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1月号刊登了美国著名左翼学者威廉·K．塔布题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四大危机》的文章，认为金融危机、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和资源、生态危机对战后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构成巨大挑战，这四大挑战将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版图激剧重组。文章内容如下。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的第一个危机是金融体系的动荡，这已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并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危机正加深着人们对英美主流经济体系的不信任。
第二个危机是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的危机，由于奉行优先以战争改变他国的制度，并且国际金融和贸易制度（即我们所知的“华盛顿共识”）越来越受到有效的抵制，致使帝国主义已不被信任。由于新自由主义难以估量的危害，并且它还继续为害，因此，它在意识形态上已处于守势。第三个危机是，在原先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区，出现了新的权力中心，新中心释放出的力量，为那些希望与美国断绝关系的国家施展策略提供了空间。第四个危机关乎资源的利用、生活必需品的不公平分配以及难以持续的增长模式。
第一大危机：金融化和金融危机
目前的金融危机将导致多大损失仍有待考察，但它的危害已经极其广泛。在体制危机的层面上，重要的问题不是经济上要付出代价，以及挽救它要怎样依赖纳税人来紧急救市，而是金融资本主义本身能否继续存在。《金融时报》的资深经济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写道，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每月评论》的编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金融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一个新“垄断—金融资本时期”。金融资本以一种新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占有了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不但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是这样，在边缘地带也是如此。
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是3000亿美元，而国内所有非金融行业创造的利润是5340亿美元，也就是说，金融行业创造了所有国内企业利润的大约40％。在四十年前，它们所创造的利润不到所有国内企业利润的2％，这极为明显地表明了美国政治经济中金融化的增长。这种增长既是经济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因为金融部门已经取得了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操控，实际上也取得了指挥债务人、弱势公司和政府的权力。由于它的权力增长，它可以要求在更大程度上不受管制，从而使得它进一步膨胀，并危及更大的经济系统的稳定性。
金融体系似乎已产生了一种新的、魔术般的“货币一货币”循环，在此循环中，仅用货币本身就能制造出货币来，而无需实际生产的介入。人们认为积累的新秘密是杠杆作用和风险管理，这允许人们购买有望获得高回报的资产，即使他们要承担更高的风险，并且举债的数目是投资者所拥有的资产的许多倍——也许是十倍、二十倍、三十倍，在某些情况下会达到一百倍。在如此高的杠杆作用下，即使是价格的微小上升，也能让最初的投资得到巨大的利润回报。考虑到市场是全球性的，货币可能以日元的形式以低利率被贷出，并被投资于高回报的美国金融资产、垃圾债券以及各种形式的衍生物。
只要资产的价格上升，不管它是以债务抵押债券形式存在的大批量的抵押品，还是更加奇异的物品，投资者都能赚很多钱。这刺激了其他人如法炮制，并竞相提高购买资产的价格。这些资产价格的上升又使得更大规模的借款购买成为可能，由此进一步提高了竞价，这就产生出了快速膨胀的生产泡沫，而这些泡沫最终是会爆裂的。作为一种积累战略，金融化不但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带来严峻的危机，而且使美国处于和那些欠了外债的穷国相似的位置——它的货币贬值，它的贸易政策向精英倾斜，它的政府要求一些纳税人出更多的钱以使金融系统进行资本重组，同时却向富人和公司实行更多的减税。
在大多数讨论中，债务抵押债券都被当成是极为有害的，但金融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债务本身的增长：包括政府债务（很多政府债务是军事开支、减税和其他“刺激” 公司和富人的措施的结果）、各种消费债务和公司债务。债务的激增激励了一种具有强烈停滞倾向的经济。阶级社会的不合理性在于，公司积累的利润不会再投资于人民和社会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上，因为产业阶级的购买力是有限的，而且公司中的富人不会向政府部门付税，以便后者能够提供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中，生产过剩与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是这个体系的特征，资本利用它的阶级力量，并挑动工人阶级互相反对，其结果就是处处都给了工人压力，迫使他们接受更低的报酬。由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不能在生产领域找到出路，就涌入了金融投机领域，在那里，它被吸进投机的泡沫中，这些泡沫终将破裂，并在整个经济领域中造成混乱和痛苦。
除了这些普遍趋势，还有金融化和正在加深的不平等以及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民众的财产逐渐减少，这是因为基础产品——家庭取暖用油、汽油、卫生保健和食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在美国这个股东资本主义的胜利被极端化的地方（股东资本主义与“利益相关者的资本主义”相反，在后者中，工人、社区和公众也被认为是利益团体，他们的观点和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应当予以考虑的），工人受到最大限度的压榨。
在布什任总统期间，美国在五个制造业领域中丧失了第一的位置。工资被压低了，退休金福利减少了，卫生保健的负担被转嫁给了工人和他们的家庭，雇员被迫从事兼职工作，他们作为“临时工” 而被雇用和解雇，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是为了实现利润目标，并且为公司所背负的巨大债务融资，这些债务是由于广泛存在的借贷以从事金融收购业务而产生的。更多的人从事兼职工作或作为临时工，对他们孩子的未来感到悲观。他们认为他们的政府被公司和富人们控制了。
大众中广泛存在的悲观主义被证明是对的。因为三个相互影响的趋势使得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前景黯淡，第一个趋势是生产和服务的持续全球化，并转向低工资地区。技术含量少的工作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小的成本完成。而且，无论教育程度多高，也不能保证工作机会不外流到印度、中国、东欧和其他地区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手中。第二，技术增加了每个工人的产出，意味着每个工人能生产得更多，当对产出的需要不能和他们的生产率增长得一样快时，需要的工人数就会更少。我们可以在汽车和钢铁等基础工业中发现这种趋势，这些产业从前雇用的工人远比现在为多。第三，就业人数增加的行业大部分是低工资的、没有工会组织的单调乏味的低薪工作。而且，对工会不留情的攻击（源于罗纳德·里根破坏空中交通管理人员工会）为使用替代工人以破坏罢工开创了先例，更不要说企业主还有解雇工人的能力了——这是由于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对此漠不关心导致的。
英美的金融专门知识被认为能保证经济的持续繁荣。资本在各自的国家中率先经历了金融化的成长后，还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中介，通过大量的借债，将它的金融制度和规则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资本正在将金融业务推进到所谓的新兴市场。讽刺的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华尔街的灾难，以及国外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投资者不得不拯救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的支柱。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的发展现象呢？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答案和任何其他的经济问题一样，是因为一小撮精英以多数人为代价实现他们的利益。解决的办法不是如何让他们继续这样做，而是如何利用社会管理，使他们不这样做。
问题是，这些现象的反对者（在美国是民主党，在欧洲是社会民主党，以及各地都存在的第三条道路的奉行者），在本质上都接受了资本的权力，丧失了对工人的尊重，所以，如果工人想捍卫自己的利益，改变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使他们在将来只可能受到进一步的剥削），他们就必须通过建立反资本主义的政党自我组织起来。在德国的左翼党（比社会民主党左得多的政党）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政党的一个成功范例，它正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种力量。本文后面会提到，在拉美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灾害持续最久的大洲，大众支持许多左翼政党，它们有望在某种程度上断绝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第二大危机：美利坚帝国正在丧失霸权
美利坚帝国最近已经历了两大失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 受到怀疑，以及对华盛顿傲慢的军国主义所带来的令人震惊的、恐怖的暴力行为的强烈反感。我认为，对为所欲为的霸权主义和那些自认为他们有能力单方面主宰世界的统治阶级来说，这种日益增长的谴责应当被列为一种危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败后，以布什为首的傲慢的新保守派已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他们的战争和征服计划已受到质疑，也许现在会被大多数美国人所拒绝。
这个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派系将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视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另一派系则威胁说要采取军事行动来重塑和强行实施美国的霸权。美国统治阶级总是两种战略双管齐下，但二者之间的平衡则视国际和国内政治的状况而定。统治阶级中的这两个主要的思想派别可以从最近的两位总统当政期间最强有力的内阁人物和政策中得到体现。比尔·克林顿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是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布什任内，最强有力的人物则是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当然，政府中的主导人物是副总统切尼，他对帝国的总统和一小撮精英的利益无比忠诚，准备使用一切必要的方式来威胁或毁灭国内外的反对者。对克林顿来说，尽管美国显示力量和使用暴力是重要的，但传播“华盛顿共识”的关键是外交政策。在布什统治下，外交政策变成了打击和威慑。今天，两种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极其不成功。“华盛顿共识” 未能带来发展，这已被广泛认同，尽管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它被强加给许多国家，现在它却在世界范围内被有效地抵制。另外，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政策没有造成破坏，并且不会继续造成严重破坏。
让我先简要评论一下美国的军国主义，然后再更全面地评论“华盛顿共识”的破产。美国人被谎言拖进了伊拉克战争，现在不再相信对伊拉克的攻击是件好事情。现在出现了一种认识，即美国不但输掉了伊拉克，而且阿富汗的状况进一步表明，美国无力实施占领和强制性改变制度以及加强帝国主义的稳定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冒险主义正在搞垮这个国家，而与此同时，需要充足开支的国内急务，如卫生医疗和就业问题，必须被摆在优先位置，这个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内部挑战美帝国主义。
很多美国人可能仍然支持对国家力量的迷信，因为美国还可以轻易战胜虚弱的“敌人”。但是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挥之不去的和代价高昂的不幸。很多人对“任务完成”这一字谜游戏的反应已经从不安转变到愤恨，即憎恨那些把他们当作愚民而随意操纵的人。美国在伊拉克的帝国主义野心已经导致了民众的反对，不但在国外如此，在国内这种反对之声也日益高涨。在全球范围内，这种主张已经完全失去了人们的信任。美国的信誉度和霸权的衰退是世界体系新现象当中的一个主要方面。
在去年东亚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有两点被广泛提及。第一点是，人们认识到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会导致不稳定性，而不会使经济发展。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也得出了这个结论，由IMF的首席经济学家共同执笔的一篇论文总结说，如果考虑到另外一些因素，那么人们就难以在金融整合与经济增长间确立令人信服的联系。资本突然停止流入可能会导致灾难。第二点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和华尔街的利益推动了有害于债务国的政策，而金融家则从金融自由化中获利。现在，并不是只有激进的左翼才持这一观点。
在被迫接受“华盛顿共识” 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中，出现了“通过强占进行积累”的过程，这是大卫·哈维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工人被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和权利。哈维所想到的是水、医疗和教育等曾经或应当被共同享有的物品的私有化。在私有市场中，这些物品的销售剥夺了那些无力负担的人的权利（他们本该有享用这些物品的权利）。这个词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后果而出现的。在将公共物品私有化的过程中，全球的国有经济管理机构强行实行结构调整计划，设立约束条件，通过债务剥夺人民，并放弃公共利益，将当地经济自由化以满足外国投资者和本国精英的利益。
当美国于2007年陷入麻烦之时，华盛顿开始救助金融机构，而不是使用它所提倡的并使用在其他国家身上的猛药。相反，它降低了利率，并对那些应当对此次危机负责的人提供担保。几十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谴责第三世界的不完善的银行结构和业务以及它们那种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也暴露出了它的无能为力。银行风险评估模式所谓的精确性被证明不过是梦呓。这种不诚实在次贷市场上表现得比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广泛，美国财政部试图组织卡特尔以阻止这一进程，以支撑房地产市场，并拯救抵押债务机构，使其免于崩溃，而不是让金融资产的价值在透明的市场中找到它的平衡。这其中很多措施与财政部推荐给其他国家的作法是不同的。就像马丁·沃尔夫所写的：“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将听到美国官员一本正经地宣讲自由的金融市场的美德了。” 当然，像南非这样的国家将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得到姆贝基政府的拥护，然而，美国政府自己却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
在外交前线，也存在着扩大G8的建议，《金融时报》的首席政治评论家菲利浦·斯蒂芬建议吸收IBSA（印度、巴西和南非）国家，加上墨西哥和中国，使G8扩大到13国。根据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所说的，之所以有这种扩大的想法，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在转变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许，随着所有权在全球范围的相互渗透（最突出的例子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的相互渗透，但更常见的是通过世界规模的所有权的多样化和精英问的相互影响不断增加），世界经济的重组正在产生一种更加有包容性的、超越国界的资产阶级。
同时，对国内外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以及资本的专横的不满，已经创造出了要求根本改变的局部性运动，人们还意识到，通过世界社会论坛这样一些组织，另一种世界也是可能的。在当前危机时期，有人预测，南方国家政府很可能都会和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共命运，这使得它们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民众压力。
在拉丁美洲，经历了多个军政府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统治时期之后，在巴两领导下的共同市场协议已经对美国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企图构成了挑战。如果看成一个单一市场的话，拉美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拥有2.6亿人口和超过40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它代表着一种强大的发展趋势。
美洲玻利瓦尔替代发展计划(ALBA)更为激进，它不但提倡地区性的团结，而且要求在社会主义目标和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变革。2007年。共同市场协议国家和ALBA国家创建了南方银行，以便为替代性发展提供金融工具。它以团结为前提，完全拒绝华盛顿的思想和控制。一些成员国还退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南方银行按一国一票原则进行运作，并且，它建立在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的基础上，赞成合作与集体所有权，对公有和社会性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它预计将拥有70亿美元资本，它是对美国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的美洲国际银行的严重挑战。
随着左翼政府在这一地区上台执政，这种变化愈加明显。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未偿贷款中，南美洲占80％。今天，这一地区只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贷款的1％不到。除南方银行外，还有人谈到要建立一种地区性的货币体系，以便双边贸易能用国内货币来结算，它的最终目标是在南美创立一种共同货币。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和其他替代性权力中心的力量的增加——无论是左翼国家还是民族发展优先主义的右翼国家，都在重塑全球的政治经济。美元地位的极大削弱也是很重要的——它从前的坚挺既是美国力量的结果，又是美国力量的来源。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夏尔·戴高乐曾经说过的美国“过分的权力” 的丧失，这种权力来源于它是国际货币发行者这一身份。乔治·索罗斯在2008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从根本上讲，为期六十年的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持续的信贷膨胀已经结束了。” 美国所享有的能用本国货币进行贷款的优越地位，已经由于过多发行货币、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国持有美元的增加而削弱。这种状况驱使美联储通过发行货币和降低利率以延缓金融崩溃，美联储的这种做法使得美元进一步贬值，并且鼓励着人们进一步抛售美元。
当然，各地的经济形势都在恶化。在写作本文之时，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能源经济体”也陷入重大危机。美元的重新坚挺可能是其他各国问题更大的反映，而非美国经济复苏的反映。
第三大危机：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
让我以更广泛的视野，转入非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角色兴起这一世界历史现象。2006年，新兴市场国家第一次占据了全球产出的50％以上。如果它们继续以这种速度成长，可以预见，本世纪中期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我预料，它们的兴起将与19世纪末德国、俄国和日本的兴起一样意义非凡。2006年由普华永道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到2050年中国经济按美元计算差不多会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印度将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一年后，高盛的研究者预言，中国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而印度经济将在2050年之前超过美国。投资银行家们预言巴西的经济规模到2050年将与日本一样大，而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经济将超过英国和德国。
普华永道的研究者预测“E7”（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将比目前的G7高出25％，并将驱动全球经济的增长。无论我们如何设想这一预测的细节，毫无疑问，世界民族国家的经济地位的重大变化即将到来。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这些新经济体所起的作用将更为显著。
中国的重要性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它已在世界的很多地区取得进展。举例说来，胡锦涛在最近与48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所举行的峰会中，保证要加倍援助这个大洲，取消33个国家的债务，并提供50亿美元的特惠贷款。中国国家主席还访问了拉丁美洲，这个洲正日益将它的贸易转向亚洲。亚洲的其他发展，比如，由这个地区的财政部长提出的创建一种共同货币的动议，也对美元有着重要影响。
最近《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亚洲北部正在变化之中，在经历了美国六十年的优势地位后，这一地区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改变。美国处于相对衰落中，中国的地位在上升，日本和韩国则变化未定。” 这种情况对华盛顿而言意义深远。建立在尊重主权和经济互利基础上的“北京共识”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它是通过巡航导弹和经济威胁扩展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方案。
问题的关键不是新兴国家是否在进步，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给另一些国家提供某种机会，在美国的霸权地位稳定之时，它们并没有这种机会。科恩·哈利南所说的“权宜的合作”正在出现。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合作的趋势如果成熟了，将从华盛顿那里实现全球实力的转移。俄罗斯正在向印度和中国出售先进的军事系统，并在能源领域进行合作。丹尼尔·德雷纳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出版物《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种“可疑者的合作”，这包括从阿根廷、巴基斯坦到尼日利亚这些国家，以及反美主义的不结盟运动的复活，这种运动现在再次变得引人注目。因此，我们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对进步中的国家来说，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施展策略。
中国和印度获得能源的需求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议题，这一组织是2001年成立的，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各“斯坦” 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已加入了这一组织，伊朗、巴基斯坦、蒙古和阿富汗已成为观察员国（美国被断然拒绝了观察员的位置）。上海合作组织已宣布美国应当离开中东，并且它正在成为北约的反对者。尽管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全球施展策略时尽量左右逢源，但它已向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了几百亿美元。这些由对能源的需要而催生出的行动，影响了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并影响了美国在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基地的未来。中国不出几年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它正在全球范围内极为积极地寻找能源供应地，实际上也在寻找其他商品的供应地。
新的“七姐妹” 也出现了，这个词是恩里克·马泰的创造，用来指“一战”后控制中东石油的七家英美石油公司。今天，它不再指埃克森石油公司、英荷壳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了。它指的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这七大生产产商。当这些国有公司压制英美的公司，迫使它们做出更多让步时，资源民族主义很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新七姐妹”的政治状况当然各不相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在其中是最有势力的。委内瑞拉的石油被查韦斯政权所控制，这个政权试图引导国家迈向21世纪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新兴国有化也是如此。普京接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象征着俄国熊的苏醒。
第四大危机：资源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的、也许是最重大的危机是关键性资源如石油、食物和水的利用和分配。人类生活的可持续性是完全不会与本质上是浪费性的资本主义增长方式相一致的。
国际能源组织的刊物《世界能源》告诉我们，203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量将比2005年增加50％（在经过了使用效率的改善后），而几乎有四分之三的增长需求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占需求增加量的45％。在2015年后，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的排放量则占世界的第三位（另一些研究则显示中国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了〕。
这里有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和其他富国应当负担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更多成本。第二个就是，必须要有一种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它以关心生态和社会正义为前提，这种模式必须在国际组织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现在这些国际组织似乎认为惟一重要的事是恐怖主义。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正享受着一种能源浪费型的生活方式。当对这种消费方式感兴趣的成员增长时，这个星球上的问题就会增加。美国梦将变得更加昂贵，最后变得不可持续。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能被广泛采用。
今天，世界人口死亡数的四分之一与环境问题有着某种联系，绝大多数牺牲者是穷人，他们已经由于营养不良和缺少医疗条件而变得虚弱。如果食品价格继续上涨，营养不良将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有75％的穷人是农村人，他们绝大多数以农业为生。他们由于谋生不易，就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十亿人现在生活在这些正在扩大的城市中的贫民窟里。在那里他们四处谋生，或成为街头的小贩，在边缘挣扎着。农学家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土壤、水和气候资源都能为人们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之有充足的饮食。然而，这需要充分的土地改革，以及技术和财政支持。在很少的地方，这种政策才得以实行。据说有将近一半的人受到粮食危机的影响。
一个更加有希望的方面是，我们正在看到有些国家拒绝了不向农业提供补助的主张，这种主张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马拉维有许多年都在饥饿的边缘徘徊，在2005年灾难性的玉米歉收后，1300万人中有500万需要紧急食物援助，它决定向它的贫穷农民提供补助，由于它对农民的帮助，很快就有数十万吨玉米出口，产量有了迅速增长。美国在宣称坚持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同时，却向这些国家倾销免税和低价农产品，从而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竞争能力。
用玉米制造乙醇和用大豆制造内燃机燃料正在日益增加。大量新富裕起来的人消费肉食的欲望也在增加。因此，谷物越来越多地用于喂养牲畜而不是给人食用。《经济学家》杂志所计算的食品价格指数在2007年上涨了30％，并在2008年还将大幅上涨。谷物价格正以每年80％—90％的速度上涨。这已经引起了穷人们的抗议。
同时，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被称作“美国餐”的精白面粉、玉米甜味剂和以谷物饲养的动物脂肪正在取代传统饮食。这些食物使人发胖，并且由于传统食品中的复合营养被取代，如糖尿病一类的疾病也增加了。不受控制的追求利润的欲望正摧毁着健康，并使得医疗成本急剧上升，并且这种欲望正用劣质和不健康食品毒害着它的顾客。这些危机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由于这个体系中资本家的“正常”行为所导致的，这个体系允许不顾一切代价谋求利润。大众媒体和政治体系始终竭力避免使公众了解这些体系给全球人类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 作者：[美] 威廉·K.塔布
- 翻译：唐科
- 来源：环球视野
