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位女大学生
我出生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庭，属于许多人愿意津津乐道的所谓中产阶层吧。一直属于“好学生”、“老师的好帮手”。在我对于社会的印象里，快乐是常态、弱肉强食是天然法则。上小学时候我给“市长热线”打过电话，批评马路中央的绿化带设置不合理，心里尽是自豪；初中时整天听到“下岗”一词，只觉得那些“下岗工人”尽是些没能力、没水平、吃大锅饭的懒惰家伙；曾看见市政府路边坐着一个上访者，看稀奇般打量他也就算完事；当然，我对“弱势群体”也充满“怜悯之情”，曾经朝殴打小贩的城管大喊“你们这帮没有人性的！”然后骑车飞快离去。不过，我总认为我们学生和农民工是有天大差别的，他们没文化、又不爱干净，并对他们上房顶讨薪的“出格”举动很不理解——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
小学升初中，凭借家里的经济能力我避免划片进入一所民办中学，学费是普通中学的四五倍。初升高中的时候，儿时的不少同伴因为在普通中学被老师半强制地“劝入”职校。我的概念里只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考上的高中是省里直属的，坐落于市郊的所谓大学城，至少我年级里的不少同学是关门读书、不闻窗外的，大家最关心的是超女、时尚杂志，关心国家大事也是为了高考做准备。这所学校原来是周总理“为共和国培养外交人才”而设立的，但“为祖国而学习，为未来做准备”的校训逐年淡化，学费高到普通高中的四五倍之多，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子女不再有平等机会入学——顺便说一句，我前不久刚听说它也要改制了。
因为仗着自己从小喜欢多读点书，所以带着一颗小愤青的心态在大学面对新的环境。精英这个词现在我听来是无比的刺耳和愤怒，但在当时我是乐于接受的。自以为对很多东西都看得很透，但又保持自己理想主义的情结。直到半年后囫囵吞枣地学了些关于国情的现实、历史材料，又似懂非懂地读了半篇毛主席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暑假里出去假期实践。在南街村，我找到了“世外桃源”，但也对它的一些工厂的不盈利充满着眼光狭隘的担忧。而在郑州，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国企改制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地方政府居然是这样的行径！老工人们的处境竟然到了这么悲惨的程度！生产经营良好的国企被政府官员和厂长掏空、吃空、卖空，从利税过亿改制到刚过千万还号称什么“龙头企业”！建国后工人们用自己攒下钱买来一砖一瓦，亲手从“草比人高、兔子比人多”的荒坟堆建起一家家集体企业，热火朝天地干社会主义，卑鄙无耻的厂长在九十年代初还向工人们宣布：“这个厂就是停工不干也够你们吃喝十年！”转身把厂子贡献给上级领导、塞进自己腰包。老工人连比带划痛心地和我说：“他们（资本家）找来消防员，就是这么干的！咵！一下，咵！一下，就把厂子的大门弄开了！国有资产流失、工人阶级主人地位被打掉、这是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而工人们为了护厂、为了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同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竟都被打上“地方黑恶势力”的罪名！……当然，当时的感受也是多种滋味交织的。一方面我带着同情的眼光了解他们的处境，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钱都掏出来、恨不得“帮”他们去打电话揭发那些混账干部；一方面，我也时而觉得工人不觉悟：有些工人怎么连话也说不完整、怎么只“局限地”搞经济斗争？
回到家，我激烈地向父母大骂改革、大骂这万恶的制度，父母说我是“极左”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落后的、世故的。我向朋友们讲述工人的生活多么悲惨、地方官员的行径多么发指时，有朋友指出：是工人自己没能力、没有水平、国有企业养懒汉。我突然发现，这些都是我以前的观点，我想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发现自己说不上来，我既不能说出共产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又不能反驳他们关于工人的局限的说法。我遭遇到纯粹的同情和理性认识之间的矛盾，我意识到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辩论这种充满精英主义观念的想法同踏踏实实认识事物本质、实事求是之间的矛盾，我开始注意到我究竟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这样的问题。
之后我开始自觉地学习大量原著、查看网上关于共和国历史的各种材料文章。通过对《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学习，重新认识了什么是阶级、是么是国家、什么是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些，在过去的中学课本中只是枯燥、甚至错误的教条。通过进一步和工人接触，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说的关于“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的深刻含义。寒假里我曾住在一位工人家里，数九寒天没有空调、没有暖气，除了土制的烤炉外的一切都是冰冷的，晚上阿姨让我睡在他们女儿的房间、还给了我一只热水袋，可是每天早晨我都是被冻醒的！我每天早上醒后想的第一件事都是“我怎么在这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在那几天里，我深刻反思了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究竟是要为青年的热情、小资的冲动而奋斗并仅仅停止于此，还是应该把我的态度、我的认识向前推去？！我究竟应该是一名激进的、由于个人的意气而激动的同情者，还是热情又不缺乏实事求是、真正和劳动无产阶级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我回想自己，面对工人的哭诉常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认为他们“局限”的“优越”眼光，而阅读《那儿》时倒哭得痛彻心扉，从文学上才能更深地体会到工人阶级的痛，可能更说明的是我自己的局限、没有认识清楚、没有摆正确自己的位子。我不断认识到，要站到工人的现实处境、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实在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对工人阶级来说，对生活困难的克服决不在他们话下，这恰恰是我们知识分子容易闹情绪、嗷嗷叫的地方；而老工人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斗争水平，更是我应该去学习、认识的。作为一个学生，我需要被改造的地方还太多太多。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信夫！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知识分子不认识到自己只是或生长在革命的劳动者身上、或依附于资本的“毛”、不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永远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违背历史的潮流而动。我愿意成为一名革命的青年，我正在努力前进。（2009年3月）
（本文选自全国青年“聚焦工农”征文活动评审稿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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