义逻辑的革命者在战争爆发时发现自己的声音受到压制，便不足为奇了。与此相反，列宁的参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这样的设想（这种设想根植于他对改良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分析）出发：革命左翼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改良主义派别。不过，由于“列宁主义”党试图将各种形式的体制内斗争统一到反体制斗争之下，因此它们也努力“尽可能地与工人保持紧密的关系……在工人参与的、关乎他们利益的每一场斗争中提供实践上的领导”。97最适于这一任务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而这些组织的政治学既不是脱离于物质矛盾的宿命论，也不是脱离实际的自发论。在列宁看来，政治领导正是一门在有组织的激进团体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来参与、改变现实的艺术。
结语
斯大林主义式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可谓退回到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批评的二元论。列宁感到有必要回到黑格尔，这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并不像利赫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回到了考茨基主义的早期形态。列宁确实为马克思主义贡献了许多重要的新东西（不仅有他的国家和帝国主义理论）。他对黑格尔的阅读使得他著作的政治关注点奠定在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尽管这一政治关注点根植于1890年代，但1914年后，他重新改装了社会主义政治学，将其置于主体性的唯物主义思考的坚实基础上。
穿越黑格尔的旅途使列宁复活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片面性的超越。在《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话：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在《提纲》后文中，他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地运于分析这种错误世界观的历史伴随物：“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与这一立脚点不同，他宣称：“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就像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所论述过的那样，社会的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形式便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在第二国际时期，对马克思的理念更加严重的（很大程度上未加承认的）偏离，使得这种对于主体性的思考分崩离析。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退回了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唯物主义，那么伯恩施坦的替代方案则仅仅是通过回到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唯心主义而颠倒了错误。阅读黑格尔使列宁得以克服这种对立。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准确理解列宁向参加1922年海牙和平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它们表明，列宁既不是自发论者也不是宿命论者，而是像米歇尔·洛维所认为的那样，是“政治决定一切”的现实主义者。与1914年一样，列宁在1922年的论述显然也是为了指导行动，虽然当时他用了“无能为力”这个词。列宁写到，“也许，最正确的做法是首先最严厉地驳斥”考茨基和其他改良主义政客在战前宣称的“我们将用罢工或革命来回应战争”。列宁对于左翼的无能为力的考察不应该视作在事实面前退缩的宿命论借口，而是应该看做对那些用激进言辞掩盖消极本质的政客的假左翼做派的批判。他强调，战争一旦爆发，革命社会主义者就无法终止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无事可干了。无论是1914年还是1922年，列宁都努力在对局势进行具体分析之后，最大限度地进行左翼的活动。两次行动都表明他在注重政治的同时，如何不会陷入自发论。而且他还坚定地“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前进后退，新的问题[迫使他]即便情况最危急的时候下也要退回来、从理论上重新评估局势”。
这说明，像卡拉汉那样，宣称德国社民党在1914年投票支持战争债券不能被视为背叛行径，太过简单草率，因为其他事情表明，“国际确实有能力阻止战争”。卡拉汉的论述忽略了这一事实：在左翼投票支持战争债券和阻止战争之间存在着很多可能性。内申正确地指出：“这不是阻止战争的失败，而是没有能力组织抵抗，这标志着国际的破产。”通过在1914年指斥“背叛”，列宁能够专注于左翼能够做的、以便能够在夺取政权的机会来临之前形成自身影响的小事，——这包括在理论和政治上划清界限，与旧的国际领导层决裂。类似于此，他在1922年宣称“无能为力”，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于能够做的事情而不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正是自己工作的这种冷静的焦点使列宁区别于第二国际内的其他人物，并在第二国际破产后建立的共产国际中扮演中枢角色。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一战末的革命浪潮中。尽管在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以“列宁主义”的名义被阉割了。但在1920年代早期的短暂时期内，共产国际开始断断续续地实现列宁的计划：将欧洲各国最激进的力量和国际工人运动组织成为一股干涉主义的运动，并通过使阶级斗争独立于改良主义（同时不走向宗派主义）来领导阶级斗争。这是列宁的遗产，并且在第二国际崩溃一个世纪后值得重新回味。
原文由大量脚注，但由于均是注释相应引文来源，不影响文章内容的理解，故未加翻译。
- 原文地址：http://www.isj.org.uk/www.isj.org.uk/index87db.html?id=992&issue=143
- 原文标题：The great schism: socialism and war in 1914
- 作者：保罗·布莱克利奇〔Paul Blackledge〕
- 译者：sovietlij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